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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诸理论之内在逻辑关系
徐奉臻
发布时间:2009-12-08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现代化实践和理论不断推进与生成的过程。其第一次飞跃形成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形成凝结着中国人构建现代性探索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其关系呈现同一性和统一性的交织、承继性和修葺性的叠合。依据复杂性科学理论,这些关系的非线性作用,体现于宏观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系统与马克思主义系统之间;中观层的毛泽东思想系统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系统之间;微观层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各子系统之间。以宏观层和中观层为外系统,厘清微观层内系统各理论间的学理关系,是凸显马克思主义时代内涵的需要,也有助于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与必要性。

  一、三十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诸理论的同一性和统一性 

  探析30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诸理论的同一性和统一性,首先要解决理论定位问题。要恰切定位这些理论,需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框架内寻找切入点: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者关系可表述为:理论上,现代化包括目的、过程、产物。目的层现代化,诉求生活美和发展美;过程层现代化,以扬弃方式解构传统性、构建现代性;产物层现代化,体现器物维、制度维、心性维等文明。实践上,不同国家或某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其现代化的思想基础、理论形态、嬗变模式都互有不同。19世纪中叶中国启动外诱型现代化的生发机制,缘起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国现代化历经从器物到制度和心性,从富强到民主、文明、和谐的嬗变与增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并不完全同步。直到新民主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元素才融入于中国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开始与中国现代化合流为同步历史进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是中国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应运而生的历史范畴。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起点”和“内涵”是两个亟待厘清的题域。起点论争聚焦于: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内涵意见有二:一是包括所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二是仅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上述意见均存在非此即彼的线性偏颇。事实上,毛泽东思想可分为三个子系统: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过渡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由此,笔者观点可归纳为: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是毛泽东思想,但却非毛泽东思想全部。毛泽东思想系统中的前两个子系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基础。后一个子系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部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不乏对现代化的宏观阐释和微观分析。《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把社会主义分成“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段,并意识到诉求“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比当时正在建设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更艰巨和漫长。①第二,作为复杂巨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四部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经产生、发展和动态的完善。以理论成熟度为依据可分为两段: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后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当下流行的“新理论体系”之说指后者。因此,“新理论体系”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即是30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诸理论的同一性和统一性。

  固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系统有自身发展演进的要素结构、内在逻辑和功能定位,但同时也与作为环境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两大系统间发生彼此非线性作用。一脉相承的承继、与时俱进的创新,是非线性关系的显著特点。同时,不同理论系统之间,又形成功能性链式理论体系。虽然其论域有别,理论侧重点不同,但又都是不同时空情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体现于历史、现实、未来的联系中。在历史层,马克思主义不是与中国现代化完全耦合的现成模式,而是认识中国现代化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之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扬弃和修葺了前人理论,在“接着走”中实现了对既有理论的现实性升华。在现实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统一旨趣,是探索目的和价值相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在未来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同把握现代化的发展脉象和未来趋势,为进一步理论创新奠定基础。这个理论体系的实践指向,在于其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并以“三个有利于”和是否推进现代化作为其标准维度。现代化的“中国式”,体现为实践模式的时代性、本土化和合国情性,以及理论成果的社会主义创造性与特色化。如此,“新理论体系”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②“时期的需要”由环境使然,体现基于时空情境的历史主义原则。由于全球化已将世界在场(presence)与缺场(absence)交织,各国难免要被置于国际相互依存性急剧增加的运作体系中。任何国家都不会游离于世界而独立存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也必定是特定世情与国情交汇的历史方位上的表现形态。因此,需要在世情与国情的坐标系上定位“新理论体系”。

  近代以后,中国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革命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建设层的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前者有赖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和过渡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的引领,后者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共同使命。如果说新民主主义时期和过渡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形成于“战争与革命”的国际条件下,那么“和平与发展”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共有的时代主题。其中,发展是核心要旨,发展有赖于现代化。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保证。时代主题的变化,需要思维方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转换。但由于理论和实践的扭曲,建国至改革开放,军事思维置换经济思维、斗争哲学遮蔽和谐理念、阶级意识代替思想启蒙、政治思想统帅技术发展,中国现代化出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式的中断。因此,“新理论体系”的同一性和统一性,体现为如下具体化的三个置换:以理性主义置换左倾激进主义;以和平与发展思维置换战争与革命思维;以中国特色现代化模式置换模仿型或移植型现代化模式。置换的过程,是现代化的解构与建构的过程,是主流话语转换和新话语体系生成的过程。作为总体性范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仅实现了“革命话语”向“建设话语”的转向,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创造性地将大工业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转换为信息化和知识文明时代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虽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原创性贡献,依次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但三个理论并不是封闭、线性地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开放、非线性地触及其中的所有论题,并在人本思想、发展生产力等现代化愿景与构想方面,沟通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从而形成各理论之间的契合,使之构成创新性的“新理论体系”。

  二、三十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诸理论的承继性和修葺性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其个体张力和群集优势突破各种思想禁锢,实现了“传统现代化”向“新型现代化”的转型。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③邓小平以其平实的语言向世人所做的这一现代化宣言,不仅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质,而且也有助于理解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间的承继性和修葺性中所内含的创造性和批判精神。

