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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是利益的表达
陆自荣
发布时间:2009-12-08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要考察集体行动的逻辑,自然回避不了奥尔森教授的观点。在此,我们把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的观点作为“利益论”的主要代表。另外,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也不乏从观念(规范)的角度探讨该问题。其中涂尔干的“集体意识”、“职业伦理”分析堪称“观念论”的典范。那么,集体行动的基础是利益(个人利益)还是观念(集体意识或规范)?本文指出,观念是统领集体行动的灵魂,但是,观念又是利益的表达,利益通过观念而决定集体行动。

  一、集体行动逻辑的利益论

  把利益(个人利益)看作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观点。在此,我们以奥尔森教授的观点为例来分析此观点。奥尔森在批判国家阶级理论、压力集团理论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个体利益是集团行动的逻辑”的理论。

  首先,他批判经济学中的国家阶级理论。他明确反对“集体精神”是集团(如国家)存在的条件。他把汉斯·里切尔的观点看作是此观点的代表,并指出:“里切尔的论点和本书的方法截然相反。他认为人类精神有一种奇怪的两重性,在个人间进行交易时,自我利益至高无上;而在个人与国家以及与许多私人组织的关系中,自我牺牲又压倒一切。”接着,他对马克思的国家和阶级理论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马克思阶级理论直接从理性个人导出集体行动,而他认为马克思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问题的症结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的理论与其假设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理性、自私的行为不相一致。”①他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一种阶级利益(集团利益)理论。但是,他不同意马克思的阶级利益理论,他后来指出,利益只有个人利益,阶级利益(集团利益)存在是值得怀疑的,特别是个人可以为了集团利益而行动是值得怀疑的。

  其次,他批判压力集团的“集团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理论。这主要是政治学领域中的一种理论,也包括部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无论是制度经济学还是政治学理论,其共同点是认为集团利益是集团的基础。奥尔森批判压力集团理论:“他们一般承认这种集团会维护和强化本集团利益,他们也承认这些集团中的个人一定会关心其个人的经济利益。然而,如果任何大集团中的个人都只关心其自身福利,他们就不会自愿作出任何牺牲来帮助其集团实现其政治目标(公共目标或集体目标)。”②

  最后,他提出了“特殊利益”理论。对于集体行动的逻辑,或大型集团(潜在集团)的维持,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工会和经济自由”的考察中,他强调“工会中的强制”。他指出:“使大型的全国性组织得以生存下去的最重要的独立因素就是这些工会的成员资格以及对其罢工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强制的。”③除了强制之外就是“积极的选择性激励”,即“为参加工会的人提供非集体的收益”。关于“特殊利益”理论,在其后来批判现代压力集团理论时显得更为突出。在此,他提出大型压力集团的“副产品”和“特殊利益”理论。他不认为政治或政治动员可以成为集体行动的逻辑,而强调个人的经济利益(特殊利益)和强制是压力集团形成的基础,是集体行动者行动的逻辑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从诞生那天起就牢牢扣住了“经济人”的行为假定,认为除了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于“经济人”假定,都有使自己行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而所谓的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奥尔森当然也是如此,他为集体行动设计了一种动力机制,即“选择性的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这种激励之所以是选择性的,是因为它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赏”就是获得“利益”,“罚”(强制)就是失去既得利益。二者都是为了利益,因此,可以说利益(个人利益)是集团的基础,个人利益是集体行动的逻辑。

  个人利益决定集体行动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观点。除了奥尔森之外,唐斯、布坎南等人也都持这种观点。在唐斯的民主制度的经济模型中,官员都是自利的最大化主义者。他们之所以谋求公职,从来也不是出于实施政策的愿望,而只是想得到位居高职而具有的收入、地位和权力。④布坎南在《同意的计算》中指出了其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论预设:“按我们的假定,集体行动必定是由个体行动组成。……既然我们的模型把个体行为当作其核心特征来加以体现,所以把我们的‘理论’归类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理论或许可能是最好的。”⑤

  二、集体行动逻辑的观念论

  从观念的角度来说明集体的意义,最突出的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又译迪尔凯姆)的“集体意识”和“职业伦理”理论。在“集体意识”理论中,涂尔干认为集体的存在是为人们提供某种“集体意识”,“集体意识”是社会存在的根源。涂尔干强调社会(集体)的观念本质,这已被学界所公认,因而涂尔干被看作是观念论的代表人物。

