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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主义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反思
孔明安
发布时间:2009-12-08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像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同样是建立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这一批判集中体现在其《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以下简称《领导权》)和《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以下简称《新反思》)等著作中。特别是在《新反思》一书中,拉克劳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阶级、国家和革命等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以“对抗”和“错位”为核心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现在,我们就对此作一简析。

  一、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语境考察

  统观拉克劳、墨菲的著作,应该说,《新反思》一书是对传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最为详细、最为集中的。而在《领导权》一书中,虽然拉克劳、墨菲也在总体上批判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经济决定论观点的批判,但他们的目的是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上所引申出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新策略,即“领导权(或霸权)”的思想。对此,拉克劳在《新反思》一书的序言中也对这两本书的不同做了说明。 他说:“《领导权》一书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的解构,以此作为起始点来展现激进民主的目标,因此,它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中‘领导权’的颠覆本质及其核心性。而这里(指《新反思》)所要表达的论点肯定是有关范畴的逻辑结果。”① 这些范畴包括“错位与对抗、错位与资本主义、社会想象与民主革命”。其目的在于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论述。这一批判集中于阐明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论点,即“社会的不可能性”。对此,拉克劳说:“我唯一的理由就是,社会的建构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虽然人类对此永远是乐此不疲。”②

  拉克劳强调,《新反思》的主要论点完成于1988年,然而,事隔两年之后,即该书即将出版,并且他要为该书写序言之时,有关《新反思》观点不但没有失效,反而更显现其生命力。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典型历史性事件就是苏联东欧事件,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在经历70年后,却彻底地坍塌了,随之而导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东欧一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随之倒向西方,并于一夜之间转变为资本主义的体制。面对着这一急剧的体制转轨,西方诸多学者纷纷发表各自的言论,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Fukuyama )在苏东解体之后迫不及待地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他在书中抛出了其“历史终结论”。这一著作宣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福山以西方社会新福音的传送者身份向人们宣告:目前的世界形势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既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的形式。于是,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思潮再度以历史终结论的话语形式粉墨登场,福山也因此名声大噪。在此情形下,传统的一些反社会主义的派别和人士,纷纷陶醉于社会主义整体失败的狂欢之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所主张的文化一元主义,将西方的制度作为一种普适的社会制度,体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心态。显然,它与20世纪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趋向不相符合。20世纪的科技、经济的不断发展表明,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满足所有国家和所有人的需要。全球化刚刚露出其新世纪的曙光,人类社会远未达到其鼎盛状态,自然,仅仅依托苏联东欧的解体,就断言历史的终结,显然是过于轻率和冒失了。

  针对福山的这一武断结论,赞成者有之,但也不乏反对的声浪。法国学者德里达随后不久就发表了《马克思的幽灵们》一书,专门批驳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德里达等人如何批驳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而是想指出,即使如德里达这样激进的西方学者,在《马克思的幽灵们》一书中,也没有完全对马克思进行全盘否定,而是指出了马克思在未来还具有其生命力。德里达以其解构主义的思维逻辑,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马克思主义消亡论给予了尖锐地批判和嘲讽。因为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背后,隐含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那就是在苏东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及其话语理论和实践都一起灰飞烟灭、寿终正寝了。为此,德里达在这部轰动西方世界的著作中大声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现在该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了。” ③当然,有一点必须强调,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们》中所指的马克思,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它与我们教科书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已相去甚远了。

  与福山的 “历史终结论”和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们”的论调不同,拉克劳在《新反思》中提出了迥异于当时西方其他学者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他们的思想作一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其明显的差异。纵然拉克劳声称自己的思想方法来源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方法,但其在《新反思》中所表现出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不等同于其后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们》一书中所表达出来的观点。在“序言”中,拉克劳指出,“这一自俄国社会十月革命开始以来的历史事件的循环肯定结束了,俄国革命,无论是其作为国际左翼集体想象而发散的力量,还是基于其领导的社会政治力量的能力, 即领导由列宁主义(无论什么形式的列宁主义)构成的国家学说的社会的能力,都已经彻底结束了”④。显然,拉克劳这里指出了其马克思主义观(当然包括列宁思想)与福山和德里达的不同。

