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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政策价值取向分析
作者:周平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
网络编辑:亦文 发布时间:2010-05-21 点击数: 打印本页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摘要:从民族政策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是研究中国民族关系的一个新的视角。中国的民族政策蕴涵着“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在解决少数民族发展程度较低情况下的民族问题方面体现了强大的功能,但在处理少数民族发展起来以后的民族问题方面则功能不足。而且,“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也蕴涵着一定的风险。因此,有必要促成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由“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转变。
关键词: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之间存在着紧密而直接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现实的民族关系状况构成了民族政策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民族政策也深刻地影响着民族关系。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与民族政策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联系。因此,既可以从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来分析中国的民族政策,也可以从民族政策的角度来解析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从民族政策的角度研究民族关系,是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然而,要具体地讨论每一项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不仅不现实而且会遇到许多难以解释的吊诡问题。而从民族政策价值取向的角度进行研究,不仅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能够有效地揭示民族政策与现在的民族关系之间的联系。本文就从民族政策价值取向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民族政策及其与民族关系的互动。

  一、民族政策的“民族主义”取向

  中国民族政策的内容多样且处于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但其中的基本逻辑却相当清晰:首先是重视少数民族的权利,体现了列宁所说的“加紧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1]的精神;其次是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识别,确定少数民族成员的族属关系以及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再次是通过具体的政策,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给予少数民族以全方位的照顾和帮扶;最后是通过政策帮扶来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从而实现各个民族的平等和团结。在这个逻辑的各个基本环节中,重视少数民族权利是基础和出发点,没有这样的出发点和基础,就不会形成统一一致的民族政策;民族识别和确定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是关键,这一环节是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根本前提;对少数民族进行照顾和帮扶是核心,各个方面的民族政策甚至每一项民族政策,都是对少数民族的照顾政策;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提升少数民族的地位进而实现民族的平等和团结是归宿,所有的民族政策都是追求这样一个总体目标。

  民族政策从基本的出发点到最后的目标都是指向少数民族的利益这一事实表明: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取向。当然,这里所谓的“民族主义”,只是一个表示民族政策价值取向特点的描述性概念,而并非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取向是中国民族政策基本的价值底蕴,它经历了一个酝酿、形成、调整、反复和完善的过程。

  该取向酝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是一个民族构成和民族关系复杂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必然要涉及到民族关系,涉及到少数民族问题。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党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思想,接受共产国际指导,学习苏联经验,但最终是从中国的实际来思考民族问题的。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视。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基本政策的确立,这种基本的价值取向得到进一步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党重视少数民族权益的价值观念是在民主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民族主义”价值取向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必须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处理整个国家的民族关系。在重视少数民族权益的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为全面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也从理论上全面地阐述了这种价值主张并论证了这种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党和国家对识别出来的少数民族给予了法定的族称、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进而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对少数民族进行照顾和帮扶的政策,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民族政策体系。

  在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全面建立和民族关系得到全面和根本性的调整之后,民族政策中的“民族主义”取向出现了调整的苗头。在一定时期内,对少数民族进行照顾和帮扶的政策出台的速度减慢了,一些政治政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如对少数民族政治上的倾斜有所减少,一些民族自治地方被调整甚至撤并,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受到限制,对民族上层的权力空间进行压缩。不过,这种调整具有明显的权宜性质,虽然对“民族主义”取向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却没有改变这一价值取向。

  “文革”开始以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在此背景下,民族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受到了全面的干扰和破坏,并且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民族政策中的“民族主义”取向也无法继续正常实施,基本上处于冻结的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民族政策的全面恢复,“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也得到恢复并被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一系列具有突出“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大量出台,不仅在政策上对少数民族进行全面的倾斜,而且在政策控制的范围内全面地按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分配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形成了一个“民族主义”取向的完善的政策体系。在此过程中,“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也在进一步发展,一些特殊的民族政策,如新疆实行的招生、招工和招兵中少数民族成员都要占60%的“三个百分之六十”政策,以及“两少一宽”[2]政策等,更是将民族政策中的“民族主义”取向推向了极端。

