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探索中走过了60年，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模式的构成要件———经济体制、市场主体、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产业选择和调控方式都在不断变化。通过考证不同时代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轨迹，并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构建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使中国未来的经济朝着良性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轨迹

　　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1953－1978）

　　从“一五”计划开始到1978年中国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市场主体是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成份陆续被社会主义改造，个体经济被彻底取消。到1978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7.6％，集体经济占22.4％，其他经济成分基本为零，公有制经济成为了市场主体，为通过计划手段配置资源奠定了基础。

　　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计划，而不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配置资源和调节社会生产。计划对资源的配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资料的集中计划管理；二是价格集中管理；三是基本建设绝大部分由中央统一管理。“一五”期间，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数由1953年的2800多个增加到1957年的9300多个，工业产值接近国营工业总产值的一半。1953年，国家计委统一管理、直接下达计划指标的产品是115种，到1956年增加到380种，其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60％上下。据统计，1979年前，省及省以上管理的农产品收购价格248种类，销售价格225种类；工业品出厂价格1127种类，销售价格339种类。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由227种增加到532种。[1]1953―1978年，国家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均值为84.4％，地方和企业的投资仅占15.6％。

　　由于国内储蓄不足，同时也没有引进外资，故资本积累只能通过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来实现产业之间的利润转移，解决工业发展的资金约束。据统计，1978年前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为4881亿元，而在1952—1978年中国工业投资累计只有3679.6亿元。农业提供的资金甚至大于同期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2]

　　经济增长以“高积累、低消费”为特征，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快速工业化是以抑制消费为代价实现的。从“一五”计划到改革开放前，国民收入的积累率总体呈现上升、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的态势。1953—1978年，我国的积累率从23.1％上升到36.5％，消费率从76.9％下降到63.5％，前者上升了约13个百分点，后者下滑了约13个百分点。26年间，平均消费率为72.2％，平均积累率27.8％，消费额增长率平均为6.1％，积累额增长率平均为14.8％，国民收入增长率平均为7.2％，消费额增长率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率1个百分点，而积累额增长率则高出国民收入增长率1倍。

　　产业选择以重工业为主，资金主要投向重工业领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50％的份额投向了重工业，力求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以重工业为基础，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到1978年，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高达56.9％，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格局已经形成。

　　2.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1979－1992）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中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在这段时期，实行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

　　在政策导向下，市场主体朝着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逐步崛起，使市场主体从1978年以前的单一公有制，逐步过渡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在经济总量中，虽然公有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但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开始上升。以不同所有制形式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变化为例，1978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四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为77.6∶22.4∶0∶0，到1992年，四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演变为51.5∶35.1∶5.8∶7.6，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与国有经济基本平分市场。

　　在经济转轨时期，国家对资源配置方式逐步由计划管制走向市场配置。基建投资虽然仍以国家投资为主（平均占38.9％），但企业自筹（平均占36.6％）、国内贷款（平均占14.6％）和利用外资（平均占9.9％）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基建投资项目中央和地方之比由“一五”时期的81.8∶18.2调整为1992年的44.5∶55.5，地方项目比重首次超过中央项目，成为基建投资项目的主体。商品价格逐步形成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形式。1992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78年的97％降至5.9％，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78年的3％升至93％；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78年的92.2％降至12.5％，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78年的5.6％升至81.8％；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78年的100％降至18.7％，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85年的40％升至73.8％。

　　由于体制性约束被逐渐打破，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充裕资本。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本积累主要依赖农业部门的局面得到改善，民间资本与外资开始发挥重要作用。1981－1992年间，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增长了22倍，实际利用外资增长了26倍，国内储蓄和外资有力地支持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81年，国内投资还有400.94亿元的缺口，到80年代末期，随着城乡居民储蓄的增加和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国内投资缺口不复存在。到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080亿元，国内城乡储蓄存款余额11545.4亿元，实际利用外资468.66亿元，资本盈余达3934.06亿元，资本已不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中国的工业化也不再将农业部门作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

　　1978年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开始关注居民消费问题，通过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职工工资、发放价格补贴以及压缩基建投资规模、扩大非生产性积累等途径，来调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一时期，消费率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稳步提高，积累率有所下降。最终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为10％，资本积累的平均增速为8.9％，较计划经济时期，最终消费高出5.2个百分点，资本积累低3.4个百分点，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农业和轻工业在转轨期得到补偿性的政策支持，国家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农业得到发展；通过对轻工业实行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挖潜革新改造、基本建设、银行贷款、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优先原则，使得计划经济时期的商品短缺现象得到彻底扭转。由于转轨时期是探索性的改革，改革的最终目标并不明确，只是逐渐改革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产业发展也是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被动做出的调整，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加快发展了轻工业，但并未形成显著特征的主导产业。

