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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历史:谁评价?如何评价?
作者:[澳]尼克·奈特 著 王晓峰 译      来源:《毛泽东研究》(长沙)2015年第1期
网络编辑:菁華 发布时间:2015-08-25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从两位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1917-1935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和斯图尔特·R·施拉姆《对毛泽东的初步重估》一书中提出的理论假设和历史评价来看,长期以来,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显示出极其不愿认真解决遇到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会出现在对毛泽东的分析和阐释中,也会出现在对毛泽东的思想、政治生涯和文字遗产的分析和阐释中,只有植入更多的理论自我意识进入到对毛泽东的研究当中,以对毛泽东做出或者将会做出最终的且不可撤销的评价。
关键词:毛泽东;理论假设;历史评价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做,历史并“不占有巨大财富”,也“没有发动战争”。而进行这一切,占有财富和发动战争的恰恰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如其所示与人分离,而是以人为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自身目的的人的活动。[1]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不应视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所自发的存在,那么就要对历史中的个人做出评价,这个评价不应由历史来做,而是由“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来做。因此,对历史进行否定,就一定要否定对历史中个人为人类所做的贡献做出任何明确的且普遍接受的评价。而历史上的评价来自于历史学家(或者来自于嘲弄历史学家的政客),历史学家的观点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会形成历史阐释的理论框架。这些因素包括时间视角、政治偏见、伦理观念和文化变迁等。历史学家会像非历史学家那样,受社会和时间的影响。因此,历史都是阐释性的,它并不是对过去做出确切的重构,也不是对过去做出明确的评价。正如E.H.卡尔精辟之言,“历史意味着阐释”[2]

  在毛泽东去世后八年中,关于他的职业生涯和思想,国内和西方的舆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了毛泽东的一些错误方面,对毛泽东自中国革命至1949年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做出了肯定的评价。总之,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决议》旨在对毛泽东的思想和事业做出明确的评价。毫无疑问,这份《决议》的内容已经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们的看法和态度,而且这种影响还会持续下去。事实上,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评价以及政治的发展显然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西方对毛泽东的研究观点。这就表明,西方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会受到以上的影响,而且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也会受到类似的影响。不管我们意识到与否,我们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受时间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尽管从政治影响方面,我们做的各种评价没有1981年的《决议》那么权威,但也和《决议》一样很明确。

  如果对毛泽东的评价在受到各种外来因素的影响下得不出一个明确的评价,那么有些学者们会根据他们的理解做各种设想和假设,来支撑和启示自己所进行的阐释。对于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们做出的理论假设,提出的那些问题(或者没提出的那些问题)以及展开的方法技巧都会从他们分析得出的结论产生重大影响。

  以下我将从几个重要的理论方面的实质问题着手进行阐释,这些问题是由两位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一书和斯图尔特·R.施拉姆在《对毛泽东的初步重估》一书中提出的。我的目的是植入更多的自我意识理论进入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中,以对毛泽东做出或者将会做出最终的且不可撤销的评价。长久以来,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显示出极其不愿认真解决遇到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会出现在对毛泽东的分析和阐释中,也会出现在对毛泽东的思想、政治生涯和文字遗产的分析和阐释中。因此,尽管我的批评是以沃马克和施拉姆为例,但也可以看作是对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理论不足的一种整体批评。虽然我对这两卷书进行诸多批评,但我在一开始就限定了我的批评,声明任何对毛泽东思想和政治活动感兴趣的人,上述两卷书都是必不可少的读物。而且这两卷书对毛泽东这位已大量揭露但仍然神秘的历史人物的职业生涯提出了许多启发性的见解,书中也包含了许多未探索的或没有充分探索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假设,值得进一步阐述和讨论。

  一、毛泽东研究中的理论假设

  毛泽东的历史生涯是处在现代史上最动荡的一段时期。此外,他的文学生涯长达近60年,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如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包括400多份公文,现在又出版了《毛泽东集》增补卷);《毛泽东思想万岁》3种通行本,包含了近200份公文;官方五卷《毛泽东选集》包括220多个文本;以及最近在中国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集》包括毛泽东1920-1965年期间的372封书信。这些文本跨度时间之长,内容之庞大,再加上他创作时风云变幻的历史环境,使西方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们面临诸多棘手的理论和方法上的难题。如果在阐释毛泽东的文本时,将其作品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旨在得出一个“本质上的”毛泽东,这是否恰当?而毛泽东的创作经常是对历史和政治环境的反应,这样是否过于轻描淡写历史和政治环境的重要性?将毛泽东的事业按时期进行划分并寻求他思想发展中的不连续部分,这种方法是否更有效?但按时期划分是否会缩小所寻求的“本质上的”毛泽东的时间范围?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是否应该走得更远?是否应该假定毛泽东思想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中心,根据当时文本创作的特殊背景进行具体分析?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很明显,对毛泽东的研究阐释已经使用了上述所有的方法。

