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法建交45周年，本刊记者采访了参与建交过程的中囯前驻法大使蔡方柏，请他谈谈中法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他认为，中法建交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它深刻地影响了国际政治和世界格局的发展，被西方媒体称为"外交核爆炸"。建交45年来，中法关系多有春光明媚之日，也不无风雨交加之时。总体来说，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1997年，中法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2004年又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2008年中法关系出现了波折，中法关系陷入困境的原因在于法国当权者误判形势，没有看到当今中法关系的战略性和特殊性不但没减弱，而且更加突出，因而做出损害战略伙伴核心利益的事情。这表明法国的对外政策仍在调整之中。综观两国关系45年的发展历程，中法关系的战略性和特殊性始终存在。发展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因此，只要能超越意识形态的偏见，真正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眼光来处理两国关系中出现的困难，彼此照顾重大关切，互不干涉内政，双边关系中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妥善解决，中法关系依然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记者：今年是中法建交45周年，请您谈谈中法建交的经过和重大意义。
蔡方柏：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同时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三个月内互派大使。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的这项重大战略决策震惊了西方和全世界，沉重打击了超级大国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政策，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当时双边关系的范围，极其深刻地影响着国际政治和世界格局的发展。正如美国《时代》杂志所指出，中法建交“……震动了世界，推动了历史进程”。45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法关系始终具有战略性质。
记者：西方媒体为什么用“外交核爆炸”来形容中法建交呢？
蔡方柏：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观察。当时是美国和苏联所控制的两极世界。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而法国是西方阵营。这两个属于不同阵营的大国建交，从战略上来讲，打破了美苏所把持的两极格局，其影响重大而深远。同时，中法都执行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两个大国所采取的行动，为后来的许多国家所仿效。戴高乐将军在1月3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讲，有些国家现在还在犹豫，但将来还是会仿效法国的做法的。事实证明，从建交后的45年来看，法国是走在前面的，中国和法国建交后，陆续有好多国家，甚至包括当时持反对态度的美国后来也不得不追随法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西方媒体用“外交核爆炸”这样一个词来形容，我认为是非常恰当的。
当时中法两国都迫切希望尽快建交。法国要谋求大国地位。而当时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国和英国。戴高乐曾经在1958年给美英两国首脑写信说，希望建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国组成的三头领导，来领导西方阵营。他的这个要求被拒绝了。美英不愿同法国分享权利。从中国来讲，一方面，美国竭力孤立中国，拼命打压中国，另一方面，我们和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苏联的分歧已经非常明显。中法两国出自不同的原因都希望建交，直接进行对话，这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这也是世界感到震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双方建交谈判进展顺利吗？
蔡方柏：总体上是顺利的，因为双方都有尽快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但是谈判涉及具体问题时，还是相当复杂、曲折的。1963年10月份，戴高乐派法国前总理富尔先生秘密到中国进行建交谈判。所谓“秘密的”，也就是说名义上他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中国参观访问，实际上他是带了戴高乐的亲笔信来同中国领导人谈判建交的。毛主席会见了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同他进行了6次会谈。在会谈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台湾问题。当时富尔在谈判中表示：第一，法国不愿意主动同台湾断交；第二，法国希望在台湾保持一个低级别的领事。周总理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两个中国”，这是没有回旋余地的，要保持一个低级别领事这不可能。在此情况下，谈判陷入了僵局。
记者：僵局是如何打破的？
蔡方柏：周总理的谈判艺术高超之处就在于巧妙地打破这个僵局。当时总理决定暂停这个谈判，专门安排富尔夫妇到大同和呼和浩特去旅游。目的是给双方留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三天之后，当富尔回来时，中方已经研究出一套方案，又经过与富尔反复协商，终于在11月2日就“三点默契”达成了协议，打破了台湾问题僵局。然后富尔就取道仰光、新德里回国，向戴高乐报告会谈情况。戴高乐很快批准了富尔的报告，并于12月份派当时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德博马歇专程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会见李清泉大使，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
第一次会晤时，德博马歇根据戴高乐的手谕提出，将原来在北京商定的以相互交换照会的方式宣布建交，改为采取发表联合公报或双方各自发表相同内容公报的方式来宣布建交，而且公报越简单越好，这就改变了在北京商定的程序。
记者：法方为何要改变原来商定的程序？为什么公报越简单越好？
蔡方柏：关键问题是法方不愿主动与台湾断交。建交公报就两句话，一句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决定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句话是“三个月内互派大使”
。这可以说是我们建国以来最简单的一个建交公报。
李清泉大使面对法方提出的新建议，他专程赴阿尔及利亚，向正在那里访问的周总理汇报、请示。周总理会见了李大使，对建交谈判的很多具体问题做了很详细的指示。然后李大使很快返回瑞士，跟德博马歇司长进行了第二次会晤。
这次会晤中，李大使首先提出，还是希望按照北京所达成的协议互换照会。法方表示，“我们现在提出的方案仍然是按照北京谈判所达成协议的精神来处理的，没有违背这个精神，希望中方能够接受我的建议”。鉴于法方没有违背北京所达成的三点协议精神，中方就同意了采取联合公报的形式宣布建交，也同意他提出的公报内容，即用两句话来宣布建交。但是中方必须发表声明，表示同法囯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人民惟一合法政府作出的。法方代表当时不能马上答复，说要回去报告后再答复。
