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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与理性重建
丰子义
发布时间:2009-12-08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现代社会经过数百年“理性化”发展,现在又遇到了理性化的难题。虽然这一难题的出现源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又日益具有国际化的性质。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迫于现代化的巨大压力,理性的问题更为突出。能否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现代化进程能否顺利进行。要使我国的经济与社会能够健康地发展,必须对这一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和重新检视。

  近年来,国内学界已经围绕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对理性问题作了较为广泛深入的探讨,但理性与发展的关系问题还较少涉猎。要使理性研究更具现实针对性,一方面需要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发展的现实,另一方面需要将研究的重点放到发展理性而不是一般理性上。为此,有必要对理性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加以专门研究。

  一、 现代社会发展与理性的命运

  现代社会是随着理性的启蒙、张扬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是借助于理性的引导和推动,人类步出了宗教蒙昧的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社会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现代社会。然而,就在理性创造出巨大辉煌的同时,它也被一步步推进了迷惘的境地,以致受到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挑战与抨击。

  后现代主义尽管派别林立,观点各异,但在对待理性的基本态度上则是大同小异,即对传统理性均持批判、解构的立场。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理性、启蒙等已成为过时的东西,唯有批判、解构才有发展的出路。利奥塔将理性与权力、极权主义相联系,认为“理性与权力是一个东西,是同一的。你可以用预知或辩证法来装扮前者,但你将仍有另一道(未触动的)菜端上来:监狱,禁止,选择程序,公共利益”。②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把启蒙运动退化与逆转的原因归咎于理性的过分发展,认为高扬理性、驱除迷信的启蒙运动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而走向它的反面,最初作为神话解毒剂而出现的理性转而变成一种新的神话,理性已经成为一种统治工具、一种奴役人的力量。福柯则通过对谱系历史编纂学和尼采历史哲学的研究,发现了疯狂、反常和断裂的意义,认为理性时代对非理性的压制达到了巅峰状态,具有强烈压迫性、极权性的理性总是设法“搁置”、“遮蔽”和“忘却”非理性的冲动或动机,一部“疯狂史”,就是一部残酷监禁、野蛮驱逐疯人的历史,是人类以理性主义名义对无理性的疯人进行血腥镇压的历史。德里达是专事于“暗中破坏权威”的工作,认为理性主义蜕变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它使非理性的东西成为自身的一个环节或附属物,完全否定了非理性的独立自主性,因而要使人类从理性的权威统治中解放出来,必须彻底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使中心的东西非中心化,使同一的东西差异化,使单一的东西多样化,使文本的解释多重化。总之,但凡后现代主义者,无不是拒斥和批判理性的。

  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它既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又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在文化上的反映。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趋尖锐化,最终导致了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给人类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与痛苦,理性制造出来的武器成了杀人武器,人道主义的原则被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所践踏。残酷的现实揭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面纱,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较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③这无疑带来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准,另一方面又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粮食能源的日益紧张,文化工业对人的全面操纵,使人类的生存发展面临严重困境。现实的情况是,科学技术上的发展并不总是导向幸福和自由的生活,反而带来的是技术控制甚至是技术破坏。这样一来,便导致对科学技术与理性的怀疑和敌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种种罪恶、危机的原因被统统归到科学技术与理性的头上,理性成了万恶之源。追求理性已不再是思维的主流,强调过程、生成、自我选择以及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则成为时尚,正像有的学者所讲的那样,非理性主义旨在使人们意识到:“我们的内在生活既非常丰富又多种多样,尤其很难用那种会使它变成抽象名词,因而使之丧失本质,就像玻璃罩下的死蝴蝶一样的概念来把握;玻璃罩下的死蝴蝶虽然还保持着原来的颜色和形状,但那使其飞舞成为可能的生命和运动却没有了;而在生活中,就像在艺术里一样,飞舞就是一切。”④

