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渊源

　　刘易斯（Lewis）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维持生计部门，二是资本主义部门。维持生计部门比现代部门要庞大得多，吸收大量的就业，同时存在隐蔽失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工资不是由农民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由维持传统部门劳动者生活的最低水平决定的。资本主义部门十分弱小，从业人数少；劳动生产率要比维持生计部门高得多，能够创造利润，形成剩余；由于维持生计部门存在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能够长期保持不变。

　　在此基础上，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城市工业部门，因此，要实现经济发展，就要扩大城市工业部门，而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大依靠于资本积累。由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隐蔽失业人口，可以为城市工业部门扩张提供所需的劳动力；加之工资受供求关系影响而长期保持低水平，这就使城市现代化工业部门获得高利润。而这些高利润再投资，又能从农村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因此，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工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

　　很显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过分强调工业部门的重要性，忽视了农业部门的作用，把农业部门仅看作为农产品和剩余劳动力的提供者；二是对现代部门的积累--投资--就业扩大之间的联系看得过分简单，忽视了现代部门投资的技术倾向。

　　而实际情况是，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现代部门越来越倾向于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现代工业部门虽然扩大了，但就业机会却增加很少甚至不增加；三是二元经济模型是假设过剩劳动力只存在于农业部门，在城市则不存在失业，而现实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同样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

　　费景汉（Fei）和拉尼斯（Ranis）认为，刘易斯没有重视农业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忽视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是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的先决条件。针对刘易斯理论的缺陷，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中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被称之为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费-拉模型认为刘易斯只考察了农业存在过剩劳动力的经济发展第一阶段，即农业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农业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一阶段，因而是不全面的。针对这一弊端，费-拉模型认为劳动力转移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边际生产率等于零或接近零，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显性失业人口，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无限大，劳动力从传统部门转入工业部门后，不会出现粮食短缺问题，因而劳动力转移不会受到阻碍。第二阶段，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提高，其值介于零和不变制度工资之间，农业部门存在隐蔽性失业人口。此时，因为农业边际生产率为正值，当农业劳动力转移后，农业总产品就会减少，平均农业剩余低于不变制度工资，提供给工业部门的农业产品就不足以按制度工资来供养工业劳动者，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涨，导致工业部门工资上升，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利润下降，工业扩张减速甚至停滞，因而劳动力转移将会受到阻碍。第三阶段，农业部门已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边际生产率高于不变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商业化，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再取决于制度工资，而由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市场共同决定。此时，农业与工业两部门平衡发展。

　　费-拉模型指出提高农业生产率以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为了避免劳动力转移的停顿，必须使农业生产率与工业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以使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平衡发展。费-拉模型是对刘易斯模型的重大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加接近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理论描述。首先，该理论不仅把农业看作为工业提供所需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同时看作为工业提供农业剩余。这个观点纠正了刘易斯模型忽视农业部门发展和整个经济中的粮食供给问题，是对刘易斯模型的最重要的改进。其次，费-拉模型不仅指出农业部门技术进步是解决粮食短缺的根本途径，而且指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是实现结构转变的关键因素。最后，费-拉模型系统研究了技术进步类型对工业部门就业增长的影响，提出发展中国家应注重引进和鼓励具有劳动使用密集偏向的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对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该模型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一是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失业问题。二是没有考虑到现代工业部门发展中来自有效需求方面的约束，将创造生产能力（而不是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二、中国的现实情况

　　中国属于典型的二元经济，自建国以来一直致力于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期冀能够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路径实现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的目的，但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工业产能过剩与农业剩余不足并存、高资本积累率与城乡失业并存、投资过度与消费需求不足并存等现象，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结构调整的瓶颈。

　　（一）工业产能过剩与农业剩余不足并存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依托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并以开放国内市场为代价，将国际产业资本引入国内，逐步填补并丰富了国内产业，使工业品供给逐渐走出短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尤其在近几年持续高涨的投资推动下，部分行业已经出现严重过剩的局面。

