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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马哲史研究范式创新功能的体现
作者:冯建华      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5年第2015总第4辑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7-02-07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马哲史的创新功能包括历史性的阐释方式、避免经验主义的历史叙述,注重逻辑挖掘、理论提升、史论结合的研究方式,在多学科、多门类知识的整体关联性中重新阐释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性。这一创新功能在新世纪体现为新特点:其一,真正在各领域理论的相互作用和关联中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其二,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深度展示其历史性的研究特点。这一创新功能在新世纪具体体现为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领域的一系列代表性成果,从而不同于上世纪的创新。
关键词:马哲史研究范式;创新功能;新世纪;特点;成果

  自从上世纪80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入创新发展的繁荣期,各种创新理解的研究范式不断涌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以下简称马哲史研究范式)在其诞生的30余年时间里,一直以其特有的研究特点和优势,发挥着独特的创新功能,并积极推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这一功能在上世纪和新世纪有着不同的表现,本文重点结合马哲史的创新功能论述它在新世纪的体现。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理解过程中,相继诞生了教科书研究范式、马哲史研究范式、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与中西哲学对话的研究范式、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部门哲学研究范式、出场学研究范式等诸多研究范式。在整个范式研究图谱中,马哲史范式研究具有独特内涵,独特的创新功能,其总体创新功能表现在历史性的阐释方式、避免经验主义的历史叙述,注重逻辑挖掘、理论提升、史论结合的研究方式,在多学科、多门类知识的整体关联性中重新阐释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性。

  首先,阐释的历史性,由此激发出来基于历史图景转变产生的理论创新意识。

  相对于原理教科书研究范式而言,马哲史范式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以史为根”,严格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历史性发展作为研究根基,打破对于马克思各种理论结论的平面化、表层化、现成化的理解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作为一门“唯一的历史科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性、历史性、生成性、发展性是其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思想理论随现实历史发展而出场的思想史。传统的原理教科书理解由于其体系的封闭性,结论的固化性和恒定性,研究方式的静态性,势必产生绝对化、教条化理解,割断马克思的哲学与特定历史时代背景、特定实践场域、特殊时代问题之间的联系,把它变成适用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实践场域的终极结论、绝对真理,不能深入探讨每一文本著作与当时历史时代、与当时马克思特定的思想语境、特定思想整体、与其他多种思想语境的复杂关联性,也难以展现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历史时代、与当代思想语境、与其他思想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因而断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可能性,封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之路,从而把它变成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历史哲学、变成教条主义的不变结论。马哲史研究范式根本反对这种无历史、非历史、反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把历史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本性,具有鲜明的历史视域,在历史场域中阐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着的思想体系。历史性作为马哲史范式研究的根本特点,它在马哲史研究的创新功能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能够全面呈现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创新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性。不仅能呈现其孕育、形成、传播的历史过程性,而且能够呈现其理论发展、理论创新的历史过程性;不仅呈现某一历史文本的整体性,而且呈现它与其他历史时期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历史关联性;深入呈现某一文本语境的多重性、思想的探索性、与其他理论思想的复杂关联性。其二,能够深入揭示变动着的思想理论背后的历史背景、时代内容,揭示后者变化对前者的制约性。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历史性创新发展过程时,马哲史范式不仅能揭示其孕育、形成、传播的过程与现实历史之间的关联性,而且能够揭示理论发展、理论创新、形态转换与变动着的现实历史之间的关联,揭示现实历史背景、现实生活及其变化对于某一文本思想形成的制约性,对于某一文本与其他时期文本思想变化的制约性。努力结合各种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时代差异来揭示各种思想理论的深层本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个随着时代特点、历史图景的变化而不断出场、不断改变理论形式、不断创新形态的过程,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着的思想体系。

