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作为经济发展的促进力的政治，如果过于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社会的畸型发展，并延缓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进步。于是在这一时刻，中国政治发展、公民政治参与不仅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进展。不过，以往的研究多从政治发展或政治参与自身进行现象的归纳总结或理论的分析论证，而少有对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背景下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而后者对于正确认识政治发展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从而促进中国政治发展，实现社会现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政治发展与政治参与的内涵及其关系

　　政治发展理论起始于20世纪中叶的西方政治学界，最初就是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模式、经济发展如何影响政治发展、政治态度和行为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等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阿尔蒙德和亨廷顿[1]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其理论模型林林总总，用以判断和划分传统和现代的标准也各有不同。[2]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将政治体系的变迁放在整个社会转型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因而，从广义上讲，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同义语。这意味着研究和探讨政治发展的任何问题都不能离开现代化的大背景。而现代化的大背景不仅包括经济的发展和变迁，〖JP2〗也包括社会的利益变动和结构重组，还有人们思想观念的世俗化和自主参与意识的提高等方面。对中国而言，这一背景就是人们切身感受到的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的现实。

　　政治发展是民族独立国家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合法化、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为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对自身的结构、功能和活动方向作出适当的调整，从而更有效地顺应社会的发展并实现自身的更新，这是一个漫长甚至是充满阵痛的过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就是通过改革实现政治系统运行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这种政治发展的模式不是西方化，而是逐步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政治发展”的概念，十七大着重论述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问题。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最本质特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求必须充分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否则，人民“当家作主”根本实现不了，社会主义民主也就会因停留在制度的层面而流于形式。

　　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4]。其内涵主要有：首先，政治参与的主体是普通公民或由公民组成的团体。公民不仅可以作为个体参与政治，而且可以组成各种形式的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甚至政党，从而实现自己政治参与的权利。其次，政治参与的客体是政府决策及与之相关的公共生活，但并不包括与政治有关的所有活动，而只是特指那些旨在影响政府人事构成和政策制定的活动。再次，政治参与是一种政治行为。公民有关政治的知识、态度、兴趣以及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能力和政治功效意识等主观因素，尽管常常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实际行为密切相关，但这些均不在政治参与所指涉的范围之内。最后，政治参与基本上是一种体制内的非暴力行为，与那种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不同，政治参与的主要目标在于影响政府的特定政治行为，而非推翻政府本身。[5]

　　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目标之一。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也是出于对政治稳定的关注，于那些正经历着社会经济变革而灾象丛生的国家来说，我力图找出一些条件，使这些国家借以能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这个目标。”[6]正是认识到这一点，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但是作为政治发展目标之一的政治稳定是相对的，它是以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有序变革为基础的。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是与社会民众的广泛政治参与联系在一起的，但政治制度化不足以使政治参与成为一种无序的活动，从而破坏政治发展的进程。许多国家由于没有处理好政治民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将二者割裂开来，从而在政治发展的策略中要么强调民主参与而忽视政治稳定，要么强调政治稳定而取消民主参与，前者导致软政权化的民主参与，后者则走向集权主义，两种结果都将使政治发展步入歧途，进一步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7]政治参与不仅是人民大众自身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标志。追求普遍而平等的政治参与，不仅是民主国家的精神显示，也是每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所趋向的核心内容。

　　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需要公民政治参与

　政治发展的理想模式是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有秩序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达到这个理想目标，公民政治参与功不可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促进政治发展的任务上，相比其他国家更为必要和迫切。首先是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消极影响。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民主传统相当薄弱，民主意识并不深厚，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经济、法律及文化条件相对贫乏。一些封建社会的政治遗传，如等级特权、家长作风及人治现象等，总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阻碍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对此，邓小平作过深刻分析：“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8]

　　其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民主政治建设上的深刻教训。由于中国还缺乏有效抑制和消除专制主义遗传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础，社会主义民主得不到强大经济的支撑与健全法制的保障，加上计划经济体制过分强化集中，致使民主建设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使封建专制主义以新的形式一度复活，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取向长期贯彻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抑制民主的发展，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邓小平指出，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9]。