  面对这一困境,沃马克选择使用他所界定的术语“有机解读”。这种方法竭力强调在评价毛泽东的作品方面,当时的政治和历史语境的重要性。正如沃马克指出:

  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阐释毛泽东早期政治有机思想,总结其作品的实践性以及作品的政治背景。我试图用原来的参照物提出新的政治概念,试图把毛泽东描绘为一个政治人物。这种方法特别适合毛泽东,因为他的理论概念往往从实践经验中应运而生,而不是抽象的计划。毛泽东外化的理论反映的是他的经历,而且实践中概念的酝酿不仅为其提供了参照物,也提供了更多理论陈述的内涵意义。

  沃马克的有机解读方法在施拉姆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得到高度赞同:“在我看来,适当的方法恰恰是布兰特利·沃马克所倡导的。”[3]尽管是沃马克已尝试自觉地运用他所概括的方法,但以下的意见和疑问也是指向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们。

  沃马克的方法定位与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所采用的“本质上的”毛泽东的方法显著不同,也与那些学者将毛泽东思想按时期划分略有不同,但好像适合将毛泽东文章概括在这些时期内。虽然沃马克的创新方法对毛泽东研究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但某些重要的意义需要进一步探讨。首先,也许是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把握”政治背景?虽然沃马克试图重新构建毛泽东思想可能形成的政治背景,看起来也赞同许多经验主义历史学家所持的假设“显示事物如何出现”是可能的,但对这个问题沃马克并没有给予答案。因此,分析毛泽东文本首要任务是掌握其形成的政治背景,并不能解决我们主要的理论困境,只是引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如何“掌握”政治背景?是否通过透视毛泽东文本本身重新构建政治背景(沃马克经常采用的策略)?如此以来,重新构建政治背景会过于强调毛泽东本人的视角、价值观和动机,而排除了其他的观点视角,这样是否有危险?而且即使替代当代并追溯“政治背景”,广泛征询意见,历史学家还是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在某些点干预介入,个人做出决定怎么平衡观点。历史学家的干预马上会引出自己的价值、政治和道德态度以及暂时确定的视角。确切地讲,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历史和政治背景。我们重构过去过于强调一些假设和问题,这些假设和问题是我们目前所用的这些参考文本,而这些文本又被推测为了解过去的关键。

  第二,沃马克的方法前提是相信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我不希望挑战这个评价,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与沃马克坚信的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首要任务是掌握它的政治背景相冲突。的确,根据沃马克的分析,他认为实践是这一对立统一体的主导方面这一观点是很清楚的,而毛泽东的政治观点更多地归功于当代政治环境的“现实”而不是理论的影响,在这一前提下,理论的重要性往往被弱化。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者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唯一源泉,也许沃马克的方法能用来矫正这一观点。但是,过度重视实践会在相反的方向犯错误,也不能解释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重大转变,而这些转变是在非常抽象的层面上受到理论的启发。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的感知和分析,可以看出其所用的措辞术语大部分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用阶级观来定位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也源于理论上发生了转变而不是实践的启发。同样,毫无疑问,毛泽东对于统一战线的运用(如工农联盟)显然构建于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民粹主义思想,很明显是受到列宁著作和共产国际指导的理论构想的启发。再次,毛泽东在政治组织和活动(如党的建设、群众路线的概念)方面都吸收了一些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的精髓。因此,虽然“政治背景”的关注无疑会带来创新方面的真知灼见,有时还会体现时代特质,而且毛泽东将这些时代特质应用于理论透视中,但是忽视或淡化理论的重要导向作用反而是引起忽略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重要一个方面。恰如毛泽东公开赞同列宁在《怎么办》中的一句格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4]