  其次,注重理论挖掘,以“史”带“论”,以历史性为基础进行“史论”结合的研究,反对经验描述式研究范式。凸显马克思思想的历史性是马哲史范式研究的根本特点,也是它不同于教科书原理范式的研究优势。思想史的历史性不是对各时期著作思想的表层描述,不是把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著作汇总起来,使马哲史成为“人名和书名的历史”。马哲史研究范式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一方面包含其“时代性”、历史性、发展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强调其作为时代性的“思想”,是一种基于历史变化、时代变迁的思想性、逻辑性、理论性,摈弃外在经验描述的研究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视为思想史、观念史、逻辑史,突出“论”(内在逻辑和理论)的阐释。因而这一研究范式的创新功能在于,通过“史”的眼光重新发现一个不同于前苏联教条主义的理解方式,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不断基于当时历史实践、历史背景、历史语境而不断出场、不断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而不断创新的理论史、思想史、逻辑史,并且为基于当代历史实践、历史背景、历史语境而提出问题解答问题,建构再次出场的创新理论,以此对当代社会实践、当代社会发展进行深层的理论穿透。

  第三,各领域知识之间的整体关联性和历史相关性。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出场不再是一个单纯封闭的哲学自我革命的产物,而是一个被还原到“改变世界”与“理解世界”相互激发,在古典经济学、政治社会学说、历史学说相互影响条件下整体碰撞的结果,甚至还涉及美学、军事学、民族学等内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是一种学科分化前提下的研究,把他的哲学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把它的经济学、社会主义思想也作为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造成彼此之间的分割。虽然表面上强调列宁所说的三大内容是“一块整钢”、不否认各相关领域知识之间的联系性、也肯定其他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作用和影响,但是由于学科分立作为其研究的前提,因而这种联系只能是已经画地为牢的各学科之间的外在关联、板块拼接,不可能展现它们水乳交融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内容中不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民族学内容,仅仅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内容。如果承认其他内容的作用,也只是承认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作用,而在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经济学内容、政治学内容、文化学内容、历史学内容都是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们与哲学的联系只表现在它们都是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原则的外在应用,只是已有哲学原理的丰富和证实,而不去揭示其他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其他领域知识的发展而创新的本性。在哲学自身方面,传统研究只重视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作用,而不承认其他哲学阶段、哲学形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积极影响。而马哲史研究范式则根本克服了这一研究弊端:其一,在研究内容方面,马哲史研究范式可以不受狭隘学科分工限制,打破学科壁垒,能够同时包含哲学以外的经济学内容、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政治和社会内容、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而言,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外,可以更加深入探讨古希腊哲学、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积极影响,不仅重视其主导线索的研究,还可以进行支援背景的研究,从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发展的研究。其二,在各领域之间关系的理解上,既可以同时包含不同领域的思想理论,进行外在并列理解;也可以深入理解他们彼此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揭示不同领域思想的相互依存性,尤其是其他内容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创新的巨大意义。其三,在对待同一文本时,马哲史范式不是以单一学科的态度进行研究,而是深度挖掘表面上属于其他学科文本的哲学基础、哲学内涵,以及这些哲学基础对于某种学科知识的指导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反过来挖掘某一学科理论完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消除教科书原理研究中的哲学理论终结论、目的预设论的弊端,比如传统研究一直视《资本论》为纯粹的经济学著作,对于其哲学意义要么不予承认,要么只是承认它是已有哲学思想的运用,没有独立的哲学意义。而马哲史研究则可以从经济哲学的视野打开其哲学、经济学的深层关联意义,剖析出经济学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哲学创新的不可或缺作用,从而彰显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理解的独特优势。[1]

  马哲史研究范式的上述创新功能在总体上发挥着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的作用,它也具体表现于各阶段、各类型的马哲史研究中,带动着各阶段、各类型的马哲史研究的创新发展。

