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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
李景鹏
发布时间:2009-12-08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不久,便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特殊环境的努力,当时的提法是强调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也就是今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就是将阶级斗争学说正确地运用于中国。从而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根据这一性质制定了正确的革命战略。这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这次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正确运用就在于我们没有囿于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社会阶级斗争分析的具体结论,而是将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原理用于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主要是对中国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这是确定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的关键。

  现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革命,一次是民主革命,一次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两场革命虽然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是在革命的动因上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民主革命的动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因此,这场革命完全是从现实出发的。这时,斗争双方的敌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其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对立。革命的任务就是积蓄足够革命的力量,并采取正确的策略去打倒敌人,从而为新中国的建设铺平道路。然而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却不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因仅仅来自共产党人的理想,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民主改革胜利之后,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在迅速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然后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问题。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所阐述的社会发展规律,只有当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引起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根据这一规律,当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造成社会生活的严重破坏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现实地提到日程上来。

  然而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不但没有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反而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支生力军。而且我们开始时提出的发展方针也是“公私兼顾、劳资两例、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并没有将民族资本作为革命对象。但是不久,便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那么,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的动因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提出,完全是从理想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的。当然,凡是革命都是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民主革命的时候也是有理想的,那就是要摆脱中华民族百年来被侵略、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国家。但是,民主革命的理想是在现实革命斗争任务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而不仅仅是一种信念。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纯粹是一种信仰和理念。首先是我们相信社会前进的方向是要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其次是我们希望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第三是我们相信我们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完全可以帮助我们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第四是有苏联作为榜样,我们只要学他的样子就可以达到目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民主革命刚刚取得胜利不久,便贸然宣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很快便又宣布要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实实在在的敌人,没有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对立,而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信仰。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的应然的认识,而不是实然的认识。这种应然的认识与中国的现实状况往往是矛盾的。

  建国后前30年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之所以会违背社会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原理,关键在于对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缺乏正确的理解。

  什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乃是弄清一个社会本质的最关键的问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社会本质的研究很少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入手,而主要是停留在社会生产关系的层面上。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生产关系本质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我们习惯的看法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这个观点可能是来自斯大林,即来自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到现在为止,人们一直信守着这个观点而没有任何怀疑。但是,实践证明,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当作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是有问题的。因为事实证明,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完全可以依照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完全可以改变、可以消灭一种所有制而创造出另一种所有制来。如果这样一种完全可以依照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构成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那么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客观的标准了。这就使得生产关系的本质变得模糊不清,因而它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缺乏应有的确定性了,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原理完全被架空了。依照这种认识去变革实践,不可能不出现问题。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至今都没有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和质疑。

  在关于生产关系变革是否可以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后来逐渐变得模糊了。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说得非常清楚:“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马克思在这段经典论述中强调了生产关系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产生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的关系。

  人们对马克思所强调的这些观点往往产生误解。一是如何理解生产关系产生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和在生产关系建立的具体过程中人们的意志的作用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关系?二是是否只要人们在事实上建立起某种生产关系就意味着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已经在旧社会的胎胞中酝酿成熟?

  第一,前一个问题是关于事物发展的宏观必然性和微观偶然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切事情都是由人参加的,都是千百万人复杂交错地活动的结果。在这些具体的活动中,人们的各种行为完全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这里体现的就是微观的偶然性。那么,什么是宏观的必然性呢?那就是从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往往是以千年为单位的)所体现的社会发展方向和趋势来说的。这个过程则是与人们的价值判断无关、与人们的主观努力程度无关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从而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例如人类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就是如此。到底是什么力量、什么因素造成了宏观发展过程的这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呢?是不是在人类之外有一个什么至高无上的普遍意志在主宰着一切呢?不是的。实际上,这是一系列既定的历史条件的连续性造成的。每一代人进行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即他们所面临的社会生产力的状况、社会文化的状况,以及社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环境和条件等等,对于每一代人来说,都是既定的、不可选择的,因而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价值观念为转移的。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社会生产力,是完全超越人类的意志和价值观念的。社会生产力虽然包含着人的因素,但其发展规律却是与人类的意志和价值观念没有关系的。人类的意志至多只能在生产力发展的微观过程中起作用,而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正是宏观历史发展的基础。另外,在宏观领域中无限多种因素的无限多次博弈的结果是超越于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具有不可预测性。在具体的过程中,人们只是某一次博弈的参加者。对于一次博弈,人们是完全可以掌握其进程和预测其结果的。但是,对于长期的、无数因素、无数次的博弈,人们就无能为力了。这些就是造成宏观历史过程和微观历史过程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的基本原因。人们在微观历史过程中的自觉能动性,一进入宏观历史领域则变成了盲目性了。也即是说,宏观历史过程所呈现的结果是人们想象不到,也无法预测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②