  第三,是认识论的问题。毛泽东曾多次被诠释为经验主义者,他的认识论——映射在其著作《实践论》以及其他方面[5],显然认可经验主义的方法来获取知识,而经验是一切知识来源的最初路径。沃马克尊重毛泽东的自我认知,有时还会参照毛泽东的“以农民为导向的民粹经验主义”。但是,轻易接受毛泽东的“经验主义”而且将这一认识论过程作为一种范畴来评价毛泽东的行动或思想,是逻辑上站不住脚的认识论,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这种认识论将会导致过度关注实践。诚然,这种方法可能会告诉我们更多关于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们在认识论上所做的假设,而不是揭示毛泽东自身知识生产的实际过程。

  事实上,沃马克在结论中闪现了这一困境,他宣称:“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使用了理论但并没有尝试构建一个与日渐发展并成熟的现实政治相符的完整理论结构”。在这句话中,就有沃马克书中和其他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论著中没有形成的方法萌芽。现阶段,我们面临的是需要对理论的概念采用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也就是说,理论不仅被视作规则或归纳的高度抽象体,如普遍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一般和具体的标准方面有所区别进而构成不同层次的一种境界。用这种方法可以区别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归纳和本土化应用的理论概念前景,而且后者需要区别于非常低层次的或者相对具体的理论倾向,思维方式或习俗,如此可以持续地定位行为而且成为必不可少的参照物,以排除人的行动完全是随机的和不连续的可能性。通过使用这样一个差异化的概念理论,在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任何阶段,我们也许能够更准确地评价“理论”所起的作用,并且防止误解实践为没有理论指导的行动。

  施拉姆和沃马克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毛泽东创作作品认真细致的阅读。他们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赞赏的,但施拉姆和沃马克似乎都在分享经验主义者的妄想,通过阅读文本文字就足以揭示文本包含的“真实”信息,也就是说,只要通过阅读文本文字,就可以得知毛泽东“真正意图”。从这个角度看,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们“知情的目光”[6]就足以从文本中辨别出作者的意图。很显然,我讨论的上述两卷书中都是用经验主义的方法来阅读,但这种方法在西方毛泽东研究中已被广泛应用。这种方法的重要意义之一是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们不必清楚地说出他们开始阅读毛泽东作品时所做的假设。这样一来,学者们完全不可能通过分析,展开有意义的对话和争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除非揭示了假设和前提,否则如何对结论进行有效的评估?

  阅读,远非只是辨别文本意思的机械活动,而是一种理论上的运用,由读者做出一系列的假设,并提出特定的问题询问文本。不存在“单纯地”阅读文本,读者总是对文本做出假设并提出问题,而这些假设和问题构成读者所定位的理论框架的重要成分。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认为对一个文本和文本集进行理论上的有效阅读需要一定的命题。阿尔都塞指出:有效阅读过程需要进行两种阅读。第一,读者阅读文本。定位作者问题的理论框架和话语,来确定文本的“存在和缺失”,即从文本字面确认了这些“存在和缺失”;第二,“症候式阅读”。读者对文本积极的讯问,完成了第一种阅读时揭露的沉默和“失误”,并且将这些没提出的问题重构成一些似乎主动展现的答案,这些答案不经意或不自觉地插入于文本中。

  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阅读的功能从读者对文本字面不言自明的信息的假定转移到更复杂更明确地有意识地对文本更深层次的含义进行的讯问,试图找出“问题”在文本中的运作;这一过程中,读者的问题和文本中包含的问题不可避免地相互作用。我们从阿尔都塞那学到的是:“阅读”需要读者在研究文本时,对其采用的策略要详细阐述,策略的详细说明可以评估通过阅读所做阐释具有连贯性和逻辑性。

  认为掌握政治背景作为阅读主要任务的方法会避免将阅读问题作为理论的运用,这可能会遭到以沃马克和施拉姆为代表的学者反对。我们无法逃避“阅读”问题,我认为在西方毛泽东研究中忽略了这一点,这已经造成很多不良后果,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学者们没有详细阐述他们的阅读策略。

  施拉姆和沃马克提出的另一个方法论问题就是按时期划分。沃马克主要集中分析毛泽东政治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但聚焦政治背景并不能阻止他把毛泽东思想按时期划分。整卷集中在1917-1935年这段时间,对毛泽东延安期间(1935-1947年)的政治行动典范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认为这种行动的出现和形成是对1935年之前的危机和紧急状况的反应。因此,沃马克确立了一种观点,即在某些重要方面,“早期”毛泽东与“成熟”或“中年”的毛泽东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而且“早期”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他后来职业生涯的政治观点和风格。沃马克还将1917-1935年这段时间进一步分成几个子时期: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1927年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毛泽东,早期根据地时期(1927-1931年)以及江西苏维埃政府时期的毛泽东。