专家访谈最后又谈了一次，法方同意我们的做法，并商定了在1964年1月27日同时在北京和巴黎发表联合公报。所以从谈判细节来讲，还是有许多曲折的。但是，由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意愿很强，希望很快建交，所以建交谈判总体来讲是顺利的。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周总理和富尔达成的三点默契，其内容究竟是什么？
蔡方柏：这三点默契基本上还是围绕台湾问题来讲的。根据现在外交部所解密的档案，其内容如下。
第一条，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这就自动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第二条，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第三条，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所谓“中华民国”的政府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中法建交谈判的症结就是台湾问题，这三点默契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中法两国可以发表最简短的声明宣布建交，再加上中方发表了声明解释了自已的立场。至此中法建交谈判正式结束，取得了双方滿意的结果。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建交后中法关系发展的历程及上世纪90年代初一度陷入低谷的原因。
蔡方柏：建交45年来，中法关系多有春光明媚之日，也不无风雨交加之时。总体来说，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64年至1988年，中法关系快速发展。在两国领导人打破两极格局、超越集团政治、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不受制于人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两国的友好合作得到顺利发展，双方高层交往增多。1965年戴高乐总统派文化部长马尔罗访华，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囯关系及反对美苏霸权主义问题取得共识。1966年5月，戴高乐总统会见黄镇大使，亲口邀请周恩来总理访法，以实现两国高层直接对话。但是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双方内政上的原因，此访未能成行。令人欣慰的是，1973年9月，蓬皮杜总统作为法国第一位国家元首访华后，巴尔总理、德斯坦总统、密特朗总统相继访华。1975年邓小平副总理访法后，华国锋总理、李先念主席等中国领导人也相继访法。同时，两国贸易额大幅增长，文化、艺术代表团来往频繁，互换留学生名额成倍增长。特别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法关系进入了良好的发展期。
（二）1989年至1993年，两国关系跌入低谷。在此期间，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当时的法国领导人误判形势，认为中法关系已失去战略意义。他们先是利用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带头制裁中国，后又于1991年和1992年，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先后向台湾出售6艘“拉法耶特”护卫舰和60架性能先进的“幻影2000-5”战斗机。法方的错误行径给中法关系造成了最严重的伤害，中方理所应当作出强烈反应。中国政府向法国政府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并宣布了撤销两国正在谈判的大型项目、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馆等措施。法政府一再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使中法关系深陷低谷。
（三）从1994年起，中法关系走出困境，迈向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1993年法国的立法选举中，以希拉克为首的戴高乐派战胜社会党上台执政。法国新政府积极致力于同中国恢复和发展关系，于当年两次派特使访华，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与中方进行多次商谈，并达成协议。1994年1月l2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112联合声明》是对中法建交原则的发展，是双方就台湾问题，特别是法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所签署的最重要文件。它为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重新奠定了政治基础。
经过1994年江泽民主席和巴拉迪尔总理的成功互访，中法在各领域的合作不仅恢复正常，而且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特别是1995年希拉克当选总统，对中法关系的深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97年5月，希拉克总统对我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16日江主席同他签署了中法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法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最高定位，也是我国首次同一个西方大国建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它不仅把中法双边关系推到一新的阶段，而且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反响，并促进了大国关系的互动和调整。
记者：中法关系是何时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蔡方柏：中法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后，双方高层互访不断，各项交流日益增多，互利合作向纵深发展。同时，在国际关系中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斗争日趋激烈。中法关系的战略性质更加突出。在此形势下，2004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签署联合声明，将中法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对方重大关切问题上给予坚定的支持，两国互办文化年、青年交流等活动收到很好的效果。2007年11月，萨科齐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进一步发展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
记者：去年上半年以来，中法关系出现了波折，请您对出现困难的性质和深层次原因作些分析。
