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持续推进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以工业化社会、城镇化社会、法理社会、能动社会、原子化社会、多样化社会、丰裕社会、公民社会、信息社会、风险社会为特征的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产生了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解决这些新的社会问题，满足新的社会需求，保障人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基本社会权利，都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

　　一、工业化社会带来的新挑战

　　得益于30年来工业化的持续、高速推进，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新兴工业社会。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第二产业比例为49%,第三产业比例为40%,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的比例已经下降为11%,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例已经下降为41%,另外59%人员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1]。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和从业人员都已超过农业，我国已经成为新兴的工业社会。尽管各地区工业化水平相差仍很大。

　　高速的工业化和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物质的极大丰富，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包括失业问题，污染问题，工伤和职业病、老龄化等。

　　随着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逐步代替劳动密集型工业以及一些产业如纺织业等失去竞争力成为夕阳产业，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和容量都在减少，结构性失业日益严重。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我国的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到2008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为4.2%,达到886万，返乡农民工失业数估计达2500万左右，总失业人数超过3300万人，实际失业率超过10%。失业对个人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高失业率和庞大的失业人群则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随着重化工业逐步取代轻工业成为工业化的主力军，发展重化工业所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产业转移的过程也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从城市走向农村、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扩散的过程。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杀手。因环境污染危害居民健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持续增长，每年发生的环境污染纠纷达数万起[2]（P244）。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威胁人们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热点社会问题。

　　我国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也伴随着安全生产事故的频发及工伤和职业病的显著增加。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统计，2008年全国发生86起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死亡和失踪1315人。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8年全国认定工伤事故近百万起，80%以上为农民工，工矿企业成为重灾区。另据统计，截至2006年，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例67万例，其中尘肺病14万例，而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总人数超过2亿，包括1亿进城务工人员和1亿多乡镇企业务工人员。频发的安全生产事故、大量的工伤事故、庞大的受职业病威胁的人群，对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到2007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3.65%（国际上规定这一比例超过10%就属于老龄化社会）,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总人口抚养比为37.42%,其中少年儿童抚养比为24.56%,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2.86%[3]。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一个家庭所要负担的养老人数大大增加，同时少年儿童抚养费用上升，由家庭完全承担老年人口赡养越来越不现实。家庭养老走向社会养老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二、城市化社会带来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正在由乡村社会转变为城镇社会。全国城市个数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2007年的655个，其中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由29个增至119个，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245万人增至2007年的59379万人，城市化比重由17.9%上升至44.9%[2]（P238）,如果包括主要由长期居住在城镇而没有计入城镇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组成的1亿多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城市实际人口比重已经超过总人口的50%,这表明我国已经迈进城镇社会的门槛。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向城镇社会的转型，带来了人口的高度集中和高度流动，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城市文明向乡村人口的传播和人们素质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人口的高度集中、高密度、高异质性和快节奏等城市特性，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农村社会问题，以及大量人口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所产生的社会问题。

　　城市化引发的新的社会问题包括城市贫困问题、贫民区问题、高犯罪率、高自杀率、高精神病发病率等。由于失业、下岗、破产、患病、残疾、孤寡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城市贫困人群成为一个新的贫困阶层。按照民政部2009年第一季度统计数据，接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贫困人口数高达2340.5万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贫困人群数量之可观。城市贫民居住区多处于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这里危旧房多，棚户屋和集体合租屋多，居住条件差、卫生条件差、饮食条件差，是城市中疾病多发区和犯罪高发区。城乡贫困问题和城市贫民区问题诱发了大量犯罪行为。这些年来犯罪率持续上升，1982年我国每万人中刑事案件立案率为5.5件，2007年增至36.5件次；1978年每万人口中治安案件查处率为9.9件，2007年则增至58.0件[2]（P249）。因人际关系紧张、心理疾患而导致的自杀现象日益突出。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年均自杀率为23/10万，每一个人自杀对周围5位亲友会产生巨大影响。另据统计，我国目前有1600余万精神疾病患者，其中160万人对社会治安构成危害。

