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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贝尔的马克思学:反思与创新
王东 吴敏燕
发布时间:2009-12-08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不仅在西方马克思学界乃至国际上都拥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对于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的评价,国内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译介、引入吕贝尔的马克思学以来,学界对吕贝尔的马克思学几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吕贝尔的立场观点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①,“在西方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当中,法国的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要算著述最多、观点最反动的一个”② “必须受到最严肃的回击”③。另一种是在新世纪的今天,学界对待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的态度逐渐发生新的变化,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吕贝尔某些观点有值得肯定的价值,譬如:吕贝尔论民主概念连续性的意义,吕贝尔对《资本论》结构形成研究的学术价值 ,吕贝尔论马克思经济学思想受蒲鲁东影响拓宽了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思路 ,吕贝尔论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伦理学与科学的统一的观点更可取,等等。我们认为,对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的研究应采取哲学分析二重性方法:在意识形态层面,决不盲目跟从吕贝尔的研究观点,对吕贝尔的马克思学存在严重地曲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应采取根本批判的态度;在学术研究层面,不应忽视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但对其具体观点应具体分析、一分为二,承认吕贝尔的马克思学有根本性错误的同时,反思其某些观点是否具有值得借鉴的意义,以达到对其评价渐趋理性。

  一、20世纪80年代:初步译介批判

  早在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学界就对吕贝尔的马克思学已有关注,但主要始于80年代。80年代初,吕贝尔的马克思学开始被引入国内并得到初步介绍性的研究。学界此时期研究的方式和特点是着重文献资料的译介,主要载于各种内部参考资料上,形成一些初步批判性的观点与评价。

  (一) 介绍吕贝尔研究马克思学的总体情况

  1982年,杜章智二文④对吕贝尔研究马克思学的缘由、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与方法、所进行的主要研究活动及取得的成果这一总体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为学界后来进一步研究吕贝尔的马克思学提供了背景材料。

  首先,吕贝尔研究马克思学缘起于历史背景条件下对马克思研究现状的不满。1941年,吕贝尔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时的地下抵抗运动中与一群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接触,看到他们虽然都声称信奉马克思主义,拥护“科学”社会主义,然而对马克思的解释却大相径庭,思想非常混乱。于是,他萌生了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作品进行独立研究的念头。几年研究后,他得出一个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同马克思的基本教导关系甚微,马克思的为人和著作完全被神秘化了。因此,他认为必须建立一个与马克思主义迥然不同的新学科,即 “马克思学”,以求对马克思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深入的、不带成见的独立研究”。

  其次,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与方法是超越意识形态界限和学科界限。吕贝尔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在人类自我解放历史的漫长启蒙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曾受到当时德国的诸多思想家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影响,对一切都仔细加以审察和改造,从来不抱意识形态的偏见或存有学科的局限性。他认为自己的“马克思学”是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影响的,是完全独立的,在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或各种政治倾向之间不作截然的区分。吕贝尔还把“马克思学”看作是克服学术或学科局限性、把人类知识融于一体的园地。

  再次,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的主要学术研究活动及其成果有四大方面:其一,19561957年发表了奠定其在马克思研究地位的两部著作,即《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传记》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目录》。当时西方研究马克思的学者把这两部书,尤其是著作目录,作为他们进行研究的重要工具。其二,1959年创办主编《马克思学研究》丛刊,该刊在西方马克思学研究领域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其三,编辑出版马克思文集。吕贝尔批评苏联“在政治上滥用马克思思想”,把马克思思想“变成木乃伊并且加以窜改”,指责苏联人编的马克思文集中对某些著作进行了“净化”处理,声称要编辑出版“能反映出马克思本来面目的马克思文集”。其四,著述十分丰硕,学术活动也十分活跃。

  (二)译介吕贝尔关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三者相互关系问题的研究

  19841986年,学界分别摘译了吕贝尔的两篇文章《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详细介绍了吕贝尔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与恩格斯二组关系问题的研究。

  吕贝尔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制造了马克思主义。吕贝尔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思想方式的独特产物,而是由恩格斯的脑袋构想出来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包含有一种理论上可以理解的内容的话,那么责任不在马克思,而在恩格斯。”⑤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宣称:“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⑥“‘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已变成为一个至多是令人迷惑的口号,其实从一开始起,它就打上了蒙昧主义的印记。”⑦“马克思主义的每一种形式,不管是名曰“真”的还是“假”的,都是根据一种思想体系或是根据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论证其合法性,都势必要全部伪造马克思的基本意图。”⑧

