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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美]阿里夫•德里克 吕增奎 译
发布时间:2009-12-08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年前,我发表了《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一文。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亦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要反思这篇论文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当时,不论是社会主义的未来还是中国的未来都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之中。现在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不过,这一次不仅涉及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未来,而且还涉及到中国的未来。如今,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但却继续信守着社会主义的未来。20多年来,中国融入了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这需要抹去早年革命社会主义的最后遗迹,因而使官方的社会主义断言不如以前那样令人信服。正如最近的报纸头条所说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官方的社会主义断言需要加以反思——特别是因为那些仍然贯穿在这些断言中的历史经验,尽管革命的历史已经被抛弃,而且还因为要应对当前危机所提出的挑战,可能不得不利用过去的一些重要遗产。“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为这样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起点。

  后社会主义

  《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的目的是反驳20世纪80年代对改革开放的简单化(和意识形态的)理解:一种理解预言说资本主义在中国即将复辟,而另一种理解则毫不怀疑地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对者称邓小平是一个革命的领导人,准备使中国重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社会主义的朋友愿意接受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切路线,声称尽管中国抛弃了革命的过去,但是改革开放并不意味着从社会主义的任何重大退却。

  按照我当时的理解,改革开放表明了革命的终结,重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及其实现战略的问题。从1956年到1978年的20多年里,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尝试已经失败了。在经济和政治政策方面,改革开放类似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而且还是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的指南。但是,由于抛弃了向社会主义进行革命过渡的希望,这些政策获得了新的重要意义。总而言之,它们要求对社会主义进行反思。

  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反思。这一次,恰恰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经验要求重新思考和提出社会主义的全部问题。只要我们想理解20世纪80年代的状况,就必须把这一反思当作起点。

  “后社会主义”代表一种理解这种状况的概念努力。它来源于——

  这样一种历史形势:(1)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元理论失去了自身的统一性,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信念在其历史发展中逐渐被削弱,也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觉得有必要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要求结合起来,还因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因国情不同而带有各国的特色;(2)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受到各国“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结构的制约,这种结构是所有此类结合的一个历史前提;(3)这个前提是要对结合的过程保持警惕,确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后社会主义也必然是后资本主义的,这并不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后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意义上说的,而是在社会主义代表一种对资本主义经验的反应和一种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缺陷的尝试的意义上说的。这种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缺陷的意识不仅决定了后社会主义自身的缺陷,也制约了它诉诸资本主义方法来消除这些缺陷的努力。因此,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资本主义来提高“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表现,后社会主义都试图避免回到资本主义。由于这个原因,也是为了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结构合法化,后社会主义竭力保持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共同目标的模糊信念,同时又否认它在当前的社会政策中具有任何内在的决定作用。②

  “后社会主义”中的“后”包含两种意义,指的是历史形势的两可性(ambiguities):“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后社会主义的,一方面因为中国虽然断言它具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但已不再从固有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动力;另一方面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结构,仍然可供中国选择,只要形势需要,中国就可能再回到社会主义。(这就把中国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区分开来,在后者那里,这样的选择作为集体的选择和一种社会主义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已经被取消。)”③强调资本主义的因素并认为中国必定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因为社会主义体系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对资本主义本身来说意味着什么,仍然要拭目以待”④。“后社会主义”并不表示社会主义的结束,恰恰相反,它提高了“在社会主义危机期间以新的、更具有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由于摆脱了对……一个不可阻挡的未来……的迷信,人们就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构想社会主义:作为想象未来多种可能性的资源,这些可能性并不是从把有待解决的未来问题推迟到未来的僵化的乌托邦中,而是从当下就要解决压迫和不平等问题的解放冲动中汲取灵感”⑤。

  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

  20年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似乎更加清晰。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增长。尽管中国抵制了来自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它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却在很大程度上把那些政策合法化了。作为融入全球经济的结果,经济发展使中国变成了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和倡导者。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厂”的战略中心,生产出全球消费的商品,但是它首先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主要大国,因为许多人指望它把全球经济从不负责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危机中拯救出来。许多人预言,中国将会恢复中华帝国在明朝曾经拥有的全球经济活动中心的地位。⑥经济实力使资本咨询公司包含了政治的意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管理者再也不可能无视中国领导人的提议,不管他们情不情愿,只要认真思考世界的问题,就必须考虑中国领导人的建议。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还使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城市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都市中心。通过国民和文化产品的流动,至少是通过新通信和信息技术所提供的交往机会,中国社会已经与其他国家的社会融为一体。全体人民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经济发展造就了一个活跃于中国和世界的新企业家阶层。像其他国家的同行一样,正在壮大的城市中间阶层加入了物质和文化商品消费者的行列。相当多的农民冒险走出农业并从事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因而他们的生活水平被提高到官方的贫困线以上。任何到访过中国的人都会对中国社会的生机和变化留下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以前的资本主义中心变成了奇怪的发展停滞遗迹。中国社会不再只是欧美文化和知识产品的接收者,而是全球新奇商品的消费者和文化产品的出口大国。当中国绷紧身体的时候,它的肌肉展现出新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它还试图在关于本国思想和文化(包括语言)的全球计划中展示自身的“软实力”。

