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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性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范式之维
作者:盛跃明 郑大俊      来源:《东南学术》(福州)2014年1期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2014-07-07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作为质的规定性,现代性已成为转型社会不可回避的历史逻辑与文化语境。于社会论之,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运行方式和制度安排;于个体论之,现代性是现代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气质。现代文化的现实境遇、应然状态和理论范式只有和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恰当的定位和诠释。在现代文化辩证运动的过程中,经济与政治结构的现代性是文化变迁的前提预设,是现代性转型的动力机制;社会心理和思想结构的现代性离不开意识形态教化的现代转向,它成为现代性转型的价值诉求;现代性的知识形态具有方法论意义,并有成为文化转型理论范式的可能。作为方法论的知识形态现代性,它为文化和观念的转型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实践化路径。当然,范式的建构是一项巨大的理论工程,从理论预设、逻辑思路到实践路径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论如何,现代性终将与文化发展一道,大踏步前行。
关键词:现代性;文化辩证运动;理论范式

  作为质的规定性,现代性已成为转型社会不可回避的历史逻辑与文化语境。现代文化的现实境遇、应然状态和理论范式只有和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恰当的定位和诠释。有学者曾对社会全方位秩序转型作如下区分:一是政治经济制度变迁;二是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三是知识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1]。基于此,现代文化辩证运动的图景展示如下:政治经济制度的现代化是现实背景,用于说明文化转型的动力机制;现代性的观念结构是目标指向,用于说明文化转型的价值诉求;现代性的知识理念体系是方法论,用于说明文化转型的理论范式。

  一、现代性的历史证成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各个学科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现代性”所卷入,理论纷繁杂芜,结论也各有侧重。作为一种学术现象,现代性自有其生成和演化的内在规律。大致而言,现代性经历了自我确证、自我批判、自我完善的道路,这符合社会发展和认识发展的规律,也已为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思想史所初步证明。

  黑格尔将现代性要求确证自己的问题作为哲学问题乃至哲学的基本问题[2]加以探讨,发现了作为现代世界根本原则的主体性。主体性原则衍生出“理性”和“自由”两大次生原则,前者包括真理、科学、合理性等范畴,后者体现为权利、民主、平等等范畴。理性的实现不仅仅是康德所说的要去除人们自己加之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更可泛指韦伯所指的社会的全面理性化进程。对于自由,柯耶夫认为,现代性的道德正当性就在于一切被奴役的人争取自我解放[3]。自由必然地表现为现代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由此形成了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市场经济。马克思则坚持从社会物质生活中寻找现代性的动因和深层根源。沿着亚当·斯密“市场社会”和黑格尔“市民社会”的分析路径,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在构建现代社会中的伟大作用:资本通过创造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克服了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了旧的生活方式的状况,克服了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4]等等。有学者曾就现代性生成的逻辑作过系统表述:资本为了摆脱宗教和封建制度的束缚,必然要确立理性、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然后,以冲破思想牢笼为先导,提出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主张;再然后,确立适应资本发展的市场原则,实现经济上的自由、平等;最后,调整相关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建立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5]。在凸显个性和资本全球化的今天,主体性和资本逻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规定和现代人不可规避的生存处境,社会的时代精神和人们的现代意识无不受到主体性原则和资本扩张本性的影响。

  现代性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是一对孪生兄弟,马克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6]现代性的危机首先是主体性的危机,根源于现代人的普遍异化。在黑格尔那里,现代世界是一个进步与异化共存的世界。马克思发现了“劳动异化”和“商品拜物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资本被人们奉为神秘的异己力量加以崇拜。韦伯则认为,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成就了一个自主的非人格化的领域,导致了意义和自由的丧失,表现出“技术系统的现代性同人的解放的现代性的悖论”[7]。卢卡奇吸收了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并以“物化”为逻辑起点,发展出了现代性批判的“西马”传统。其后,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了启蒙精神已退化为新的神话,正如戈雅名画“怪诞43号”所呈现的“理性梦中生恶魔”意象;两人还认为,在文化工业背景之下,大众文化日益商品化、齐一化和意识形态化,消解了人们的精神自由和思想超越维度。马尔库塞向我们描述了一个由技术理性统治的现代世界,这些甘愿纳入现存体系的现代人成为了单向度社会中的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则在对晚期资本主义批判中发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彰显的批判精神和开启的批判视角,有助于我们洞彻现代社会的诸种问题并加以规避。