  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回响。但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相比,发展中国家的非理性思潮主要不是表现在学理层面和观念层面,而更多的是表现在实际生活层面。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受发达国家各种“示范效应”的影响,受追赶心态的驱动,发展过程常常伴有浮躁的盲动倾向,非理性的色彩不时显现。从经济生活方面来讲,主要表现为受经济利益的盲目驱动,经济行为出现不同程度的失控;从政治生活方面来讲,主要表现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与规则的失范,权力的运作开始越出正常轨道向经济领域渗透,“寄生经济”、“权钱交易”等由此而生;从思想文化观念方面来讲,主要表现为人们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的混乱,当不少人从过去那种大一统的“精神王国”走出来后,马上又遇到了一种新的极端,这就是精神生活的迷惘与困惑:理想主义坍落了,崇高信仰崩溃了,精神世界走向无序。

  这些现象的出现,很难说完全是由理性的迷失造成的,但确确实实与非理性的发展有关。出现非理性发展的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一问题缺乏高度的警觉。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要求纯而又纯的理性发展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不加防范的非理性,其发展下去又是相当危险的。如何看待理性的命运?如何看待理性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是发展研究中必须明确并着力解决的问题。为了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理性观予以充分重视,同时注意吸收国内外有关研究的有益成果。

  二、马克思理性观的方法论意义

  在对待社会发展问题上,马克思一向重视理性的重要作用。在其新哲学的形成和创立时期,也是对理性问题关注最多、论述最为丰富的时期。马克思对于理性问题的高度关注是同他对追求人类解放和人类自由的思想主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真正有利于人类解放和自由的社会必然是符合理性的社会,违背理性的社会自然是异化的、必须加以推翻的社会。这里所讲的理性显然不同于黑格尔的客观理性,而主要突出的是自由理性,即能够体现和引导人的自由发展的理性。无论是在《博士论文》中对自我意识的强调,还是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对理性与自由的阐发,以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本质和异化的分析,都是自由理性思想的具体展开。尽管这些论述程度不同地带有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痕迹,但却深刻地反映了马克思用理性对抗封建专制和资本剥削的社会批判思想。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后,马克思虽然不再用以前那样的方式来谈论理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其社会历史的分析和说明中轻视和否定理性的作用,只不过在其理解和把握上与以前不同。马克思不再是简单地用某种理性准则来评判和说明事物和现象,而是将理性放到人类历史活动过程中,具体阐明它的生成、演化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使理性问题得到了更为科学、透彻的说明。在马克思看来,理性与人类活动及其社会历史发展是内在地胶着在一起的。首先,人和动物不同,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⑤。强调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实际上就内含着强调理性、意识的重要作用,因为人的劳动总是有意识的、受理性支配的活动,而不是本能的活动。“如果说动物不断地作用于它的环境,那么,这是无意识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多地具有经过事先考虑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行为的特征。”⑥其次,随着人对自然认识和改造能力的不断提高,理性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强。尤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价值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取决于一般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⑦因此,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⑧。再次,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也必须借助于理性的强化。人类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就是理性不断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文明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明程度的提高有赖于理性的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理性地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就标示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历史的进步。因而“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⑨,同时也是迈向更高文明阶梯的一步。

  马克思关于理性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本立场与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理性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尽管理性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危机,但历史发展不能没有理性。失去理性的社会将是无序的社会、盲目的社会。就像马克思当年在批判黑格尔理性决定历史的观点时并没有否定历史发展中的理性作用一样,今天我们在探究理性危机时也不能轻易否定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发展的出路不在于要不要摆脱理性,而在于如何建立合理的理性。建立这种理性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