  对社会主义来说,文化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在经济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包括社会)的全球化过程中,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学在最近20年里出现了复兴,但在之前的100年里中国革命试图把儒学扫入通常所说的“历史的垃圾堆”。儒学的术语已经浸入了社会主义的语言,官方已经批准儒学是中国认同的标志。正是在儒学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名义下,中国的“软实力”投射到全球各地(孔子学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全球化,大众转向了“中国的”事物,但培育出了文化排外主义,热衷于“托福”考试的同时却顽强地忠于革命——尽管并不容易——力图克服的过去。

  然而,虽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融入或官方和大众的本土主义复兴都存在这一证明,但是共产党的自我形象仍然保持两可性,中国同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外的形象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不愿意放弃它的社会主义信念或者革命的意识形态遗产。现在,这些遗产包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遗产,而这个遗产已经荣升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列。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现实的自我形象是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保持暧昧关系的因素之一。尽管中国在当代全球经济中拥有强大的地位,但是我们也可以论证它既在全球经济之内又在全球经济之外:在其内是作为一个大国在其内,在其外是中国坚持同资本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结果是资本主义大国对中国的持久怀疑)。南方国家也是如此。中国的革命自始至终具有双重的特征:既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又是一场摆脱半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使第三世界国家对它产生了亲近感。中国的身份中目前仍然保持这种两可性:一个发展中国家,却逐步获得了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势地位。这种双重身份既是使其获得南方国家的亲近感(以前的第三世界)的原因,又是使其具有剥夺南方资源(参见下文的进一步讨论)嫌疑的原因。

  就这些两可性而言,把中国视为一个后社会主义社会,而不单单是一个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新儒教的社会,就会使我们获益良多。有人或许会把中国领导人的社会主义声称斥为政治权宜之计,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归根结底产生于夺取政权的革命。这些声称的合理性来自别处:他们准备利用社会主义革命的遗产,把他们对当代挑战的反应同领导人的其他反应区分开来。此外,我们不应当从一种不管时空变化而定义都不变的一般社会主义来理解那些遗产,反而应当把它们理解为一种为了适应具体历史环境而需要加以重组的思想。在这里,具体的历史环境就是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革命过程。这一革命过程不仅充满了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一再重新定义着这一信念及其实现的手段。

  即使在模棱两可的邓小平时代,以前理解的社会主义可能已经结束,但是由此认为它的遗产已经死亡却是错误的。我在这里并不单单是指一种集中化的、受到严密管制的经济的永久化。这就把这种社会主义同新自由主义关于无管制的市场经济的幻想区分开来,但是并不足以使这种社会主义具有一种超越资本主义视界的前景。此外,按照那种标准,在应对放纵的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危机时,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目前可以说处在社会主义的边缘,各国政府匆忙地管制资本的运作,即使没有接管资本的机构和机器,也是在控制它们。这显然并不具有任何重要的意义,恰恰相反,顽固的新自由主义空想家们抗议说,对市场的任何干预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伐。

  更重要的是为资本主义寻找一种替代的持久冲动。即使在中国的经济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之后,这种替代仍然具有生命力。这种信念的持久性可以解释一些令那些期待社会主义消亡的人感到困惑——即使不是恼怒——的矛盾。当中国的领导人试图调和这种信念的要求与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时,这也向他们提出了种种挑战。

  革命的遗产

  我们可以从两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革命的遗产。第一个意义更为明显,就是革命作为价值观念、志向和政策——它们为当前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灵感和例证——的宝库的意义。此外,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的历史也是包括帝国和前帝国历史乃至非中国历史在内的更漫长历史的一部分。尽管中国的领导人和思想家为中国的闭关思维辩护,但是他们显然并不排斥利用不同的过去来解决现在的问题。中国当前的领导人就是如此,就像毛泽东等以前的领导人那样。不同的领导人或思想家利用不同的过去,这仅仅表明对当代问题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未来理想。革命历史成为像其他历史一样的一种历史,既不表明否定了革命,也不表明保守地逃向革命之前的儒家历史——就像国内外的儒家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毋宁说,现在恰恰是透过革命历史的棱镜来观看之前的儒家历史。一方面,在中国人和外国人否定“欧洲中心论”的背景下,革命历史代表着对革命前历史的肯定;另一方面,它利用过去来为那些恰恰是革命本身的产物的志向服务。

  革命遗产的第二个意义虽然与第一个意义相关,但却更为复杂,而且必定具抽象的性质。这个意义是指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中国革命过程——尤其是作为长期游击战的共产党革命——的产物。从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不断进行的政策试验:从20世纪30年代灵活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到“漫长的20世纪4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再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再到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毛泽东公开承认试验政策,提出了“进两步,退一步”等口号。他是一位“伟大的试验家”,但绝不是唯一的一位。邓小平同样信奉这种政策试验,因而是毛泽东的继承者。确实,多年来,以一种有限的方式在某些地区进行政策试点,然后再最终决定政策的转变,就体现了这种对试验方法的信奉。我们或许可以合理地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以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试验的历史。