  不仅如此,拉克劳在该书一开始就指出了其与现代新理性的维护者哈贝马斯的重大差异。必须指出的是,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的背景下而提出的。对此,拉克劳给予了明确的说明。他说,从80年代以来,学术界始终弥漫着一种反对普遍主义的氛围,它具体表现为对理性的有限性的认识和强调,其在各个不同学科中都有所表现,诸如科学哲学、后分析哲学、后结构主义、实用主义和现象学,等等。当然,最典型的要数以“文化先锋”为代表的新潮流那帮“前卫”的冲锋者们了。但拉克劳就对这一反现代性的激进主义文化思潮给出了他自己的分析,他认为“‘文化先锋’概念危机产生的限制,标志着现代性的不同时间和阶段”⑤。由此可见,拉克劳对西方最激进的“文化先锋”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态度并不是完全赞成和认可的,而是持有一种保留性的态度,而且,这也折射出他对现代性的态度,即针对这些所谓的“文化先锋”概念。在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之后,等我们再回头来看待这一所谓的“新时代”的到来之时,它似乎也不过是“标志着现代性的不同时间和阶段”而已。也就是说,拉克劳是从一个更大的跨度来考虑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争的。

  虽然如此,这并不表明拉克劳对“普遍理性”和“现代性”的简单赞成。为此,他马上就对现代新理性的维护者,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普遍理性观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哈贝马斯是反对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一“虚无主义”思潮,维护“现代性”事业的典型代表,然而,拉克劳却与哈贝马斯截然相反,他说:“然而,我们的观点确完全相反:不是在‘理性危机’中来看待‘虚无主义’,认为它导致了解放事业的遗弃,相反,我们要看到,虚无主义对一切统治形式的激进批判,以及迄今为止一直因为启蒙的理性‘独裁’而遭受限制的自由事业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⑥

  显然,这就是拉克劳对现代性和现代“虚无主义”的态度,虽然他并不完全赞成“文化先锋”等激进主义者的立场和态度,但他还是承认这场起始于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对于批判“一切统治形式”,对于消解启蒙理性的“独裁”,对于推动人类的“自由事业的形成”功不可没。可以说,拉克劳在《新反思》一开始就道出了其对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之争的态度,这一争论一直左右其对有关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直至21世纪之初,他在最初出版的《大众理性》(Popular Reasons)中,其仍然承继着这一态度。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马克思思想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各种社会思潮中,拉克劳扛起了“后马克思主义”这面大旗,并加入到了这一批判行列之中,并以其不同于哈贝马斯、福山和德里达等诸学者的姿态而面世。其中,拉克劳的批判旨在动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有关理论结构。现在,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拉克劳的批判路径及其“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逻辑的探讨中。

  二、两个相互矛盾的体系

  综观《新反思》一书,最为关键的是拉克劳、墨菲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及其后马克思主义观的重构。其中,马克思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以及马克思阶级斗争的有关理论是拉克劳批判的重点。而从“对抗”的视角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反思,则是把握拉克劳、墨菲批判的关键。现在我们看一下他们究竟是如何展开这一分析批判的。 

    1.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 在《新反思》中,拉克劳引用了马克思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一段著名的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还是做一简单的引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术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分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⑦

  这里,马克思说的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换句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拉克劳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话与马克思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有关阶级斗争的论断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他说:  

  如果我们把这段话(指在《序言》中的论述——引者注)同另一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内容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共产党宣言》宣称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阶级斗争则完全消失了。在最终的决定层次上,历史的解释完全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上。⑧ 

  面对着这两者相互不同的表述,拉克劳发问道:“这两种解释在逻辑上是如何关联呢?——一方面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阶级斗争?”⑨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称,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两个必然”的历史进程中,必然涉及到一个历史主体的担当者或承担者,即谁是资本主义必然失败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主体担当者或行为主体呢?毫无疑问,马克思将这一历史的重担赋予了当时欧洲的工人阶级,认为资本主义在其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同时也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最为贫穷,一无所有;觉悟程度最高,因为他们是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处于大机器和工业化生产前沿;组织性最强,因为工业化的大生产和流水线的作业要求他们必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否则整个生产进程就无法进行。但与此同时,工业化的大生产和流水线作业也为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理论和现实基础。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和逻辑的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处充满激情地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如此,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演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的原理,与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和断裂,而是达到了完美的逻辑互补和相互论证。这两个理论就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看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无论在哪一个社会,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取决于该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特性。

  然而,在常人看来似乎“天衣无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中,拉克劳却要发现了其中可怕的“裂缝”或逻辑矛盾。他说:“应该首先看到两大矛盾的结构并不是完全相同的。”⑩ 这一不同就体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所存在的“无对抗的矛盾”,以及阶级斗争之间所存在的“无矛盾的对抗”。拉克劳指出,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决定的革命”。按照这样的逻辑,生产力对社会所造成的变革甚至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决定来衡量,显然,这是马克思科学主义观的体现。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却又提出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就体现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抗。那么,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否“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决定”来衡量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此,从马克思的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到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就存在着两个不同,甚至矛盾的逻辑体系:一个遵从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决定”来衡量的理论,另一个则完全相反,它遵从的是斗争性的、革命的思想理论。如此,这两个理论在逻辑上的冲突就是必然的了。

