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近年来，民生问题逐渐成为了政府、舆论以及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毫无疑问，民生问题作为社会热点的出现，与近年来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的同时，民生领域的改善却相对缓慢相关。改善民生、提升普通居民的社会福利，让大多数人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尽管民众对民生改善期盼日深，党和政府也多次将民生问题写入中央文件和工作报告，并将其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但实际效果却远非预期那么理想。现实的情况是：近年来政府在民生领域所承担政府责任的程度非但没有提升，反而在近年来不断出现下降的趋势（吕炜、王伟同，2008），而普通百姓的住房难、上学难和看病难等问题却依旧严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出现，为什么改善民生的意愿（甚至在中央政府的大力号召下）难以实现，哪些因素从根本上限制和制约了中国政府对民生项目的投入？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大多数民生问题的出现，我们直观的感受都与政府投入的太少，个人承担的成本太高有关，如前一时期的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以及政府保障性住房不足等所遭受的广泛社会舆论指责。在教育发展方面，中国政府早在1993 年就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世纪末达到4%的战略发展目标。但实际2000年这一比重仅为2.86%，而同期世界各国中高收入国家为5.5%，平均水平为4.4%，甚至低收入国家也达到了3.2%。尽管近几年这一比重有所增长，但也仅仅刚超过3％，仍然未能达到4％的目标，表明中国政府在对教育投入方面明显偏好不足。笔者的前期研究也表明，按照世界一般经济发展和财政能力与公共服务支出规模的关系来看，2006年中国用于教育和医疗的公共支出应当占GDP的6.69%，而实际上国家财政当前用于医疗教育的支出总额仅为GDP的3.51%，只达到其应当承担政府责任的52.4%，政府公共服务性支出总量不足的问题相当明显[1]。可喜的是，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政府已意识到强化民生投入的重要性，因而加大教育、医疗、住房、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投入力度，试图扭转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现状，但这种趋势能够得以持续深入的贯彻，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事实上，如果将中国政府服务性支出不足的问题放置在中国经济转轨的宏观背景下来审视，我们不难发现，各级政府对于公共服务性支出的偏好不足，似乎成为一种既有体制的“自发行为”，即在现有体制激励下，政府具有少提供公共服务的内在激励。而与此同时在既有体制框架下，与服务性支出不足的“自发行为”相对应的另一种......（点击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