  1.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发展观作为对发展的一种基本理解和把握,是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发展观。要使发展观确实能够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必须建立一种科学的发展理性。所谓科学的发展理性,就是对发展的本质、规律、内涵和要求的正确理解,是对发展的实质性把握。正是在这样的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科学的发展观;也正是在形成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的方式和方法,从而保证社会健康运行。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原因之一就在于发展理性上出了问题。把发展的实质仅仅归结为经济量的增长,而无视其社会内涵、价值内涵,必然导致发展理性的迷失,进而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与混乱。正是在付出高昂的学费之后,我们才得到了新的理性觉醒,才有了发展的反思,才有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2.有助于合理引导社会发展。理性固然不是历史的基础和决定力量,但在历史发展中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和力量。失去理性的社会,其发展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曾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每一行为主体(个人或集体)的活动都可能是“理性”的,是经过精心策划组织的,但众多行为主体活动形成的社会效果则可能是非理性的,如人们常常谈论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就是如此。要解决个体的理性与群体的非理性之间的矛盾,关键是引导个体理性的合理发展。这就是要引导行为个体确立发展的大局意识和正确的发展理念,使其真正成为各个行为主体的内在素质和价值准则,让行为者自觉按照这样的价值准则来思考问题、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保证社会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3.有助于协调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在社会发展这一复杂系统中,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纵横交错。在非理性的状态下,各种关系必然是杂乱无章的,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加快发展,不过是天方夜谭。因而以理性的态度和理性的方式来处理各种关系,这是推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里,社会发展的理性化就意味着: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是协调的,经济能够保持可持续性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和谐的,经济增长不以牺牲社会进步为代价;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平等的,社会环境能够保障每一个公民最基本权利的实现并使其自由、自主地进行活动;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是合理的,社会条件能够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激活各种社会因素的内在潜力;利益的分配是比较公正的,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同时能使社会各种积极因素得到有力调动。只有在这种理性化的条件下,社会才能合理地发展。

  三、理性与非理性的合理把握

  强调发展的理性化,并不意味着排斥和否定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传统的理性主义之所以在今天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与批判,原因不在于它弘扬了理性,而主要在于它从根本上否定了非理性的积极意义;理性因素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非理性因素则无容身之地。正是由于这样的强烈挤压,才造成了今天如此强烈的反叛。

  实际上,如同理性一样,非理性因素也现实地存在于人类的各种活动中。人作为活生生的现实主体,既是理性存在物,同时也是一个非理性存在物。作为理性存在物,人的活动都是有目的、有计划进行的;作为具有非理性因素的生命存在物,其活动又是带着明显的情感、欲望来进行的。完整的人类活动,必然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

  社会发展也是这样。社会发展既是人们按照科学理性有目的、有计划活动的产物,同时又在其中充分渗透了人们的情感、价值、欲望等非理性因素。这些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不难想象,假如没有激情,人们何以对自己从事的活动投入那么大的热情?假如没有欲望,人们何来进行各种探索、创新的冲动?如果类似激情、欲望等一切非理性因素都泯灭了,那么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也就熄灭了。在历史上,西欧社会为什么自近代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并率先进入现代社会?其原因之一,不仅在于唤醒了理性的发展,而且在于解放了人们的感性欲望。文艺复兴时期突出人世的欢乐,注重尘世生活的意义,主张意志自由,强调人的个性,所有这些思想观念,均促进了人的觉醒,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事实表明,缺乏非理性因素的刺激和冲击,社会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在这里,应当注意把社会发展中的非理性因素与通常所讲的“非理性行为”加以严格区分,不可混为一谈。在时下谈论市场经济的非理性行为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非理性”与“无理性”和“反理性”等同起来,进而把经济活动中的所有非理性因素都当作失去理智的狂妄意念和冲动。其实,非理性因素并不等于非理性的、反理性的行为。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因素,主要“指的是市场的一种最本质的内在因素以及影响市场行为者抉择的某些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因素,如人们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的欲望、本能、意志、激情、无意识、习俗、直觉等等”⑩。只要市场活动是人的活动,这些非理性因素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而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行为则主要是就丧失理性或无理性的经济行为而言的,特指失去理性控制的不合理行为。二者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显然是不一样的:非理性因素的存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常态,非理性行为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变态。健全的市场经济必须克服变态的发展,引导常态的发展。只有对各种非理性因素所导致的经济行为给予充分的关注和评估,才能对市场经济的非均衡性、市场的不确定性、市场信号的残缺性、市场竞争的风险性等现象作出深刻的揭示,从而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理性与非理性虽然是不同的,但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两种因素是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一方面,理性不能完全摆脱非理性而存在,如果一个行为主体没有欲望、没有意志、没有激情,很难想象他是一个健全的理性的主体,很难想象他具有从事重要理性活动的动力。另一方面,非理性往往是在理性的基础上滋生和迸发出来的。在一定时期,情感、欲望以致想象等非理性因素的产生,并不完全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其一定的现实基础和观念基础,是在原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即使看似一些离奇的想象、追求,也有它的现实原型和观念原型。人们总是在对对象有了一定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才会产生出新的欲望和追求,对对象一无所知的人决不会产生出相关的欲望和追求。古代人绝对不会产生出发明电脑的奇想。因此,理性与非理性始终是相生相随、相互促进的。

