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世界金融危机正在不断深化与蔓延，并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您是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请您谈谈如何从国际问题的研究角度出发，探讨一些新的课题，深化对世界金融危机的研究。

　　吴兴唐：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范围，涉及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国际思潮、发展模式、文化多样性、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新社会运动等方方面面。从国际形势来说，金融危机使世界陷入冷战后最严重的动荡之中，从而为国际问题研究提供了契机，并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

　　记者：您谈到了研究课题的创新，这可从哪些方面切入呢？

　　吴兴唐：研究课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研究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与特点。第二个层次就是深层次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这两个层次的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要作出研究课题的规划。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准确的分析、科学的判断和预测是十分重要的。估计不足会在事态发展时让人措手不及，估计过分会影响民众信心，而民众信心已成为应对危机的关键问题之一。

　　记者：请您谈一谈金融危机本身的研究有哪些课题。

　　吴兴唐：我想强调一下动态研究和政策性研究。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走向、影响及其后果。2实体经济危机的蔓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世界经济衰退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复苏。3研究各种应对危机的方案，并加以比较，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俄罗斯的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采取的应对措施产生的国际反应。赞扬的、批评的都要研究。4要特别关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建立国际金融监管和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问题。美国同发展中国家在这些问题上有矛盾，美欧也有矛盾。欧盟是推动改革的力量之一。5运用广泛的对外研究渠道，捕捉活的动态材料，提出供决策参考的政策性建议。我国经济和金融研究机构及专家学者都在研究世界金融危机问题，发表各种看法，因此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和学者的研究课题和文章要避免重复和一般化，要发挥自身的特点与优势，提出独到的看法和建议。

　　记者：世界金融危机来得突然，发展很快。这是冷战后国际形势长期发展积累起来的。因此可以说，金融危机同国际形势发展有紧密的联系，研究金融危机也要同研究国际形势的整体发展相联系。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吴兴唐：研究金融危机要有广阔的视野。我们要以这场金融危机为契机，研究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与新特点。当前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可以从两方面来概括。第一，国际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都出现了新的特点。第二，现在世界处于大转折、大变革时期。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发生激烈变动，可以说是“二战”后的第三次大转折。第一次转折是冷战开始，大国的盟友及敌对关系发生变化。第二次转折是冷战结束，国际格局由两极走向多极。现在是第三次，世界这种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是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并将延续一段时间，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就是这个大转折的标志。研究当前国际问题要有一个新国际关系观。我们已提出新发展观、新安全观和新文明观。联系这一系列新的观念，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应有一个新的国际关系观。新国际关系观是以“和谐世界”理念为前提的。冷战结束已近20年，人类面临一个新的时代。冷战时期的特有思维方式也会较长时期残留于我们头脑中。当前我国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们观察世界的眼光应当适应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多极格局的国际关系远比两极格局时期复杂得多。各国特别是各大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度增加，竞争与合作共存。各种矛盾和利益相背离又相融和。多种文明理念在差异中有同，在共性中又有异。国际政治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互相混合，现实主义占优势。大国的外交实践在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更加灵活务实。

　　记者：您对当前国际形势中的多极化和全球化能否作一分析？

　　吴兴唐：当前国际形势的新特点，我归纳为“三化”，即国际格局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全球文化多样化。国际格局多极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全球力量对比进行冷战后第二次重组。新兴经济体的出现与发展，动摇了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地位，打破了世界经济由美国、日本、欧盟三足鼎立的局面。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正在逐步形成。这种情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矛盾、摩擦甚至对抗。但总体来说，从长远来看，力量的相互制衡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

　　记者：您认为全球化与金融危机之间有什么联系？

　　吴兴唐：分析和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是一件有现实意义的事。美国次贷危机如此迅速地发展为全球金融危机同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全球化造成全球经济不均衡、不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性金融投机的负面作用。但我们不能由于发生金融危机而全面否定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依然具有两面性，而且积极面是主要的。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的结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的需要，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为世界创造财富。经济全球化有一个自身发展的客观过程。全球化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是事实。因此，从总体上说发达国家得到好处要多些。但是全球化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设置的方向发展。我们看到，南北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如果把最发达国家同最不发达国家相比的话，南北差距确实扩大了。但从近20年发展来看，如果把发达国家作为总体，同时也把发展中国家作为总体来观察的话，全球化使南北差距缩小了。新兴经济体就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顺应这种世界潮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另一方面维护自身的经济权益和经济主权。当然，全球金融危机也使我们清楚看到了全球化所蕴藏的风险，更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后果。通过这场危机，我们要分析如何使全球化朝更加均衡、更加公正和健康的方向发展。