  2.无对抗的矛盾与无矛盾的对抗。针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不一致或相互矛盾的两个命题,拉克劳提出“对抗”概念来试图解答马克思理论中的悖论。他说:“应该首先看到两大矛盾的结构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明白,如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个没有对抗的矛盾,那么,作为它自身组成部分的阶级斗争就是一个没有矛盾的对抗。”[11]因此,“没有对抗的矛盾”与“没有矛盾的对抗”成为拉克劳回答马克思有关两大矛盾的答案。这里的关键是必须理解这两个比较“绕口”的表述。这是理解拉克劳、墨菲对抗理论的关键。

  首先,我们谈一下“没有对抗的矛盾”。毫无疑问,这一说法是针对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的论述而言的。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两者的关系上,如果说生产力是社会中最先进、最具有革命性因素,那么,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必然遭遇到落后的生产关系的阻碍,从而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要求人们变革落后的生产关系,以适应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对马克思所谓的生产力的这一“先进性、革命性”的特征,及其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拉克劳所表现出来的是初步的假定认可。与马克思不同,拉克劳认为,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论证逻辑,如果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矛盾,那么,这一矛盾并不一定产生“对抗”。所以,即使从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矛盾的原理出发,也不能得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抗”的。因而,可以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一对没有对抗的矛盾。对一个经济体系来说,无限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并非必然意味着它的崩溃就必须采取集团之间的对抗的形式”[12]。

  就此点而论,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马克思谈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这一对矛盾的时候,马克思同样又对生产关系作了说明,马克思特别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3]

  从马克思有关生产关系的这一论述看,似乎从马克思那里也能推出拉克劳所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一对没有对抗的矛盾”,然而仔细分析则大谬不然。因为马克思虽然也强调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其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但这实则表明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具有反作用,强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虽然生产关系受制于生产力,但某种生产关系,只要它还没有达到完全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它就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就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当该社会的生产关系完全阻碍了该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才会导致二者之间的冲突,从而不得不以新的生产关系来取代旧的生产关系。但在马克思看来,无论如何,生产力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必然造成其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和矛盾,从而会出现新的生产关系来取代落后的生产关系。这样,马克思就辩证地解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及其辩证的关系。

  然而,拉克劳根本不认可马克思的这一解释,他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解释为“没有对抗的”矛盾。“有矛盾但非对抗”是拉克劳对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的简单概括。具体而言,拉克劳认为,生产力发展的无限性与生产关系的相对滞后之间可能会产生矛盾,但矛盾的解决方式并非如马克思所说的暴力对抗的解决方式,即采取革命、武装暴动或一个社会集团推翻另一个集团的暴力形式。相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解决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其中也包括非暴力的形式。因此,从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及其辩证关系而逻辑地推演出的“革命”的概念,就被拉克劳悄无声息地化解了。所以,拉克劳才要在20世纪末对“革命”这一概念进行重新反思。这也是拉克劳为什么将他20世纪90年代的这本书称为《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的根本缘由。如此,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革命”的必然性逻辑就被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的偶然性逻辑取而代之了。

  从理论逻辑的演变来看,拉克劳一方面承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却又否认二者之间的“对抗”特性,如此,他就把“矛盾”和“对抗”这两个概念相割裂,并试图用对抗概念来取代马克思的“矛盾”概念。同样,在分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时,拉克劳使用的也是类似的方法。

  其次,再看一下“没有矛盾的对抗”。这一命题首先是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批判和修正。更具体地说,它是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进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理论的修正,进而将这一修正扩大到整个社会和政治层面。从字面而言,这一命题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它承认马克思所谓的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对抗,也就是说,承认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是相互对抗的;另一方面,这一命题想告诉人们,虽然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存在着对抗,但这一对抗的形式有可能是“非矛盾的”的,即不是“你死我活”式的不可调和的,相反,它们的关系是一种非矛盾的对抗。一语以蔽之,拉克劳认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调和、妥协、谈判和调节等方式“和平”地相处,它并不遵从马克思所谓的阶级斗争的规律,也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必然推翻资产阶级。相反,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着诸多的对抗现象,但这些对抗并非是内在的矛盾。