  只要现代化仍在路上,反现代性并不现实,而所谓的后现代性也只是重写现代性的另一种尝试。我们需要现代性,而不是排斥它,即便是批判它,也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它。我们要做的是正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完成现代性的内在超越。现代社会的理性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一种新的理性——交往理性将取代工具理性继续发挥理性在现代性中的基础性作用。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扭曲了生活世界的整合能力,需要交往理性去重建文化认同,通过价值理性的恢复完成生活世界的去殖民化。作为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完善中的社会主义依然并仍将长期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因此需要通过“驯服资本”来超越这种逻辑:一是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超越资本逻辑控制的精神文化建制;二是形成契合扬弃私有财产和实现人性复归价值导向的政治法律建制[8]。吉登斯借助“反思→自反”的社会问题诊断范式[9]构筑起反思性现代化的理论,他将由反思调动起来的有道德的生活秩序称之为“生活政治”。文化工业将启蒙现代性对审美现代性的对立推向极致,现代人迫切需要重塑感性至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派向往的“审美的乌托邦”,还是居伊·德波的“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都是试图走出现代性危机的尝试。随着后工业社会闲暇时间的延长,人性的优雅和思想的自由必将开垦出一片属于现代人的“诗意栖居地”。

  二、现代性动力机制之维:社会整体现代性的共生与互动

  首先我们需要考察现代文明所处的时代坐标,从而厘清现代社会转型的背景和动力机制,这是现代文化发展的起点问题和此岸问题。如果找一个定语修饰现代社会,“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一是“全球社会”。资本扩张使得全球化成为不可扭转的历史进程,住在地球上的人类不得不走向世界社会。“跨越时空的社会关系的联合乃至全球体系”[10]使得社会生活不断打破传统的束缚,成为现代性的重要动力。在重建“通天塔”的事业中,经济全球化向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纵深推进,改变着全球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而全球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张力更是影响着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走向。其二是“市场社会”。市场化引发了社会的全方位的变革。市场经济派生出平等、民主、效率、竞争、合作、诚信等现代观念,然而市场的悖论也无处不在:市场的扩张性可能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市场的个体性可能引发极端个人主义,滋生无政府主义;市场的逐利性可能演化为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市场化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道德底线和文化支撑,譬如在市场化的后期,资本家只能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其三是“网络社会”。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网络社会已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现代人正处在一个“无所不在又无所存在”的时代,体验着流行的数字化生存方式。在这不受场所限制的虚拟世界中,符号语言替代了事物本身,人的平等性达到最大限度、人的自由个性空前膨胀,现实的公共生活被弱化。网络成为了意识形态争夺的新战场,主流文化、亚文化、反文化各自抢夺阵地和信徒,引发了思想文化传播的革命。其四是“消费社会”。随着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变,物质消费主义充斥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将人类引向歧途。在此背景下,注重精神生活品质的非消费哲学、简朴生活方式、绿色消费主义应运而生。这是一个物质富裕的时代,但精神并不富有。我们需要超越肉体的狂欢时代,进入精神狂欢的时代。

  当我们梳理下来,发现现代社会精神层面的规定性往往孕育在这所有关于现代社会的定语集的胎胞里。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生产方式、生存关系的现代性决定社会体验、社会意识、社会方方面面的现代性。社会存在的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基础层面;意识内容、意识对象、意识主体与意识方法的现代性,是现代性的超越层面”[11]。当社会存在的现代性日益清晰的时候,观念层面的现代性却没有跟上,这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马克思认为,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2]。现代人思想观念的变迁脱离不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决定和制约着现代观念生成所依赖的物质条件和它对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适应程度,而作为生产力渗透性要素的教育更是在其中起着突出作用。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规范着人们思想观念的阶级属性、基本导向和内容选择。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固然是第一生产力,但科学技术不能解决精神文化领域中的道德滑坡、信仰危机、人性异化、精神动力问题,这些都得求助于观念上层建筑。每当历史重大转折的时期,文化运动总是表现得非常活跃,而每一个现代性事件又必然会唤起人们对文化传承、发展和弘扬的时代性思考。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全面生产理论可以作为分析社会变迁动力机制的基础。俞吾金认为,“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构成基础层面,社会关系的生产构成中介层面,精神生产构成最高层面”[13]。社会变迁的分析首先要有“总体作用”的视角,因为历史是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次要有“阶段主导”的视角,在某一历史阶段,某一因素会跃居到主导地位,对其他因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再次要有“物质生产决定”的视角,人的思想动机背后有深刻的经济动因,但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关系发挥着间接的、归根到底的作用[14]。在这样的解释路径中,现代性的精神维度将不再被忽视或遗漏:其一,在“灵魂跟不上时代”的特定阶段,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可能成为社会转型的主导因素;其二,社会意识层面的现代性不能脱离社会存在的现代性,无论是全球社会、市场社会、网络社会还是消费社会,都是观念转型的动力缘由;其三,只有同时具备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现代性,社会现代性才可能完整,而社会也才能进步。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就体现了这样一种逻辑:从思想解放运动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再到民主法治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推进,进而形成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基于五位一体社会建设思路之上的现代性动力系统已初步展现在我们面前:作为经济动因的市场;作为政治动因的民主;作为文化动因的文明;作为社会动因的和谐;以及作为生态动因的可持续发展。