  二、“民族主义”取向的形成

  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与作为政策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的价值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党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的价值观念的外化或投射。而党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的价值观念,是其在与少数民族所形成的主客体关系中形成的认识、情感和评价的沉淀。这些由党对少数民族的认识、情感和评价转变而成的价值观念,逐步凝结成为党的政策的基本倾向,成为党制定民族政策时政策问题选择、政策手段使用和政策目标确定的基本标准和基本期待,进而从根本上影响着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其形成过程中,革命党的地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的理解、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作为认识工具的“民族”概念的理解和选择、中国的传统文化等,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影响。不过,革命党的地位、使用的民族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怀柔思想,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就是这三个因素导致党在民族政策中形成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

  革命党的地位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形成“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基本政治立场,也是形成“民族主义”取向的政治基础。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涉及民族问题时,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思想、列宁的民族自决权主张、苏联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经验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等,对党思考和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民族自决权的主张和共产国际关于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共和国的指示还一度成为党基本的政策主张。但是,党最终还是从动员少数民族参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民族问题,尤其是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民族关系的实际有了成熟的认识和经验以后,就更是如此。

  基于革命党的立场,党为了完成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任务,就必须对少数民族进行广泛和有效的政治动员。这种动员的成效直接关系着革命的进程和成败。而为了实现对少数民族的有效动员,就必须充分同情、关心和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实行列宁所说的“加紧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的要求。即使支持少数民族的独立自治,也是为了实现与少数民族的联合。[3]党最终实现由民族自决权基础上建立联邦共和国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主张的转变,也是重视少数民族利益并根据中国政治传统和民族关系状况作出的选择。

  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并未在认识上和思想上实现这种转变,长期将自己视为革命党,并继续按照革命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因而使得革命党时期形成的“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得以进一步延续和发展。

  用政治民族的概念分析中国的文化民族,是形成“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认识论根源。中国近代以来所使用的认识和分析民族现象和民族关系的概念工具,是从国外传入的民族概念。近代以后传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影响的民族概念多种多样。但是,这些由外部传入的民族概念概括起来就是两类:一类是文化民族的概念,另一类是政治民族的概念。[4]

  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始于20世纪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5]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以及民族国家构建完成以后,中国既有作为政治民族的中华民族[6],又存在作为文化民族的中华各民族。作为文化民族的中华各民族,它们不具有政治的形式,已经并且将越来越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而作为政治民族的中华民族,不仅应该强调其国族身份和特点,而且应该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来巩固其国族认同,并以国族的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民族概念是认识和分析中国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工具。选择什么样的民族概念,对于认识和思考中国的民族现象、民族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分析民族关系和处理民族问题所针对和涉及的民族都是文化民族,但所依据的斯大林民族定义却是一个典型的国家民族的定义。正是由于用政治民族的概念分析文化民族,所以才要按照政治民族的标准,把一个个的少数民族识别出来,赋予其法定的族称,明确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将其政治化,进而在此基础上制定民族政策。

  “民族主义”取向的形成,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联系。中国自秦汉以来便是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历朝历代处理民族关系的诸多思想和政策已经沉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被统治民族采取“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以及“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恩威并用的政策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怀柔思想,就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就深受怀柔思想的影响。不过,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怀柔思想中,也揉进了宽厚待人的儒家思想的内涵。

  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政策密集出台时,对民族政策的制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些领导人对少数民族“赔不是”和“还债”的思想,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政务院第三十七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就提出:“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汉族多年来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无意中还可能犯错误,应该多想想自己的错处。凡事都‘求其在我’。”[7]1957年,在论及“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问题时,周恩来又提出了汉族要向少数民族还债的观点。他说:“不叫还债,叫赔不是也可以……严格地批评自己,不但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会促进对方对自己缺点的注意。”“讲还债有利于民族团结,这是符合马列主义真理的。”[8]另外,提出要向少数民族“赔不是”和“还债”的思想,也或多或少地蕴涵着把国家视为主体民族的国家的价值判断。

  这种体现怀柔精神的“赔不是”和“还债”的思想,为在政策上对少数民族实行照顾和倾斜提供了道德支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政策,基本上都浸润在这种政治伦理之中。既然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有“欠债”,自然就必须对少数民族“赔不是”和“还债”,那么,国家通过政策对少数民族进行无条件的、全方位的倾斜和照顾就是天经地义的,无论如何都不为过,而且必须长期实行。

  三、“民族主义”取向政策的功能

  蕴涵着“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调整中,都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体现了“民族主义”取向政策的功能。