  施拉姆则做出“初步重估”,认为毛泽东思想和职业生涯分为三大时期:1917-1937年的“成长期”,1937-1962年25年的“成就期”以及1962-1976年的“最后阶段”,这些时期又被进一步分成更小的时间单位。

  两位作者都引用证据来支撑他们按时期所做的划分,但没有就使用时期划分理论上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做出讨论。事实上,按时期划分取决于对变化的预期甚至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间断性。从毛泽东的作品或其他文本中抽出的证据只是与其相关联,因为这只是学者的假设。历史上,时期划分不是自动存在的,而是由历史学家创造出来的。按时期划分依赖于历史学家对历史间断的敏感度,他们通过假设并提出问题来强调这些间断的部分。显然,按时期划分的理论决策以及按时期划分的类别都极大地影响所进行的阐释。米歇尔·福柯在下面一段中很好地捕捉到历史研究中间断概念的问题属性:

  间断性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分析的基本要素之一,它构成了历史学家蓄意操作的部分。因为历史学家必须区分分析的可能层次,每一个分析的正确方法以及最适合的时期划分,不连续的概念则是一个悖论的概念:因为它既是研究的工具,又是研究的对象,它确定自己成为其结果的领域;因为它可以使各种领域个体化,而人们却只能从它们的对比中建立这种不连续。总之,因为它可能不仅是出现在历史学家话语中的概念,而且出现在历史学家们私下假设的概念[7]

  划分历史分期的决定是理论层面上的,那么像斯塔尔那样拒绝使用历史分期,从而将毛泽东的文本看作是一种超历史时空的整体,认为这种文本的主要特征就是它的延续性,这样的决定也还是属于理论层面上的[8]。这两者都是内在化的理论。两者都会产生对毛泽东文本的不同“阅读”,并且会形成大量不同的阐释和结论。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的“阅读”不应不涉及其形成的理论约束力、程序和假设,仅作表面上的对比。

  二、实质性问题:“历史的评价”

  虽然历史对历史人物不做任何评价,但历史学家可以通过阅读了解历史做出评价,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这样的评价方法从未明确过,因为任何评价都不约而同地反映了历史学家的理论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此得出的评价是不重要的或不相关的,因为这些评价会从内部形成主题和思想潮流,并会引发争论和下一步的调查。

  如果主题和思想潮流的形成是对历史评价自身做出判断的标准,那我们所讨论的这两卷书的确都会得很高的评价。对于毛泽东的职业生涯和思想发展,施拉姆和沃马克都提出过许多发人深省的且颇有争议的观点。其中沃马克的观点中最有趣和最显著的是:1935年前期革命的紧迫性让毛泽东意识到在中心与边缘的权力关系方面空间维度的重要性。1931年之前,毛泽东利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心和外围之间的矛盾,用个人的方式对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做出反应。他获得了必要的可操作性,从实践中产生的预范式取向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获得更多的理论构想,并在1935年后期获得一个连贯的政治范式。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矛盾当然是一个问题,毛泽东反复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党的路线和地方积极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延安时期问题显然成功解决了,并开始讨论,虽然成效不太明显。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权力空间维度的重要性就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沃马克同样也仔细地关注了毛泽东对实际发生的具体情况做出研究的强调和进行这种研究的能力。这一主题在1935年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将会突显出来。沃马克认为,毛泽东坚持调查研究是抗日战争及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战略的最终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沃马克和施拉姆一样,质疑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遵从自己的命令(即其所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程度,并得出结论:毛泽东在最后二十多年“在思想领导方面是积极的,但在进一步实践方面是消极的”,与1917年至1935年的模式完全相反。

  施拉姆试图评价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和贡献。他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挑衅和挑战的评价来为该书增加趣味,其中一些观点与沃马克的相类似。在本篇文章的剩下部分,我将讨论他的很多评价: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对立统一以及实践的政治含义,毛泽东的“唯意志论”问题和毛泽东在历史上作用的整体评价。