　　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涌向城市，导致不少农村出现家庭空巢化，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群体数量庞大，迫切需要得到社会保护。根据全国妇联和有关研究机构测算，我国农村留守老人接近2000万人，留守妇女1085万，留守儿童5800万人（每4个农村儿童中有1人留守）。他们普遍缺乏安全感，缺乏必要的生活照料，精神和感情需求得不到满足，家庭生活和劳动负担重，生活质量很低。

　　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导致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现象，这就是存在着大量的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农民工群体构成城镇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截至2008年12月31日，我国农民工总数为2亿254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亿4041万人，后者构成城镇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的主体。人口的流动性为人口流入地和流入地的管理衔接造成了困难，容易出现管理盲区。外来人口的身份标签则容易造成当地人和外来人口之间的隔阂和对立。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加大了城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治安管理的难度，也造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受困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只能获得暂住身份，无法与城市居民以同等条件享受孩子上学、购买住房、就医看病、社会保障等城市政府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无法参与城市社区的公共生活，权利不平等和社会排斥以及本地居民的歧视，造成农民工群体对所居住的城市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疏离、冷漠乃至敌对情绪。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导致农村集体土地被政府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土地、无职业、无社保的“三无”农民。目前，完全失去土地或人均失地0.3亩以下的农民多达5000万。据民进中央预测，到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将超过1亿人。如何妥善安置失地农民，解决他们的就业、社会保障问题，提高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都是社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法理社会带来的新挑战。

　　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快速推进，推动着中国社会从传统礼俗社会走向现代法理社会。礼俗社会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地缘联系小共同体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和同质社会，宗教仪式或社会礼仪、社会舆论、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在社会控制行为规范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纠纷争执主要靠息讼止争、法外调解和私下协商来解决而不鼓励进行法律诉讼，以自我为中心根据与自己关系亲疏程度区别对待的差序格局成为人际关系的重要特征，小共同体中人们互有所求因此人情、面子的情感考虑成为人们行为的重要动机②。礼俗社会的团结是一种机械的团结（涂尔干语）,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对个人是一种压制性约束，维护共同体意识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对个人违反规范的行为采取严厉惩罚的态度以防止他人效尤并平息所谓的民愤③。随着乡土农民挣脱家庭和村落等小共同体的束缚，走向城市进入工厂，熟人社会和同质社会为陌生人社会和异质社会所代替，建立在血缘或地缘联系的小共同体基础上的非正式制度约束或者说礼治难以为继，诉诸法律已经成为人们解决纠纷争执的重要途径，走向法理社会成为大势所趋。法理社会是一种建立在异质社会、世俗社会和理性社会基础上以法律为最高权威实现社会控制和行为规制的社会。异质社会要求包容差异、平等对待而非区别对待，世俗社会要求凡事注重实效、注重现世享受而非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理性社会要求个人在明确行动目标、预测行动后果和计算成本收益基础上作出适宜的行动选择。在礼俗失效情况下，法律以其权威性和稳定性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法律制定过程的透明性和参与性则为法律带来了公平性和普适性的特征，法律也因此赢得了民众的同意而逐步合法化为最高的权威。

　　法理社会对社会管理带来的挑战之一是要求实现社会立法和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化和公民充分参与，唯有如此社会管理才能建立在民众同意的基础上。挑战之二是执政党和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要逐步适应法律权威成为最高权威的现实，学会依法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挑战之三是实现法律功能的转换即从惩罚告诫功能转向复原与矫治功能，注重恢复被破坏了的社会关系，注重行为矫治而非社会隔离、排斥乃至肉体消灭。挑战之四是在全社会培养普遍主义行为方式，避免爱有差等、区别对待的特殊主义行为方式扭曲法律的实施。