　　3.市场经济体制初期的经济发展模式（1993－2003）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中国的经济开始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运行，市场主体渐趋多元化，资源配置日渐市场化。

　　1992年以后，我国工业呈现出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发展快于国有工业，非国有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国有工业产值比重明显下降的特点。1993－2003年，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7％下降到38％，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则由53％上升至62％。在非国有工业经济成份中，股份制企业和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最为迅速，1994－2003年，其产值年均增速分别为25％和24％，远远高于国有工业产值的增速。10年间，股份制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6％提升至16％，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4％提升至40％。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已经形成。

　　这一时期，资源配置进一步市场化。基本建设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均值）较转轨时期大幅度下降，从38.9％降至9.7％；企业自筹和国内贷款所占比重则大幅度提高，分别占43.6％和24.9％，已经成为基建投资资金来源的主渠道。全国基建投资中央项目与地方项目之比从1993年的39.8∶60.2转变为2003年的18.1∶81.9。价格形成进一步市场化，2003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93年的4.8％降至3％，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93年的93.8％升至95.6％；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93年的10.4％降至1.9％，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93年的87.5％升至96.5％；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93年的13.8％降至9.9％，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93年的81.8％升至87.4％。

　　市场经济初期，投资再度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1993－2003年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51％、42％，与转轨时期二者的贡献率（消费65％、投资28％）相比，消费贡献率下降了14个百分点，而投资贡献率则上升了14个百分点，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大于消费需求。

　　这一时期，港澳台和外资经济带动形成的出口导向型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十四大”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1993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257亿美元，较1992年增长了150％，到2003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已达535亿美元。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对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使中国经济发展逐渐呈现外向型特征。200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总产值139453.2亿元，出口交货值26941.8亿元，出口占19.3％，其中，国有企业销售产值18330.6亿元，出口交货值807亿元，出口仅占4.4％；而港澳台投资企业销售产值17038.2亿元，出口交货值7395.8亿元，出口占43.4％；外商投资企业销售产值26508.2亿元，出口交货值10563.1亿元，出口占39.8％，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交货值占到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的66.7％。这一时期，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发展使得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提高，从1993年的15.3％上升至2003年的30.9％，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已经相当明显。

　　2003年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经过6年发展，经济总量在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开始逐渐显现，诸如：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职能弱化，计划职能强化；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的资源代价太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驾驭力减弱等。从长远的角度看，构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是迫在眉睫。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演进的启示

　　1.经济体制是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基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必然是按照国家意志进行，资源配置、资本积累、产业扶持、收入分配都服从于计划安排；转轨时期，由于经济体制的不确定，计划目标与市场取向的冲突，导致经济发展难以形成持久具体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经济发展能够基本在市场机制的导向下进行，同时也注定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造就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经济体制的选择与确立至关重要。要保证中国未来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设定良好的经济体制架构。

　　2.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无论是1979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1982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抑或是1987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乃至1992年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都有力地推动了次年的经济发展。中国最初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自下而上地推动，是当经济体制成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时，由经济活动的主体倒逼着体制制定部门去改革。这种改革虽然具有很大的滞后性，但是却释放出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使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增长中实现结构优化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地去推动，这就要求经济体制改革部门需要不断地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改革，消除经济运行的体制性障碍，使经济始终能够在顺畅的体制下运行，为经济发展不断地注入新的动力。发展无极限，改革亦无极限，只有不断地改革创新，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才能实现。

　　3.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与优化需要多重因素的支撑

　　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需要经济体制、市场主体、资源配置方式、产业选择、经济增长方式、收入分配方式等因素的协调与配合。计划经济体制、公有制市场主体、重工业优先发展、高积累低消费的结合，形成了以国有大型工业企业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市场经济体制、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引进外资、高投资的结合，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企业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化需要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竞争的混合所有制市场主体，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市场决定初次分配、国家调控二次分配的收入分配方式的结合，才能形成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投资需求为辅的经济发展模式。