  马哲史的创新功能首先表现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它推动了我国马哲史范式研究在这一阶段取得一系列突出的成果。伴随着开始对苏联教科书体系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建立,马哲史范式研究繁荣一时,各种通史著作喷涌而出。粗略统计,从1981年第一本马哲史著作问世起,至上世纪末共有近100种各形式的马哲史通史著作产生,其中通史著作在前十几年中占据了大半,直到1996年出版完整的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为止,标志着我国马哲史通史著作达到了最高潮。同时,还有一些有深入研究的断代史、专题史著作不断问世,在上世纪最后十年中,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思潮的传入,专题史的探讨又成为马哲史研究的主导形式。总的来讲,这一时期我国马哲史范式研究的创新之处表现在:第一,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性、原著思想的本源性特点,初步克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非历史性、同质性、意识形态的独断性。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形成、传播、发展的一般历程,马克思哲学中某些重要范畴、原理形成和成熟的历史,基本确立了马哲史学科的基本定位、基本分期体系、基本观点体系、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点。与当时的教科书改革大潮相呼应,马哲史研究范式积极参与、引领当时争论的热点问题,如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实践唯物主义问题、主体性原则问题、社会发展理论与东方道路问题、生产力标准问题,学者们都试图回到经典作家那里寻找解决争论的方法和思路,马哲史范式所独有的历史性特点、原著思想的本源性功能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能够激励新问题的产生、推动争论的深化、随着自身研究的深入,常常充当判定各方讨论是非的标准,起到终止争论的作用。第二,相对于教科书原理研究范式而言,开始凸显马哲史范式研究的综合性优点,不是仅仅把哲学内容作为独立的、区别于经济学、社会主义学等理论的领域,打破“三分天下”(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各自独立的学科壁垒,能够结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主义学说、社会学、美学、民族学、军事学等内容。这一时期许多马哲史通史著作、专题史著作大都注意把上述各方面的内容结合进来。同时,这种研究的交叉性优势还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历史学、文艺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比如当时的社会形态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影响了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的现实主义争论影响了文艺学,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学说影响了政治学。不仅如此,马哲史研究还超越了学术领域,积极影响政治、社会发展,80年代甚至90年代,许多党的重大路线方针的制定往往都以对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的解释、发展为基础,使得它的某些研究影响到党员干部和群众。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马哲史范式研究的创新功能有了新体现,新突破,达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以方法论反思作为突破口,自觉到前20年我国马哲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消除了传统苏联教科书对马哲史研究的消极影响,清理了苏联马哲史研究模式的缺陷。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上世纪90年代研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情绪,不再简单照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和观点,而是开始真正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现实这个中心,以探索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为目标,在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哲学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基础上,自觉采用新的研究方法论,以新的视野、新的问题意识、新的提问方式探索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新的叙述原则、新的叙述方式、新的问题域,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深入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开辟出若干新的研究领域,取得许多创新性研究成果。

  新世纪我国马哲史范式研究的创新开始于上世纪末张一兵教授的开拓性研究。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的哲学话语》这一专题史研究中,张一兵以方法论的反思为切入点,深度剖析了传统马哲史研究中的方法论缺陷,他认为传统马哲史研究一直受错误的方法论支配,导致一系列研究缺陷,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意义。应该看到,上世纪我国马哲史研究中虽然在学科独立意义上,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性的阐发上,在梳理马克思主义重要概念、原理的历史演变上取得积极成果,在一定意义上批判了苏联教科书研究范式的某些缺陷,也批判了传统教科书的某些错误结论,有力配合了教科书改革的时代大潮,但是其研究模式并没有摆脱教科书影响下的苏联马哲史研究模式,支配其研究的深层方法论是错误的,这一研究模式存在三大错误的方法论:目的论预设、领袖中心论、一元线性进化论。[2]这些方法论本质上并没有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性、发展性、创新性的本质特征,因而总体而言,在其支配之下的马哲史创新研究具有内在局限性。这本书在方法论的深度批判,导致了对苏联马哲史研究模式的超越,迎来了对马克思哲学历史性创新理解的新阶段,因而也成为开创我国马哲史范式研究新阶段的标志。

  相比上世纪,我国马哲史研究范式的创新功能在新世纪体现为新的特点:其一,消除了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分开叙述的弊端,从不同角度将其作为一个互相关联的有机整体,在各领域理论的相互作用和关联中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之相对应,上世纪我国马哲史研究虽然能够做到将不同领域的理论内容纳入其中,但却仍然是分开叙述,它们之间仍然处于外在关联之中,没有揭示出其内在联系的有机性。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创新成就是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前者从经济哲学视野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视为一个由经济学、哲学一直处于相互激发、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和成熟,其哲学理论不可能真正成熟,无论其广义唯物主义、狭义唯物主义、历史现象学都是由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引发的,离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其哲学不可能最后完善。后者则从文化哲学、实践哲学视野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看成由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共同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不同的时代性特点、多元的民族文化特色、多样哲学家个性化风格的发展历程。其二,马哲史历史性的特点的深度揭示。上世纪我国马哲史范式研究虽然初步克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非历史性、同质性、教条主义,但是其层次、深度都有局限性,仍然残留着大量的非历史性、同质性、教条主义的痕迹,其研究模式并没有根本摆脱苏联马哲史研究模式,历史性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传播发展的历史性、马克思哲学中某些重要范畴、原理形成和成熟的历史性。而没有集中到立足我国自身的历史条件,揭示我国当代历史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问题,没有自觉到创新是否可能、如何创新、创新道路等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创新形态的历史性、创新形态的历史规律缺乏深入研究。

