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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与金融经济危机
曾康霖
发布时间:2009-12-08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论,资本主义社会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给经济、金融领域带来什么影响,以往人们关注不够,也少见学术文章考察它们的前因后果。这次全球性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人们不得不关注这个问题。

  全球性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需要考察美国收入分配与金融危机的关系。美国是一个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逐渐显现,在20世纪90年代,收入的两极分化更加剧烈。有数据表明:在此期间,“美国总收入的40%以上现在集中在10%收入最高的人手中。1999年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19倍。而1979年时只有11倍多一点。最富裕的1%家庭,如今拥有包括住房和金融投资在内的总资产的40%,高于1929年以来的任何年份”①。按照五等份分组家庭收入占比统计,从1990年开始,除了最高的20%家庭的收入大幅增长,由1990年的占全部收入的44.3%增长到2000年的49.7%,提高了5.4个百分点,其余四组的家庭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②怎样认识这种变化?上个世纪来,学术界的认识主要归结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取代了土地、黄金、石油创造财富,社会需要重组,创造知识环境,让知识创造财富,社会需要培育掌握知识技能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现在看来,这种论调实际上是为美国“新经济”贴金,因为所谓“知识经济时代”也就是“新经济时代”,而“新经济时代”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连续8年经济增长的一段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美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是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专家们用“新经济”去描述它为的是突出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于信息技术形成网络,所以又把知识经济,新经济表述为网络经济。1996年,亚太经合组织把美国经济增长的这种状态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世界“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由此而生。把90年代美国收入分配的变化,归结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无非是指出了它的到来带来了经济巨大失调,经济的新的不均衡,在这种环境下为一些人提供了可乘之机,财富就在这种形势下产生和分割。本世纪初美国新经济破产,其主要原因是新经济带来了股市泡沫。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很多国外资本流到美国投入到信息技术及其相关的企业,使这些企业的股票价格上涨,产生经济泡沫。但新经济破产条件下,美国收入分配仍然两极分化。

  解释美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加剧的原因,必须分析政府的基本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也就是说站到谁的立场上执政。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美国的贫富不均加剧主要原因不在于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全球化,因为“科技革新与全球化的力量对所有人都有影响,”而在于“政治文化”。他所谓的“政治文化”是指上个世纪70年代里根执政以来,共和党的“向右转”。共和党向右转后,推行出一套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的政策措施。他指出:“极右派的掌权加剧了不平等状况:增强了商界的胆量,使其敢于向工会运动发起全面进攻,从而大大削弱了工人议价的力量;将企业的执行层从旧日对其薪酬的政治与社会约束中解放出来;急剧削减了针对高收入的所得税率,如此等等。”③里根时代除了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干预外,还废除房地产遗产税和取消所得税的累进制,而克林顿掌权时期,他虽然是民主党人,但他的政策措施仍然被共和党占主导的议会所左右,所以,并没有改变共和党右派左右美国收入分配的局面。小布什掌权后,还有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化的趋势,比如小布什曾打算取消社会保障制度等。克鲁格曼指出,共和党右派之所以推出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的政策措施,迎合一小部份精英阶层的利益,“原因也许是:精英虽然人数不多,但有能力也有意愿捐助大笔竞选资金”④。克鲁格曼的见解说明,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收入分配中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不争的事实,其背后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执政集团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文化。