  既然理性与非理性在社会发展中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么,要推进社会合理的发展,不能在二者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给二者以恰当的定位,并使二者保持协调的发展。应当明确指出,申张理性,并不是要否认非理性的存在权利,而是要让其在能够有效促进理性发展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与理性形成明显的互补。传统理性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无视和否认人的活动中的非理性因素,并试图用绝对化的理性彻底地战胜非理性。今天,我们再不能沿用传统理性主义的方法,用绝对的理性排斥非理性。但是,这并不是要放弃理性的作用转而听命于非理性力量的支配。如果不能合理地限定和规范非理性的作用,而是像非理性主义那样把非理性推向极致,那将又是一种极为危险的行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总不能放弃人类特有的理性及其成果,退回到受自然本能支配的原始状态去。任凭非理性盲目发展,带来的社会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在对待社会发展的理性与非理性关系问题上,还是要以理性为主导。尽管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均有不可相互替代的作用,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起支配作用或主导作用的还应当是理性,而不应当是非理性。人类社会终归不是动物界,这就决定了人类生活必须用理性指导非理性,而不能将人类的命运完全交付盲目的非理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接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看法,即“对于个人来说,毫无反抗地和勤奋不倦地适应现实的非理性,是比理性更加理性的”[11]。要是人们都按照非理性的态度来对待生活,那就很难理解社会历史的进步。人类之所以走出野蛮步入文明,从低级文明走向高级文明,正是理性的确立并且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恰好是通过理性的合理引导,人类社会不断趋向进步。理性活动的结果也许与其初衷不相符合,甚至严重背离,但没有理性活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将无从谈及。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理性尚不发育,市场规则尚不健全,因而合理规范和引导非理性因素的发展,对于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关系重大。

  四、理性重建的基本原则

  要走出理性主义的困境,必须认真总结理性发展的经验教训,重建理性。为了达到理性重建的目的,虽然在一些基本理念的认识上加以重新认识和把握是必要的,但仅靠观念上的反思还是有限的。从根本上说,理性的重建不仅仅是观念上的重建,更重要的是现实基础的重建。因为完整意义上的理性不只是一种观念性活动(观念理性),而且是一种具体行为(行为理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任何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2]。既然理性的观念活动仍至行为活动都是由现实生活引起的,那么,要重建理性,就不能仅仅就理性谈理性,而必须通过现实生活的重建来达到理性的重建。这就是理性重建的基本原则或基本途径。