  三、现代性价值诉求之维:作为文化转型外显目标的现代性

  接下来我们要弄清的是文化转型的外显目标及价值诉求,这是现代文化发展的终点问题和彼岸问题。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具有内在的同构性,前者瞄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后者着眼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协同进步。有人区分了两种现代性,一种是飞逝的现代性,这是物质层面的现代性;还有一种是永恒的现代性,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表现为“解放的现代性、实质民主的现代性、人性实现的现代性”[15]。作为心性结构和文化制度的现代性,就是后一种现代性。黑格尔说:“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们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16]构建观念结构的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诉求,我们要将被忽视的现代性精神发掘出来,实现文化契合现代原则的转变。

  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观念现代性的社会形态——社会文化结构(包括意识形态和群体心理)和个体形态——个人思想机制。这两种心性结构互为目标,前者是后者的凝结和升华,后者是前者的分有和贯彻,社会意识形态通过教化可以转化为个人的思想观念,而杰出人物的思想通过示范和引领可以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观念现代性的生成是一种双向运动,每个人都是现代观念的接收器,同时又可成为现代观念的生成器。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区分文化价值理念更新和文化传播机制创新这两种目标,前者表现为民主、法治、自由、权利、公平、平等、竞争等现代原则的与时俱进,后者表现为文化传承和传播模式(如意识形态教化)的质态变迁。现代性作为心性结构,涵盖政治素养、道德意识和公民意识等方面,分别对应着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三个维度的现代化。

  首先,现代政治的构建有赖于现代性的政治教育。金耀基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二个主旋律是政治现代化,即“从君主国家到民主国家”,这实际上是从权威文化向民主文化的转向[17]。阿尔蒙德说:“现代化的这些核心过程——教育和工业化——创造了一种民主的机会”[18]。公民文化作为与民主系统最协调的形式,“是一种建立在沟通和说服基础上的多元文化,它是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的文化,它是允许变革,但必须有节制地进行的文化”[19]。在政治发展相对平静、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的中国,公民文化无疑是适合的而且是可行的。而西方成熟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可以作为建构现代性的政治教育的借镜,当然这些模式和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还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比如说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其次,现代伦理的构建有赖于现代性的道德教育。在价值多元的时代,现代性的道德教育是社会转型的目标之一。对资本主义道德、中国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道德的批判和超越已成为中国道德教育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使命。现代道德教育一方面要以形成独立人格作为它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又不能游离于整个人类发展的逻辑之外,担负着把人推向共在型人格的发展使命[20],这对张力表现为德性自由和现实约束之间的矛盾,进而演化为主体性德育和主导型德育的形态差异。再次,现代公民人格有赖于现代性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发端于古希腊,获得现代意义则是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公民教育是造就自由、独立、平等之人格的教育,面向公共生活、传递公共精神是现代公民教育的内在诉求。与“现代性”相适应,现代公民教育关注的是公民个体权利意识和公民行使权力的能力,而古典意义上的高贵自然与终极目的则遁入了私人领域[21]。公民教育与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各自独立又相互包含,三者之间具有相互支撑的价值。公民教育不仅覆盖了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部分,还包括其他一些为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作准备的教育。当前中国的公民教育更多地表现为公民道德教育而不是体现公民性和公共性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它的本义。对于中国而言,为了尽量避免重走西方现代化之路,需要有一个“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文化向度,这个“向度”就是解放全人类,就是超越资本逻辑,这是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终极路向。这不是遥不可及的“彼岸”,因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始终规制着当代中国人的心性结构。社会主义共同价值观传承于中华传统文化并创新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成就了现代文化和现代人格赖以养成的实践形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现代政治教育的价值诉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现代公民教育的价值诉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现代道德教育的价值诉求。