  任何试图理解毛泽东思想中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9]?施拉姆为回答这个问题,重申20世纪60年代的定位并用一种又一种形式来做辩护:“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暗示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以及牺牲中国的现实和传统来推广马克思主义,其目的是改造马克思主义要旨,以使其适应中国国情。”施拉姆定位的重要含义是中国元素是毛泽东思想和政治风格中的主导因素。虽然马克思主义元素可能在毛泽东思想中是重要的,但不是不变的因素。施拉姆认为,毛泽东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牢牢地回到他的道教和佛教知识根源,这个马克思主义元素总是服从于中国传统的形式,语言展示的模式以及当代中国的实际状况。

  在这一点上,沃马克显然不同意施拉姆。他断言,牺牲其他方面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元素,这是一个错误的策略,他在书中是这样表述的:

  我提出毛泽东的政治隐性范式的发展是政治环境和毛泽东试图去改变这种环境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但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中,理论是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实践是中国的这很明显。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并置成为毛泽东思想可选择的来源,或者认为两者中有一个为毛泽东思想中较为根本的,这是可能的。但我认为两者都被错误地定位,因为它们共同的假设是毛泽东可能减少他的理论来源,因为这种假设含蓄地否认了毛泽东曾经在中国和马克思主义背景下的重大革新。

  然而,尽管沃马克清楚地说明了其有吸引力且合理的定位,但他过分强调实践在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作用,并再次提出中国元素可能在毛泽东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如果理论从实践经验中产生,那么实践环境中,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对理论的形成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根据完全不恰当的认识论假设,这种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策略才可能是成立的。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阐述了自己对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10],本文中只做些简单的评论。首先,我认为,只有忽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诸多借鉴,施拉姆的定位才可能成立。毛泽东经常描绘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而“普遍真理”体现了“普遍规律”。这些规律需要融入并应用于具体的历史环境才能揭示具有特色的或者说是具体的“规律”。因此,在面对政治和社会现实时,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构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参考点。其次,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之争不能达成任何各方都认可的结论。许多不同的并相互矛盾的阐释往往从假设开始,而这种假设是排除对手的结论的。谁能断言哪一个是正确的?答案当然是没有最权威的阐释,对毛泽东文本的不同“解读”,不可避免地会得出矛盾的而且往往又是不可调和的结论。

  施拉姆“初步重估”最有趣且最发人深省的观点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构成毛泽东思想对立统一的两极开始“解散”和“分解”。施拉姆指出:毛泽东晚年,一对对具有活力和创造性张力的对立物开始解散,从而释放出能量,最终将他的思想和行动推到破坏性的道路上。在一些关键和相互联系的方面,施拉姆认为“解散”的过程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道德和物质激励之间,在专业知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之间尤为明显。以前这些对立两极之间对立统一,但从1962年开始,矛盾体的一面变得过分从属于其对立面。例如,物质激励渐渐从属于道德激励。这种“解散”的实际结果是矛盾从非对抗转到对抗状态,这种状态只有通过暴力和斗争才能解决。因此,对一些重要的对立统一体,毛泽东的看法发生改变,而且他以矛盾一方为代价,过度关注矛盾另一方是毛泽东发动极端运动如“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因素。

  对这个有趣的命题,可以提出以下几点。首先,认为毛泽东错在过度关注对立统一体的一面,这意味着对这一点的运用只是毛泽东的一个想法,而不可能是他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对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社会变化的反应。这是毛泽东误认为中国决策者们已变为傲慢自大,自鸣得意,忘记最初革命目标的人了?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新的资产阶级”可能会出现?错误地认为要调动马克思和列宁没想到一些战术来挽救革命?是毛泽东简单地相信出现“资本主义道路”的早期表现?如果任其发展,一开始会变成一种趋势,随后会成为“两条战线”斗争的胜利者。施拉姆的论述表明毛泽东既是错误的也是简单的。但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体如道德和物质,广大群众和领导者,红色革命和专门知识中的一面,是他对中共内部和广大的中国社会出现有害趋势做出的适当反应,这是有待讨论的。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中国社会许多领域出现了非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解是单纯的,但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出现社会主义改革就有力地说明了不可能像施拉姆所说的那么单纯。