　　以生产资料为例，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6.6亿吨，需求仅5亿吨左右，约1/4的钢铁及制成品依赖国际市场。水泥产能18.7亿吨，市场需求仅为16亿吨。目前在建水泥生产线418条，产能6.2亿吨，另外还有已核准尚未开工的生产线147条，产能2.1亿吨。这些产能全部建成后，水泥产能将达到27亿吨，产能将严重过剩。平板玻璃产能6.5亿重箱，产量5.74亿重箱，约占全球产量的50%。2009年上半年新投产13条生产线，新增产能4,848万重箱，目前各地还有30余条在建和拟建浮法玻璃生产线，平板玻璃产能将超过8亿重箱，产能明显过剩。煤化工产能过剩30%。多晶硅产能2万吨，产量4,000吨左右，在建产能约8万吨，产能已明显过剩。此外，风电设备、电解铝、造船、大豆压榨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也十分突出。

　　再以消费品为例，据商务部对全国600种主要消费品的市场供求状况调查数据，2008年上半年在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有491种，占81.8%；供过于求的消费品有101种，占16.8%，主要集中在电器、体育娱乐用品、五金工具、鞋帽等领域；供应偏紧的为：猪肉、牛肉、羊肉、大豆、豆油、菜籽油、花生油和鲜奶等8个品种的农产品。

　　与此同时，农业发展却因支持力度弱、农业生产收益低等多重原因导致了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现象。2004年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口大幅增长，出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2004-2008年间，我国的农产品进口从280.3亿美元增至586.6亿美元，增长了109%。2003年，农产品贸易顺差还有25亿美元，到2004年则出现了严重的逆差，逆差额高达46亿美元。农产品供给不足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从2004年起，连续五年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要求各地抓好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从2005年开始，农业生产虽有所增长，农产品出口增幅明显高于进口增幅，贸易逆差开始减少，2006年逆差仅6.7亿美元，但2007年后，农产品贸易逆差再次迅速扩大，2007年、2008年逆差分别达40.8亿美元和181.6亿美元。

　　以粮食、食用植物油、棉花、糖料等主要农产品的进出口为例，2004-2008年间，粮食进口量从2,998万吨扩大到4,131万吨，5年进口累计16,838万吨，出口累计3,875万吨，净进口达12,963万吨，进口总量是出口总量的4.3倍。食用植物油进口量从676万吨扩大到817万吨，进口累计3,623万吨，出口累计110.4万吨，净进口达3,512.6万吨，进口总量是出口总量的33倍。棉花进口量从191万吨攀升至211万吨，进口累计1,269万吨，出口累计6.4万吨，净进口累计1,262.6万吨，进口总量是出口总量的198倍。糖料累计进口594万吨，累计出口77万吨，净进口517万吨，进口总量是出口总量的7.7倍。通过分析主要农产品的进出口状况，可以发现我国的农产品供给并不充足，在国际贸易中主要是需求方，需要依靠进口弥补国内的消费缺口，农业剩余还不足以支撑过度工业化。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大出口来缓解国内过剩的产能，另一方面却要高价进口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和农产品，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受到极大的损害。

　　（二）高资本积累率与城乡失业并存

　　二元经济模型假定现代部门的就业创造速度与现代部门的资本积累成比例，资本积累速度越快，现代部门的增长率越高，创造新职位的速度也越快。但是，如果资本投资于劳动节约型的项目，则并不会带来相应的就业增加。

　　在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中，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投入增长率远远超过就业增长率。资本密集程度的迅速提高，使工业部门吸收新增劳动力的能力随之减弱。2003-2008年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从41%提升至43.5%，对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5,701.7亿元增长至7,6961.3亿元，5年间增长了1,250%，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仅从16,077万人增长至21,109万人，5年间仅增长31%。很显然，对工业投资的增长难以带动相应的就业增长，而且目前的工业品供给已经过剩，国内市场难以消化过剩产能，这对企业扩张形成了约束。

　　此外，二元经济模型是假设劳动力过剩只存在于农村地区，在城市则不存在失业。在我国，城市与农村失业并存。2003-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保持在800多万，如果加上未就业的大学生及未登记的失业人员，失业率肯定高于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4%，城市就业压力相当大。在农村，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低，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以剩余形式表现出来，不仅造成农CONOMICAFFAIRS村地区就业岗位的损失，而且形成了城市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以粮食进口为例，2004-2008年，我国粮食净进口分别为2,484、2,145、2,463、2,119、3,752万吨，按2005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为1,598公斤计算，每年损失的就业岗位分别为1,554、1,342、1,541、1,326、2,348万个。对于一个劳动力资源充足、国内就业压力大的国家而言，大量进口粮食实质上是在输出就业机会，加剧国内的就业压力。