  在邓小平理论谱系中,“猫论”、“两手理论”、“三步走战略”、 “以重点带全局”、“先富、后富和共富”等政治文化创造,构成宏观理论透视和微观实践运行机制交映生辉的更微观的非线性系统。“猫论”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切入点,将“制度层”和“行为层”的资本主义加以辨识,从而完成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现代化定位。在此大框架下,“三步走”及“以重点带全局”、“先富、后富和共富”等配套战略,以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性修葺“大跃进”的左倾激进主义,以在21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之信念表明中国人在追赶型现代化中构建现代性的信心,以承认现实的不平衡诉求未来的共同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现代化命题,体现了邓小平理论之内核。在邓小平看来,“发展”是现代化的终极关怀,发展的路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手”通常指物质与精神,但有时邓小平也强调“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虽然他意识到“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④ ,虽然“两手理论”已在事实上突破“器物至上”之窠臼,并将“物的现代化”扩展到“人的现代化”,但由于“两手理论”没有将器物、政治、精神、生态等诸子系统置于多位一体多重多向转型的现代化母系统中,使其在实践中滑向经济现代化轨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但却不是终极的绝对真理。理论是发展着的,并非熟背于心的机械教条。如果某一理论被偶像化和神圣化,那么这种理论必定要陷入凝固化和绝对化的窠臼,并由此丧失理论解释力。强调130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诸理论的承继性,必须以认可其修葺性为前提。由此,才可充分论证后一理论之与前一理论所具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应当承认,邓小平理论中经济旨趣的倾斜,有其存在的时空条件与合理内核。十年浩劫后的经济瘫痪与物质匮乏,决定了器物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化战略选择中的首位性。而中国自身长期存在的市场发育不成熟、法治意识淡漠等,又注定政治现代化在中国轻重缓急的渐进式改革中的后位性座次。但有合理内核,并不等于整体性合理,也不意味系统运作最优化。实践表明,在“唯经济技术发展观”下,技术经济前行的确能带来财富的累积。但这种“非完型”变迁的长期持续,势必会由于忽视个人价值、制度建制与生态因素而造成现代化其他层面的滞后,从而导致“精神贫困”及“民主政治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步”现象。⑤

  以邓小平理论为参照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域已由“国家现代化”转向“中国共产党现代化”,重点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定位,浓缩其事关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与国家命运的现代化意义,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在急剧转型的新社会生态环境中执政所具有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做出合乎逻辑、有说服力的阐释。历史表明,任何社会转型,都必定与“客体层的新问题”和“主体层的新矛盾”相生相伴。“新社会生态环境”包括:经济体制转轨、经济成分多样化、经济结构复杂化、社会群体位势再厘定等。尤其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不仅物化为国家大政方针,而且也成为全中国人的共识。共识之下,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定位产生了疑惑,对以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领导核心的执政党的合理性产生了质疑。在我国教育发展中,由于存在“重高等教育”而“轻技工教育”的短视,使作为群体的工人阶层中的蓝领与白领比例失衡。虽然邓小平曾断定“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其最终由于逻辑力量的不充分而弱化了对现实的解释力。这些问题的悬而未决为“三个代表”的登堂入室提供了理论空间。“三个代表”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中,基础层的“先进生产力”、核心层的“先进文化”和宗旨层的“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构成了有机整体。实践表明,“如果执政党不能及时地完善自我来适应环境,那么执政党与环境之间不和谐所累积的问题就会影响执政党在民众当中的信任度,最终会形成合法性危机”⑥。反之,每当执政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三个代表”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性质和历史使命的全新概括。

  科学发展观以承认发展的“不科学现状”为前提。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留下的课题空间,是怎样充分实现现代化的全面协调发展,那么,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成为“三个代表”从理论到实践必须探询的论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和新阶段,科学发展观同时作用于上述两个问题,并以如下建树展示其科学性:以“多位一体”超越“两手理论”,以“又快又好”让位于“又好又快”,用“以人为本”抗制“见物不见人”的工具主义,变对现代化的“生产主义”解读为对现代化之“生产和生活互构”诠释⑦,以辨析“发展”和“增长”的概念反驳对“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诘难,以回归价值理性诉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平衡,以“物元素”与“意元素”的同步嬗变扩展“物本论”和“意本论”之间的张力,以生态文明弱化人、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与错位,以强调制度、心性和生态等软力量反省传统发展观和传统现代化,把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将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增容至富强民主文明协调的现代化。科学发展观的上述新内容和新特点,体现了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新型现代化之综合推进的整体性、同步变迁的系统性、统筹发展的协调性、跨越路径的复杂性、生态转向的集约性。

  结语

  “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应当从对它的批判开始。”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由神圣化代替批判精神、以实用主义代替批判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真”的教训。“解放思想”和“事实求实”,是30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诸理论成果中所内含的共有的常态思维与行为模式。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同质性,在于它们都产生、发展、完善于批判,体现了历史主义原则和基于时代批判精神的物竞天择的理论气度,并因批判而彰显其解释力和生命力。

注释: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54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庞中英:《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胡序杭:《论中共现代化建设的社会生态环境》,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⑦ 王雅林:《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研究范式——基于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生活/生产互构论”》,载《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

   杨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地位》,载《学术界》2000年第4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08BZX021;黑龙江省软科学计划项目,项目编号:GC08D501;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8B021)

  (作者: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