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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的国际认同
——基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质疑的思考
作者:刘传春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20152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5-10-12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成功走出一条以和平的合作方式崛起于世界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途径。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诸多质疑,直接关系着中国梦的国际认同。厘清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质疑,深入思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历程和趋势,既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
关键词:中国梦;国际认同;和平发展

  国际认同,也称国际集体认同,是一种认知过程,旨在通过相互接纳,产生同一性,继而建立更广泛的利益和身份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的进程即是中国与世界相互认知的进程。如何通过相互接纳产生同一性,继而建立中国与世界更广泛的利益和身份共同体,这是崛起的中国在国际认同问题上面临的严峻挑战。随着中国梦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新理念的提出,中国梦业已成为中国国际认同挑战的聚焦点。

  在中国崛起于世界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我们深入探讨中国梦的实现途径是什么。中国是以和平方式崛起于世界.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梦实现的“唯一正确途径”[1],崛起的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各国更多分享发展机遇,同各国人民携手共圆世界梦。因此,国际社会对中国梦的认同挑战,实质是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认同质疑。由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最深刻的内涵就是中华文明在21世纪同其他文明不是通过对抗,而是在和谐与合作当中实现伟大复兴”[2]。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质疑,也是对中国能否坚持以和平的合作方式谋求发展的质疑。其中,政治互信、经济互惠、机制建设是影响国际合作的三大主要因素。正是在这三方面,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面临着可能性、可行性和稳定性的质疑。

  从政治互信、经济互惠、机制建设等方面,厘清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可行性和稳定性的质疑,思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历程和趋势,这“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3]

  一、以国际合作的和平方式谋求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

  政治互信是国际认同的前提。随着中国崛起于世界,因社会制度不同引起的摩擦、利益矛盾引起的纷争以及文化差异引起的分歧接踵而至,“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国威胁论”背后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不信任:一是担忧中国增强其以强制方式解决利益分歧的能力。这主要涉及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问题,担忧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原则的中国引发地区冲突;担忧中国以武力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二是担忧中国将增强其在国际社会的权力。在地区层面,担忧中国区域影响的扩大会挤压相关国家的地区影响力;在全球层面,担忧中国会威胁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挑战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但是,政治互信问题并不完全否认互信的存在,只是表明“信任的基础还不牢固”[4]。政治互信的不牢固,挑战着中国能否以和平的合作方式谋求发展,直接关系中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面对冲突与合作这两大主题,应以国际合作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原则。

  1.由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国际社会,国际合作能够实现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类进入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处的新阶段。既要共处,就必须合作,列宁认为,这是世界共有经济关系作为“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5]力量的必然要求。一方面,经济、文化落后的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国际资金和技术的支持,“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6]。另一方面,一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需要苏俄的原材料。共有经济关系决定不同制度国家可以通过合作实现共处,继而产生和平的积极效益。列宁指出,经贸合作不仅为苏俄提供有利的国际资源,还可以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因为要想发生战争的国家,是不可能发展经贸合作关系,即使战争发生,经贸合作关系也是制约战争的有效条件。可见,不同制度国家的共处,是以合作的和平方式共处。

  2.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由一国走向多国,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和平与发展”已是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里,国际合作将实现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发展。从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方面,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困境。无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合作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自我封闭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外,这是造成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困境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吸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进行自我改良,以计划方式介入到经济领域,协调国内、国际生产,直接推动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取得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和平和共同发展的巨大成就。借鉴以上两种发展趋势的经验和教训,围绕“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命题,中国通过对外开放,走上以合作的和平方式谋求发展的和平发展道路。

  因此,面对政治互信基础的不牢固,中国梦坚持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力促中国与世界加强对彼此战略意图和发展走向的了解和认知,以尊重各国正当合理安全利益的平等相待为根本,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开放包容为特质,以超越“零和”游戏、建立共赢关系的和谐稳定为目标,不断扩大合作共识,建立广泛而牢固的政治互信,奠定中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基础,这是增强中国梦国际认同的重要前提。

  二、中国成功走出一条和平发展道路

  经济互惠是国际认同的基石,意指国际合作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互有收益合作。由于国家对相对利益的追求、互补性弱以及相互依赖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对外合作中的经济互惠条件不充分问题突出。其一,相对获益意味着国家更关注自身相对于他国获利的多少,“贸易顺差”因而成为影响中国对外合作的关键。以中美经贸关系为例,2011年,美国依旧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按中方统计为2023亿美元,有人认为“美国在两国经贸合作中吃了亏,而中国占了便宜”[7]。这种观念直接导致美国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进行形式多样的贸易制裁,造成双方的经济乃至政治关系波动。其二,经济结构互补是产生合作的强大动力,互补性弱的国家间往往难以发生有效的合作。以中印经贸关系为例,两国同为资源相对贫乏、以出口制造业产品为主的国家,互补性弱直接导致两国贸易总量很小,2008-2011年中国对印度的进出口贸易额位居中国对外贸易的第十位。其三,相互依赖的不对称影响着合作各方力量的增减,经济实力弱的国家因依赖程度强而在合作中往往处于依附性的地位,不愿意利用合作的机会。以中国与非洲国家经贸关系为例,除了少数几个能源丰富的国家,大多数非洲国家对中国贸易有着很强的依赖,中非合作的不对称性加重。经济互惠条件的不充分,挑战着中国能否以经贸合作谋求发展,这直接关系中国和平发展的可行性。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求,中国从经济结构互补出发,通过互惠互利的合作,逐渐走向一体共赢,以日渐增长的实力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稳定力量,中国与世界形成共生共长的经济利益关系,这是一条以经济合作为基石的成功的和平发展道路。