     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促使吕贝尔进一步去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关系问题:马克思反对恩格斯,恩格斯背离马克思。吕贝尔认为他们两人都被人为地归在“马克思主义”标签下的一堆政治和意识形态概念的“创始人”,应看到二者相反的倾向:一方面,马克思不可能无批判地接受恩格斯写的许多东西,然而,由于尊重友谊的关系,马克思自始至终保持沉默;另一方面,恩格斯在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时采取了轻率的态度,忽略了大量的马克思著作。他进一步认为,要研究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就要“摆脱关于‘创立’的传奇说法”,应“把马克思主义概念不确定作为我们方法论的出发点”⑨,否则就会遭到失败。

  另外,20世纪80年代,学界还初步介绍评析了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研究方面的一些主要观点,例如:吕贝尔首创“马克思学”名称及概念,《资本论》结构形成的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起源于伦理学、发展过程具有矛盾性,贬低恩格斯修订《资本论》⑩及参与唯物史观制定[11]的贡献等。80年代所持有的这些问题和观点,要么在90年代得到学界的进一步研究与批判,要么在新世纪得到进一步研究与反思。因此可以说,80年代学界对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的初步介绍型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打下了伏笔、作了铺垫。

  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吕贝尔的马克思学进行译介批判的总体倾向是:吕贝尔在所有著作中严重歪曲了马克思的形象,把马克思从我们所熟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创始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和导师变成了一个普通学者、空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12]。

  二、20世纪90年代:大力批判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东剧变,学界关于吕贝尔马克思学的研究出现了新特点,形式表现为一些著作中有专门章节[13]论述吕贝尔的马克思学,内容上表现为对其观点加强了批判的力度。

  (一) 对吕贝尔关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三者相互关系问题研究的批判

  1995年曾枝盛在二文[14]中,对80年代学界译介的有关吕贝尔“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制造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反对恩格斯思想、恩格斯晚年背离马克思”的观点进行了集中的反驳批判。

   反驳之一:吕贝尔引用马克思本人所说的话并不能说明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的“不合法性”。原因是吕贝尔并没弄清楚马克思说那句话的历史背景和真正含义,没有把它与恩格斯后来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区别:当时法国工人运动内部的各派别,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使用得也比较混乱,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的革命思想,马克思多次声明“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表明自己与法国工人运动中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机会主义派别无关,不是吕贝尔所说的马克思本人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马克思当时所厌恶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与恩格斯后来所宣传的“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即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人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有本质上区别的。

    反驳之二:吕贝尔关于恩格斯制造了马克思主义,是完全置历史事实不顾。马克思主义这种伟大学说,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的经济的事实”和思想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时代的必然历史产物,不可能由某个人在某个时刻制造出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毕生共同努力的思想结晶,《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反映马克思主义思想精华的名篇,都是他们共同合作的果实。

  反驳之三:吕贝尔关于马克思反对恩格斯思想、恩格斯晚年背离马克思,完全是捏造事实。曾枝盛列举文献事实佐证马克思不存在反对恩格斯的思想,反而,马克思受到恩格斯某些思想的启发,譬如:在其中一本《巴黎笔记》中,马克思认真摘录了恩格斯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正是受恩格斯这篇文章的启发之后,才从“哲学的批判”转入对“实践的批判”,即从纯哲学的批判转入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批判研究,这一转变的第一个研究成果就是《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晚年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不像吕贝尔所说的无视马克思早期著作,如他于1888年出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时,把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作为附录第一次公开发表出来。

  (二)对吕贝尔指责恩格斯“经济决定论者”的批判

  任暟在一文[15]中指出,吕贝尔曾一再声称,马克思的革命历史学说被恩格斯变成了由经济对构和阶级对抗所决定的自动历史进程,指责恩格斯是“经济决定论”者。他对吕贝尔的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批判,认为恩格斯不是“经济决定论者”,而是辩证决定论者,原因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由于批驳唯心史观的需要,比较侧重强调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但恩格斯在晚年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著名的“合力”理论,“合力”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过程中主观性与客观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体现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三)对吕贝尔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的批判