  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换执政,应当说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大资产阶级、垄断集团的利益。但是,两党政治倾向在一定时期有所不同:共和党倾向于减少福利,扩大自由;民主党倾向于增加福利,减少自由。西方学者把前者称为右派,把后者称为左派。也就是说右派的政治主张倾向于减少福利,扩大自由;左派的政治主张倾向于增加福利缩小自由。据此可以认为,民主党上台,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共和党上台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长期以来的美国政府实行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的政策措施,还与掌权者的价值观念、崇尚行为以及当时所处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关。里根掌权的时代是美国经济面临着“滞胀”的时代,制止通货膨胀、发展经济是里根上台以后面临的重要问题。里根上台以后奉行的是供给学派的理论,其信条是:“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路,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他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市场的自由竞争。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里根政府放松了管制,在经济、金融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刺激企业家投资,降低成本,提高效益。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效率优先为借口,大力“劫贫济富”,并被描述为“里根经济学”。以后,克林顿、小布什一直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路线,并启用了格林斯潘。格林斯潘1987年出任美联储主席,以后连任三届,持续时期长达18年半之久,而美联储在美国经济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格林斯潘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在他自己写的《我们的新世界》书中坦言:“早年我在学校时,我学会欣赏竞争市场在理论上的优雅。60年后,我学会欣赏理论运用于真实世界(有时无法运用)。我拥有特权,可以和上一代重要经济政策制定者互动,也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取得所有资讯以衡量世界趋势。”⑤这表明,他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崇尚市场竞争行为,并标榜自己已经拥有左右世界的力量。应当看到在过去几届由共和党执政的美国政府,主要禀承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执行的是“右”的经济政策,在市场竞争中使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继续扩大。1971年到2007年,美国企业平均工资从每小时17.6美元降到了10美元;同期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推动着金融、经济危机的产生,其影响和推动途径可概括为:

  1.导致精英集团的产生。精英集团控制着国家经济,抛弃民主,独断专横,滥用权力,为所欲为。这实际上把自由资本主义改变为权贵资本主义。美国产生的“安然事件”,折射出精英集团控制着国家经济的弊端。

  2001年10月,美国“安然事件”的财务欺诈就是公司管理者制造虚假财务信息,夸大收入、隐瞒亏损,以此抬高股价。据报道,通过操纵关联企业的财务报表,安然三年虚假利润5.93亿美元,隐瞒债务25.85亿美元,虚增股东权益28.08亿美元。事件发生后,不仅引起了美国的股市大幅波动,给投资者带来损失。

  美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没有活力?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分散决策、相互制衡。分散决策以产权明确并落实到自然人为基础,相互制衡以市场各种机构独立运行、相互监督为条件。可是,美国经济的发展给分散决策、相互制衡带来了挑战:(1)兼并重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而追求做大的重要原因,据说是追求企业的政治影响力。谁是大公司谁就更有可能接近政府官员,谁就更有本钱去游说国会议员,去影响政府决策,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国际商机。(2)决策权过分的集中于管理者。在美国,企业的股权分散,公司治理推行首席执行官(CEO)制度,CEO本来是代表经营管理者的利益,接受所有者的监督。但由于股权分散,监督权弱化,使得CEO既是经营者,又是决策者。应当是经营服从于决策,决策靠经营实现,可是当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发生矛盾时,决策机制却倒过来,即决策服务于经营,经营靠决策实现。这导致CEO以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去替代公司利益、整个股东的利益和长远利益。(3)外部监督弱化,而导致弱化的原因是利益驱动、互谋好处。所有这些,应当说都是精英集团所为。

  2.导致储蓄与投资、储蓄与消费的失衡,使美国经济成为负债发展的经济。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条件下,一部分人应当很有钱,这些钱如果作为储蓄,则美国储蓄应当增长,可是实际情况是在过去若干年中美国人的储蓄是负增长、零增长或增长很微弱。

  实际上美国的大量资金用于金融投机,对冲基金便是其中一例。对冲基金本来是投资者为避免价格波动带来损失即避免风险的一种定价技巧,后来,对冲基金却成为少数实际控制人投机套利的工具,而且进入的门槛很高,成了“大富翁们的俱乐部”,如老虎基金、量子基金等。由于美国国民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储蓄,使得美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投资主要依靠对外负债,美国的国债大约40%为国外人购买。靠负债发展经济最大的风险是资金链的断裂。为了不使资金链断裂,美国发行新债还旧债,并大量供给美元,把危险转嫁给别的国家。

  3.导致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从微观角度讲是指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资产过多,超过了社会公认提取现金和货币结算的需要从宏观角度讲可以理解为流通中的货币过多。货币过多与货币管理当局的政策相关,比如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动性过剩最主要的问题是富人手中掌握的过多资金流入资产市场,强化了投机,容易使金融资产交易和实物资产交易形成泡沫,而泡沫的破裂,便是危机的来临。由于美国供给的美元只有30%在国内流通,而70%在国外流通,所以流动性过剩,不仅在美国国内产生负作用,而且扩大了国际之间的金融交易,增大金融交易的风险。