  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试验并不是无限制的,而是受到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共同目标(不可避免地与富强中国的目标连在一起)的限制。然而,除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间,这个目标并不会僵化成一个严格的乌托邦。换句话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宗教式乌托邦主义相比,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乌托邦主义大多数时候是一种世俗的乌托邦主义,以对未来的想象来指导现在。而在现在,这种终极的想象依然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只要对未来的想象保留了对国家的发展和独立目标的基本信念。

  现在的活动与未来的目标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相当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精心表述可能是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相结合”。不管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具体政策命运如何,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它不仅代表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而且代表全党的集体经验,更重要的是,它的核心冲动具有持久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相结合。由于相同的原因,我愿意在这里表明,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相结合,为解读后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转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

  毛泽东阐述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前提,并且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分别是19377月和8月发表的演讲,恰巧当时他呼吁共产党为了抗击日本的全面侵华而改变自己的革命战略。在最根本的具体化层面(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问题(尤其是在农业社会的中国——理论准备并不充分——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的问题)的产物;在应对这些不同于民族问题的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形成要素已经清晰地被提了出来。⑦早在1936年,民族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问题,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激烈讨论的主题。⑧然而,只有在1937年到1940年间,毛泽东才明确地提出和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计划:在《实践论》和《矛盾论》对毛泽东哲学的理论阐述与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战略背后的推理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联系。在这两篇论文中,毛泽东最全面地论述了他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背后的哲学思考。然而,尽管具有突出的实践和策略意图,但这两篇论文仍然试图把中国革命的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

  矛盾概念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在毛泽东的最初论述中具有核心的地位,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释来解释中国历史形势的直接产物。各个历史时期的矛盾以及把这种矛盾阐释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从结构上决定了这一点。尽管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与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之间存在最明显的矛盾,但是在一种理论未曾预见到的社会状况中,这一问题成为更深层的革命实践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主义革命不得不脱胎于那些理论没有解释的要素;革命者本身是社会形势的局外人(因而与之相冲突)。在民族斗争之外,恰恰是这种社会状况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项总体的理论工程,因而要求从革命实践所面临的多种矛盾来重新阐释理论。

  《矛盾论》描绘了一个以关系而不是事物为核心的世界(及其理解方式)。这些关系是相互对立以及转化、差异和同一的关系。此外,这些关系并不是随意地共同存在,而是构成了一个被它们的许多相互作用所制约的总体,这个总体仍然处在不断的转化状态之中,因为整体与构成它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功能性关系,而且还是(并且更重要的)对立的关系。矛盾观念包含着功能性和对立性(“对立面的统一”);“矛盾”作为世界(和宇宙)的构成原则产生出一个每一事物(各个部分和整体)包含着其他一切事物的总体,然而任何事物决不可以因此而被归结为其他事物。

  作为一篇哲学论文,《矛盾论》致力于阐述那些包含着这些一般观念的“矛盾”的特性。但《矛盾论》同时是一种革命解释学,一种阐释战略。换句话说,它的前提是“发动革命”。这揭示了一种除了马克思主义外或许还包含本土哲学内容的人生观,但是这些本土哲学内容都被归结到这个根本问题之下,并且通过它折射出来。

  在某种程度上,《矛盾论》可能被简单解读为在1937年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中对革命具体问题的抽象论述。《矛盾论》的论述与对中国当代发展的评论交织在一起,而当代中国的发展则被用来揭示毛泽东的各种抽象。⑨《矛盾论》的根本目标是从理论上证明革命政策因为日本的全面侵华(这使“主要”矛盾从阶级斗争转变为民族斗争)而发生的变化。这也解释了《矛盾论》的主体部分为什么致力于讨论矛盾的“特殊性”(包括讨论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正是在这种为政策变化提供合法性的过程中,毛泽东阐述了实践相对于理论的优先性。正如他所说:

  教条主义者……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然而,尽管毛泽东认为实践问题具有优先性,但是把《矛盾论》简单解读为对实践问题的讨论,忽视毛泽东为实践提供的证明对理论所产生的后果,可能是一种还原论的做法。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在讨论《矛盾论》时抓住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的文章是针对中国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而写出的,总体来说是描述性的,在某些方面是抽象的。“描述性的”:他的概念与具体经验相适应;“在某种程度上是抽象的”:这些意义丰富的新概念主要是对一般辩证法的具体说明,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必然蕴涵。[11]

  阿尔都塞告诉我们,尽管毛泽东的阐述并不具有充分的理论化,但它们仍然具有突破性的重要意义(因而不可归结为描述性的抽象)。前者显而易见。虽然毛泽东试图对革命实践的特殊性进行理论化,但是他自觉地降低了理论的地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12]这还导致了对理论地位的重新阐述:毛泽东认为理论主要是一种对革命具体实践的抽象,并且作为对社会运动“规律”的抽象表述只具有次要的地位。毛泽东没有否定理论或者理解它的必要性。设想一个听众,他认为,那些进行“本能上的”辩证活动的人并不需要读书才能理解理论。对于这样一个虚构的听众,毛泽东重新肯定了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因为不经过这样的学习,就不可能对革命面临的复杂现象进行综合。毛泽东相信列宁所说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3]确实,就毛泽东的革命解释学而言,理论在他的思维中重新成为革命者判断革命方向的主要指南。