　　四、能动社会的新挑战

　　经过30年的市场化改革，学术界公认我国目前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超过了60%的临界水平，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私人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也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市场化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和机会的社会。能否进入市场把握机会，能否赢得竞争，将人们分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那些由于年龄和能力限制而不能进入市场和已经退出市场的社会群体如少年儿童、残障人群、工伤和职业病人群、离退休人员，因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而成为社会弱势人群。那些等待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人士，如失业下岗人员、待业人群、破产的个体工商户和企业家、解雇的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同样属于社会弱势人群。那些在求职过程中和工作场所中遭受歧视和排斥的妇女、农民工、文盲或半文盲人员、中年求职者、传染病菌携带者等人群也属于社会弱势人群。在市场交易中由于信息、资源的高度不对称，消费者、雇员或雇工、业主、拆迁户、失地农民等人群相对于厂商、雇主、物业公司、开发商属于弱势人群。消费者是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它们面对生产和销售企业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由于弱势人群权益受侵害而发生的矛盾纠纷等这些年来呈现明显上升趋势。2006年我国劳动争议的受案数为317162件，2007年则增加到350182件；2006年调解的民间纠纷数为462万件，2007年则上升为480万件[4]。面对资本和市场强势扩张中弱势群体权益受侵害现象日益增多现象，以维护各个弱势群体权益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护运动日益高涨。资本和市场的强势激发出了社会的正义感和保护自身的能力，社会在保卫自身的过程中正在变成一个能动的社会。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社会运动已经成为能动社会对政府社会管理的一个重大挑战。

　　五、原子化社会带来的新挑战

　　现代化的过程促使个人从传统的共同体束缚中解放出来，个人成为独立的、自由的和自主的个体，个人与集体、社群、共同体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传统社会中，共同体的延续是个人生存的目的，人们的血缘联系、地缘联系等不是人们自愿选择的结果，维护共同体的行为规范是强加于隶属于共同体的个人的，贵贱高低的等级关系是法定的并具有先赋的特征。

　　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为个人提供了自由流动的机会和条件，家庭、宗族、村落已经无法将农民再束缚在乡村这个小共同体中，个人获得自由的过程也是传统家庭结构解体的过程。传统的数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为夫妻与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所取代，夫妻关系取代亲子关系成为维系家庭关系的最重要纽带。这种追求个体自由的原子化过程也带来了高离婚率、空巢家庭增多、大龄未婚青年增多、家庭养老功能退化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综合民政部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86年我国准予离婚对数是21.4万对，2008年办理离婚手续的对数则达到226.9万对，粗离婚率从1985年的0.44‰上升到2008年的1.71‰。家庭离异对夫妻双方和子女所带来的心理创伤不容忽视。自愿选择无子女的丁克家庭日益增多，有越来越多的已婚男女接受了“不育文化”。单亲家庭也日益增多。大龄未婚男女人数日益增多，性别比失衡和婚姻挤压现象突出，出现了大量所谓的“剩男”、“剩女”。因子女上学或工作而成为空巢家庭的人员出现了中年化的趋势。空巢家庭引发了孤独、焦虑、忧郁等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家庭小型化则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

　　原子化的过程也导致传统的小共同体对个人的道德约束弱化。从乡村熟人社会进入城市陌生人社会，人们之间信任度降低了，小共同体的舆论约束不复存在。欺骗和失信行为增多，违反契约、合同的行为增多。在陌生人社会重建社会信任，重建道德约束，培养诚实守信品格，是维持正常的社会互动的迫切需要。

　　原子化的过程使个人产生孤独感和无助感，在国家和企业之外个人社会生活的再组织化成为获得自由的个人的理性选择。这种再组织化建立在原子化个人的自愿基础上，是个人自由结社的结果。建立在个人自由意志基础上的新的社会共同体和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种社会共同体以促进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幸福为目的。唯有建立在新的自由结社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才能真正赢得社会成员的认同并产生归属感。再组织化过程中也需要防止民间组织的黑社会化或从事非法活动而损害社会普遍利益。社会管理既需要保证个人的自由结社权，也需要进行必要的监管以保护社会利益。