  三、矛盾体系的化解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趋向

  1.矛盾体系化解的两条途径。针对马克思理论中出现的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如何解释或解决这两个完全对立或矛盾的思想体系呢?拉克劳认为,按照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唯一的办法是把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阶级斗争纳入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决定性的系统之中,将阶级斗争归属于生产力内部发展中的一个内在性的要素。只有这样,才会避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与生产力发展理论之间的逻辑矛盾。他说:“化解因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与阶级斗争的矛盾的可能性,取决于阶级斗争能否被还原为生产力内部发展中的一个内在要素。……如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矛盾的,而且,如果社会变革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非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那么,后者必定是前者逻辑发展中的一项内在要素。” [14]

  那么,为什么必须将阶级斗争理论视为生产力发展理论中的一项内在要素呢?拉克劳对此解释到:“原因很清楚,如果这两对矛盾彼此独立,那么,它就意味着历史的内在辩证统一会受到质疑;并且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再也没有历史总体理论中的优先性,而是会成为偶然的(contingent),是建立在权威基础之上的。(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再是历史的基础,在它的自身之外总有一些建构性的东西。”[15]

  拉克劳这样的解释可能还有点隐晦。其实,拉克劳在这里无非想表明,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中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的体系:一个是科学的、客观的、内在的,甚至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衡量的理论,那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另一个则是人为的、建构的、外在的、偶然的,那就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如此,这两个理论在逻辑上的冲突就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拉克劳并不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发展是无限的,决定性的观点;相反,他认为,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内在性则会受到极大的束缚:“那种认为长远看来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看法将成为无端的教条。事实上,生产关系也可能以如此的方式来建构,以阻止生产力无限制的进一步发展。”[16]

  在拉克劳看来,必须化解马克思理论大厦中的这一逻辑矛盾,否则,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理论将会受到难以避免的挫折和质疑。那么,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化解马克思理论大厦中的这一矛盾呢?拉克劳认为无非具有两条路径:一是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有路径,将“阶级斗争能否被还原为生产力内部发展中的一个内在要素”,以此避免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矛盾。另一条就是他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路径,从否定马克思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的辩证关系入手,用“外在性”和偶然性的逻辑来取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条路径,即将阶级斗争还原为生产关系的内在要素是否可行。对此,拉克劳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说:“一切都有赖于能够表明: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如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就是一种矛盾;而且,对抗是生产关系固有的。”[17] 所谓“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其实就是生产关系的主体之间是矛盾的同义语,也就是将阶级斗争看做生产关系的内在要素,如拉克劳所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如果按照这一逻辑,那么,必须将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还原为矛盾,但这一还原是有疑问的,即能否将内在对抗还原为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可能是必然的,但在拉克劳看来,却是并非必然,而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述中,所谓生产关系就是指生产中人们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就具体化为雇佣劳动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家以攫取最大剩余价值为目的,所以,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构成了矛盾的对立统一,他们之间始终是一种内在的矛盾关系,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构成了矛盾双方的对立和相互转化,所以,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就形成了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必须隶属于生产关系的内在性,并被纳入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之中。然而,在拉克劳看来,这条路径是行不通的,生产关系不仅不是内在的、矛盾的,相反,它本身就是“外在性”的。这就是拉克劳化解其所谓的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理论矛盾的第二条路径。

  其次,拉克劳认为,不仅不能将对抗等同于矛盾,而且生产关系本身是否始终处于“对抗”状态,也是值得拷问的。因为如果生产关系本身是对抗的,即雇佣劳动与资本家之间始终是对抗的关系,那么,就不存在马克思的生产力发展理论与阶级斗争之间的矛盾,一切都将是内在的,就不会有任何偶然性的东西产生;如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会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理论路径自动地实现。然而,100多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说明,现实远非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设想得那么简单。

  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为例,拉克劳认为,他们之间根本不是一种相互矛盾的关系,而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对抗关系。这一问题又要划分为两个方面:(1)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与生产关系之间产生矛盾,但这一情况并不适合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他说:“这种情况对于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来说,却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情形:在此关系中,双方之间所存在的对抗这一事实(例如剩余价值的获取)并非意味着关系本身是矛盾的。对抗并不必然意味着矛盾。”[18] 所以,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不能简单地将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关系视为矛盾关系。(2)就对抗与生产关系而言,对抗并不是生产关系所固有的。拉克劳说:“作为一种形态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上并不具有一种对抗的性质。……要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是对抗的,那就意味着去论证对抗逻辑上来源于劳动力买卖双方之间的关系,但这恰好是不可能的。难道因为劳资双方是建立在不平等交换基础上,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就可以断定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对抗的吗?对此的回答显然是‘不’,因为只有工人去抵抗这种榨取,资本主义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才是对抗的。在‘劳动力出卖者’范畴里不能推导出对抗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19]