　　4.经济发展模式要服从于国家的长远利益

　　小国经济发展会面临资源或市场约束，这就决定了小国经济在国际上只能处于附属地位，其经济发展不会损害大国的利益，因此可以按照市场需求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是大国，可以不依赖国际市场而实现自身的发展，但其发展必然会影响到既有大国的经济利益，改变现有格局，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或陷阱———比较优势即是陷阱。国内低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价格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如果以此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会在短期内获得微薄收益，长期而言，只会将中国置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不仅不利于中国的崛起，而且将陷入无资源可用的困境，最终沦为经济大国的附庸。因此，中国在选择经济发展模式时要从长远出发，把国家利益置于首要位置，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注重技术创新，摆脱不利的国际分工格局。

　　5.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与时俱进

　　经济发展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教条，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都将对经济发展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要顺势而为，并及时根据形势变化予以修订与调整。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只会将经济引入深渊。

　　建国之初，面对国际封锁，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不二的选择。当秉持这一模式至人民生活因之受损之时，模式的调整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人心所向。处于转轨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摸索中前行，只能对原有模式纠偏，着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却难以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

　　当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时，国外过剩的产业资本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必然造就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当这一模式发展到中国的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经济增长的对外依赖性高度增强，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驾驭能力减弱之时，就必须选择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6.经济发展模式的完善需要正确界定市场与政府的职能

　　政府主导下会形成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市场导向下也会形成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市场与政府的目标取向不一致时，必然引起冲突，使经济发展偏离正常轨道，为调和市场与政府的矛盾就需要正确界定二者之间的职能。市场的职能在于通过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的职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并制定良好的制度以保障经济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取代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导致了效率低下和产业结构失衡。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长与发展脱节等现象。经济发展模式的完善需要市场与政府的职能完美结合才能得以实现。

　　三、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框架

　　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至关重要，正确的模式选择可以使本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实现国力增强、产业结构优化、居民收入提高等一系列目标；而不恰当的模式选择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达到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但是却会引发产业低端化、国际竞争力减弱、贫富悬殊、地区发展差异显著、资源环境破坏严重等现象，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1.经济体制：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体制问题至关重要，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必然对应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体制变革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首先需要从体制上予以确立。

　　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存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弱化、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逐步形成充分竞争的混合所有制市场主体；改革投融资体制，建立社会资源基本按照市场供求配置的新体制；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正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形成市场决定初次分配，国家调控二次分配的体制。

　　2.市场主体：充分竞争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经济体制变革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单一所有制、缺乏竞争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企业绩效差，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存，则可以极大地提高绩效。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构建中国新经济发展模式，培育充分竞争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至关重要。这就需要一方面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要逐渐打破行业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框架下运行。

　　3.资源配置：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从总体上看，中国已初步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但其内部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尚不平衡。商品价格形成市场化程度较高，而要素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在某些领域还干预资源配置。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实现转型需要进一步强化市场职能，弱化政府职能。政府主要营造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环境，在资金配置方面，逐渐由国家投资为主转向企业自筹和依靠贷款为主；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逐渐减少中央项目，增加地方项目；要素价格形成逐步由政府定价为主转向市场形成为主；社会资源配置基本能够按照市场供求自由流动。

　　4.经济增长：消费为主导

　　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走过的历史已经证明，经济增长更多地是依靠消费，而非投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迟早会陷入产能过剩与国际分工低端化的局面，中国近些年的发展已经显现出工业品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对外依赖的迹象。

　　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消费需求贡献低的根源在于社会保障的缺失，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处于收入低且缺乏保障的境地，这正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低的原因所在。欲使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先完善社会保障，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条件下谈扩大消费无异于缘木求鱼。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弥补市场缺陷和提供公共物品，其职能定位要求政府应将更大的财力投向社会保障领域，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来调整居民消费预期，从而使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5.产业选择：合理的产业结构

　　当前，中国的产业发展出现了农业滞后、工业过度外向；农产品供给不足与工业品供给过剩的局面。

　　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大国地位决定了其产业发展不能失衡，更不能过度外向化。要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保障国内农产品供给；另一方面要降低对工业化的过度偏好，减轻对外依赖性。同时，积极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使中国逐步摆脱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面貌。

　　6.调控方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主要采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计划手段在非紧急状态下基本不用。国家不预先设定具体的经济增长指标，也不制定控制失业率的指标。而是通过参考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生产者价格指数、失业率、汇率等指标的变化，相机决择采取紧缩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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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武力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任保平：《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福建论坛》2007年第7期。

　　3.刘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

　　4.刘国光：《新中国50年所有制结构的变迁》，《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作者简介：孙剑，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李惠斌，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100032）。

注释：

　　[1]汪海波著：《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2]王育琨著：《中国：世纪之交的城市发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