　　六、多样化社会的新挑战

　　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使中国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缺乏分化的整体性社会走向一个分化和多样化的社会。改革开放的过程在促进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导致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富裕程度的差别。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利益的分化和多样化，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从政治---身份型的阶层结构向经济---职业型分层结构转变，传统的干部、工人、农民三大阶层，正在向更多的社会阶层转化。

　　社会分层化的过程是一个垂直分化的过程，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因其收入、职业、教育程度、资源占有和影响力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阶层利益，这些阶层在生活方式、居住空间、交友范围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利益的分化和多样化还导致社会组织的多样化，不同阶层、不同兴趣爱好的人们结成了多样化的社会组织。人们的价值观和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交织在一起，相互碰撞和激荡。从整体性社会走向分化和多样化的社会的过程，是一个从平均主义和整齐划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它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各地区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使整个社会充满了创造活力，促进了国民经济连续30年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这种高度分化和多样化的社会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首先，贫富差别、城乡差别、行业差别、地区差别持续扩大，已经超过了社会可忍受的范围。1978年20%高收入与20%低收入的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距为2.7倍，2007年则上升为6.5倍。衡量贫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统在1984年为0.26而2007年则高达0.50,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扩大到2007年的3.33倍，考虑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各种福利和补贴，实际收入差距应为6倍左右。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2007年为15倍[2]（P242）。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也非常明显。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依次为：12130.54元、6124.11元和5972.60元，差距显著[5]。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不仅限制了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同时也激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调节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成为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其次，社会分层结构出现刚性化和固化的趋势。如果向上的社会流动渠道畅通、机会平等、竞争公平，社会阶层分化不会加剧社会的对立情绪。精英化、高收费的大学和高中教育体制，将大量的城市贫困家庭和城乡中低收入阶层家庭子女拦在了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的门外。无权无势的普通家庭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遭遇的就业困境将有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中低收入家庭的美梦打碎。拥有权力或财富的精英阶层则可以将子女送到国外就读或在国内重点大学接受最好的教育，进入收入最高的职业就业。由于缺乏高额累进遗产税，富裕阶层可以把自己的全部财富遗传给自己的子女。这样，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的社会地位出现了代际传递和固定化现象。向上的社会流动的不足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刚性化，紧绷的阶层关系有可能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断裂。第三，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乱进一步降低了人们对现行的社会分层结构的认同度。非法致富、为富不仁、学术无良、贪污贿赂横行等社会病态现象导致人们对上层精英群体所拥有的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产生强烈的质疑。普通民众的仇富、仇官、仇专家的激烈情绪很容易被少数人引导到具有极大破坏性的民粹主义方向去。网络舆论的激进化和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增加敲响了警钟。全国群体性事件数量2005年曾有所下降，但2006年又上升为6万余起，2007年更增至8万余起[6]。群体性事件的暴力化程度也在升级，冲突的烈度在增强。在分化和多样化的社会中对多样化的利益、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和多元的文化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减少社会的矛盾冲突，凝聚社会认同维护社会团结，对社会管理构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

　　七、丰裕社会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已初步实现从匮乏到丰裕、从温饱到小康的转变。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们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2007年中国人均GDP已达18934元（折合2491美元）,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居民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184元增至2007年的7081元，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整体上由65.9%降至40%。2007年全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已实现2020年目标的60%[2]（P237-239）。我国已经进入丰裕社会的门槛。丰裕社会同时又是一个消费社会、共享社会和需求升级的社会。这些都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首先，消费社会如何实现资源节约是一大挑战。鼓励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满足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内在需要。从勤俭节约、重视储蓄到消费优先是一个重大的观念转变。但无节制的消费也会同有限的资源之间产生紧张关系。既要鼓励消费，又要节约资源，对规范居民消费和生活方式的社会管理是一个新挑战。其次，共享发展成果的同时如何保持社会创造活力是一大挑战。实现共同富裕是执政党在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时候的庄严政治承诺。中国跨入丰裕社会门槛的时候也是兑现自己的政治承诺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的时候。在制定和实施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相关政策对效率和活力的影响，避免顾此失彼。第三，如何满足个性化、多样化的发展型需求是一大挑战。从生存型社会走向发展型社会意味着人们追求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需求日益突出。与生存型需求相比，发展型需求更加具有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特征。如何满足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发展型需求，对社会管理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