  四、现代性方法论之维:作为文化转型工具的现代性

  现代性不仅是现代社会追求的价值,还是现代生活的体验上升为理性思维的理论总结,即现代性的知识形态。作为方法论工具,现代性理论不仅可以解释自身发展的规律,还可以以此为依托,规划现代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是现代性本体论。作为对现代性本质的追问,本体论关涉现代性的基点、现状及变迁。有学者认为,现代性的发展及现实化过程包含在本体论自我否定的辩证逻辑内[22]。在很大程度上,理性传统占据了现代性的本体论位置,无论是经济理性、科学理性还是以工具理性主导的社会理性化都体现了这一特征。这个传统被审美现代性所诟病,而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史观更是超越了传统本体论哲学。其次是现代性辩证法。这是现代性本体论在历史进程中的具体展现。现代性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辩证否定的过程,现代性对自己的颠覆无处不在,工具理性消解了价值理性,“普世民主”走向了反人民,物质富裕伴随着精神贫困,全球化带来了文化霸权,契约精神疏远了人际关系等等。社会现代化必须应对现代性可能出现的双重性,扬长避短,进而促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现代性的内部自洽和外部均衡,实现社会的总体现代性。第三是现代性认识论。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把握是现代性认识论的主题。在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后,基于语言的交往范式逐渐取代意识哲学范式成为分析工具。在认识的价值关涉方面,要么认为价值与知识和事实不可分离,要么认为价值与知识和事实相互分离,这两种态度直接决定了现代性在何种程度上作为批判理论或科学理论。我们还发现,对现代性的认识既有社会生活和宏大叙事,又有个体行为和人性关照,如马克思、涂尔干对现代性认识是基于社会结构之上的,而韦伯、齐美尔等人对现代性的认识则是基于个体行为之上。因此,对文化的认识既要立足社会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社会转型,更要关注人的现代性和现代化——人格转型。第四是现代性实践论。马克思、涂尔干等在社会层面作出了对于现代性的诊断,无论是政治解放还是社会整合,都是对现代性病症的社会治疗的实践类型;韦伯、齐美尔等则在个体层面做出对现代性的诊断,无论是感性生命还是责任伦理都是对现代性病症的个体治疗的实践类型[23]。帕森斯提出的社会进化模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价值普遍化”,因为新的社会需要新的价值模式,以使社会子系统的多种多样的目标和功能合法化。基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进行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而商谈伦理学开启了社会文化建构的主体间性类型。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培养出国民的全球意识和国际责任,因而发展包括和平教育和跨文化教育在内的全球公民教育刻不容缓。此外,基于审美现代性的理论,现代人格的养成也出现了审美化变革的趋势。

  那么,现代性的理论形态有没有成为文化转型理论范式的可能?库恩指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受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24]。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新问题的不断涌现,范式转换不可避免。现代性具有成为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研究中各种学科范式和学术范式的最大公约数的潜力。分析社会转型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新制度主义范式、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理性主义范式、历史主义范式、后现代主义范式等,都能被“现代性”有效统合。作为横跨众学科的范畴,现代性又符合当代学科交融的发展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是不是可以成为文化转型研究领域的共同承诺呢?社会制度、心性结构、知识理念的现代性分别对应了文化转型的背景动力、方向价值和知行转化问题,初步体现了现代性线索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连贯性,即文化发展“为了现代性、实现现代性、依靠现代性”的内在逻辑。首先,作为背景的社会整体现代性,能够连接起观念现代性和和社会其他方面的现代性,共同支撑起社会转型研究和现代性研究领域开展对话和协同发展的学术平台。其次,作为目标的观念现代性,体现了现代性的价值原则和核心诉求。第三,作为方法论的知识形态现代性,提供了推进文化和观念转型的原则、操作规则和实践化路径。当然,范式的建构是一项巨大的理论工程,从理论预设到逻辑思路,从基本范畴到研究方法,无一不需要进一步地体系化和精致化,而能否有效解决现有问题并被学术体共同接受更是其能否成为范式的关键。我们相信,无论如何,现代性终将大踏步地行进在文化辩证发展的路上。

注释: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2][16][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3][23]王小章:《经典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2页、目录第1-4页。

  [4][德]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89-390页。

  [5]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

  [7]汪民安:《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8]王庆丰:《超越资本逻辑的中国道路》,《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1期。

  [9][13][14]田启波:《吉登斯现代社会变迁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173、175-176页。

  [10][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页。

  [11]陈忠:《“当下即是”与哲学现代性》,赵剑英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15][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何种现代性的终结?》,载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

  (16)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17]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18][20][美]阿尔蒙德:《公民文化》,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448、7页。

  (20)鲁洁:《当代德育基本理论探讨》,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21]李长伟:《古典传统与公民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

  [22]许勇为、金延:《现代性反思的本体论之维》,《思想战线》2010年第6期。

  [2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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