  马克思哲学在理性问题上变革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理性的考察还原出:理性并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存在,而是依存于社会生活;理性本身的矛盾,只有借助于实践才能解决。事实正是如此,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与冲突,乃是特定条件下社会生活本身分裂的结果。如在当代西方社会,经济上的理性与文化上的反理性同时发展,一边是生产组织和科学技术发展崇尚理性、酷爱秩序,一边是文化领域、消费领域中广泛盛行反理性、反秩序,两种倾向并行不悖。对此,美国学者贝尔曾经作过这样深刻的描绘:“在资本主义企业里,生产组织方面的道德规范仍旧强调努力工作,先劳后享,职业定向,及对公司的忠诚。但在市场上,抛售的商品都用耀眼的风采和魅力包装一新,以便提供享乐型生活方式,诱导人们去满足骄奢淫逸的欲望。这种自相矛盾的结果……造成公司的职员白天是正人君子,晚上却花天酒地。”[13]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而且一定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东西”。[14]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创立之初,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强调的是理智、节俭、禁欲、敬业,并且由此规定了人们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那么,自20世纪中期后西方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则不再坚守这些信条,不再与如何创业和工作、如何取得成就有关,而更多关注的是即时、当下,关心的是欲求和需要的满足。为什么会产生理性与非理性的这种紧张和冲突?这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造成的。“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精确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这是美国生活中资本主义矛盾产生的根源。”[15]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要继续寻求快速发展,当然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则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因而崇尚理性是其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又不能完全局限于理性的发展,出于赢利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又必然超越生活常规,极力鼓动享乐主义,刺激人们消费,因而非理性大行其道。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性与非理性矛盾的出现,就源于资本的逻辑,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内在矛盾。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虽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但非理性发展问题的出现也同样生发于现实的土壤。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非理性的膨胀日益突出?这与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直接相关。西方发达国家历经数百年的变革与发展,其现代化进程是逐渐演化过来的。发展中国家则不同,这些国家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并不是主要靠现代因素的积累推动的,而是靠外部力量的冲击和刺激引发的,因而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过程并不像西方那样近似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一个更具“人为性”的自觉设计和选择的过程。这种特殊的历史处境必然使发展中国家面临一系列“悖论”性的矛盾,如浓缩与循序的矛盾、滞后与超前的矛盾、机会与压力的矛盾、解构与重建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又往往会在发展目标的选择、发展战略的制定、发展过程的推进等方面引发非理性现象的产生。如在发展目标的选择上,只注重经济量的追求,而忽视总体目标和价值目标的设计;在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只注重发展的未来成果,而很少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发展过程的推进上,只注意某种目标的实现,而不顾其他关系的处理与协调。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

  既然理性的分裂是社会生活本身分裂的结果,那么,要克服理性的分裂,必须把重点放在社会生活的实际改造上。解决社会生活本身的分裂,重要的是做好制度的合理安排。就规则的角度而言,制度可分为正式的制度(形式化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非形式化的制度)。正式的制度主要指一些成文的、形式化了的并由某种社会权力机构保证实施的规则,比如正式制定的法律、法令、政策、规章、条例等;而非正式的制度则主要指上述规则之外的东西,如传统、习俗、民风、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文化现象。前者表现为被社会化、强制化了的“行为约束”,后者则表现为人们面对的“心理约束”。由于形式化的制度是以规范的严格化、体系的完整化、司法过程的程序化、执行结果的强制化为其特征的,因而具有非常强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它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也不会因时因地而发生改变,除非经过同样合法的程序加以修正和改变。因此,它对人的行为的合理约束,亦即理性行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行为的非理性往往与制度的非形式化直接相关。因为在这些国家,非形式化制度的东西并不稀缺,真正缺乏的是形式化的制度。正是后一种制度的缺乏,包藏着非理性泛滥的隐患。当然,追求制度的形式化并不是要排斥和否定非形式化制度,但对这些国家来说,最为重要的还是形式化制度的建立。没有这种制度的建立,非正式的规则就会在实际生活中大行其道。非正式规则的运用虽然具有灵活性、方便性的特点,可以降低制度成本,可以起到正式规则所起不到的作用(如对个别、“私下”问题的灵活处理),但唯其灵活、机动,所产生的约束力便大大降低。每个行为者总可以找出一定的理由而“通融”、“变通”“优惠”、“特例”,从而摆脱法律制度的约束。这样一来,非理性行为的出现不可避免。像非正式社会关系即所谓的“关系网”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导致非理性行为滋生、蔓延的重要条件。因此,加强制度化建设,是实现理性重建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注释:

   去年以来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发展的理性问题又一次得到明显暴露。

   转引自R.罗德里克:《政治地解读德里达》,载英国《实践国际》19871月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22723页。

   []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商务印书馆1987版第3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96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下册第21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9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56页。

   张雄:《经济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11]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2页。

  [13]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5页。

  [14] 同上书,第118页。

  [15] 同上书,第102页。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度重大项目“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8JJD710017)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