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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主体:对《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政治解读
张梧 王巍
发布时间:2009-12-08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名字对于国内学界而言并不陌生,人们所熟悉的是作为《帝国》作者之一的奈格里。在《帝国》及其姊妹篇《诸众》(Multitude)①中,奈格里和哈特凭借马克思和福柯的理论资源,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提出了极富穿透力的理论思考,从而构建了帝国与诸众之间的对峙。事实上,早在写作于1978年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以下简称《超越》)一书中,奈格里就已经阐发了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发生转换的时代条件下试图重新建构自治的革命主体以抵抗资本的统治。奈格里关于重建革命主体的思考建立在他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以下简称《手稿》)的文本解读的基础之上,在此意义上,他既在文本解读中回到了马克思,同时又在当代思考中重新激活了马克思,创造了“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理论奇观。为了深入理解和思考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内在矛盾以及探询人类从资本的囚笼中获得解放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要将目光从《帝国》转移到《超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如《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那么《超越》便是奈格里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一、奈格里的解读语境: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 

  《超越》是奈格里在1978年春天应路易·阿尔都塞的邀请,在法国巴黎高师解读《手稿》的课堂记录。奈格里的这部作品的完成得益于他与阿尔都塞的相遇。奈格里曾回忆说,“我得说,在19771978年,我们之间观点的分歧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他(指阿尔都塞)来说,都是很明显的,当时我在巴黎高师讲授《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经常见到他,他也经常出席我的讨论会。特别是,曾经有一度,不光是阿尔都塞还包括他身边的朋友,都严重低估了《手稿》的价值。我并不是说他们公开这样说过,但他们中最后有人怀疑《手稿》可能是和认识论断裂之前的那些文本一起写作的,也就是说,写作于马克思思想中伟大的结构主义阶段开始之前。”②正是鉴于他和阿尔都塞学派之间对马克思的这一文本的评价问题上的分歧,奈格里才会致力于对马克思这部伟大作品的创造性解读,力图在这部作品中挖掘出深刻的时代洞见。事实上,以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为代表的意大利左翼思想家早在60年代就掀起了解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潮流,奈格里也深受影响。他自己曾说过,“在我对马克思的阐述过程中,1972年之后回到《手稿》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刻。”③可以说,《手稿》对包括奈格里在内的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个奠基性的文本。没有对《手稿》的创造性解读,就没有后来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超越》的诞生得益于奈格里和阿尔都塞的相遇和对话④,但是奈格里的问题意识并非来自阿尔都塞,而是内在于意大利的工人自治运动(Autonomia)之中。所谓“自治运动”,指的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从意大利社会底层群众发展起来的一个激进左翼运动。因此,我们将简要分析奈格里对《手稿》的解读是如何在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中被生产出来的。对此,奈格里自己曾有一个分析:“一方面,《手稿》突出了60年代以来我们在‘工人自治’运动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方法论(因此也是主观的、认识论上的)特征;另一方面,在从大众工人(mass worker)向社会工人(social wor|ker)的转型过程中,《手稿》对理论话语的相应转型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重估生产性社会的本质。换句话说,重要的是探讨当前面临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探讨的基础上,我们才回去寻找支持我们观点的理论文本。这一过程决不是从详尽的理论分析走向实践活动的问题,而是相反,是从一种理论分析走向实践活动的问题,这是我们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手稿》对我来说极为重要,我选择研究它。《超越》是我对马克思进行这种解释的最终成果,它有浓厚的战斗色彩,分析的问题都产生于当时的政治讨论和斗争进程中。”⑤

  我们由此发现,奈格里是在工人自治运动中重新发现这个文本,而不是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走向实践运动。这就注定了奈格里对《手稿》的解读是一种政治性的解读。他在《超越》中对此坦言不讳:“依据我们的传统,政治学和指令被置于对生产过程的分析的末尾,或者,依据最近的模式,政治学甚至被视为与‘经济的’马克思的利益相异的东西。恰恰相反!在这里,在所有一般政治运行的强度中的指令的假设恰恰是基础性的。难道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吗?到此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在《手稿》的原文中关于动因和煽动及其方法论的基础的内容都是为了使政治因素成为分析的核心。还不止如此:这种揭示逐渐被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政治的特性上。……正如我们将反复看到的那样,如果世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实现,那么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追求的目标):政治学从这一事实中孕育出来。因此,从货币到剩余价值——这就是为阶级提供武器的政治学途径。”⑥奈格里解读《手稿》的创造性就在于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转化为政治分析,从而为现实的政治运动提供理论支持。

  这种对文本的政治性解读直接体现为奈格里的问题意识,即他对革命主体的思考。在解读中,奈格里非常注重《手稿》的写作动因,即185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直接蕴含了革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同样,奈格里对《手稿》的解读也是在危机中产生的,并由此试图召唤革命主体的自觉。奈格里对革命主体的重建可以拆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首先,在资本的逻辑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革命主体的重建何以可能?第二个问题是,如果重建革命主体是可能的,那么谁是承担解放使命的革命主体呢?对这两个核心问题的解答就构成了《超越》的全部内容。

  二、革命主体的生产逻辑:劳动与资本的对峙 

  在《超越》中,奈格里重新探讨了马克思在革命主体方面的理论贡献,认为资本主义是存在两种主体性,其中一个主体(资本)通过强迫劳动和强迫剩余劳动支配另一个主体(工人阶级)。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探讨是奈格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他将革命主体的自我生产内在于资本的矛盾发展过程之中,从而高扬工人阶级的主体性。