  毛泽东赋予实践的优先性意味着,与阿尔都塞不同,他对抽象公式的理论化并没有多少兴趣。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矛盾论》仅仅是“部分的抽象”,因为毛泽东的历史主义(我所指的是他对具体性和特殊性的强调)并不允许超越某种程度的理论化。它所产生的是一种解释学:革命实践不再具有理论上的可预测性;毋宁说,理论变成了一种在发动革命的活动中“解读”历史形势的指南。在他赋予理论既是指南又是工具的双重意义上,毛泽东对理论的评价本身是“矛盾的”:它既是革命长期方向的“指南”,又是直接分析的“工具”。换句话说,理论恰恰是它想要揭示和解决的矛盾的一部分。这就是毛泽东理论重组的关键。

  《矛盾论》的世界是一个对抗和冲突永不停息和结束的世界。在那里,统一本身只有从每时每刻的矛盾性出发才可以理解;没有任何实体是永恒的,因为它只存在于它的矛盾以及它与其他矛盾的关系之中。整个马克思主义可能是一种根据冲突而对世界进行的概念化。但是,无论马克思主义者对冲突的结构化或对社会结构的组织化多么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解释都是从数量有限的社会范畴(生产、生产关系、政治、意识形态,等等)来构想冲突的,并且它们始终有一种根据这些范畴在社会结构中的有效性来将其等级化的冲动。毛泽东提出的许多矛盾抵制了这样一种等级化,更重要的是抵制了向少数范畴的还原。在决定社会结构或历史方向时,一些矛盾比另一些矛盾更重要,但是毛泽东反对否认那些看似最微不足道的矛盾在社会动力中的作用(因而拒绝把它们消解在更广泛的范畴中),也拒绝把它们等级化。因为就它们在结构中的地位而言,它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范畴,毛泽东指出:

  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14]  

  在这里,因果关系是情境性的和多元决定的:社会事件和历史事件是多种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毛泽东的矛盾观念来说,关键是革命主体的作用。第一,一个“多元决定的结合”表明革命的替代是一种寓于其他可能性之中的可能性,因为这样一种形势本质上是开放的,即对解释来说是开放的。按照革命的目标来解释它,是革命者的任务。这也是抽象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展现出重要性的地方;因为没有理论的帮助,革命者无法做出符合长期目标的选择。第二,尽管本身是矛盾的产物,但是革命实践是矛盾结构的一部分,并且它的作用是以一种最符合革命目标的方式来对矛盾进行重新组合。革命斗争在把不利形势转化为有利形势中的作用,属于毛泽东矛盾分析的一部分;这一点在他讨论革命斗争的军事战略的其他文献中最为明显。

  作为《矛盾论》的姊妹篇,《实践论》从认识论的角度更直接地论述了解释是革命活动的主要内容(或者夸张地说,论述了作为解释活动的革命活动)。从表面上来看,《实践论》提出的认识论是一种经验主义认识论。正如毛泽东所说,人的认识始于感性认识,即“感觉和印象的阶段”。随着感性认识重复了多次和积累下来,“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15]。(毛泽东也把这称为“理性认识”的阶段)于是,由此获得的认识通过现实的实践来检验它的有效性,从而在感觉—概念—实践—感觉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带来更深入的感性认识、概念的修正和再实践。

  然而,如果毛泽东的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那么这是一位实践家的经验主义,他在以革命目标重组世界的过程中建构了认识。毛泽东首先讨论了感性阶段的认识,但这不意味着大脑是一张感觉可以把自身重组为概念的白纸,因为大脑已经拥有组织感觉的概念工具(暗含在知识的阶级特征中)和阐述它们的理论工具(辩证唯物主义)。进一步来说,他的认识论把某些活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

  在获得知识过程中的作用置于其他一些活动之上,并且知识具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发动革命”。最重要的是实践的地位,而毛泽东一贯在如下意义上使用实践概念:改造世界的活动。《实践论》的目标并不是为庸俗的经验主义(“实事求是”)辩护,而是反对那种忘记了革命具体环境的理论教条主义,肯定实践在认识中的优先地位。毛泽东引述斯大林的话说:“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16]

  《实践论》可以视为对一个月后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阐述的革命解释学的呼唤。作为一项计划的组成部分,《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它们的互文性中揭示出了彼此。下面的一段论述表明,毛泽东虽然把知识理解为解释,但不愿意把知识仅仅视为解释:

  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17]

  毛泽东的思维中存在一个深刻的矛盾。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者,毛泽东相信,有一种“客观的现实”,由此可以判断各种相互竞争的知识形式的有效性;因此,他一再把认识称为世界在心灵中的“反映”。同时,正如《矛盾论》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毛泽东把客观现实(或者思想的环境)本身视为矛盾的产物,使之变成解释和“重构”的对象。毛泽东对“真理”的突然讨论揭示了这一矛盾,因为他一方面主张真理——乃至革命真理——的“相对性”,另一方面相信“绝对真理”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8]