  1.相对封闭于世界的中国如何打开对外经济合作的大门?经济结构互补是突破口,即西方国家有中国现代化建设所迫切需要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中国有西方国家需要的大市场。经济互补产生合作的强大动力,不仅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经贸合作的大门,而且成效显著,如1988年,中美贸易总额已由建交时期的50亿美元上升到100多亿。

  2.20世纪90年代,经济合作的外溢功能凸显,互补性合作逐渐走向互惠互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从产品贸易走向生产领域的合作,消除贫困、技术转让、基础设施建设等一些与经济活动紧密相关的领域,相继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二是西方对华直接投资大幅增长。如1999年,欧盟的对华投资占全国比重达到11.11%,创历史新高。三是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相继在非洲国家建立了11个投资贸易中心,在非洲投资5000万美元以上的独资和合资企业达到200多家。

  3.21世纪初以来,不断深入的对外合作孕育着经济一体的发展需求,中国积极参与区域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建设。在区域层面,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式启动,截至2014年,中国已经同亚洲2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在全球层面,中国成为二十国集团的重要一员,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从一个无足轻重的、漫不经心的松散会议,开始向一个制度化的全球经济合作集团方向迈进”[8]

  4.随着对外经济合作由结构互补走向互惠互利、再走向一体共赢,中国以日渐增长的经济实力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稳定力量。2007-2011年,中国以平均高达10.4%的经济发展速度,成为世界经济从国际金融危机中恢复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据统计,中国已是世界上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7.76%,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50%以上。

  因此,面对经济互惠条件的不充分,中国梦以加强经济互惠为条件,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务实合作为内容,以推动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全方位合作为途径,以加强技术合作为重心,不断提高合作水平,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可行性条件,这是增强中国梦国际认同的基石。

  三、中国改善并稳定与世界各国的政治关系

  国际机制是国际认同的保障。由于合作中的不公正性、权威缺失和共同认知缺位等因素影响,中国在国际机制建设中面临着效力不稳固问题。其一,由于权力对于维护合作的权威性至关重要,国际机制建设必须考虑到权力因素。以“金砖会议”为例,“金砖会议”需要建立具有权威性的管理机构,前提是明确各方的权力关系并围绕权力进行组织建设。其二,由于国家间的权力结构决定着国际机制形成的动因和预期,现有的国际机制是以西方国家主宰的全球政治结构为基础,存在严重的不公正性。中国努力推动国际机制的公正变革,最突出的是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改革方案,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国家权力。但这并未撼动西方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宰地位,总体看来,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变革缓慢。其三,由于机制建设需要建构共同认可的原则和规范,观念的认同是原则和规范形成的基础。如金砖国家在社会制度、宗教传统、文化价值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的情况下,想要在求同存异的相互认知中确立共同的原则和规范,并促使原则和规范转化为行为规则和决策程序,并非易事。机制建设的效力不稳固,挑战着中国能否稳固对外合作关系,这直接关系中国和平发展的稳定性。

  但是,机制建设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意义重大,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明确的认识。改革开放之初,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使中国确立“不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和建立战略关系”的不结盟政策。不结盟政策为中国以公正的立场与各国发展合作关系提供政治保障。冷战结束后,中国发展“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以不互相敌对和对抗为目标、以沟通磋商和互相协调为途径的合作关系。21世纪初以来,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人类共同体意识的增强以及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力量的崛起,中国着力于合作的机制化建设,提出“最重要的是在利益相关领域建立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9]。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区域乃至全球机制建设。在亚太区域,有东盟十国加中国(10+1)、韩国和日本(10+3)、东盟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多个区域合作机制,中国于2001年成功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努力建设区域和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最为典型的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金砖会议”的召开。同时,中国与各国之间也建立各种对话磋商机制。以中美关系为例,两国政府建立起不同级别、不同领域的90多个双边对话机制,最突出的是2009年正式运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是中美之间参与部门最多、讨论议题最广的机制。中国参与、建设的国际合作机制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战略层面加大、加深对话与合作、化解分歧与矛盾提供了重要平台。

  因此,尽管存在机制建设的不稳固,但从不结盟政策到“伙伴关系”的建立,再至合作机制化建设,这使“中国同亚洲和世界的利益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10]。中国梦坚持以建设合作机制为任务,将中国对世界的认知、规则和追求融入国际合作机制的建设中,努力构建点面结合的立体化的合作体系,推动现有以联合国体系为中心的国际机制公正变革,不断稳固合作关系,稳定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增强中国梦国际认同的制度保障。

  面对中国梦的国际认同挑战,学术界“需要深入探索中国梦的内涵、历史文化根基、实现路径等具体内容,其中主要是使中国梦摆脱政治标语或口号式的批评,逐渐形成理论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11]。增强中国梦的国际认同,需要围绕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核心的两个问题——“中国如何发展”和“中国向何处发展”进行探讨与解答。惟有如此,才能客观、理性、正面回应来自国际社会对中国梦的各种质疑和批评。从政治互信基础、经济互惠条件、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可行性和稳定性等方面的质疑展开回应,是就此作出的一种尝试。

注释:

  [1]王毅《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载于《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

  [2]郑必坚《“中国梦”与世界大事》,载于《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

  [3]《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参见人民网2014年3月28日。

  [4]张蕴岭主编《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新型伙伴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5][6]《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7页,第387页。

  [7]习近平《着眼长远、携手开创中美合作新局面——在中美经贸合作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参见人民网2012年2月17日。

  [8]李慎明、张宇燕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6页。

  [9]江泽民《深化团结协作、共创美好世纪——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载于2001年6月15日《人民日报》。

  [10]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参见人民网2013年4月7日。

  [11]孙佩、李秋锐《世界眼中的“中国梦”》,载于《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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