  4.不利于扩大内需。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条件下,富人有钱特殊消费,而穷人的钱只能限额消费、借债消费。这样服务于低收入者的国内消费品市场的购买力必定有限。在美国,不少家庭负债消费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比如银行信贷推动,消费者有良好的预期等。如果条件不具备,负债消费就会降低甚至消失。可见,负债消费是贫富差距拉大的“倒逼”效应。

  5.削弱政府调控作用。贫富差距形成了“精英集团”。精英集团的代表在议会中,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并且还会运用他们拥有的金融资产,干扰金融市场,削弱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

  6.阻碍广大社会公众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代表大资本的利益集团会发挥政治影响力,使国家财政资金的使用更有利于富人。比如,本次金融危机就是用纳税人的钱补贴资本家。

  下面用行为金融学的方法分析美国金融精英的思想基础、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

  “金融精英”的思想基础就是把金融业“做大做强”。金融业原本是中介服务业,由于服务的领域、对象和目标不同,主要以各种金融机构组成的金融业,本应有大中小之分。“金融精英”把金融业做大、做强的动力是霸占社会金融资源,垄断国家金融命脉,追求巨额利润和薪水。在美国金融机构高管中,年薪超过亿美元的大有人在,而年薪超过几千万美元的则比比皆是。因为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薪酬与所在金融机构的规模、利润挂钩,所以金融业的无限扩张便成了这帮“精英”的驱动力。但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是负债经营的行业,金融业的扩张意味着对社会负债越高、越大、越重,同时意味着社会上大部分资产的流动性控制在少数人手里。一旦负债链条断裂,资产的流动性失控,便爆发危机。

  “金融精英”的组织准备是金融业混业经营。金融业原本是分业经营的,因为有不同的业务、不同的收益与风险、不同的市场准入要求。20世纪80年代,美国逐步开始了混业经营。混业经营的初衷是增加盈利、分散风险,但实际情况是,混业经营不仅没有分散风险,而且隐藏了风险,转移了风险,扩大了风险。混业经营引起了更大的投资冲动,改变了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留下了监管空白。在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美国的一些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变得很复杂,集团下面不仅有母公司、子公司、孙子公司,而且相互交叉持股,这样不仅产权模糊,而且经营管理层权责不清。各经营管理单位,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损害整个集团公司乃至金融业的利益。这次全球国际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次级贷款,而大量发放次级贷款的主要是不能吸收存款缺乏资金来源的贷款公司。贷款公司之所以能大量发放是因为它能够把次级贷款“打包出售”,而投资银行有胆量接受打包出售的次级贷款,是因为它有权据此发放次级债,而次级债的包销、推销又是那些与贷款公司和投资银行有关联的基金公司等。这样,不仅金融业的分工消失了,权责利的关系模糊了,而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利害关系搅在一起。一旦隐藏,转移的风险暴露,便面临危机。

  “金融精英”推动了金融产品高杠杆化。金融产品为实体经济和资源配置的需要而设计,在金融市场金融交易中,需要多少金融产品取决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市场的扩大,原生金融产品可派生金融产品,派生金融产品以原生金融产品为基础,其派生量是有限度的。但在掌握大量金融资源“精英”们“做大做强”的思想指导下,在“混业经营”的金融环境下,金融产品不仅层出不穷,而且高杠杆化。高杠杆率不仅使衍生金融产品丧失价值基础,而且加倍地发挥它的“圈钱”效应,使得不少人“受骗上当”。金融危机就是这帮“精英们”“开赌设局”诱惑公众受骗上当。

  注释:

  ①王贻志、周锦尉主编:《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3)》,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页。

  ② 孙辉:《当代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评析》,载《国际论坛》2003年第5期。

  ③④ [美]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⑤ [美]格林斯潘:《我们的新世界》,台北大块文化2007年版。

  ⑥王仕军:《荒诞不经的“中国责任论”》,载《红旗文摘》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