  1.政治动员的功能

  能否有效地将少数民族动员起来,加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阵营,直接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而“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在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动员方面的功能十分强大。

  各个少数民族本质上是由共同的历史文化联系构建起来的人群共同体,但这些历史文化共同体在长期的族际交往和族际竞争中形成稳定的共同利益,并具有了显著的利益共同体的属性。每一个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归根到底都是利益争夺。“民族主义”的取向,不仅承认和重视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和利益,而且要求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维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利益。这与少数民族的利益要求完全一致,从而能够从根本上调动少数民族的积极性,促成它们支持和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少数民族的积极参与,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如果没有少数民族的积极参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都是不可想象的。

  2.政治整合的功能

  中国自秦汉以后便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而作为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组成部分的各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曾经建立并且长期保存着自己的政治体系,成为统一国家内部的地方性政权。这些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同时,也与中央政权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还具有不稳定性。如何把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整合到统一的国家政权体制中,是历史上各个中央政权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方面面临的重大课题。为此,历代中央政权采取了各种政策来整合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羁縻政策、和亲政策、土司制度、改土设流、改土归流等,都是典型的政策措施,但这些政策措施最终都未能有效地将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纳入到统一的国家制度中。这固然有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关系的具体状况方面的原因,但民族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而“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却有效地将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纳入到统一的国家制度当中,为民族国家创建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国家制度的统一。

  在这种整合中,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及成立初期的民族区域自治,在保留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及少数民族上层的权力和政治地位的前提下,和平地将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纳入到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使其成为统一的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地方政权。因此,实现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国家政权的有效整合,统一了国家的政治制度,把历史上历代中央政权的夙愿变成了现实。

  3.重构民族关系的功能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其中既有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有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都可归结为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其根本症结是由民族的人口构成和历史构成[9]所造成的民族利益之间的不平衡性。从少数民族的角度来看,就是少数民族的利益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有效的维护。历史上的许多中央政权也尽力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最终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未能建立起协调而稳定的民族关系。而“民族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因为尊重、重视少数民族的利益,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提升少数民族的地位,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从而使历史上的矛盾从根本上得到化解。“民族主义”取向政策的全面实施,重新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在协调和重构民族关系方面的功能来自于对少数民族利益的照顾或政策倾斜。中国民族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特点,便是对少数民族的照顾。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不论是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在一切涉及国家与少数民族、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都对少数民族进行了政策照顾。正是通过全面的政策照顾,实现了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团结。

  4.促进发展的功能

  “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通过一系列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倾斜和政策照顾,有效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所有少数民族的地位都得到了根本的改善,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的发展甚至是“跨越式”的。它们今天所获得的发展程度和所处的地位,在自然历史的进程中是无法想象的。少数民族发展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少数民族人口绝对量和相对量的增加以及由此实现的少数民族族体规模的扩大。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受教育程度、民族意识的增长程度,都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在少数民族发展的同时,少数民族地区也实现了快速发展。中国少数民族中的绝大多数生活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使得边疆地区与内地之间的异质性逐渐减弱。而这种异质性的淡化是由边疆与内地的分界地区向外渐次推展的,所以造成了内地与边疆的分界线逐渐向外推移,原先的边疆地区由于失去了与内地之间的差异性而逐步失去边疆的性质,从而导致边疆的范围逐步缩小。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以及由此达成的与汉族地区同质性的增强,不仅为各个民族之间的整合创建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总体上看,“民族主义”取向政策的积极功能是十分强大的,中国今天民族关系的状况与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肯定“民族主义”取向政策功能的同时,有一个事实也必须注意到,那就是它所解决的民族问题都是在少数民族发展程度较低或少数民族不发展情况下产生的民族问题。而在解决少数民族发展起来以后的民族问题方面,“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并不具有同样强大的功能。