  除了其“集体意识”概念强调社会(集体)的观念本质外,其“职业伦理”的思想照样体现了集体的观念基础,或者说,他把职业道德看作是集体存在的基础。在职业伦理思想中,他批判了把集体完全屈从于经济利益、经济基础的观点。他指出,随着经济居于主要地位,“军事、宗教和管理等领域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屈从于经济基础”⑥。这将导致混乱的局面,而要解救这一混乱局面,就要重建一种集体意识。随着社会的分化,家庭已经起不到这种作用;国家也因此和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起不到这种作用。此时,只有职业团体可以把人们重新团结起来。这种职业团体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对此,他指出:“在职业群体里,我们尤其能看到一种道德力量,它遏止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培植了劳动者对团结互助的极大热情,防止了工业和商业关系中强权法则的肆意横行。”⑦

  但是,职业团体并非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之上,他在回击某些人批判其《自杀论》的结论时指出:“他们把法人团体看作是功利主义的群体,认为它的全部作用在于更好地调整我们的经济利益,而事实上,法人团体却是构成我们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⑧在此,法人团体不是作为个人利益而存在的团体,而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规范(职业伦理)。

  欧洲传统社会学理论肯定观念(意识形态、话语)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除了涂尔干之外,马克思、韦伯等理论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这一观点。对此,赵鼎新在评价古典社会学理论在社会运动方面的贡献时指出:“关于话语对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影响,可以从任何一个19世纪社会学奠基人的工作中找到灵感。”他认为“涂尔干视角的核心就是话语”;并且,他进一步指出:“社会运动的话语是内嵌于文化之中的,并且,许多社会运动的话语过程都是围绕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而展开的。”⑨

  观念(集体意识、意识形态、传统文化、价值观)对集体行动肯定具有重大意义。除了古典社会学理论之外,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欧美社会运动理论也充分体现了观念(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对于社会运动,库恩认为,这本质上是一场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⑩哈贝马斯认为,这是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体现;[11]麦卢茨则认为,这是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自我认同的结果;[12]斯科特则肯定了“道义”在农民运动中的意义;[13]泰罗则指出,集体行动的发生都存在一种集体行动的框释,即一种与集体行动有关的认知和归因模式,它是集体行动参与者解释自己处境的一种共同认知;[14]赵鼎新把集体行动的原因归结为变迁、结构和话语,其中,话语包括行动者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等。[15]

  不仅欧美的社会运动理论引入了观念(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解释,国内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充分证明观念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李静君通过研究指出,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不单受到经济资源分配的影响,也关乎权力、道德、文化观念的根本重整。[16]刘爱玉充分肯定了意识形态对中国工人集体运动的作用。[17]应星通过研究移民问题指出:中国工人的抗议,必须借助于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才能获得合法性和合理性。[18]佟新通过经验研究证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实践中,文化传统(集体意识、意识形态)是集体行动(集体维权)的合法性依据。[19]张翼通过“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发现两类原因导致社会冲突:物质性原因和价值性原因。而价值性原因(群体成员的自我认同)更易导致冲突(集体行动),这是由于价值性原因为集体行动者提供一种合法性,行动者也更认同其行动。而物质性原因只导致物质性冲突,这种冲突一般不会指向社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20]冯仕政的研究也指出,集体抗争的意识对集体行动起关键作用,没有集体抗争意识,难以形成集体行动。[21]

  三、观念是利益的表达:集体行动的逻辑

  上述两种理论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解释集体行动时都显示了其局限性。对于奥尔森为代表的理性选择理论而言,最后的结论是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是不可能的,大规模集体行动存在逻辑上的困境。观念论把集体行动的逻辑建立在观念的基础之上,为集体行动解释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但是,纯粹的抽象观念是否能完整地解释集体行动,这是值得怀疑的。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行动,集体行动肯定具有其现实合理性和现实基础,而抽象的观念是难以担当这一基础的。现实经验也告诉我们,利益在集体行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甚至是基础性作用。那么,在集体行动中,利益和观念到底起什么作用?在此,在解决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时,我们提出“观念是利益的表达”。这既体现了利益的基础地位,同时也说明了观念在集体行动、特别是大集体行动中的核心作用(指导作用、整合作用)。集体行动(特别是大集体行动)的爆发,虽然有着潜在的利益关系、利益基础,但也必然有观念的引导。