　　记者：既然金融危机不能被完全归咎于全球化，那么，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呢？

　　吴兴唐：我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新自由主义有四面旗帜，即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金融化。美国借助于全球化，提出“华盛顿共识”，试图将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发展模式推广到全世界。但是金融危机的发生使美国的发展模式遭到质疑。“华盛顿共识”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形势下遭到质疑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发展中国家而且西欧发达国家也都认为，这场危机祸起美国。不能把一国的发展模式推广为世界唯一的繁荣之路。各国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出现了新兴经济体，促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因而，我们看到，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更不是发展模式的单一化。现在大多数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创造，不是固定的和单一的。仅就发达国家而言，就有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和日本带有东方色彩的市场经济。新兴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更是丰富多彩，有印度模式、韩国模式、越南模式、新加坡模式、南非模式、巴西模式、墨西哥模式、俄罗斯模式等等。各种模式既有差异又有共性，既有排斥性又有融通性，因而可以相互参照和相互借鉴。近年来，出现所谓“模式之争”。苏联解体之后以西方政治、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被奉为唯一正确的发展模式。西方不能适应和认可中国这种“非西方模式”取得成功的现实。因而他们对其要加以抹黑和阻遏。同时，我们自己对“中国模式”也要心中有数，不宜夸大宣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处于转型时期。中国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引入注目，也引起对“中国模式”的议论。我不赞同“北京共识”的概念。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在摸索实践中。中国根据中国的实际形成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想将此推广到全世界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已经意识到，美国的金融危机向我们发出了警示，中国现行发展模式正处在十字路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GDP高速增长是由投资和出口带动的，是以高能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经济结构转型势在必行。必须将过剩生产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各种发展模式寻求共同参与、共同分享、共同承担、共同发展，才能达到公正、平衡的和谐发展的目的。在国际关系中，和谐共处；在经济关系中，合作共赢；在文化上，相互借鉴。世界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它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记者：除经济因素外，文化多样性也是决定发展模式多样性的重要因素。

　　吴兴唐：地缘政治变化和国际政治生态变化同文化多样性密切相关。以文化多样性为背景产生发展模式多样性。我们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及发展模式可以互相借鉴，但不能强加于人。在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中，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问题被提出来了。这里指的文化有比较宽泛的意义，涉及“软力量”、国际思潮和意识形态。冷战结束之后，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十分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对内重视文化建设，因为文化是综合国力中“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重视文化交流。从国际关系来看，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种关系与交流是互动的。国际矛盾和纠纷只能用协商谈判来解决，而谈判能否成功在于相互之间是否了解和信任。相互不了解和不信任的根源除利害关系外就是文化背景不同。文化交流的功能在于增加相互了解与信任。文化交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面向广大民众。文化交流是互动的、双向的，对改善国际关系和发展良好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作用。

　　记者：在当前经济和金融危机形势下，大国关系也很不稳定，我国同西方大国之间也时常出现矛盾，应如何看待我国同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

　　吴兴唐：关于我国同西方大国的关系，可以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国际格局多极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引起矛盾和摩擦。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旧的经济格局被打破，新的平衡正在形成，竞争与合作共存，因此，总的来看，大国关系处在相互适应期，同时也要看到虽有矛盾、竞争和斗争，但总趋势是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第二，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依然存在，有时甚至会很激烈，或者触动我国的核心利益。但各大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和处理国家关系时，都意识到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以往的经验看，当国家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出现曲折和困难时，要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对方的国家利益，不宜形成和渲染意识形态的对抗。第三，把握大国之间战略互动关系。西方大国，美、欧、日是同盟关系，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有共同之处，在对华政策上既有一致性，也有利益分歧点。我们在处理大国关系时，需要平衡对美、对欧、对日关系。第四，大国关系中各种因素相互交错，十分复杂，既要分析政治背景又要区别对待，避免泛政治化和情绪化。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和战略利益的一定要维护，不可动摇，但不能把国家关系中所有问题都上升为政治问题。国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中的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都有政治背景，都同政治有密切关系，但同时经济和文化中某些具体事件同政治关系是可以分割的，在处理上要区别对待。总之，我们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要冷静观察，从战略利益大局出发，既要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又不要为一时一事而中断相互交流，特别是高层交往。还是邓小平那句话：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心中有数。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9期）（网络编辑：胡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