  “民族主义”取向政策实现其功能或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是对少数民族的利益给予。在少数民族发展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的利益要求集中于提升自己显然落后于主体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要求改善自己与主体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就为利益给予的方式发挥作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但是,利益的满足有一个基本规律,即某种既定利益要求的满足会促成更大或更高的利益需要的形成。就少数民族而言,当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改善以后,尤其是随着其民族意识的增强,会形成日益明确和不断提高的对政治权利的追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著名论断,不仅说明了政治利益对于经济利益的至上性,也表明了政治权利成为人们最高利益追求的必然性。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对政治权利要求以及这种要求的日益增强,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和趋势。在少数民族发展起来以后,这样的要求往往会成为新的民族问题的聚焦点。而现存的政治权力分配方式和制度框架能够为“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在解决此类问题方面发挥作用提供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从而限制了“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在解决少数民族发展起来以后的民族问题方面的功能,因而使它解决新形势下民族问题的能力受到了根本性的限制。

  四、“民族主义”取向政策的风险

  执政党或国家的政策,都是通过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实现治理目标的手段。因此,一种政策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而解决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时,往往会因为这种调整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关系而导致新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政策蕴涵风险。“民族主义”形成于特定的政治、认识和道德立场,也蕴涵着一定的政策风险。

  第一,增强了少数民族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地位,因而有可能加剧族际间的利益争夺。“民族主义”取向政策的政策手段,基本上都是对少数民族进行政策倾斜和照顾。而这样的政策倾斜和照顾不仅强化了少数民族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地位,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少数民族以民族的身份从国家的政策倾斜和照顾中获得更多和更大利益的期待。而在少数民族以利益共同体的身份争取利益和获得利益已经成为基本的社会机制和政治机制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与主体民族之间以及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进行利益博弈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进而使以少数民族为本位的利益争夺常态化。而利益的争夺以及与之相伴的利益攀比,又会引发一些民族的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使族际关系趋向于紧张。这种情况与少数民族地区快速推进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社会矛盾相结合,会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矛盾更加复杂,从而使矛盾多发的态势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更加突出。

  第二,激发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增强,从而影响到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之间的平衡。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而不断增强,这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民族主义”取向政策对少数民族利益的持续强化,也会促进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增强。这种倾向结合在一起,少数民族民族意识趋于旺盛的势头就更加突出了。现实的情况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能够促进少数民族自强不息,但同时也可能引发其他问题。首先,民族意识的增强,会导致产生民族问题的可能性随之增大。民族间的利益争夺日益常态化,但这种利益争夺是否会演化为民族问题,关键在于相关民族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而少数民族是否会将这种争夺视为民族问题或发展为民族问题,直接与民族意识相关。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愈强,族际间利益争夺转化为民族问题的可能性就愈大。其次,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之间以及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动关系。[10]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增强,会直接对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之间的平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平衡构成挑战,进而影响到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心理基础。而且,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往往是民族分裂主义的温床。

  第三,政策预设与少数民族的行动逻辑之间存在差异,“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难以应对民族关系中的新情况。“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蕴涵着一个明确的逻辑或期待: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在现行政治体制的政策帮扶下改善了地位和得到发展以后,一定会对这个体制充满感激,并因此而更加支持和拥护这个体制;对国家的认同感会因此而增强,愿意与其他民族紧密团结,追求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为“民族主义”取向政策所作的论证中,也能列举出若干支持“民族主义”取向政策的历史事实和现实案例。但是,事情的发展也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在政策的帮扶下改善了地位和得到发展以后,其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地位被强化,民族意识随之增强,进而会对民族自身的利益充满了更多和更大的期待,甚至要求得到更大的利益和更多的政治权利。“民族主义”取向政策期待的那种行动逻辑,往往存在于少数民族发展程度比较低、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在地位和发展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而在少数民族发展起来和地位得到根本改变后,后一种行动逻辑则更具有现实性。新形势下的许多民族问题,都是后一种逻辑现实化的结果。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既定的政策预设。而“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也往往在后一种行动逻辑出现时显得力不从心,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

  第四,民族差异的政治化、法定化和固定化会迟滞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的内部融合。民族内部整合的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但是,“民族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将处于持续变动中的少数民族一个个地识别出来,给予其固定的族称和明确的政治、法律地位,还帮助其编撰历史,创造文字,然后一个个地给予政策倾斜和帮扶,从而使各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政治化,族际界限明朗化、固定化。这样一来,各个民族整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道路被人为阻隔,中华民族的发展受到制约。在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单位实体化以后,中华民族自身反而逐步被虚拟化了。