  “观念是利益的表达”既不同于利益论,也不同于观念论。以奥尔森为代表的利益论只承认个人利益,否定集体利益的独立性(或者讲否定集体利益的存在)。而“观念是利益的表达”突出了集体利益的存在,强调集体利益在集体行动中的基础地位。同时,这一集体利益和观念(集体意识)是紧密关联的。这样,“观念是利益的表达”在以下几个方面超越了个人利益论:(1)由于肯定观念(集体意识)的作用,集体利益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同时,集体利益必须和某种集体观念关联;(2)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也是观念作用的结果,由于观念的作用,集团中的任何个人并非只关心自身福利,很多情况下,个人愿意为集体牺牲自己的利益;(3)观念的存在使强制变成自觉自愿。也就是说,如果考虑观念和利益的关联,那么奥尔森所批判的国家阶级理论、压力集团理论以及他自己提出的特殊利益理论就都值得进一步思考。而对于以涂尔干为代表的观念论,虽然我们承认其理论为集体行动的解释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由于其没有注意到利益的基础地位,过分强调观念,抛开利益来谈观念,致使观念变成一种脱离现实的抽象。脱离现实的抽象在现实生活中的整合力量肯定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其对集体行动的解释也显得苍白无力。而“观念是利益的表达”这一论断刚好弥补了这一缺陷,把抽象的“观念”与现实的“利益”结合起来,为抽象的观念找到经验基础。此时,观念的整合功能与利益的驱动功能是统一的、相互依赖的。

  前面我们分析了“观念是利益的表达”的基本含义,以及这一论点对观念论和利益论的超越。接下来,我们想分析一下“观念是利益的表达”已有的理论资源: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和亚历山大的社会理论。

  在解释集体行动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涉及到利益和观念的关联。奥尔森批判马克思的国家和阶级理论时,指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一方面强调人的理性功利行为,另一方面强调阶级利益,而这二者存在矛盾。“如果组成阶级的个体采取理性的行为,就不会产生争取阶级利益的行为。”[22]奥尔森对马克思的不当批判是由于他没有看到马克思阶级理论中的阶级意识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阶级行动既是为了个人利益也是为了阶级利益,并且,只有实现从个人利益上升到阶级利益的转变,阶级行动才能达到步调一致。这一转变要求阶级自身从自发阶级(主要体现为追求个人利益、自发的利益)上升到自为阶级(集体利益、集体目的在阶级行动中具有了重大意义);而阶级意识的形成则是自为阶级的标志。对于奥尔森批判的片面性,西方理论界早就有人进行了批判,如丹尼尔(R.Daniel)和莎比亚(Sabia, Jr.)指出,奥尔森对马克思的指责是由于其没有看到“团结”(feeling of solidarity)在马克思理论中起到核心作用。[23]而团结并非仅仅是利益(个人利益)的产物,团结更多地应是观念(集体意识)作用于个人的结果,至少其中包含有集体意识的作用。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也注意到集体行动的观念与利益的关联。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哈贝马斯专门就“观念和利益”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在他看来,利益和观念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生活世界和系统。生活世界和观念关联,主管象征性意义再生产;系统和利益关联,主管物质再生产。对于利益和观念的关联,哈贝马斯指出:“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利益要长久地用社会交往的规范加以满足,它们就必须和用来支持它们的观念建立联系;反之,观念如果不和赋予他们力量的利益联系起来,也就无法产生出经验的效果。”[24]在此,哈贝马斯明确地把观念和利益看作是规范行动者行动(或者为行动者行动提供合理性)的两个方面。利益和观念的关联虽然对所有行动者都存在这一要求,但更多的是对交往行动者而言。交往行动者是公共领域的行动者,公共领域行动者的行动当然是集体行动。

  亚历山大在社会学理论预设中,根据行动和秩序、主观唯意愿论和客观约束提出了四种理论范式:

  秩序是集体层面的预设,即行动者相互关联的方式;行动是个体层面的预设,即行动者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行动问题的核心是把行动理解为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理性行动即工具性行动,行动是被纯粹效能的目的引导的。[25]非理性行动即规范行动,行动“是规范本身的实质观念内容的产物”[26]。可见,理性行动是利益引导,非理性行动是观念引导。作为集体层面的秩序问题,其本身与行动同属社会理论的共同问题,但秩序问题也可以通过观念(涂尔干的集体意识)和物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来解释。因此,集体行动可以在四个层面来探讨,集体秩序范围内的物质论(集体利益)、集体秩序范围内的观念论(集体意识)、行动层面的工具论(个体利益)和行动层面的规范论(个人对规范的选择和遵守)。物质论和工具论都预设了客观约束(物质利益),观念论和规范论都预设了主观意愿(观念以及对观念的选择)。在此,集体行动可以从利益和观念两个维度来解释。