　　八、公民社会的新挑战

　　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促使传统的臣民社会或群众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变。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和社会逐步分离开来，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和企业的公民自由交往和自主结社的社会生活领域即公民社会悄然出现，公民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成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根据民政部最新的统计数据，到2009年第一季度，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各类民间组织的总数已经达到414614个[7]。以互联网为主阵地的公民对公共事务和公共人物进行自由的、平等的讨论、辩论、评论的民间公共领域已经形成，民间舆论的民意压力已经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义务本位、服从本位的臣民或顺民已经被具有纳税人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公民所代替，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个体和集体行动日益自觉和频繁。公民社会的兴起，正在改变着集权政治之下国家和社会之间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支配和从属关系，催生着一种新型的国家和社会关系。

　　公民社会的兴起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民间组织管理面临新的挑战。民间组织管理是一项新工作，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合适的管理体制。既要培育发展民间组织，发挥其积极作用，又要防止民间组织出现黑社会化等消极现象做好监管工作，对民间组织管理无疑是一大挑战。其次，民间公共领域管理面临新的挑战。民间公共领域、民间舆论领袖和民间舆论的活跃，可以疏通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的渠道，可以对公共权力的运用发挥监督制约作用，需要加以妥善的保护。民间公共领域和民间舆论也可能为民粹主义所操纵，走向激进化、极端化和暴力化，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需要加以规范和引导。在保护和引导之间掌握合适的尺度并及时加以动态调整是一种管理的艺术。最后，维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是一项重大挑战。国家和社会相互分离之后，二者之间天然存在着一种张力。国家和社会之间在社会管理中互有需要，职能互补，可以建立一种合作伙伴关系。但如何处理好社会自治与政府依法管理之间的关系、保护个人自由与维护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政府对社会的监督管理与社会对政府的监督问责之间的关系、

　　九、信息社会的新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赶上了信息化的快车，信息通讯技术迅速发展和普及。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表明，截至到2009年5月18日，我国电话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0亿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达到6.7亿户。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3.16亿，居全球第一，中文网站数量287.7万个。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到2008年也已经达到3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这一切都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通过互联网、电视、广播实现了远程教育、远程医疗、远程会议、网络办公，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信息社会也是一个网络社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迅速普及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人们通过互联网上跨时空、匿名、实时、平等的自由交流和交往形成了各种各样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归属感的“精神共同体”或“虚拟社区”，体验着“数字化生存”的乐趣和便利。