  当今中国的许多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关系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动向,都或多或少地同“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蕴涵的风险相关联,某些新的民族问题本身就是这种风险的现实化或显性化,或者说是这种风险的具体体现。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民族意识普遍地趋于旺盛,“民族主义”取向政策所蕴涵的风险还会进一步显现。面对这些新的问题或民族关系中的新情况,“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而且这种状况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

  五、“民族主义”取向的调整不论是从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及少数民族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发展起来以后的民族问题正在凸现的现实来看,还是从规避“民族主义”取向政策中蕴涵的风险以及有效地应对民族关系的新变化和新形势下的民族问题的角度来看,对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反思和调整都显得非常必要。

  对民族政策所蕴涵的价值取向进行调整,就是要在民族政策中确立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国家主义的取向,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始终把国家利益置于至上地位,始终以国家利益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追求的目标,从有利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民族关系及民族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在制定民族政策时,不论是政策问题的选择、政策目标的确定、政策方案的制订、政策手段的使用等,都应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是从某个或某些民族的利益去考虑。从可以预见的结果来看,“民族主义”取向政策存在的问题及造成的消极后果,都可以通过制订国家主义的民族政策加以克服和解决。从总体上看,国家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更加有利于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

  在民族政策中确立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并非否定少数民族成员的族属关系,更不是要否定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及其相应的地位和权利,而是要改变过去偏重于从少数民族利益的角度考虑少数民族与国家、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关系的立场,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考虑少数民族与国家、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而寻求一种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利益平衡,使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的利益都能得到兼顾和发展,在国家整体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提升的基础上来满足和提升各个民族的利益。

  在民族政策中坚持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并不是要取消对少数民族的照顾,也不否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倾斜,而是要将对少数民族的照顾以及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倾斜纳入到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之中,置于国家利益之下,即不能仅仅从少数民族的角度来考虑少数民族的利益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而是要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来统筹少数民族的利益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一句话,任何对包括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利益的考虑,都应该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不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都不应当损害国家利益。在这里,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

  国家主义的取向要求淡化各个民族间的界限,在社会标识系统中强化同质性的国民身份,促进各民族融合;在民族关系复杂的多民族地区的治理上,改变过去长期实行的以协调民族间关系为主的族际主义治理方式,采取以解决区域问题为主的区域主义治理方式;[11]吸取把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矛盾和问题都纳入民族问题框架而造成民族问题扩大化的教训,不要轻易将与民族有关的问题都纳入民族问题的框架;要对某些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快速增长保持必要的警惕,对容易导致民族意识增长的措施采取审慎的态度,并通过适当的措施促进并保持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或国民意识)的平衡。

  在民族政策的基本取向上实现由“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已经实行了几十年,许多问题是木已成舟。对于许多人来说,在“民族主义”取向的基础上认识、思考和分析中国的民族关系、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已经成为基本的思维定势。离开了这样的取向以及相应的分析框架、话语系统,便无法再用其他的方式来思考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了。同样地,“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思想、政策理论和具体政策,已经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因此,要实现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由“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转变,遇到的阻碍和招致的反对都绝对不会小。但是,从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考虑,这样的转变又是必须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调整,必须也只能采取渐进主义的方式,在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采取妥善措施逐步实现。

注释:

  [1] 《列宁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747页。

  [2] 这里的“两少一宽”,指1984年中央5号文件规定的“对于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的政策。

  [3] 刘少奇就指出:“只有承认少数民族有独立自治之权,才能取得各少数民族诚意的与中国联合起来去抗日。不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就不能有平等的民族联合。”转引自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9页。

  [4] 关于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的区分和概念,可参阅笔者的《论民族的两种基本类型》一文,臷于《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5] 关于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可参阅笔者的《论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一文,臷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6]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既用来指中国各民族,也用来指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统一民族共同体。前者是对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也可称为中华各民族;后者把中华民族看作一个统一的民族单位,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元一体” 。本文所说的“中华民族”,取后一个意思,即指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民族。

  [7][8] 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第152页。

  [9] 这里所说的“历史构成”是指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关系在历史上的形成与演变方式。这样的历史构成对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很深的影响。

  [10] 关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互动的分析和论证,可参阅笔者的《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一文,臷于《学术探索》2009年第6期。

  [11]关于民族主义的治理与区域主义治理的治理方式的分析,可参阅笔者的《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一文,载于《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

  [作者简介]周平,云南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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