  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个矛盾应该诉诸“实践是真理的标准”[19]来解决。在毛泽东的思维中,实践作为改造世界的活动与矛盾观念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改造世界是解决矛盾的过程,矛盾的解决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新的矛盾又带来了新的实践,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然而,这一点本身是一个问题,因为正如对“矛盾”的讨论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实践并不会凭借自身和自动地提供历史的指南,而且除了“发挥作用”外也不会提供任何对有效性的判断。换句话说,“绝对真理”的假设变成了一种对变化的现实——这种现实并不是“客观的现实”——意识形态封闭,但本身却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人类活动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建构了它对世界的认识: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20]

  这种把世界视为正在进行的革命解释和建构的表述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并且揭露出这种封闭性是理论和实践之间以及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之间的矛盾。只有革命的干预才可以解决这种开放性的矛盾。只有通过革命的意志和对其他解释的压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才最终能够恢复为历史的指南。

  现在之中的过去

  理论既是革命实践的强大工具,也是它的产物。尽管如此,但是毛泽东的思想把理论转变成一种解释学,从而提出了两个具有持久意义的问题。第一,不论是否是革命的形势,任何形势都可能赞同不只一种解释(或对矛盾的解读)。如果只有解释的后果才能评判解释的有效性,那么任何一种解释的正确性都不可能有一种先在的判断方式。这样一来,解释之间的冲突容易蜕变成永无休止的斗争或对异己的暴力镇压。第二,由于同样的原因,就无从判断哪一种选择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尤其是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乌托邦的目标已经世俗化和历史化的时候。让理论接受检验所带来的自由,迫使社会主义的意义及其实现方式付出了不确定的代价。

  毛泽东思想赋予矛盾的地位表明了一种把冲突抬高为普遍存在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矛盾论在具体历史环境下的直接目标是证明如下行为的正当性:结束同国民党之间的冲突(阶级斗争),建立一个反日本帝国主义的联盟。这使解释容易被许多人——即使不是所有人——接受,特别是党内那些不赞同篡改理论的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在随后的数年里,解释上的冲突可能变得更加严重,特别是在1956年之后,当时革命后的领导层必须对哪一条道路最适合前进到社会主义作出决断。选择似乎要么是快速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要么是通过进一步改造生产关系来深化革命,消除建国初期发展政策所带来的各种矛盾。这还有可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有时所建议的那样,选择并不是在发展与革命之间,而是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技术的对政治的。这两种选择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都有其合理性。

  政治的选择对技术的选择可能主宰了后来20年的政策。在这一选择上的分歧的最终解决方法,是把冲突提升为一种注入了日常生活的形而上学原则,把革命本身乌托邦化,因而革命的主张凌驾于集体智慧和组织慎思之上。这一次,在抛弃贯穿于其中的解释的过程中,试验给社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1956年所否定的选择证明了1978年后进行改革开放的正当性:快速发展生产力。与之相随的是否认深层的社会冲突——尤其是阶级斗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宽泛地说,当时的迫切任务是完成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流产的资产阶级革命。从中国的国情来看,这意味着回到指导20世纪50年代政策的新民主主义,强调阶级的联合,鼓励私人推动经济发展的行为,并且似乎需要解散以前建立的集体组织。

  同样激进的行动是“开放”。“开放”意味着抛弃了此前20年里的自给自足政策。恰巧这时世界尤其是东亚的经济正在进行从进口到出口导向的重要转变。20世纪90年代,这一转变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中达到高潮。有效的开放——吸引外国资本的必要性——带来了进一步削弱那些与社会主义相连的集体组织。到20世纪90年代,80年代犹豫不决的开放让位于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全面融入,中国的经济将走上“全球化”的道路。

  当前的中国是这些政策的产物,并且国内外基本上都认为它延续和实施了1978年提出的那些政策。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我们需要更细微地认识1978年以后的时期。有人曾经把最近的30年描绘为一种走向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进步(或者退却)。我提出了一种历史分期:20世纪80年代模棱两可的开放;90年代的全面开放;最近10年重新担忧社会主义的未来。这些担忧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之前10年的快速发展政策造成了生态和社会问题。这些政策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不仅会威胁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还会威胁到社会主义的主张——正是从这些主张中它们至少汲取了自身的一些合法性。毫无疑问,发展使大量的人口摆脱了贫困,大大提高了国家的声望和实力。但是,发展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地区不平等,严重破坏了环境,培育了消费主义、不关心公共问题与似乎永远容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大众文化——也造成了领导人自身所主张的革命文化与一般公众尤其是城市公众之间的鸿沟。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分析了阻碍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21]最近30年的发展再次凸现了其中的许多矛盾,不过它们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稍微不同。正如当前的领导人非常乐于承认的那样,解决这些矛盾是当前的主要挑战。然而,有趣的是,像过去一样,对这些矛盾及其解决方法的解释仍然受到相同的两个彼此替代方案的制约:这些矛盾是那种随着发展的深入而消失的落后性的产物,或者它们是发展政策的产物,因而解决它们需要社会和政治的改造。

