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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防止腐蚀方针确立及其初步实践的历史经验
作者:梁柱      来源:《观察与思考》2014年4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4-07-15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防止和反对腐蚀的问题,说到底,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能否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维护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权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能及时地为全党确立了防止腐蚀的正确方针,这除了我们党的性质、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之外,还基于对执政后面临的新的环境、历史传统和权力两重性的清醒认识。它指明了党将长期面临着胜利后执政的考验。“三反”运动是在毛泽东亲自倡议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党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这场斗争提供的历史经验,是我们宝贵的历史财富,是值得继承和借鉴的。
关键词:毛泽东;防止腐蚀;历史经验

  防止和反对腐蚀的问题,说到底,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能否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维护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权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明确的方针,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廉政为民的建设,坚决惩治贪腐、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关系的重要时刻,重温党的历史和历史经验,是有重要启迪意义的。

  

  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首先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然后发展到全国性的胜利;党在局部地区胜利,也就开始了党在局部地区执政。因而,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反对和惩治贪污腐败现象,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也就成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项任务。毛泽东一开始就十分警惕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作风,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1]他列举了官僚主义在当时的两种表现,即命令主义和不理不睬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号召大家“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2]。抗日战争时期,在我们党同资产阶级联合,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历史条件下,使得一些党员、干部容易沾染国民党的作风,在政府机关中官僚主义和追求享受现象有所滋生和发展。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3]毛泽东极端重视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强调共产党人要提倡民主作风,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当时,陕北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一些人不以为然,怀疑它的正确性,毛泽东却高度评价说:“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并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随后他提出要严格、彻底、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并指出“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4]。这些都为人民政权建设、反对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现象积累了丰富经验。

  诚然,民主革命时期虽然在党内和政权机构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但毕竟还不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因为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不允许我们脱离群众,逼迫我们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但是,取得全国性政权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因而当革命临近胜利的时候,如何避免历史上农民战争由胜利复归失败的教训,如何防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切实保证人民政权的性质,成为党和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300周年。在这部论著中,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了1644年李自成率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因为胜利而骄傲,生活腐化,以至于翌年陷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此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并列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毛泽东对郭文极为重视,4月11日就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特意推荐,他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5]同年11月21日,他还给郭沫若写信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6]并希望他能继续写总结太平军经验的文章。这时,革命胜利的曙光仅是初见端倪,毛泽东就敏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因胜利而骄傲,因舒适环境而滋生享乐腐化思想,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并不鲜见,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仍然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历史课题。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而党外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过善意的劝告。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之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同黄炎培等六位民主人士作了长谈,黄炎培提出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当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毛泽东根据延安时期执政的经验,提出了一条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

  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他预言:“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7]并告诫全党,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六项规定,这就是: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这些就是毛泽东后来重申的必须坚持“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毛泽东的这个预见和警告是及时而深刻的,它实际上指明了党将长期面临着胜利后的执政的考验。

  

  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能及时地为全党确立了防止腐蚀的正确方针,这除了我们党的性质、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之外,还基于对执政后面临的新的环境、历史传统和权力两重性的清醒认识。

  毛泽东把将在全国执政看作是“进京赶考”,提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在他看来,腐败现象本身就是自身演变的一种表现。他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这是对我们党面临的新的斗争环境的深刻认识和说明。对于这种新的环境可能使一些共产党员经不住考验而变质的危险,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如刘少奇在1948年12月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就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8]周恩来也说:“我们一旦取得全国政权,就带来一个危险,就有一些人可能会被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这方面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警惕。”[9]这些都深刻说明,党的执政地位既为建设新国家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同时也存在被腐蚀而蜕变的潜在的和现实的危险。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有着深厚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传统和土壤。这是大家容易理解的问题,这里以一个实例来说明老一辈革命家对这种传统势力的清醒认识和正确态度。1959年春,谢觉哉以中央赴革命老区慰问团团长的身份,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他在参观当时尚未修复的革命遗址时,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他指着当年毛泽东睡过的门板问陪同人员:毛主席过去条件差睡木板,现在当了国家领袖还睡木板,你知道为什么吗?谢老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悬梁刺股”,他在提倡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带头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权,做官的生活特权、政治特权。谢觉哉还与身边同志讨论:解放快十年了,共产党建立的是一个新政权,毛主席为什么一再教导反对官僚主义?有同志回答:人一当官,就容易脱离群众。他对这个回答显得很满意,进一步发挥说:这就是“官国”的遗产之一。所谓“官国”传统,就是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思想,有官就有权,当官就可以作威作福,欺压鱼肉百姓,以至于官比法大,以权谋私。如果这种作风侵入我们党内,就会从根本上违背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党性原则,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谢觉哉把特权思想、特权作风和特权享受,概括为“官国”的遗产,这是对长期封建社会传统的形象说明,是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是的,权力具有两重性,人民赋予的权力,既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能被用作谋取私利。毛泽东以深邃的历史眼光,看到了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存在的这种危险。我们知道,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所固有的特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现象消失了,主权回到人民的手中。但必须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群众在相当长的时期还难以达到直接地、普遍地参加社会管理的水平,所以人民的权力是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产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实现的。这样,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与人民的关系如何,是鱼与水、种子与土地、血与肉相连的关系,还是高踞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谋取私利,就直接关系到这个政权的性质。同时还要看到,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和被推翻的旧制度一起被埋葬掉,它会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并影响着人们。像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统治,在近代又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遗毒根深蒂固,这不能不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以复活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原因。这正是谢老称之为“官国”的传统习惯势力的根源所在。