  显然,要理解拉克劳上述言论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劳动力出卖者”,这一概念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也成为拉克劳批判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的核心。众所周知,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正是由于劳动力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得以自由买卖,才使得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得以可能。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看,工人作为“劳动力出卖者”似乎是自愿的,但就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而言,这一出卖行为却是强迫的、不得不为之的社会行为。这一点不仅构成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而且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性的重要原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点,拉克劳部分承认,部分反对。拉克劳认为,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中,工人的确是“劳动力出卖者”,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建立在不平等交换的基础上,资本家的确从工人身上榨取了剩余价值。对此,拉克劳承认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然而,拉克劳认为,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是多重的、复杂的、外在的和建构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外在性”特征既是对马克思生产关系内在性的否定,也是后马克思主义在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竭力强调的一个“新”观点。

  2.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趋向。反对生产关系的内在特性,转而强调生产关系的外在特性,进而走向以“外在性”为目标的哲学建构,就成为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取向。其中拉克劳、墨菲提出的“外在构成”(constitutive outside)和“偶然性逻辑”是拉克劳解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在其解构的基础上重建其后马克思主义的运思逻辑。具体而言,它又包括如下方面:首先是拉克劳、墨菲对“矛盾”和“对抗”两个概念的区分。也就是说,矛盾是内在的,对抗是外在性的;矛盾是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而对抗则构成了拉克劳、墨菲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关键。[20]其次,拉克劳、墨菲的“外在构成”和“偶然性逻辑”是建立在消解现代本质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的。针对马克思在1848年和1859年这两个不同时期的相对不同的理论表述,拉克劳首先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对立或割裂起来,并在此基础上,用“外在对抗”概念来取代马克思唯物史观论述中的“内在矛盾”的矛盾分析法,以此达到消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目的。最后,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取向上,并不能说拉克劳、墨菲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从他们对20世纪“革命”概念的反思中,特别是对马克思生产关系的有关论述的解析中,面对着其所谓的马克思不同时期理论上出现的逻辑矛盾,他们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全部抛弃的态度,而是有所取舍,有所保留或发挥。综观《新反思》中的论述,我们看到,由于受20世纪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拉克劳彻底抛弃了他们所谓的马克思思想中的本质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成分,也就是所谓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而是对之加以后现代式的改造。从逻辑上看,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霸权)的基础上,通过对意大利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科莱蒂有关“矛盾”和“对立”概念的区分的批判吸收,拉克劳、墨菲试图用“对抗”概念(在《新反思》中还是试图用“错位”来部分替代“对抗”)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概念。这一概念的替代或替换,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具有非同寻常的理论意义。正是由于对抗的“外在性”特征,而非矛盾的“内在性”特征,才使得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得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辩证方法。针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在拉克劳看来,由于矛盾是内在的,是对立双方之间的内在冲突,因而,矛盾辩证法的主体必然是二元的,所以,马克思时代的阶级斗争必然是两个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和冲突。然而,就后马克思主义的外在对抗而言,由于对抗是外在的,是一种外在的建构,所以,对抗就必然具有一种偶然性(contingency)的特征,进而演变为拉克劳、墨菲所谓的“偶然性逻辑”;不仅如此,由于对抗的外在性和偶然性特征,对抗中的主体并非是二元的,而是多元的,即不是矛盾双方的二元的对抗,而是多元对抗。如此,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也就不是二元的,而是多元的。或者说,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观就不是近代哲学的主体(subjects),而是一种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 与矛盾的二元的主体相对应的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必然要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和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而与多元的主体位置相对应的则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外在对抗,他们虽然不再像19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去追求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但他们也并非无所事事,消极逃避,而是必须摆脱经济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束缚,赶快行动起来,积极争取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斗争中的“领导权(霸权)”,力争实现“多元、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左翼”理想目标。因此,从这一简单的比较中,我们似可看到后马克思主义的外在对抗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之间既相似,又有所差异的理论表现。

  结语

  总之,批判本质主义逻辑,重新反思历史唯物主义,走向“激进、多元、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追求。这一理论趋向既不同于哈贝马斯的现代交往理性及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也不同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潮及其“马克思的幽灵们”的呐喊,更不同于吉登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式的社会主义目标;当然更不是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的简单口号。一言以蔽之,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左翼思潮中的另一种“积极进取型”的,带有某种“虚幻”色彩的社会主义。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⑧⑨[10][11][12][14][15][16][17][18][19] []E.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序言、3477787888999页。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233页。

  [20]有关这两个概念,参见周凡: 《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载周凡主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孔明安:《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载《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