  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辩论中,有一种接受在解决这些矛盾时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造的必要性的持久意愿。这种意愿是中国和其他具有类似问题的国家之间的不同之处,也证明了“后社会主义”视角的合理性。对于这样一些改造的内涵或许没有任何分歧。所思考的可能性随着对世界和过去的开放也不断增多,但是思考本身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社会主义革命遗产的持续性。在“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术语的传播中,社会主义本身获得了新的维度。这些术语试图保持对超越过去和现在的理想主义信念的活力,但又不落入正统语言的陷阱。与这些概念创新相伴的是试验新的治理形式。同时,中国的领导人从未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奉,就像重新激起马克思主义的活力的努力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努力是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来应对变化的世界形势而完成的。

  按照一位理论家的观点,中国当代的政治理论和组织试验无疑是改良主义和增量的。[22]这也预设了如下认识: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乌托邦,而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在那里,未来的东西远不如现在要加以克服的东西(即上文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宗教乌托邦主义的世俗乌托邦主义)那样确定。与过去相比,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目前更为复杂,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能否解读这些矛盾以及判断哪一种解读会更符合长期抱负的困难也更为复杂。解决这个困难的方法之一是,以走向所渴望的未来的连续的短期目标来取代遥远乌托邦的目的论,同时防止这些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法会给未来设置障碍。

  走向未来如果有一种未来

  最后,我将对为了这个目的而需要克服的矛盾进行一些评论。我首先解释一下“如果有一种未来”这个副标题。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源危机是如此严重,因此我们可能想知道人类是否拥有未来。这似乎也使对社会主义或任何“主义”的讨论失去了意义,因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更广泛的视角来看,政治的事业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这一问题使得对政治问题以及那种最能促进人类生存和福利的制度的讨论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

  过去6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动力既是实现国家富强和安全的相关目标,又是分配的正义。20世纪50年代初,优先性给予了重工业基地建设,同时农业实施了集体化,以便增加产量和扩大农村社会的平等。在接下来的20年里,重点转向了激进的平等主义,与此同时又鼓励社会各个层面——包括国家——的自力更生,而国家的自力更生意味着尽可能少地接触外部的世界。所实施的政策类似于战争经济,过多地关心安全,通过为了集体利益的自我牺牲来对消费进行禁欲主义的控制。20世纪80年代,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开始发生的变化使改革开放的政策成为可能,这就把发展的方向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变化密切地联系了起来。国家的福利和安全仍然是最主要的关切,但是对平等的寻求则把以快速发展生产来消除贫困放到了优先的位置上。在这一过程中,分配的正义逐渐弱化,从而将实现社会主义推向不明确的未来。

  这种方向的变化造成了它自身的矛盾。我已经指出这些矛盾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维度。中国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都认识到了这些维度。然而,一个未曾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是“发展”观念本身。例如,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计划注意到了调整发展政策的重要性,走向更具有持续性的发展带来了生态和社会问题,这些调整的目的就是缓解上述问题。但是,科学发展观并未怀疑发展观念本身。换句话说,中国和世界目前面临的根本问题是:20世纪尤其是1945年以来的发展观念是否是可持续的。我认为,这应当是目前所有讨论——包括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的起点。

  在论述科学发展观时,胡锦涛主席指出: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从许多方面来看,这即使不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内容,也是它的理论内容:建立一个人民能够生活在幸福、正义和尊严之中的社会。但是,这是当代所要实现的发展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能够希望在否定这些目标的发展计划中更接近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吗?进一步来说,当对自然的破坏使我们痛苦地意识到,我们的发展具有种种生态的限制时,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目标和实现它们的方式?

  这些生态上的限制自始至终都存在。随着资本的全球化以及生产和消费实践的全球扩散,它们的威胁变得越来越清晰。对自然的破坏并非始于资本主义,但是资本所拥有的先进技术让人类“征服自然”,拓展人类发展的物质界限,因而也使人类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破坏力。由于资本的全球化及其无限物质进步的前景,这些破坏力变得更强大。

  我曾在其他地方论证过,从马克思那里开始,社会主义分享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主义假设。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破坏性。然而,他仍然迷恋人类的创造性和资本主义所释放出的生产力,并且指望它们满足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人类需要。把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的前提,由此会证明如下观点的合理性:社会主义过渡必须等待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尽管何种发展构成全面发展以及全面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否赞同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清楚。同样不清楚的问题是: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什么时候新的生产关系才会表明社会主义的降临。

  另一方面,通过所创造的财富、克服人类问题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景以及更公平的财富分配,资本主义社会一直能够维持无限普遍发展的神话。这一神话还有一个合理性来源:自觉地把贫困描绘为绝望的贫困者的条件,而且还将其说成是那些得不到资本的产品、因而不必为了生存而这样做的人的条件。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扩张不仅依靠生产出满足人类需要的物品,而且还依靠创造出对那些人类生活离不开的物品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掩盖了获得资本产品的机会的不平等,因为它承诺所有成功的参与者在资本的运作中都能够获得它们。我们还要补充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家之间,这样一种不平等都是掩盖发展的生态限制的因素之一,而这些生态限制已经变得更为清晰可见,因为资本的全球化为那些以前被排斥的人也提供了生产和消费机会。那些加入资本主义市场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了生产过剩。为什么这会造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目前的危机?除了偶然的因素(包括明显的盗窃和抢劫事例)外, 这个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