  谢觉哉在井冈山慰问老区人民时曾说过,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当官的没有特权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保证了革命的胜利。他联系实际、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险。是的,进城之后当了官,面对可能滋长的特权思想和作风,一些从井冈山,从万里长征,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求索破题之途。

  毛泽东从制度上思考拒腐防变的问题,在这里,他仍然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权力的主体来考虑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怎样才算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在1937年《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关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10]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11]他认为,要防止和根治官僚主义,重要的是要扩大民主,特别是要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和监督。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12]。在他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与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讨什么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他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的重要作用。他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得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通过有效的民主政治制度,依靠群众的监督力量,来保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

  毛泽东重视从制度上防止腐化变质,同时他又强调关键还是人的问题,因为任何制度都是靠人来制定和执行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失去了理想和信念,醉心于利用官场谋取私利,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搁置,被践踏。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使之能始终保持“社会公仆”的本色。如果说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还过于严重的话,那么在今天却更加显示出这个警示的历史洞察力和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的生活也有显著改善,但勿庸讳言,我们的干部队伍也出现了诸多令人堪忧的问题。应当看到,在当今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国际态势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那种特权思想除了继续表现在工作作风之外,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失去了理想信念,疯狂地走上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择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罪恶道路。有的利用手中特权贪污受贿,盗窃国库,榨取人民血汗,聚集大量财富;有的则官商勾结,权力投资,为谋取不义之财,视工人生命如草芥,成为新的吸血鬼;有的纵容家属经商,利用特权一夜暴富,自己却作秀清廉公正,欺骗公众;有的以末日心态大量掠取财富,在国外营造金窟,怀揣多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有的活像封建时代官吏,戴了乌纱还嫌小,着了红袍想紫袍,跑官买官,卖官鬻爵,时刻计算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准备大捞一把;有的为保住金交椅,守住特权,竟烧香拜佛,弄神作鬼,乞灵风水,迷信忌讳,修祖坟,建祠堂,封建霉味十足;等等,不一而足。中央虽三令五申,严加惩治,但这样的人仍前赴后继,揭出的事实触目惊心,叹为观止。那些极端的腐败分子,是社会主义的蛀虫,是和平时期党的事业的背叛者。行笔至此,更加深感毛泽东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是值得我们高度警觉的。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在中国,“官国”的传统有多么深厚的土壤,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习惯势力。一切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党的事业的拥护者,都要同这种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我们要永远记住毛泽东的教导:官气和特权思想是一种低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共产党员要勇于埋葬官场习气,打破特权思想。

  三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要防止“糖弹”袭击而腐化变质的警示,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即不幸而言中。进城之后,由于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在部分党员干部中迅速滋长了居功骄傲,贪图享受,有的甚至走上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犯罪道路。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深刻忧虑,认为这是一场早已料到的、不可避免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在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贪污浪费问题,于1951年12月1日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至1952年6月,历时半年多的“三反”运动基本结束。这场斗争,揭露了一批蜕化变质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教育了广大党员和干部。