　　再次是在现实生活中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民众的民主意识与民主习惯淡薄，民主生活单一且不成熟，突出表现在要么顺从高压专制或服从高度集中统一，忽视自身的积极性、主体性和能动性；要么违反原则和规范，不正确使用甚至滥用民主，此所谓“大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封建专制与“大民主”，作为政治生活的“两极”表现，虽然形式不同，但其本质所反映的，是中国民主与法制既不成熟、又不健全的根本问题，构成中国政治发展中所面临的巨大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迅速发展，不仅提出了建设与发展民主政治和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迫切需要，而且为之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首先，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完善为政治参与的扩大提供了制度前提。中国宪法确定了从选举到监督的一整套规则，使公民参与的扩大有了法律上的保障。这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根本性地位；中国公民有权通过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等方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监督；中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10]；中国有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和村民自治、居民自治等基层民主形式，直接关系到广大民众的切身政治权利。这些都为社会参与向政治参与的转化奠定了基础。

　　其次，改革带来的利益变动和社会结构重组成为参与扩大的根本动因。“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社会生活的丰富和扩大将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体的发展积极性也将被调动起来，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也愈加敏感和清晰。这就能够更加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同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必然带来政治参与的扩大--它不仅意味着公民参与的扩大，同时也是政治参与的结构性发展，即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参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

　　再次，中国社会自主空间的扩展和社会联系方式的飞速前进为政治参与的扩大提供了重要外部条件。国家向社会的放权和各项改革使社会和公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在此背景下，一系列的社会组织纷纷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得到了成长和发展。[11]公民既可以通过参与这些社会组织培养参与意识、提高参与技能；也由于这些组织的政治功能，公民的参与可以转化为政治参与。这将是中国今后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公民政治参与。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国家各级政权机构选举付诸实施的必要前提，是实现各级各类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决策民主化的基础，是实现人民监督权力的基本途径。扩大和拓展公民政治参与，有助于培育“公民文化”、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而构筑起现代政治有效运行的心理基础；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增加政治体系的整合能力；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有效抵制政府权力变异。公民政治参与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生生不息的力量，是人民“当家作主”在实践中的真正体现，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和驱动力量。

　　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在这场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中国政治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高度一体化转向适度分离。一种以社会为主体，国家依法进行调节和管理的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的新型关系正在逐步形成。政府权力从中央高度集权转向寻求中央和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相互协调。政治权威从神圣化转向世俗化，人们往往不再以某种预设的抽象原则和“超凡魅力”而是以政府的实际作为来评价政治权威。政治决策从注重经验转向注重科学，一个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科学决策体制初步形成。社会控制从以行政权力为主转向寻求以法律控制为主。对权力主体从强调道德自律转向注重制度约束。政治文化从群众文化开始转向公民文化，社会成员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权利观念逐渐普及。国家从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转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从追求激进转向寻求渐进。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当代中国的实际权力核心，党内民主实际上是国家核心政治权力内部的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终目标，党内民主寓于人民民主之中。但在现实政治条件下，党的民主化对于国家的民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没有党内民主就难有人民民主。新时期党内民主的不断加强，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突出成就。[12]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任务，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既不能照抄书本，更不能照搬别国的民主模式，而只能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借鉴别国的有益经验，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的政治发展道路来。

　　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激发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全体公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有力保障下，通过各种政治参与规则，广泛深入地参与政治生活，使中国的政治参与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从广大公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严格遵从政治参与发展的一般规律，构筑了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政治参与体系。政治参与的基础不断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行为日趋多元化，政治参与的广度不断拓展，政治参与的层次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且趋于理性化。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模式。

　　第一，政治参与主体具有广泛性。由于经济地位的差别，工人、农民、私营企业主、知识分子、妇女、青年等各阶层政治参与的状况也日益呈现出差别。[13]第二，政治参与主体的行为特征变化巨大。从主观动因及态度倾向来看，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正经历着从动员型向自主型、激情型向理性型的转变。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容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表面参与走向深度参与，参与的目的由象征走向实质。[14]第三，全新的政治参与制度安排。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公民可以通过各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反映和维护自己特殊的政治利益。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城乡性自治组织直接依法实行民主管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由于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还不成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幼稚性，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形式性、非理性、功利性和盲从性等特征。[15]具体来说，当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政治参与的总体水平偏低、总体能力较弱、参与意识不强。生产力发展水平是阻碍公民政治参与广泛深入开展的经济根源，教育文化落后是公民政治参与能力弱的重要原因。“一个国家如果有许多人不识字，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民主。”[16]第二，政治参与水平的不平衡性突出。不同地域或阶层的人们对政治参与的反应各不相同，从而限制了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削弱了参与的社会基础，阻碍了参与水平的提高。第三，政治参与机制不健全，相关具体制度缺位或不完善，参与渠道狭窄及不通畅，制度化水平低，限制了公民进行充分的政治参与。第四，由于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不完善，人民信访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弱，责任追究制度未建立或不健全，有关部门处理不当或反应消极等因素，使得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侵犯或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影响社会的政治稳定。