  如果这些论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那些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关的发展政策并不是可持续的,即使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竭力把生态的维度引入到发展之中,也没有解决它所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反思发展的意义,而且还要反思贫困问题。这样一种反思不可能在单个国家的基础上进行,因为那些唤起这一反思的问题是全球化的产物。但是,一些国家由于它们在全球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因而比其他国家处在更好的战略领先的地位上。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不仅是因为它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而且是因为它努力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一种替代经验。理想主义是革命的遗产,仍然出现在领导人对“人是发展的目标”的肯定之中。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愿意按照新的条件来重新命名过去。“和谐社会”或“生态文明”所表达的理想不仅利用了过去的社会主义信念,而且还承诺摆脱与之相关的思想和政治包袱。首先,这些理想表明了为现在提供替代的持久意愿。

  中国领导人的纲领性陈述中的理想主义是否会实现,或者是否拥有超出现在的持久力量?这个问题仍需拭目以待。当前,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的两可关系也可能有利于领导人为现在寻找替代的角色。当经济全球化影响到了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时候, 尽管大多数人承受了全球化的后果,但是他们却没有从中获益。当前的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并已经开始解决这一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球经济危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对改善中国人民尤其是内陆农村人口生活的投入。阻止农村人口的转移,加强农村的重建,并在国内分配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这些或许很久才能消除全球化造成的一些不平等,从而建立这样一种经济的基础:把人民的需要放在脱离人类生活的全球经济的需要之前。

  这决不意味着重归经济上的孤立。全球化下的经济“起飞”几乎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前提,即交换控制地方需要,消费者脱离直接生产者,并且服从于金融积累的需要。由此所创造的财富只惠及世界上的少数人,却让大多数人任由资本的流动来摆布。由于资本的流动摆脱了日常的生产、消费和交换,因此它越来越容易遭到无耻的操纵。当前的任务是把经济的基础重新建立在满足国内的需要和创造国内的经济之中。尽管这并不是要脱离世界经济,但仍然是把人民的需要和可持续的未来放在优先的位置上。

  挑战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和生态上的。经济的基础之所以要重建,也是要更关注人民的需要,而不是以无限消费的幻梦来操纵他们。这必须成为任何国内治理的必要起点。就像在其他地区一样,在中国,民主是一个复杂而充满争议的问题。这一问题由于美国前总统布什这样的人将其用于政治目的而变得更加复杂。他们在国外倡导民主,却在国内毫不犹豫地遏制民主。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善意的知识分子就针对欧美民主普世化的做法提出了一些严肃的看法。[23]不仅在不同的社会中,而且即使在各个地方情况不同的同一个社会中,民主治理都必须采取不同的形式。另一方面,民主还有一个关键的功能,即建立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沟通渠道,从而对遏制腐败和权力滥用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在官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如果发展政策要真正地关注当地的需要和经验,就必须作出彻底的改变,动员人民来推动这样一种改变;不是把他们当作消极的对象,而是当作积极的参与者,他们的经验必须成为政策制定的一种资源。民主也可能是这样一种转变的前提。要赋予日常生活相对于抽象前景的优先性,还要考虑到生态因素是生存的条件,而不是经济的算计。

  就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开始发挥的战略作用而言,中国经济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全球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在这些天里经常听到有人说,中国在遏制全球衰退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通常,这种说法的言外之意是中国可以帮助全球经济回到衰退前的状态:不可持续的全球资本主义。恰恰相反,我们建议,中国可以在有效地改变全球经济实践的方向时发挥重要的作用:重建全球经济的基础。中国在崛起成为经济大国的过程中受益于全球化,但也推动了全球化,因为中国不仅充当了“全球工厂”,而且还提供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南方国家使其无限消费的持久幻想得以可能的信贷。

  中国经济实践的任何重大转变都可能迫使其他社会迫切地反思发展。在这个方面,尤为重要的可能是中国在非洲和拉美扮演的领导角色。近年来,对于中国在南方国家的密集活动,其他国家一直怀有某种爱恨交织的心情。我们会轻易地看到前殖民大国代表对中国的指责,因为他们憎恨中国入侵自己以前的殖民地。但是,怀有这些憎恨心情的不只是他们,还有前殖民地的国民——他们在中国的活动中感觉到了一个新兴世界大国的殖民主义。

  但另一方面,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南方的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亲密感。同样重要的还有对欧洲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共同记忆以及以前的“第三世界”认同。这些共同性不仅提供了合作的基础,而且还为制定满足不同社会具体需要的替代发展战略提供了基础。中国发展观的特点是关注差异和特殊性,反对普世性的大全哲学——这种哲学指导了那些受到资本主义启发的(并且社会主义社会过去也遵循的)现代化战略。[24]

  然而,中国和南方国家对发展的重新定义或许对美国和欧洲——尤其是前者——的影响最大。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继续直接和间接地消费更多的世界资源,成为环境退化的元凶。对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南方各国的生产输出造成了这些国家的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至少在某种程度也是因为它们在满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需要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国家作为不可持续的经济实践的典型和出口商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这些国家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如果世界经济要具有可持续性,它们就必然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不论是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中还是在各种国际论坛上,对发展的讨论总是集中于提高各国穷人和穷国的生活标准。二战后,欧洲近代的发展信念走向了全球。就此而言,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世界人口的生活水平从自然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提高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更不用说富人了)的水平上;尽管全球的资源压力不断加大,但是发达社会的中产阶级并不会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已经有某种证据表明这就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发展的思维和政策要承认这一点,就不得不克服反思发展所存在的主要意识形态困难。