  这场反腐蚀、反腐败的伟大斗争,是在毛泽东亲自倡议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然面临着继续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反腐倡廉的严重斗争任务,虽然今天不再采用过去那种政治运动的方式,但“三反”运动在严惩腐败、防止蜕变、从严治党等方面所提供的基本经验,以及紧紧依靠群众发扬艰苦奋斗、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现实借鉴意义,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一是对反腐败斗争要高度重视,高度自觉,一抓到底。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是基于对“三反”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他要求全党要高度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3]。他认定这“实是全党一件大事”,“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明确指出:“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14]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从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的性质及其纯洁性的高度,要求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斗争来进行。正如当时具体负责“三反”工作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所回忆的,他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有毛主席的亲自直接指导,督促和撑腰,我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而且做得很起劲。”[15]这反映了毛泽东一贯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事实证明,只有这样才会真正的抓出成效,否则只能是走过场,摆花架子。

  在这次反腐斗争中受到严惩的刘青山、张子善,是一个影响至今的典型案例。刘、张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历经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出生入死的严峻考验,为建立新中国作出过贡献。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下,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对于他们的量刑,经过广泛征求意见,严格依法办事。有同志考虑到他们过去的功劳,希望给他们两人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党用实际行动再一次向社会表明:我们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二是反腐败斗争要放手发动群众与重调查证据、严密控制相结合,特别是要形成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要把“三反”作为一次大的斗争来处理,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三反”斗争的胜利。这是因为群众是真正了解情况的,只有广泛发动了群众,才能把那些隐蔽的贪污违法行为揭露出来,而且“三反”也是一场伟大的移风易俗的斗争,只有广泛发动了群众,才能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也才能对后来者产生强大的威慑和警醒作用。

  “三反”运动发动之初,毛泽东就对一些地区和部门已揭发出的案件,深感问题的严重,“三反”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1951年12月13日,西南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原因在于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毛泽东在批语中非常赞同这个观点,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又一次强调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场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潮早日停止”。

  “三反”运动既是一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群众性斗争,又是一项要深入调查、注重证据的工作。但由于当时采取由上而下地下达“打虎”(指贪污犯)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发生了一些过火行为,以至出现用逼供信的办法搞出了一些“假老虎”。这个问题一发现,毛泽东就立即指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他多次要求各地,如出现上述偏差,应予迅速纠正。他一再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16]所以,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注重调查相结合,是这场“三反”运动在领导上的一个特征,保证了反腐蚀斗争的胜利。

  三是党内的腐败现象滋生是同资产阶级的腐蚀密切相关,在反腐败斗争中,有必要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三反”运动当时被看作是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在运动开始的时候,这种腐蚀,还主要指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腐蚀。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从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腐败案件,都同不法资本家的拉拢行贿、互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资财有密切关系。各地向中央的报告都指出了这一严重情况,因此,在“三反”运动正走向高潮之际,毛泽东于1952年初又作出一个重大决策:在大、中城市发动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资产阶级,总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这是资本的特性所决定;而其中不法的资本家为获取暴利,就会不择手段地拉拢腐蚀国家干部。这是一种钱与权,权与钱的交易。这种拉拢腐蚀可谓无孔不入,并能像苍蝇一样准确地钉上有缝隙的鸡蛋。当时有人概括不法资本家腐蚀干部的手法:一吃二请三送礼,四吹五捧六殷勤,七拉八打九攀亲,十全大补送女人。像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宣称:“大康就是干部的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此人就是利用这种卑鄙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项达三亿元,并丧心病狂地将失效药品供应正在浴血奋战的前方将士。“五反”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腐败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对于削弱和铲除产生腐败的社会基础有重要意义。

  “五反”运动打击的对象,主要是不法的资产阶级分子,明确指出大盗窃分子(即最猖狂最恶劣的投机者)已经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罪犯。虽然运动触及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但这种斗争仍是属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采取群众运动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方式,用《共同纲领》的原则改造社会上的坏作风的斗争,是拥护《共同纲领》的广大群众对于违反《共同纲领》行为的斗争。根据各大城市的定案情况,在私营工商业的总户数中,守法户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占百分之五左右。这样,争取和团结的工商户仍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这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17]“三反”、“五反”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既不能因为对一部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而改变现行的正确的经济政策,也不能因为当前的经济政策而放弃这种斗争,因为这样做都是错误的。