  吕贝尔宣称:“马克思所论证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既不是经济学的概念,也不是社会学的概念,而是一种伦理学的概念。”[16]“马克思是通过伦理的使命而达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他不是通过长期的研究而把握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的、历史的条件和可能性之后才‘科学地’达到社会主义的。”[17]90年代学界对此观点作了批判,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诞生,不仅经历了它的创始人从理想王国到现实世界,从道德批判到科学分析,从理论到实践的一系列重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还需要把他们的理论和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结合起来,使理论得到实践的验证,并获得不断的丰富、修正和完善。[18]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历程和实践活动,有力地证明吕贝尔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起源于伦理学的观点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吕贝尔分析说:“工人们,当他们自己构成了一个阶级和一个党的时候,就无需利用他们天生的理解力来重申:他们决没有理由要把他们的历史创造性,移交给声称体现革命意识和所谓历史辩证法的、把革命伦理学问题降低为政治战略战术问题的先锋队。”[19]在吕贝尔看来,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共产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是多余的,无产阶级本身就是政党,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句话的正确解释。90年代学界批判吕贝尔借口无产阶级本身就是政党,目的是要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的必要性,歪曲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间的真正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20]

 (四)对吕贝尔关于马克思学说中伦理和科学的扭曲关系的批判

   吕贝尔写道:“我们发现:马克思的社会乌托邦,远非同他后来的经济学理论相矛盾,应当被当作他整个一生的工作的主驱动力。由于马克思提出恢复具有充分人性的人的见解,因此,他就站到了最伟大的社会乌托邦主义者的行列。不过,与那些提出不实际的手段来实现其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者不同,马克思通过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灭亡的科学规律和它对人的影响的内在结果连接起来,为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21]90年代学界对吕贝尔的这段引文作了这样的分析与批判:吕贝尔尽管承认在马克思的思想和学说中存在着“客观可能性和伦理必要性”的“二元论”,即既承认它的“科学”的一面,又承认它的“伦理”或“价值”的一面,但是吕贝尔倾向于把“伦理必要性”看作最为根本的东西,用人道主义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学说,把他的社会主义理解成伦理的或人道的社会主义,吕贝尔的解释和批判是以马克思的某些早期著作及其思想动机为出发点的,但是他疏忽或者忘记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曾经发生过根本的转变,即从人本主义转变为历史唯物主义,从伦理的社会主义转变为科学的社会主义。[22]

  三、新世纪伊始:批判的同时开始反思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着重文献资料的译介批判,90年代的大力批判,转向对各种观点的历史性的梳理、批判并开始反思。突出的特点是,一些学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就学界先前关于吕贝尔的某些观点进行重新反思,要么经重新考证纠正学界先前错误认识,要么看到吕贝尔有些观点既有其谬误性,又有正面的启迪意义,当然,对吕贝尔错误的观点也绝不姑息。

  (一)反思“马克思学”名称的由来及性质的定位

  20世纪8090年代的文献梳理中可以发现,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吕贝尔是“马克思学”名称或概念的首创者。而王东在其二文[23]中经过详细的具体考证,认为“马克思学”不是吕贝尔的专利,它的首倡者不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吕贝尔等人,而是20世纪20年代列宁支持下的梁赞诺夫。吕贝尔实际上是借用梁赞诺夫的“马克思学”概念与“马克思学”传统,提出了他的马克思学概念与研究方法。1959年吕贝尔在其主持出版的《马克思学研究》(Etudes de marxologie)中首创的法文词汇Marxologie(马克思学),还是从梁赞诺夫首创的德文与俄文词汇“马克思学”脱胎而来的。

  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译介简评吕贝尔的马克思学以来,一直将其性质定位为“立场观点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最近两年,有些学者对“马克思学”概念进行了重新考证分析,还原其“中性”的性质定位。王东认为,20世纪前期、中期、后期,前苏联学术界都曾把“马克思学”作为一个中性概念,甚至科学概念,来指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特定部门——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专门研究。在前苏联学术界,马克思学逐渐成了中性概念,讲“苏联马克思学”时是肯定性的科学概念,讲“西方马克思学”时则是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而这一概念从苏联传入中国后,演变成一个贬义词,只剩一种含义了,亦即西方思想家曲解马克思、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鲁克俭在一文[24]中作了这样的分析:1970年发生了一个学术事件[25],导致苏联开始对以吕贝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实际上,苏联学者这时所批判的“西方马克思学”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以深入的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为特征的“马克思学”,而是涵盖了所有“居心叵测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马克思研究。在苏联学者那里,“西方马克思学”是一个贬义词,而“马克思学”是中性词,两者是有明显区分的。