  中国在此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仍然有可能区分开削减贫困和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生活的效仿。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必须质疑全球主义的幻想,而且还要批判社会主义观念中那些使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交付给资本主义的发展主义的历史遗产。在人类历史这个特殊的关头上,尽管社会主义继续从未来那里汲取诗意的想象,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还必须从过去中寻找创造未来的线索。

注释:

  Arif Dirlik, Postsocialism? Reflection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eds.,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Armonk, NY: ME Sharpe, 1989)pp.362-384.

   Ibid., p.231.

   Ibid., p.244.

   Ibid., p.246.

   Ibid., p.247。这种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概念化非常类似于印度马克思主义者Aijaz Ahmad在苏联解体后提出的一个论述:“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名称,完全否定资本主义根本的体系性矛盾和残忍,因而不论苏联的命运是否是那样,这种否定仍将是一种必然性。” Aijaz Ahmad,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London: Verso, 1992), p. 316。

   我所指的是这样一些著作: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21st. Century(London: Verso, 2007)。

   确实,关于把马克思主义转换成大众语言的必要性,最早和最重要的讨论者并不是毛泽东,而是早期的总书记和文学理论家瞿秋白。关于对瞿秋白思想的讨论,参见Paul Pickowicz,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Chu Chiup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关于瞿秋白和党在农民革命的初期通过文学手段来完成这一转换的努力,更直接的讨论,参见Ellen Judd, Revolutionary drama and song in the Jiangxi Soviet, Modern China 9(1) (January 1983)。

   这些讨论发表于夏征农:《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1937年,一般书店)一书。

   Schram and Knight的文本分析表明(与以前的观点相反),《矛盾论》和《实践论》以及《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写作于1936年至1937 ,都代表了“一项单独的思想事业”。KnightMao Zedong‘s On Contradiction and On Practise: Pre-liberation Texts, China Quarterly 84(1980);参见Stuart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1)。事实上,Wylie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组织斗争的产物。参见Raymond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7-1945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尽管这种观点具有许多合理性,但是确实需要将其放到更广泛的革命环境之中来看。我之所以关注前两者,是因为与《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不同,《矛盾论》和《实践论》代表了毛泽东的原创性贡献。此外,尽管这些论文是在日本入侵前已经进行的哲学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仍然来源于对实践的思考,并且明显是为了把 应对“新形势”而作出的政治政策变化合法化。

  [1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1页。

  [11]  Mao, Bianzhengfa weiwulun(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Mao Zedong ji(Mao Zedong Collection), ed. By Takeuchi Minoru(10 vols)(Hong Kong: Bowen Book Co., 1976), vol. VI, pp. 265-305, pp. 302-303.

  [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5页。

  [13]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 94n。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都引用了列宁的这句话,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2页和第326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5页。

  [15] 同上书,第285页。

  [16] 同上书,第293页。

  [17] 同上书,第291页。

  [18] 同上书,第295296页。

  [19] 同上书,第293页。

  [20] 同上书,第296页。

  [21] 这“十大关系”是:(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22] Yu Keping, Toward an Incremental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Chinese Theories and Assessment Criteria,in Yu Keping,Globalization and Changes in Chinas Governance(Leiden: EJ Brill, 2008 Chapter 9.

  [23] 参见俞可平的论文集《民主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同名文章。也可参见他为《让民主造福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一书所写的序言。在最近的讨论中,著名作家韩少功在《民主:抒情诗与施工图》中提出了中国人是否为民主做好准备的问题。Barbara Foley 对王逢振和谢少波的访谈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及其与社会主义的诸种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参见“Crossroads: Chinas Future Under Debate, in Science and Society, 73.2(2009): 193-210。印度著名知识分子Harbans Mukhia进行了充满思想的讨论,参见“Liberal Democracy for Asia and the World: Problems and Prospects, Valedictory Speech to the 20th Anniversary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Delhi, November 14-17, 2008。关于地方治理试验的案例,参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20052006年》(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编,2007)。治理形式和民主实践要想奏效,就需要适应国家和地方的情况。尽管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就像过去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次论证的那样,我们必须随时提醒自己,民主的学校可能是民主实践本身。

  [24] 关于其中一些可能性的讨论,参见Edward Friedman, How Economic Superpower China Could Transform Afric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No.14, 2009, pp.1-20。关于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有用调查,参见Richard Behar20082009年系列报告,www.fastcompany.com(这是哈佛商学院的一份网络出版物)。正如该报告所言,这种活动是全球化的直接产物:中国寻找维持生产的资源,满足美国和欧洲的消费。[ZK)]

  (我感谢Oliva BinaAnn HussRoxann PrazniakQS TongAihe Wang对本文的评阅,当然文责由作者自负)

  (本文系Arif Dirlik教授为本刊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而撰写的专稿。作者系美国俄勒冈大学耐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当代美国后殖民批评与文化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信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