  四是在反腐败斗争中,要紧紧把握斗争的正确方向,及时纠正各种偏差,保证运动健康顺利发展。“三反”作为一场大斗争,在运动过程中曾有过右的和“左”的偏差,特别是后者,成为后人议论的一个话题。事实上,当时对这些偏差的纠正是比较及时的,基本上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三反”运动之初的主要障碍,是部分领导干部对反腐败的意义认识不足,行动迟缓,顾虑重重。毛泽东认为,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他指出,右倾是妨碍运动开展的主要障碍,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重点要反对领导干部中的右倾思想。毛泽东对此的批评是严厉,尖锐的,措施也十分得力、有效。由于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深恶痛绝和反腐败的巨大决心,使他对当时腐败问题的估计和对运动的要求,也存在过重,过严的问题。如他曾经有过“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8]的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运动部署上,也抓得很紧很紧,雷厉风行,他以一种“除恶务尽”的心态,要求“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这样就使得运动开展之后,出现分配指标、层层加压等不恰当做法,致使运动一开始就提出的各级领导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以及要“防止盲目性”、“注意掌握政策界限”等要求得不到全面贯彻。运动一度出现了相当普遍的过火斗争、误伤好人的“左”倾偏差。问题出现后,引起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着力纠正。在运动高潮中,一再要求注意调查研究,重证据,严禁逼供信,不冤枉好人。在运动后期和处理阶段,集中进行了甄别工作,对那些因逼供信造成的假案,从事实出发予以甄别改正。这是“三反”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反映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毛泽东坚持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以便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更多的人。他在定案处理阶段特别强调,“认真负责,实事求是”,认为“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19]据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记载:中央在讨论对贪污分子的处理意见时,毛泽东“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说:‘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同日,他告诉周恩来,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发一指示。3月1日,李富春送给毛泽东一个报告,是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的规定。毛泽东当即批示周恩来酌处,说“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由于对偏差的发现和纠正及时,处理得当,基本上保证了运动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三反”、“五反”运动作为一场大斗争,涉及面广,影响大,震动也大,但在工作部署上,环环相扣,紧张有序,大体上都只经历了半年多时间便告结束。早年1952年4月初,毛泽东就提出“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他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20]像这样大的斗争,出现一些偏差是可以理解的,只要运动的周期掌握得当,又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偏差,一般说就不会发生大的问题。正因为这样,这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既使这场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又保持了当时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个大局。它在这方面提供的经验教训,是值得后人重视和借鉴的。

  五是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既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又要注重制度建设,使腐败现象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治理。对于党内腐败的成因,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21]后来,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此作了更加深刻的阐述,并把它作为现实的危险提到全党面前。这是党内腐败产生的客观原因。同时,由于一部分党员放松了自我改造,贪图享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失去了抵制诱惑的能力;也有的人是抱着投机的目的加入党内,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寻求好处,而党内还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是腐败滋生的主观原因。正因为这样,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表现,这是它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但在相同的条件和环境下,有的却能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本色,浩然正气,拒腐蚀,永不沾;有的却追腥逐臭,陷入腐败的泥淖。这里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内因,是本人的思想、情操和追求。因此,反腐败不仅是一个惩治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思想教育的过程。党中央认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一是没有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二是没有特别强调通过斗争树立坚强的无产阶级思想和立场。这是一个教训。因此,“三反”运动一开始就重视通过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觉悟,各级干部都要深刻检查思想,开展认真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还专门有一个教育建设阶段,进行系统地清算和批判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划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加强党员的思想修养。通过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提高广大干部抵御资产阶级腐蚀的思想认识,同时争取把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意志薄弱者”中的某些人改造成为新人。而对于受到惩办者,像对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处置,也同样寓教育于惩办之中,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正因为这样,“三反”运动又被称为“群众性的思想教育运动”,“现实的深刻的整党运动”和“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这不但保证了这场反腐败斗争的完全胜利,而且也使斗争成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得到巩固。

  在“三反”运动中,在重视思想教育的同时,还提出要加强制度建设的任务。制度建设,主要是根据“三反”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和健全财政、基建等各种制度,制度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强调了制度建设,特别是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三反”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场斗争提供的历史经验,是我们保持艰苦奋斗、廉政为民的宝贵的历史财富,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的。

注释:

  [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25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6页。

  [4][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5、948页。

  [6]《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8]《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3页。

  [9]《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351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522页。

  [12]《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13][14]《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5页。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43页。

  [1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

  [18]实际上,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的贪污分子共42人(内有杀人犯5人),死缓9人。

  [19]《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2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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