  (二)反思吕贝尔马克思学某些观点的正面作用

  第一,吕贝尔论马克思民主概念连续性的意义。通常看法认为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而郁建兴在一文[26]中指出,在吕贝尔看来:通常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进行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二阶段的划分、特别是认为马克思在第二阶段抛弃了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看法过于简单了;事实上,马克思通过民主理论而达到共产主义,他也从未在理论上还是政治立场上否定过他早期的民主概念的积极意义;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之间,在《论犹太人问题》与《资本论》之间,在作为民主主义者的马克思与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之间,有着“一种本质的联系”。郁建兴认为,吕贝尔关于马克思民主概念的连续性之论,不应以取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变化为代价,更不能以取消马克思民主概念与自由主义民主概念的区别为代价,但是,比起仅仅把共产主义与民主之间对立起来的说法,吕贝尔之论更值得我们注意,它指出了民主概念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连续性,即马克思一直把民主看作是高于现有国家政治形式的形式,强调“民主”对于克服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意义。

  第二,吕贝尔对《资本论》结构形成研究的学术价值。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5年,顾海良至少有三次[27]阐述吕贝尔关于《资本论》结构形成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吕贝尔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依据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原则,提出了最初的“五篇结构”,最后这一计划结构又以严格的和确定的次序,混合成两组范畴,这就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和“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此后,马克思再也没有放弃《经济学》“六册结构计划”;《资本论》只是“六册结构计划”中第一册《资本》中的一部分,是一本未完成的、不完整的经济学著作。2006年顾海良又在其发表的一文[28]中认为,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讲,吕贝尔对《资本论》结构形成的研究还是有其学术价值的,尽管他的结论是为了否认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完整意义,但是他的论证是充满着学术内涵的。鲁克俭也认为,吕贝尔关于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经济学“六册计划”的观点,是中国以前不赞同但现在已成为主流的观点[29]。

  第三,吕贝尔强调蒲鲁东经济学思想对马克思影响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由于受《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错误思想激烈批判的影响,常常使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蒲鲁东只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他的思想充满谬误,不足以对马克思思想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鲁克俭认为,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吕贝尔在其《马克思“经济学”史》一文中经过对马克思早期文献资料的详细梳理考证分析,特别强调作为马克思同时代人和论战对手的蒲鲁东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影响。鲁克俭还指出,关于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来源,人们一般都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等人对马克思的影响,而吕贝尔强调蒲鲁东经济学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拓宽了我们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思路。[30]

  第四,吕贝尔关于马克思一生思想的逻辑线索是“伦理学与科学的统一”的观点更可取。关于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问题,国外马克思学者向来存在很多争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学派认为,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统一性在于其作为一个整体是人道主义。鲁克俭认为,吕贝尔的观点与此派别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吕贝尔并不强调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而是强调马克思思想中的乌托邦和伦理因素,并把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看作是马克思伦理学的核心;吕贝尔强调马克思思想伦理学与科学的统一,而不是把后期马克思的“科学”消融到人道主义的道德诉求中,以人道主义来“统一”马克思一生的思想。相比之下,吕贝尔的观点更有可取之处,也更接近今天国内学者的看法。[31]

  (三)反思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研究的根本缺陷和历史功绩

  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研究活动基本持完全否定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虽然有极个别学者肯定了吕贝尔在“搜集编译、历史考证、注释说明等功劳与作用”,但学界总体上认为吕贝尔的马克思学基本理论倾向“存在严重地曲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32]新世纪伊始,学界对吕贝尔马克思学研究活动的得失评价日趋理性,更明确地倾向于从两个方面对吕贝尔进行评价,既肯定他的研究活动、也评判其根本错误。