  其次,施拉姆分析对立统一体中两极的“解散”和“分解”引出了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矛盾的解释。对于毛泽东而言,显然,随着矛盾的发展,对立方面的相对强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两极之间对立统一即使可能也很难。就毛泽东而言,关于一些关键矛盾的观点,这种变化中的平衡允许多种不同的但言之有据的阐释。同样,学者们在阐释毛泽东思想中所采用的方法,更可能反应在他们阅读毛泽东文本时所做的假设和偏好。就施拉姆而言,这种现象是显而易见的。强调对立统一体的一个方面,以阐述毛泽东自己的定位,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了施拉姆自己的很多观点和假设。因此,唯意志论比决定论重要,主观比客观重要,中国比马克思主义重要,道德激励比物质激励重要,实践比理论重要等等。毫无疑问,其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对这些观点的批判,可以从大量文献著作中得到确认。

  施拉姆采取选择策略阅读毛泽东的作品,他坚称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就是可以佐证的例子。总的来说,施拉姆选择忽略或淡化毛泽东的一些先决条件,而这些先决条件是毛泽东作品所展开的历史中,涉及主观因素的重要性方面。施拉姆阅读《论持久战》中的一段就是很好的例子:

  有意识地活动是人类的区别性特征,尤其是在战争中的人。人类所有行为都显示出这一特征,但都没有战在争中表现那么强烈。一方面,战争中的胜利或失败是由军事、政治、经济和地理条件决定的,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是由双方得到的国际支持所决定的。但又不是只由这些方面决定。要决定这一问题,必须加上主观努力,努力指引和发动战争,也就是战争中有意识的活动。

  指引战争的人不能超越客观条件所允许的极限来争取胜利,但在这个极限范围内,他们可以积极争取胜利。战争指挥者们的舞台必须建立在客观条件上,但在这舞台上,他们可以表演许多威武雄壮而又充满活力的生活剧。

  施拉姆用这段话显示毛泽东是“军事浪漫主义”的人以及他“对人类无限能力的信心”。然而,只有忽略这段话中毛泽东具体涉及的一些关于限制和约束主观因素的内容,才能得出这样的解释。换句话说,从另一个角度阅读,“客观条件”可能被认为是主客观的矛盾的主导方面。认为毛泽东远不是“唯意志论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决定论者”,而后一种阅读阐释可以作为这种观点的依据。但我的观点是毛泽东不只是孤立地拥有一种,而是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因素同时存在于他的思想中,客观现实地限制毛泽东的理解[11],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它们的相对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上下波动。因此,问题不在于证明毛泽东是一个“唯意志论者”还是“决定论者”,而是要证明这些因素如何共存以及不同历史时刻它们的相对优势。

  施拉姆相信“毛泽东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越走越远,认定主观因素有无限权威”,这导致他多次领导中国进入“无节制的唯意志论”。的确,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施拉姆似乎与1981年的《决议》完全一致。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为“消除差别和无节制反启蒙主义者”打开了大门。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没有任何正面的语言。但如果我们在施拉姆“初步重估”中,就毛泽东对20世纪60年代的“资本主义抬头”和“新资产阶级”出现的恐惧,寻找合理的解释,会一无所获。当然,原因在于施拉姆就什么对中国有利,与毛泽东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因为,如果不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毛泽东所认定的必须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会被当成错误而排除出去。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从社会主义改革中获得动力,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思想的很多方面都与理解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问题有很大关联。虽然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的阐释并不构成完整的理论,但他的著作和政策中的确存在许多富有成效的见解和阐释部分。

参考文献:

  [1][德]卡尔·马克思、费雷德里克·恩格斯:《神圣家族》,莫斯科出版社1975年,第110页。

  [2][英]E.H.卡尔:《历史论集》,企鹅出版社1964年,第8页。

  [3][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季刊》1984年第97期。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310页。

  [6][法]阿尔都塞、巴里巴尔:《阅读资本论》,NLB出版社1970年版,第27页。

  [7][法]福柯:《知识考古学》,伦敦塔维斯托克出版社1972年版,第8-9页。

  [8][美]约翰·布莱恩·斯塔尔:《继续革命:毛泽东政治思想》,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3页。

  [9][日]竹内实:《毛泽东集》第6卷,东京北望出版社1972年版,第261页。

  [10][澳]尼克·奈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澳大利亚中国事务》1983年第9期。

  [11][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他认为“宿命论和唯意志论只是相互矛盾的,不是史实的心境”,伦敦梅林出版社1968年版,第4页。

(作者单位: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译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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