  新世纪以来,我国马哲史创新功能具体体现为一系列新成果,本文重点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能体现马哲史创新功能的成果加以阐述。这些成果中有的已经完成,有的则处于正在进行之中,有的是以专著的形式呈现,有的则以论文、论文集的形式出现,有的是对已有领域的重新研究,有的则是开辟了某种研究的新领域。这些创新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建立在新的视野、新的研究范式、新的方法论因而带来的是新的问题意识、新的提问方式、新的研究方式、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结论。在通史研究方面,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创造了马哲史通史研究的新阶段。在断代史研究方面,何萍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和西方》,开辟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断代史研究领域,孙正聿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何萍的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任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研究共同开始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研究。在专题史方面,吴元梁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一书,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变领域的整体研究,这一研究专题史研究具有通史意义。张一兵主编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解史》是对这一重要领域最为全面、深入的研究。黎学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史发微》一文,开始了对当代中国马哲史重要通史类著作的反思和总结。

  在通史研究方面,新世纪以来总体上较为沉寂,没有上世纪那样繁荣,有突出影响的通史著作寥寥无几,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3]在为数不多的通史著作中最为突出。它在研究方法、叙述体例、叙述原则、研究范围等方面全面突破了以往马哲史通史著作的模式,较彻底地消除了苏联马哲史研究模式的影响和痕迹,取得了较大创新成就。其一,遵循历史与逻辑相一致方法论,强调历史优先原则。过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优先的方法论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线性进化论的形成史、传播史。这一研究立足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现实历史,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潮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叙述之中,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深入的逻辑抽象,才能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和叙述主线。其二,区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在确立历史优先原则基础上,着重探讨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方法。传统马哲史研究中经典著作解读模式只能归入研究方法,只是属于经验的材料,历史的东西,而非逻辑的东西、思想的联系。如果没有建立起叙述的逻辑和方法,经验材料不同,叙述出来的各个内容必然不协调。虽然马哲史的叙述方法只有在研究工作结束之后才能确立,但是这一方法的确立本身是一个艰苦的抽象工作,必须找到叙述的逻辑起点、建立驾驭和叙述材料的基本原则。其三,以文化哲学为具体研究范式(指范式的第二层含义,即核心理论内容和方法论的统一),确立马哲史的基本研究方法。作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是作为历史理性的文化哲学,而将时间纵向顺序的描述转变为重视不同国家和民族哲学传统、叙述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的空间向度。基于文化哲学特有的逻辑,摆脱了此前马哲史研究中存在的目的论预设、线性进化论的缺陷,这一范式要求重视哲学家群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贡献,因而给予深入论述,避免了领袖中心论的缺陷,此前马哲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色彩得以弱化。其四,确立马哲史的内在逻辑和叙述主线以及相应的叙述原则,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构造的内在机制问题,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内容合乎逻辑地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内在逻辑是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与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也是马哲史的叙述主线,同时作为马哲史叙述原则。其五,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和叙述主线确立新的叙述体例、叙述结构。突破了过去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发展进程来编排章节结构的叙述体例、改变了以原著写作的先后顺序划分章节的做法。其六,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与外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就是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和内在逻辑展开过程中创造的历史,即马克思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与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创造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史是由其内史所决定的。它具体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基础之上,因此应当用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看待工业状况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的作用,说明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世界性,它是在融合各民族文化传统、改造各民族的思维方式而实现其世界性发展的,因此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何萍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和西方》[4]一书中提出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断代史研究领域。这一领域是基于新的提问方式、叙述方式、研究范式和哲学史观而建立的。其创新之处表现在:其一,在提问方式上,由于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其中,因而自然提出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整体研究的任务。其二,在叙述方式上,由于进一步采取“哲学概念的叙述方式”,反对“时间概念的叙述方式”,因而避免了采取单纯经验描述的方式对待这一领域,注重深入挖掘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结构、逻辑、本质,哲学总观念,以及它们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区别。其三,在研究范式上,采取现代哲学“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反对近代哲学“绝对理性主义”非历史性、生成性的弊端,又能够避免忽视内在逻辑、本质的经验主义的问题。其四,在哲学史观上,破除理性主义研究范式所造成的一元线性进化论观念、领袖中心论弊端,以特殊性和民族化观念为主导,树立多元、开放、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清理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派别、形态,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个由内部的诸多哲学传统和形态构成、不断共同创造着的哲学,展示它的完整风貌。其五,深入比较了20世纪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总观念、思维方式上的区别。提出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哲学总观念的不同理解:前者缺乏哲学总观念的理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陷入危机,最终走向改良主义、庸俗马克思主义;后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哲学”,是革命的辩证法,其思维方式和逻辑结构都是现代哲学。最后,厘清了研究的研究方式和重点问题。以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为核心范畴,总体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空间上的拓展、时间上的变革。开展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以此为基础,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西方而东方,又从东方而西方的发展的规律。开展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理论研究,深入分析它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研究的区别。虽然这本著作只是一本论文集,而不是系统、完整、严密的断代史专著,目前它还只是一个雏形,但它已经确立这一领域研究的基本原则、内容、问题域、方法论,从而开辟了一个有远大发展前景研究领域。