　　（三）投资过度与消费需求不足并存

　　二元经济理论将创造生产能力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在工业化尚未完成之前，需求不构成经济发展的约束，这显然与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投资、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相悖。

　　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对投资有高度的依赖性，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年份往往是由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已陷入投资过度与消费不足并存的困境。2001-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为2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平均增速为14%，投资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速快了9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快于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反映到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上就是资本形成率越来越高，最终消费率则逐渐趋于下降。2001-2008年，我国的资本形成率从36.5%上升至43.5%，最终消费率则从61.4%下降至48.6%。

　　以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01年，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为50%，到2008年，投资需求贡献率上升为68.4%，而消费需求贡献率则下降为37.7%。以两大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来看，2001-2008年，投资需求平均拉动经济增长5个百分点，同期，消费需求均拉动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大于消费需求。

　　中国目前这样的投资-消费比例关系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障碍，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往往需要投资的推动，而投资主导的经济终将导致过剩局面的出现，使得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消费需求约束。

　　三、农业剩余不足条件下工业化对国民经济的危害

　　（一）国家利益受损

　　在当前工业品过剩与农业剩余不足的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极大损害。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依靠大量的生产要素投入来实现的，为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就必须以低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价格为保障，当国内的资源供给无法满足工业生产的需求时，只能依靠进口，结果就是高价进口国外的自然资源和长期压低国内人力资源的价格，以确保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

　　以铁矿石进口为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07年，我国共进口铁矿砂3.8亿吨，价值337.8亿美元，分别比2006年增长17.5%和61.5%。2008年我国进口铁矿砂4.4亿吨，价值605.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9%和79.1%。价值的增长远远高于数量的增加，即使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可以抵消一部分价格的上涨，但也远远无法消除进口价格上升带来的成本增加。另据估算力拓通过不正当手段使中国钢铁企业因铁矿石涨价多付出7,000亿元人民币（折合1,020亿美元）的沉重代价，相当于澳洲10%的GDP。

　　再以石油进口为例，2007年我国进口原油1.63亿吨，价值797.6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12.4%和20.1%；进口成品油3,380万吨，比上年下降7.1%，价值164.3亿美元，增长5.7%。2008年中国进口原油1.7888亿吨，比上年增长9.6%，价值1,29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2%；进口成品油3,885万吨，比上年增长15%，价值3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2.7%。据IEA粗略估算，石油价格每上升1美元／桶，在目前的进口水平上中国将多支付6亿美元。

　　资源产品进口量值的持续上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已经产生了路径依赖，由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未充分发挥，所以只有保持较快的投资和出口增速，才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才能缓解国内严重的就业压力。一旦投资和出口增速下滑，经济增速就会下滑，失业也会增加，无奈之下只能通过补贴和压低劳动力的工资来维持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

　　为了化解原材料进口价格上涨压力，保持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财政部宣布2008年8月1日起，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11月1日起，适当提高劳动密集型、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涉及3,486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从12月1日起，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涉及3,770项产品，约占全部出口产品的27.9%。预计涉及出口退税额438亿元。

　　与此同时，农民工工资却有所下降，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减少的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数量约540万人，同时，外出就业劳动力下半年的月工资水平仅为1,064元，比上半年减少14.2%。与2008年上半年相比，下半年工业行业就业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月平均减少了209元，减幅达17.0%。而下半年中部地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月平均工资减少369元，降低28.7%。

　　以财政补贴和压低劳动力的工资为代价，中国实现了出口增长，并换回了我们已经不再短缺的外汇，这些外汇根本不具有保值性，而且时刻面临贬值的风险，尤其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动荡不安的形势下，2.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是加大了国内货币供给量，增加了驾驭宏观经济运行的难度，除此之外，既没有增加国家利益，也没有增进全民福利，反而通过国际贸易使国家利益流失到国外。