  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到当代社会理论,观念与利益在行动中的作用一直是探讨的重要问题。对于集体行动而言,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直接把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联系起来解释阶级行动。该理论也是“观念是利益的表达”论断的最可靠理论依据。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交往行动(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商讨行动)也需要利益和观念两种机制共同起作用,并且把利益看作观念获得经验效果的前提,而观念则是利益获得合法性的前提。二者的关系也有力地佐证了“观念是利益的表达”这一论断。在亚历山大的社会理论预设中,无论是行动(个人)还是秩序(集体)层面都预设了物质(利益)和观念两种机制。承认两种机制的作用表明,亚历山大以多元论的形式承认了利益与观念的联结。从该理论范式出发解释集体行动,自然应该把观念和利益结合起来。

  四、结语:集体行动研究的现实启示

  集体行动对社会来说是必要的。适度的、合理性的集体行动可以完善社会机制,促进社会团结。但是,不适度、不合理的集体行动对社会又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因此,如何控制集体行动,使其处在适度的范围内,这是社会决策者应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根据上述分析,对于当前我国如何规范和控制集体行动,我们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1.保障弱势群体利益,防止贫富悬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价值理念为反对贫富不均提供了一种合法性,因此,人们无论在心理还是在行动上都更显示出这种集体行动的正义性、合法性和合理性。防止贫富悬殊,特别要保障弱式群体的利益。中国弱势群体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外在的、社会的因素造成的。社会弱势群体在窘迫的贫困压力下,看到的是不良社会现象,感受到的是利益损失与机会损失的危机,脆弱的心理承受力更加剧了他们心中的恐慌和不安,甚至可能滋生一种报复、仇视的心态。

  2.增加农民的媒介话语权,促进各阶层沟通。媒介话语权,是指公民运用媒体对其关心的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以及各种社会现象提出建议和发表意见的权利。由于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成为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因而是否拥有媒介话语权,决定了一个社会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利益需求表达“音量”的大小。中国社会阶层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推进下分化而成,城乡“断裂”明显,这使得农村群体在经济、社会地位和媒介资源的占有与使用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要弥补这一断裂,政府和公共媒体应该更多地为他们着想,替他们说话。

  3.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提升社区整合力。随着市民(公民)社会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社区意识将成为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其作用将日益突出。同时,社区意识和社区利益的关联更为直接,因此,在微观层面,社区意识能更好地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中国传统社会就是通过宗族、家族共同体来实现微观社会整合。随着社会现代化转型,家族、宗族共同体在基层社会中的整合作用已大大减弱,如何寻找新的基层社会整合形式是当前社区建设中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是,当前社区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远未发挥其应有作用,未能承担凝聚人心、实现社会整合的共同体作用。因此,必须寻找新的社区形式,以实现社区的整合。从实践来看,当前新的社会共同体出现了四种新的形式:同业群体、社团(政治性社团)、非营利组织(环保组织、慈善组织)和网络社区。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新的共同体都是观念、价值整合的共同体,或者至少可以说,在其整合中,价值、观念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注释: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同上书,第150页。

   同上书,第82页。

   A.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Now 1957, p.28.

   []布坎南、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页。

   同上书,第22页。

   同上书,第41页。

   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之发展述评》,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Jean Cohen,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521985.

  [11] J.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Mass: Beacon Press, 1975.

  [12] Alberto Melucci,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4] S.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09-111.

  [15] 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之发展述评》,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6] 李静君:《劳工与性别: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分析》,http//:www.thesee.org/ laogong/ljj.htm。

  [17] 刘爱玉:《选择:国企变革与工人生存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18]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规律》,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7318页。

  [19] 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0] 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21] 冯仕政:《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

  [22]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128页。

  [23] R.Daniel and Sabia, Jr.,“Rationality, Collective Action, and Karl Marx,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2 IssueⅠ,pp.50-71.

  [24] J.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Beacon Press, 1984.

  [25] J.Alexander,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1, London: Routledge, 1982, p.72.

  [26] Ibid., p.7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 “文化整合与社区和谐”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7BSH042(作者: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