　　信息社会的到来为中国走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条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但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到来也为社会管理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首先，数字鸿沟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能够接近和使用信息通讯技术的人才能够享受信息社会的种种便利，从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那些不能够接近和使用互联网、电话、广播、电视等信息通讯技术的人群则属于信息社会的“新文盲”，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这两大人群之间形成一道无形的数字鸿沟。实现信息通讯技术的普及化，帮助城乡贫困家庭及其子女接近和使用互联网、电话、广播和电视等现代通讯技术，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重大挑战。其次，网络空间的社会问题的挑战。网络空间的身体缺场、匿名性、符号性、随意性等特点便利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如网瘾问题与自闭症问题、网络语言暴力、网络色情、网络诈骗、网络安全等。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2008年初发布的《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的调查显示，我国网瘾青少年约占青少年网民总数的9.72%,其中初中生和职高学生中网瘾现象最为严重②。我国目前有1.6亿青少年网民，按10%比例推算就有1600万人程度不同地患有网瘾，2%即330万青少年网民的网瘾比较严重。那些沉迷于网络游戏、网络色情、网络关系、网络交易的网瘾患者往往同时具有自闭症，他们高度依赖于网络空间的生存而缺乏与现实生活中周围人群正常交往的意愿和能力，其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③。如何既能保持网络空间交流的自由、平等、自治、共享的特性，又能解决网络空间的身体缺场、匿名性、符号性、随意性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对互联网管理包括网站管理、网吧管理、运营商、服务商管理等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最后，信息社会对政府的社会管理方式构成了挑战。我国已经有3.16亿网民，6.7亿可发送和接收短信的移动用户，这个数量还会继续增加。网络民意表达、网络监督、网络民间舆论所催生的公民集体行动的增加，都在挑战着缺乏透明性、互动性、回应性的传统社会管理方式。

　　十、风险社会的新挑战

　　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使中国社会正在从低度流动性的社会走向高度流动性的社会。资本、人员、商品、服务、信息在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流动日益频繁和快捷。以人员和货物流动为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2年我国出境游居民人数为1660.23万人次，2007年则增至4095.40万人次，同期我国入境游人数分别为9790.83万人次和13187.53万人次。1994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为524百万人次，2007年则增至1610百万人次。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55.0亿元人民币，2007年则增至166740.2亿元人民币，30年间增长了475倍以上④。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员和货物流动之频繁和规模之大。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是一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群之间增加相互沟通和理解的过程，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合作不断增强的社会。另一方面，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又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传染性疾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自然灾害等都因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而被放大和快速传播。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和2009年正在流行的甲型H1N1流感的全球传播和蔓延、2005年松花江污染所造成的国际后果都是风险社会来临的真实写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增加了反常气候和地质灾害爆发的频率。据民政部等部门统计，近十年来中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都在2000亿元以上，中国已经成为继日本和美国之后的第三个自然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除了天灾以外，人为的意外伤害和意外死亡及财产损失数量也十分惊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7年我国交通事故多达327209起，死亡人数为81649人，受伤人数为380442人，损失折款119878.3万元。该年火灾事故163521起，死亡1617人，受伤969人，损失则高达112515.8万元，人口火灾发生率高达12.6人/10万人②。风险社会的到来意味着人们遭受意外伤害、意外损失和意外死亡的概率大大增加。风险社会对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社会救助、灾害救援、心理干预、危机预防与管理、灾害善后与重建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些无疑都是社会管理面临的新的挑战。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使中国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城镇化社会、法理社会、市场化社会、原子化社会、多样化社会、丰裕社会、公民社会、信息社会、风险社会的新阶段。新阶段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概括起来，包括保障性社会问题（贫困、失业、疾病、意外伤亡损害）、越轨性社会问题（犯罪、越轨行为）、歧视性排斥性社会问题（性别歧视、农民工歧视、病残人士歧视）、失调性社会问题（心理失调、婚姻家庭破裂、生态环境资源破坏等）、整合性社会问题（贫富分化、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文化多元）、需求性社会问题（养老服务需求、儿童照料需求、休闲需求、交往和结社需求等）。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需要在新的形势下健全完善社会保障、社会控制、社会融合、社会工作、社会整合、社会服务等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从而有效应对新形势新任务所提出的新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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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网络版[DB/OL].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http://www.stats.gov.cn/tisj/ndsj/2008/indexch.htm
　　[5]李培林，李炜。2008年中国民生问题调查报告[A].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0.
　　[6]李培林，陈光金。力挽狂澜：中国社会发展迎接新挑战---2008-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A].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0.
　　[7]民政事业统计季报（2009年第1季度）[D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http://cws.mca.gov.cn/accessory/200904/124030455014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