　　（二）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性

　　在农业剩余不足条件下工业化会使本国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性。因为在国内市场不足以消化过剩工业品之时，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动荡使得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性。

　　2000-2007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由39.6%提高到63%，贸易顺差由241.1亿美元扩大到2,618.3亿美元，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12.5%提高到19.7%，拉动经济增长从1个百分点提高到2.3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国际市场波动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2007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严峻挑战，全球经济衰退引起的外需减少已经造成我国出口导向型企业停产减员、甚至倒闭的现象。据香港贸发局统计，2007年广东地区倒闭的企业超过万家。2008年，全国约有10万余家中小企业倒闭，广东省在2008年1-9月份内有5万多家企业关闭。我国月度出口增长率从2007年2月的51.7%下降至2007年12月的21.7%。2008年，全国工业生产增速明显回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9%，增幅比上年回落5.6个百分点，比2003-2007年平均增速低4.1个百分点。

　　2008年上半年，当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而执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美国的金融危机在进一步蔓延，下半年我们却不得不执行保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增加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货币政策也从紧缩走向适度宽松。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受到极大挑战。我们知道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三）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市场化改革以来经济发展产生的惯性延续至今使得国内的经济发展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摒弃传统的工业化模式，经济增长难以保证，而且短期内势必会造成大量的失业，影响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如果继续秉持传统的发展模式，中国的资源供给将难以为继，最终将因积重难返而陷入深渊。2003-2008年，中国的GDP平均增速为10.5%，而能源消费增速平均为10.6%；电力消费增速平均为13.2%；粗钢表观消费增速平均为14%。很显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基础之上，属于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模式。

　　近几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为6%，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5%左右；钢消费量占世界的30%左右；水泥消耗占世界的54%左右。目前，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重要资源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的世界第二消费大国。不仅如此，我国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还很低，万元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万元GDP用水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倍。而同时，中国却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8%，耕地为32%，石油、天然气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7.69%、7.05%。

　　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提速，大量农业用地被转化为工业用地。1996年，国家历时十多年、耗资十多亿，摸清的全国耕地面积数量为19.51亿亩，但到了2008年，全国耕地面积已降为18.26亿亩，13年间净减少1.25亿亩。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使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而且将面临严峻的农业剩余不足的考验。

　　（四）产业升级困难

　　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的工业化是以国际产业转移与本国廉价劳动力结合的方式推进，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参与国际分工，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延续至今已出现了主导产业低端化的现象，也就是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主导产业被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难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十四”大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对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使中国经济发展逐渐呈现外向型特征。1993年，全国出口总计917.4亿美元，外资企业出口252.4亿美元，其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7.5%，到2007年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出口占到全部出口交货值的70.6%。这一时期，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发展使得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提高，从1993年的15.3%上升至2007年的37.4%，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已经相当明显。但是，在我国的外向型经济中，两头在外的加工出口产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2007年的出口产品中，加工贸易所占的比重达到50%以上，加工贸易利用的主要是我国在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过程的技术含量低，单位产品所提供的附加值也比较低。目前，机电产品出口虽占据我国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但许多产品的主要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国外厂家手中，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国只是外国公司低成本的制造基地。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的大量存在已经使中国深陷国际分工的低端，不利于国内的技术创新，也无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提升。

　　四、农业剩余不足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思路

　　在农业剩余不足条件下探寻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之道需要客观正确认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长期性；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面，强化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一）客观认识二元结构转换的长期性

　　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二元经济理论对结构转换持乐观态度，认为通过加快现代部门的，就可以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从而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其实不然，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自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以来就已显现，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100年来都没有根本性的改观。19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总产值中，农业所占的比重为66.79%，非农业所占的比重为33.21%。到1978年，我国的产业结构为28.2:47.9:23.9，虽然农业产值所占比重有很大程度的下降，但从就业结构的角度看，70.5:17.3:12.2的就业结构显示出我国仍属于农业国家。