  学界一直以来关于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的根本性错误可以简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神话,马克思是反马克思主义者、空想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对立,否认马克思留下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否定列宁和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建设成就。2008年刘金昌在《吕贝尔马克思学“三大观点”评析》一文中,对其中三个观点进行了批判反驳,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神话;马克思学说是对乌托邦的超越,是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新世纪,学界在批判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的理论局限的同时,也明确肯定其历史贡献。曾枝盛在一文[33]中指出,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研究的主要成就三个方面:创办和主持出版了《马克思学研究》杂志;关于马克思文献学、版本学方面的研究在法国乃至国际上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为深入研究马克思生平事迹、马克思著作文本和轶文,提供了很多思想资料。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研究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的历史发展脉络经历了译介、批判到反思的逐步深入过程。但是,总体上看,目前学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仍较为有限,除了译介一些片段之外,还很难谈得上直接就吕贝尔本人的文本进行系统研究。这种研究现状与吕贝尔的马克思学在马克思学研究中的突出历史地位形成鲜明对照,因此,进一步加强其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实际上,吕贝尔的马克思学至少有三大方面的研究与观点:马克思学文献学研究、马克思学思想研究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由于篇幅所限,这三方面的具体内容在此不作详细阐述,将另文探讨。再者,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研究是否能够取得新的进展,不仅取决于是否在研究方法和解读上取得新的突破,真正掌握吕贝尔解读马克思的思维密码和内容,而且还决定于是否能够通过马克思本人文本,在马克思思想解读上取得新的进展,最终实现在正确理解吕贝尔思想的基础上,用“以马解马”解读模式,检验吕贝尔对马克思文本的考证与解读的是非真实,以达到客观评价。

  注释:

   杜章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家”——马·吕贝尔》,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5辑。

   杜章智:《M.吕贝尔和他的“马克思学”》,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2年第9期。

   同上。

   杜章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家”》,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5辑;杜章智:《M.吕贝尔和他的“马克思学”》,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2年第9期。

   []吕贝尔:《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第12辑合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8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7卷第432446页。

   []吕贝尔:《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第12辑合刊。

   []吕贝尔:《卡尔·马克思》,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4辑。

   []吕贝尔:《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第12辑合刊。

   参见[]吕贝尔:《恩格斯是〈资本论〉的校订人》,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3年第2期。

  [11] 参见余其铨:《评西方学者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批评》,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1987年第3期。

  [12] 杜章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家”——马·吕贝尔》,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5辑。

  [13] 孙伯鍨、曹幼华等:《西方“马克思学”》中第三章第一节“法国学者吕贝尔”,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八卷中第五章第九节“吕贝尔与‘马克思学’”,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

  [14] 曾枝盛:《“神话”的神话——吕贝尔“反恩格斯提纲”批判》,载《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8辑;曾枝盛:《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评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载《真理的追求》1995年第10期。

  [15] 任暟:《论恩格斯晚年对社会历史理论的新探索——兼驳“马恩对立论”》,载《江淮论坛》1995年第6期。

  [16] 参见易克信:《西方马克思学家若干言论剖析——他们是怎样看待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载《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17] 转引自[]泰·伊·奥伊则尔曼:《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121页。

  [18] 孙伯鍨,曹幼华等:《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页。

  [19] 同上书,第240页。

  [20] 同上书,第240244页。

  [21] 同上书,第327页。

  [22] 同上书,第41页。

  [23] 王东:《为什么要创建中国马克思学迎接21世纪马克思学的第三次来潮》,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王东、赵玉兰:《“马克思学”一词源流的新发现》,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

  [24] 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概况及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启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25] 19705月西德的乌培塔尔市组织召开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国际研讨会,吕贝尔应邀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关于“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论题的几点看法》,此文对恩格斯的批评冒犯苏联和东德的与会学者。

  [26] 郁建兴:《马克思与自由主义民主》,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3期。

  [27] 顾海良:《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结构形成的研究》,载《国外社会科学》;《吕贝尔对〈资本论〉结构形成的研究》,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2年第8期;《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150页。

  [28] 顾海良:《高度关注国外理论动态》,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4期。

  [29] 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概况及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启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30] 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31] 同上书,第122页。

  [32] 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8卷,第365页。

  [33] 曾枝盛:《重建马克思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导言》,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作者:王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敏燕,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