　　四、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促进中国政治发展

　　虽然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存在着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无序现象，但并不能完全否定中国现存的公民政治参与。我们分析当前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现状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只是为了客观地、真实地指出中国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实际状况，〖JP2〗目的就是要以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态度去解决中国公民在参与政治生活时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以便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参与之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第一，培育具有民主法治精神的政治参与主体，保证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维护政治主体的利益，为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动力。首先，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为确保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国家应采取相应措施，充分保障广大公民的结社自由，大力培育各种适应新型政治参与的社会组织，加快推进社会的组织化进程。最后，培育新型的政治参与主体，必须使公民确立以民主理念为核心的主体意识。列宁说过，政治是人类的高级性需求和后天性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知识成本作奠基。[17]因此，我们应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为公民的有序化政治参与创造必要前提。

　　第二，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各种规则，为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提供坚实的规则基础和制度保证。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8]亨廷顿认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19]加强制度建设，要有制度创新意识，借鉴西方国家的公民越来越多地行使创制复决等权利来直接影响政府组成及其决策的经验。在瑞士，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举行了300次全民公决和135次公民创议，而公民复决权的行使则更为频繁。20世纪90年代以来，瑞士平均每年就重大政治事项举行10次复决。[20]当前的实际条件并不允许中国也举行大规模的创制复决等活动，但是建立健全一套听证制度却是势在必行，一方面可以保证政府的决策符合民意，另一方面可以满足公民政治参与的意愿，这对促进公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是极为有利的。

　　第三，建立新型参与型政治文化，填补公民文化缺失，发挥政治文化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一是树立正确的民众史观，打破权力至上观念，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对公民进行民主、平等、参与、法制等现代政治意识的教育，抛弃附庸、臣属、恩赐、依附心理，增强主体意识，强化参政意识，争取把置身于政治之外的公民改变为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二是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素质，让公民准确地掌握自己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具备应有的政治知识、参政技术，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践技能。三是弘扬主流文化，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第四，进一步完善对公民政治参与过程的控制，为确保公民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体系。首先，发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参与控制中的主导和核心作用，有效促进公民的有序化的政治参与。其次，完善政治整合机制，保证各参与主体行为的和谐发展，维护有序化政治参与的正常运行，既能反映民众的利益，又能顺利贯彻政府的政策法令。路森·派伊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问题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问题是由一系列危机引起的，其中就有整合危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系缺乏政治整合能力，无力实现政治整合过程。[21]因此，中国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整合机制，在充分调动各方面政治参与积极性的基础上，通过整合不同的参与行为而形成公民政治参与与政治有序化的和谐统一。

　　第五，谋求扩大参与、健全法治与政治稳定的协调发展，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目标顺利实现。其一，政治参与只有在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社会中才能健康扩展，这显然离不开有效的法治。而一个稳定有序社会的实现，不仅需要法治调解机制的核心地位，也有赖于政治改革的渐次推进。其二，法治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参与的扩大和政治体系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维持。只有让参与在制度允许的空间内进一步扩大，或者随参与的扩大渐进地对现有制度作适当的改进，才能对法治的深化和落实起到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其三，稳定而有序的政治发展需要在法治轨道上扩大的公民参与提供动力支持。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微妙平衡，是中国今后社会发展的又一重大主题。就参与而言，主要是随着今后中国社会发展对参与需求的增加，有效而持续的参与是政治体系得以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之一；也只有通过扩大公民参与，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才能得到聚合和表达，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深层次根源才能得以遏制。

注释：

　　[1] 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2] 参见杨旭明《西方政治现代化理论述评》，载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8][9][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第329-330页，第168页，第146页。

　　[4]陶东明等《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5][7][21]孙关宏《政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第201页，第90页。

　　[6][19]［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8页，第12页。

　　[10]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11]参见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2]俞可平《中国政治发展30年》，载于2008年12月15日《文汇报》。

　[13]杨龙《80年代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阶层分析》，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14]梁丽萍、邱尚琪《建国以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的演变分析》，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5期。

　[15]柳伍氏《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五大特征》，载于《学术探索》2004年第9期。

　[16]［英］柏特兰·罗素《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页。

　[17]《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6页。

　[20]任研《公民倡议与公民复决》，载于《中国人大》2004年第8期。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