  然而,作为微观历史主体的人们,由于其每一行为都与人的意志和价值观念密切联系着,并能相应地控制自己行为的结果。这样,长此以往,人们便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或形成一种错觉,以为人们的意志和价值观念可以支配一切,包括客观的历史过程。因此,人们总想人为地、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来设计历史。特别是那些自以为已经掌握了科学真理的人们,更是如此。他们夸大自己的认识能力,认为已经达到了对历史规律的终极认识。他们夸大人的自觉行为能力,认为只要经过努力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把理想等同于历史规律。但是,历史毕竟是不理会人类的意志和价值观念的。正如日月星辰按自己的规律运动一样,历史也是按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着的,人们很难真正认识历史规律到底是什么和如何起作用的。正因为在实际的历史发展中,往往只在很少的情况下,历史的客观的发展才能与人类的理想碰巧相吻合。所以,从人类的主观感受方面说,历史的发展往往是违反人类的意志,并与人类的价值观念背道而驰的。

  第二,究竟是否人们在事实上建立起某种生产关系就意味着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已经在旧社会的胎胞中酝酿成熟了呢?这就涉及如何认识生产关系的本质的问题。我们所谓建立某种生产关系,指的是建立生产资料的某种所有制。当我们把原来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改变成另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我们已经把原来的生产关系改变为新的生产关系了。也就是说,我们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看作生产关系变化的唯一的标志,除此之外便没有其他的标志了。但是,如前所述,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完全可以凭借政治力量即凭借人类的意志来改变的。事实证明,我们只要由政府出面,没收原来所有制中的生产资料,将它收归国家所有,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便建立起来了。但是,我们用什么来证明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在旧社会的胎胞中酝酿成熟了”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它确实已经酝酿成熟了,那么我们如何解释以所有制为唯一标志的生产关系的改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呢?这就说明,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唯一标志,作为生产关系的本质,是有缺陷的。我们应该去寻找生产关系中更本质的东西,从而为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找到一个客观依据。为此,我们必须摆脱原来的习惯认识,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去进行认真的搜寻。

  那么什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呢?决定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确定联系从而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客观标准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这就是人类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如果说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可以人为地加以改变的话,那么人类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则是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应该说一说关于剩余产品的积累的问题。

  人类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乃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最根本的标志。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基本设想来说,人类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和非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所有社会的积累剩余产品方式都是一种特定的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只是强制的方式有所区别而已。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非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因为到那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以及人们在文化道德上的高度修养,人们已彻底摆脱了社会分工的束缚,从而劳动已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剩余产品的积累才可能采取非强制性的方式。而真正的公有制则是和这种非强制性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相联系的所有制形式,而并非现在的这种以国有制形式出现的公有制。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最根本的区别。而介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之间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对于这个过渡性的社会,过去我们总是把它划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范畴之内,把它看作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一部分。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仍然没有摆脱强制性,只不过这种强制不是通过私人的力量,而是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实现的。既然如此,它就不能划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之中,而应该划在前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之中。事实上,社会主义所实行的按劳分配的原则表明,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人们仍然没有摆脱类似动物界的生存竞争状态。个人利益仍然是人们生活的主要动力。从理论上说,需要划清界限的主要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而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中的两种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公有制是在社会形态意义上说的,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宏观的经济制度,即用以划分社会形态的那种经济制度。这种作为宏观经济制度的公有制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更确切地说,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能达到的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之上的,或者说是建立在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而辨别这种发展水平的标志,就是人类的劳动已经开始从谋生的手段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公有制的涵义。这种公有制是和一种新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相联系的,因而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这种公有制的建立意味着人类从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开始转变为非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正是这种积累剩余产品方式的转变才真正反映了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变为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相反,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所体现的则是一种微观的经济制度。因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实际上是国有制,这种国有制与资本主义的国有制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差别。它所体现的只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国家所实行的一种政策。因此,它是完全可以人为地运用政治力量来建立和改变的。然而,它并不能表明我们已经人为地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生产关系、一个新的社会形态。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人类社会所出现的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从而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自发地、逐渐地在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人类有意识的活动,虽然人类的这些有意识的活动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生长能够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但它不可能决定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能否产生和能否消灭。这就叫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为什么偏偏到了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时就变得能够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了呢?难道只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更聪明,或者更有理想,因而历史规律便可以由我们随便支配吗?但是,事实上我们虽然尽了最大是努力,却仍然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如上所述,仍然是和资本主义属于同一类型的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只是强制的主体稍有不同而已,而这种不同不但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优越性,反而使我们陷入很难摆脱的困境。既然我们并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那么,我们运用政治力量人为地建立起来的一切就都不能、也没有理由认为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一点并不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而有所改变。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的一些国家的实践证明,那里所实行的高额累进税、高额遗产税,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从资本主义的土壤中逐渐生长出来的社会主义因素。其他的社会主义因素,例如三大差别的消灭和劳动性质的转变(即从谋生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也将会以这种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地在这个土壤中生长出来。资本主义社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为共产主义准备客观条件的。所以,实际上,现实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不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不同道路而已。这决不是耸人听闻、标新立异之说,而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