　　在改革的进程中，虽然在不断地在优化经济结构，努力使工农业能够协调发展，但近30年的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二元经济特征，到2008年，三次产业产值比例为11.3:48.6:40.1，与1978年28.2:47.9:23.9相比，结构有所改善。但从就业结构来看，2008年，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为39.6:27.2:33.2与1978年的70.5:17.3:12.2相比，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也就是说，单纯依靠发展城市现代工业很难实现二元结构转化的根本性目标。从改革持续的时间与取得的成效看，30年的改革，工业部门的发展只提高了10个百分点的就业比重。考虑到中国每年不断新增的劳动力需要在非农领域就业，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二元经济结构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延续。

　　（二）转换经济发展模式

　　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时代的变革，要求经济发展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建国之初，面对国际封锁与当时的资本约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公有制经济的市场主体地位、通过不合理的工农产品比价体系为重工业发展提供资本积累，形成以国有大型工业企业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最优的选择。当秉持这一模式至人民生活因之受损之时，模式的调整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人心所向。处于转轨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摸索中前行，由于缺乏目标模式，只能对原有模式纠偏，着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却难以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当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时，国外过剩的产业资本与中国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结合必然造就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当这一模式发展到中国的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经济增长的对外依赖性高度增强，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驾驭能力减弱之时，就必须选择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沿袭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显然不能实现持久永续的发展。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优化需要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方式、市场主体、主导产业、经济增长方式、收入分配方式和调控方式等因素的协调与配合。中国新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形成充分竞争的混合所有制市场主体，经济增长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投资需求为辅，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结构合理，市场决定初次分配、国家调控二次分配的收入分配方式和国家采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机决择调控宏观经济运行。

　　（三）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落后国家的经济崛起，但鲜有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功实现赶超的例证。全球化最大的机遇是创造了相互依存的经济；最大的风险是被固化在国际分工的低端，难以走出困境。当前，中国的产业发展已经出现了农业滞后、工业过度外向；农产品供给不足与工业品供给过剩的局面。

　　中国的大国地位决定了其产业发展不能失衡，更不能过度外向化。要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首先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保障国内农产品供给。因为保障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取得了成功，也会产生国内经济的严重不平衡，从而使得广泛的贫困、不平等和失业问题更加尖锐、更加突出”。1993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是，实际执行情况出入很大。1994-2007年的14年间，只有1994、1996、1998、2004和2006年国家财政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其他年份国家财政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均低于其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这显然有悖于《农业法》的规定。如果严格按照《农业法》的规，2000、2001、2002、2003、2005、2007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还应至少增加38.9、49.4、100.2、61.8、352、796.4亿元。

　　其次，要降低对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出口退税，减轻对外依赖性。我国目前大量的出口产品都享受了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在当前贸易顺差不断累积的背景下，降低出口退税率可以使得一批利润率极低而完全依靠低劳动成本从事低附加值加工生产的中小企业退出市场，迫使企业进行高附加值产品加工和生产，加强自主创新，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目标。

　　同时，积极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使中国逐步摆脱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产业格局，实现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

　　（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中国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却呈现出政府所得不断增加，居民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1993-2006年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所得占比从68%下降到56.5%；政府所得占比从19.4%上升到24.2%；企业所得占从13%上升到17.5%。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成的条件下，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企业所得的增长也会进一步增加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居民所得的降低则是减少消费，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低。

　　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的投入不足则进一步抑制了居民消费，扩大政府消费。1993-2008年间，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已从74.9%下降至72.7%，而政府消费占比则从25.1%上升至27.3%。

　　为了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要建立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通过国民收入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要加大对公共物品的投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每个劳动者都能平等地获得养老和医疗保险，免除其后顾之忧，改善其消费预期。

　　（五）强化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我们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资本短缺年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决定了我们必须对出口导向型战略做出调整。

　　当前，为应对经济危机，世界各国都加大了贸易保护力度。中国产品出口正在面对名目繁多的技术壁垒，同时也不断遭到美国和欧盟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出口面临严峻考验。继续坚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另外，当前我国2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已经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吸引热钱不断流入，如果继续保持贸易顺差，只会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增加国家驾驭宏观经济运行的难度。

　　另外，中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长期秉持出口导向战略必将耗尽国内资源，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缺乏资源支撑；而且现有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还没有一个大国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按照现行的模式只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难以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