蔡方柏：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和重大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俄格冲突、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表明，国际体制正处在转型时期。一方面，西方的实力和地位相对下降，对国际事务的控制能力受到削弱；另一方面，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影响不断扩大，对国际格局的演变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中法关系出现了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最不稳定的局面。特别是发生“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后，法国媒体竭力抹黑中国，法方把北京奥运与涉藏问题挂钩，奥运火炬巴黎传递期间，火炬手金晶遭到歹徒的袭击，随后巴黎市政府授予达赖“荣誉市民”称号。更严重的是，在中法关系得到一定改善后，法方不顾中方的一再交涉，在中欧领导人会晤前夕高调宣布，法国领导人坚持会见达赖这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涉藏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法方的做法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使中法关系再度陷入困境。
记者：法方缘何出尔反尔，在涉藏、北京奥运等问题上大做文章？
蔡方柏：我认为有以下主要原因。
首先，在国际格局发生快速、复杂变化时，法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未能与时俱进，误判形势。当权者没有看到，当今中法关系的战略性和特殊性不但没减弱，反而更加突出，因而做出损害战略伙伴核心利益的事情。这表明法国的对外政策处在调整之中。
第二，法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受到全球化冲击，一些民众将法国经济低迷归咎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法国媒体和一些政要伺机抹黑中国，并通过对中国打人权牌，突出意识形态分歧，力图以此来转移视线，缓解压力。
第三，中国的快速发展给法国带来压力和忧虑，一时难以适应。法国要利用涉藏、北京奥运等问题对我施压，还在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中国对非洲政策等问题上向我发难，以阻滞我发展进程。
记者：您对中法关系的发展前景有何评论？
蔡方柏：展望未来，我仍然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抱有期望和信心。综观两国关系45年的发展历程，中法关系的战略性和特殊性始终存在。关系发展顺利时是这样，关系遇到困难时也是如此，因为发展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
政治上，双方没有地缘政治根本利害冲突，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共同点远多于分歧点。中法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对国际事务负有重要责任；都主张世界多极化，用多边主义应对全球面临的挑战；两国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近似的立场。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着有效沟通和协调。
经济上，两国是重要的经济技术合作伙伴。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建交之初双边年贸易额仅为1亿美元，45年后的今天，中法日贸易额就达1亿美元。虽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中法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有所增强，但互补性仍是主要的。中国需要法国的先进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法国需要中国不断扩大的市场和物美价廉的商品。双方还可利用各自的优势进行合作，共同进行研发或在第三国开拓市场，取得双赢。特别是在应对70年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问题上，急需加强合作与协调，以增强市场信心，缓解金融危机加剧蔓延的势头。
文化上，两国都主张文化的多样性。中法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国，两国人民都钦佩对方的文化、艺术成就。双方都主张通过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两国人文交流不断加深，中法市长圆桌会议、地方政府合作高层论坛等活动和机制有力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双方还缔结了65对友好省市。中法友谊深入人心。
上述共同点是两国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也是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发展潜在的力量源泉。这也是两国历代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
记者：既然存在上述有利因素，那么应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和发展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呢？
蔡方柏：当然，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历史和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不同，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差异和分歧是完全正常的。讲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些往事。1968年，中国正处在“文革”之中，法国也经历了“五月运动”的高潮，此时的中法关系十分紧张。在此困难时刻，戴高乐将军对我驻法使馆临时代办说：中法两国间不存在任何困难和障碍，不管舆论界如何分析和评论中国内部事务，甚至反对中国，这都不能改变法国在各方面同中国进行良好合作的政策。1973年，毛泽东主席对访华的蓬皮杜总统说：中法没有什么隔阂，不要相互戒备，也不要相互提高警惕。这两位伟人以战略家的宽广胸怀和高屋建瓴的伟大气魄为中法关系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我认为，只要能超越意识形态的偏见，真正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眼光来处理两国关系中出现的困难，彼此照顾重大关切，互不干涉内政，双边关系中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妥善解决。上世纪90年代初，两国关系中出现的困难就是按照上述精神最终得到妥善解决的。
记者：不久前访华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表示，法方将尽快恢复修补中法关系，您看可能吗？
蔡方柏：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为应对正在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法关系正进入继往开来的新阶段。当前出现的波折是双方一切致力于中法友好的人士不愿看到的，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法方能充分重视中方在涉藏问题上的核心关切，采取实际行动，消除负面影响，增强政治互信，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就可能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否则，还会拖一段时间。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