  在断代史方面,近年来许多学者集中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这一研究领域出现的背景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后,现实要求结合时代发展的历程,深入比较前30年和后30年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理论发展逻辑的全面研究和系统总结,因而它不同于此前的类似研究。孙正聿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何萍的“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任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研究”是三种代表性的研究方式。它们都是为了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创新,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为中国深化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指导,因而三者具有共同的研究领域、根本宗旨、基本目标,在一些内容上也会相互交叉;但是它们作为各自独立的、路径不同的研究方式,在总体特点、针对问题和提问方式、基本原则和书写方式、具体使用的二级范式又各有特色。

  “当代中国哲学史”[5]研究直接针对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基于我国哲学学科内部二级学科发展不平衡,西方哲学处于强势话语,马哲学者普遍对西哲研究较为深入,而对中哲了解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在哲学教学中,全面反映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理论成果和内在发展逻辑的教材还是空白,极大影响了哲学教学和学科建设。这一研究方式的基本特点是全面性、整体性,这一全面性、均衡性体现在政治性和学术性的均衡性、形式和内容的总体性、研究内容和论域的全面性、史与论统一的全面性、史料与逻辑的均衡性。其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客观性,即以当代视野客观呈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原貌,具体描述不同阶段中国哲学论争、理论建构、学科建设的成就和问题,突出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性质是在上述成果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它不秉持某种特殊的研究范式,而是将不同的研究范式隐含于其中,也就不存在某种二级研究范式。

  “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针对中国马哲史研究中任意套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象,而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内在机制、发展规律。其基本特点是个性化,研究范式和框架的专一性,使用新的专一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进行个性化创新研究,认为这一断代史研究的创新之处,不在于内容,而在于研究形式、研究框架创新,即研究范式创新;把这一断代史定位为中国哲学思潮的一个部分,“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课题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中提出,而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提出”[6],其研究宗旨是揭示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及其发展,展示中国人的新精神、新的价值理念和新思维;在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关系上,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研究范式基础上,实现学术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并不全面论述哲学各个二级学科的理论成果,只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的内容。书写方式体现出高度个性化特点,以学术结构及其走向作为具体书写方式,实现学术性和政治性在某一研究范式中的统一。这一研究持文化哲学研究范式,视价值因素为学术理性的精髓,重视意识形态作用的分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研究[7]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以经验描述性研究方式,使用“剪刀+浆糊”研究的方法,停留于“感性具体”的表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多种创新理论形态和体系自说自话、彼此之间相互冲突和抵触,“学科壁垒”现象严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应有的统一性,导致现实的迷茫。任平采用统一的方法论研究,深度追问各种创新的马哲理论形态的方法论前提、研究路径和研究方式,实现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种理论创新的统一把握。这一研究的基本特点是专题性、系统性。它专题性地集中于马哲方法论、研究路径和视野问题;在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关系上,它突出表现为学术性的一面;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它属于形式研究,舍去了众多具体内容;强调方法论研究的总体性、系统性;强调这一断代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在研究方式、书写方式上,它采用“从后思维”的书写方式、范式图谱构变的书写方式、“多元创新范式之间既竞争又互补,共同构成范式图谱,因而总体展现理论创新的学术图景”[8]。在具体的二级研究范式上,采用出场学即“范式学”的研究范式,以学理方式整体、动态揭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出场逻辑,也就是“基于当代范式图谱构变的高度,可以追溯、透视和总结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9]