  以上便是从人类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的问题中所引出的一系列的结论。但是,在对人类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的理解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阐述的,那就是关于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看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否与该时代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相适应,是否构成该种积累剩余产品方式的基础,不能从一个短时期(例如几十年时间)看,而要从一个历史时期(例如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来看。然而,每一代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如何才能看出当下所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否能长久地坚持下去呢?那就要看这种所有制是否和当时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相吻合。如果相吻合,就能长久地坚持下去。若相反,则终将会被历史所纠正。然而由于历史的纠正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因而是完全不理会人类的意志和情感的。因此这个过程对该时代的人们来说,一定是一个痛苦和困惑的过程。只要我们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社会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不吻合,这个痛苦和困惑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便有了一个正确地观察现实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客观标准了。我们也就能避免对于这个问题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无休止地争论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容和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性质决定的。然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性质在理论上虽然是可以说清楚的,但在实践中却不容易掌握。因此,在建立社会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往往会被忽视。或者只是口头上讲一讲,而实际上却被抛在一边。因此便应该为衡量社会生产关系的正当性找到一个更方便的客观衡量标准。这个客观衡量标准正是每一个社会中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

  那么,如何观察一个社会中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呢?实际上,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人类文明社会中,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都是属于强制性类型的。因此要区分积累剩余产品的不同强制方式。怎样进行这种区分呢?这就要从所有制、生产经营者和劳动者的关系、劳动组织,以及分配体系,这样几个方面来分析和比较。如果我们对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形态加以比较,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些方面,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而资本主义社会与当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别则是很小的。例如奴隶社会积累剩余产品的强制方式是绝对的强制。作为生产者的奴隶,不但完全失去生产手段和资料,而且完全丧失了人的地位。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是人与物的关系。因此奴隶主对剩余产品的扣除,即第一次社会分配,可以完全不考虑奴隶作为人的各种需求。所以说这种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是通过绝对强制来实现的。封建社会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是通过具有相对性的绝对强制来实现的。因为这时,作为生产者的农奴已经取得了人的地位,作为人的各种需求便不能不在社会分配中被加以考虑。但另一方面,农奴对于农奴主又处于人身依附的关系中,农奴主与农奴的关系是主人与附庸的关系。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对剩余产品的扣除既是绝对的强制,又要考虑到农奴作为人的基本需要。因此,这样一种对剩余产品的扣除方式,便是具有相对性的绝对强制。而资本主义社会扣除剩余产品的方式则是通过相对的强制,即契约性的强制来实现的。作为生产者的工人,虽然失去生产手段和资料,但他们却具有支配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并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与资本家处于平等的地位。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由于工人不掌握生产资料,他们不能不被迫地受雇于资本家。因此对剩余产品的扣除也必然是强制性的。但在形式上,工人却是通过与资本家订立契约的方式来接受这种强制的。另一方面,工人们还可以利用自己所享有的政治权利来争取自己地位的改善和待遇的提高,甚至可以实现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正是从这些方面便体现出这种强制的相对性。而当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是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作为劳动者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虽然在名义上是社会的主人、是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是,作为每一个具体的人,他又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因此他便必须受雇于国家或集体。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具体的关系,只能是雇佣关系。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对剩余产品的扣除方式也只能是强制性的。这种强制实质上也是契约性的强制或者说是相对性的强制。这样,我们通过分析在不同社会中积累剩余产品的强制方式上的差别,便可以对人类在摆脱了原始状态之后历史上已经存在过的各个社会的性质加以正确的区分。我们看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上,都属于绝对的强制。而资本主义社会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则都属于相对的强制。如果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积累剩余产品的绝对强制性还有较大差别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积累剩余产品的相对强制性则没有多大的差别。因此,把它们归入同一类型是合理的。通过这样一种观察和分析,就可以弄清不同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而为我们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也为我们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7页。

  (作者: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