  在专题史方面,吴元梁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10]一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变史”领域。由于各阶段、各民族的哲学形态具有全局性、总体性,探索哲学形态的演变和更替具有通史的意义。这一研究的直接现实意义在于为构建我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提供方法论指导,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它通过哲学史的研究,阐发哲学形态范畴,建构哲学形态分析的理论框架,它把马哲发展史中哲学形态分为四种:马恩创立的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苏联的演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西方的演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中国的演变。它从哲学形态角度,研究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从哲学问题、主要观点、理论逻辑体系、话语系统、哲学与实践、哲学与政治等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基本哲学理论,揭示各自的形态特征。通过提炼、回答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时代性哲学问题,尤其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虽然这一研究刚开始,其成果还比较初步,需要进一步深入,但这一具有通史意义的专题史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张一兵主编的6卷本《资本主义理解史》是新世纪专题史研究的重要创新成果,它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围绕资本主义理解和批判这一主题展开研究。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基于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而创立的,“资本主义理论不是某种一般哲学应用于资本主义研究而产生的理论成果”,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前提和基础”;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资本主义研究的产物”。[11]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化、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各样的理解思潮,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对待、判定各种理解的正确性,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对资本主义如何批判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重新出场和创新。其创新之处表现在:其一,在视野上,充分体现马哲史历史性的研究优势,以历史和逻辑的顺序全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解的思想历程,探究了上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中经第二国际、前苏联,下至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左派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理解和认识的发生、发展的思想史,长达160余年,绘制了一幅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全景图。这种宏观全景式的专题性研究,在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尚属首次,为正面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逻辑提供厚实的基础。其二,在方法论上打破了传统研究预定论模式的窠臼,采用文本学和历史分析的方法,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回归经典作家思想的历史语境,将每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理解都还原到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理论逻辑进展之中,厘清了每一种资本主义理解模式形成的内在依据,揭示了不同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解的差异、在资本主义理解上的成就与不足。其三,在内容上正本清源,重新评价、恢复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贡献,全面呈现、客观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体现了马哲史研究对于教科书原理研究的优势,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提供借鉴。它从资本主义批判视角出发,对第二国际史料进行整理挖掘,对考茨基、伯恩斯坦、卢森堡、希法亭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经典文本进行深层解读,第一次全面论述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理论贡献,恢复了被传统“妖魔化”了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本来面目。它还全面研究了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内容,将其归纳为国家资本主义批判、消费社会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批判和全球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国家及其意识形态霸权批判五种模式,揭示了这一理论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形象及其历史演变的逻辑。其四,在研究特点上,充分体现了马哲史多学科、领域交叉研究的优势。立足于经济哲学的视域,打破学科边界,第一次详细考察了西方“左派”经济学界主要代表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方面的最新成果。呈现出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左派”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历史变迁与内在逻辑。

参考文献:

  [1]张一兵:《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张一兵:《何以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史》,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10期。

  [3]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何萍:《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和西方》,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孙正聿:《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几个问题》,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

  [6]何萍:《如何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载《武汉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7]任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创新与发展》,载《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

  [8][9]任平:《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的当代使命》,载《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

  [10]吴元梁:《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张一兵主编:《资本主义理解史》第5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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