  奈格里之所以如此强调主体的重新发现,是针对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弥散的悲观主义情绪。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批判理论忽视了马克思的阶级主体学说。在自卢卡奇以降的西方左翼理论中,社会批判理论家从物化现象的分析开始,始终强调资本逻辑的统治,这种统治使得原先的劳动异化蔓延成为普遍异化,最终形成了无可挣脱的“资本的囚笼”。奈格里并不否认资本的统治,他所反对的是这样一种倾向:在夸大资本统治的同时抹平劳动阶级的主体性,从而否认阶级斗争和人类解放的可能性。

  从第二讲开始,奈格里首先讨论《货币章》。马克思的原有文本所注重的是货币在流通过程的运动中所内在蕴含的一系列矛盾,并由这种矛盾的演进过渡到对资本的批判。然而在奈格里的解读中,他紧紧抓住的是货币现象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关系对抗,从而将货币批判置换成了权力批判,这是奈格里的政治性解读中的重要一环。

  奈格里之所以能将马克思的货币批判演变为权力批判,关键就在于他发挥了马克思的“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的这一重要思想。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货币在现代社会中并不是一种“物”,而是社会联系的物质载体,“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⑦这里的“共同体”更准确地说,应当是“社会联系”。奈格里正是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出发,将货币视为凌驾于劳动之上的社会权力,并且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货币本身就是资本与劳动二元主体对抗和链接的中介。

  劳动与资本的对抗逻辑最终塑造了自主抵抗的劳动阶级的主体性。奈格里认为,马克思已经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是如何与作为一个独立而又对立的主体即工人阶级的发展结合在了一起。活劳动被资本所控制的死劳动所主宰,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不断在新的层次上被生产出来。

  劳动何以在资本的统治下具有主体性?奈格里对劳动主体性的重建事实上来源于马克思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的贫穷,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两点决不是矛盾的,或者不如说,这个在每种说法下都是自相矛盾的命题是互为条件的,并且是从劳动的下述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物,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前提,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作为前提。”⑧由此可知,劳动与资本对立的过程同时也是劳动的主体化过程。

  劳动在与资本的对抗中之所以能够具有主体性,关键在于,我们要在再生产的层面上理解这种对抗关系。如果忽略了再生产这个前提,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劳动与资本的对抗,而是资本具有了控制的主体性。一旦资本达到了增殖和再生产过程的同一体,它的过程实际上再次成为了对抗的再生产过程。再生产过程的结果就是革命主体的再次出现。

  奈格里对于资本与劳动二元主体的对抗逻辑的揭示非常精彩,因为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平面化地展开,而是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再现,从而得以立体化地呈现。奈格里在此关注的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问题,这事实上构成了资本逻辑的重要一环。如果没有社会关系再生产理论的支持,那么劳动在面对资本的统治时就无法成为主体。

  最后,我们必须要强调,劳动与资本的二元主体的对抗并没有跳出资本的逻辑,恰恰相反,劳动成为主体的生产逻辑,以及与资本相抗衡的可能性,完全是内在地蕴涵在资本的逻辑之中。在此,我们需要从奈格里的分析中重新反思何谓“资本的逻辑”。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资本的逻辑是通过矛盾而自我展开的话,那么就会误认为资本的逻辑仅仅是一个同质化的单向度扩张过程,由此消弭内部一切差异,最终彻底抹杀了革命主体的生产的可能性。事实上,资本的逻辑是具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个矛盾最集中地体现在资本与劳动的对抗上。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⑨同样,劳动被资本的逻辑生产为主体,事实上也是在宣告资本的逻辑的“解体”。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劳动成为主体是外在于资本逻辑的过程,从而将劳动与资本的对抗看成是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的简单对抗和线性发展,以至于能够轻而易举地消灭资本力量。这种肤浅的看法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因为我们不能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物,同时更要理解为一种关系。劳动与资本的二元主体的对抗仍然根植于资本的关系之中。总而言之,劳动成为主体并与资本相抗衡,一方面是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只能在资本逻辑的矛盾展开中才能得以确立,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因为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⑩

  三、革命主体的重新界定:从大众工人到社会工人 

  如果说奈格里的上述分析仍然是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而展开的,那么他在革命主体的重新界定的问题上开始“超越马克思”。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革命主体就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是指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者。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变迁,革命主体必须随之进行重新界定。在此意义上,卢卡奇所关注的阶级意识问题在奈格里看来并不是首要问题,因为问题的实质并不是阶级意识如何生产,而是无产阶级本身就发生了变化。从历史性的观点看,卢卡奇所关注的阶级意识只是泰勒制时期的阶级意识,然而奈格里所关注的阶级不再是卢卡奇意义上的阶级,而是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型过程中的工人阶级。与前福特制、福特制和后福特制这三个阶段相对应,奈格里提出了专业工人、大众工人、社会工人三种革命主体概念。

  奈格里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形态将工人阶级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与前福特主义阶段相适应的专业工人。二是与福特主义阶段相适应的大众工人。大众工人的战斗性将其自身的自我定价结合成对工厂工作的拒绝,并将其权力扩展到社会再生产的所有机制上。它计划要创造一个对资本主义权力系统的真正替换。[11]三是与后福特主义的信息生产对应的社会工人。在社会工人这个角色上,不同方面的非物质劳动被结合在一起。[12]奈格里认为,社会工人是一种新的无产阶级,它与前两个阶段的区分是根本性的,在大工业无产阶级时期,似乎只有带薪工人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因而所有其他的劳动看上去都只是再生产的或者是不生产的。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的生产更多地和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汇合在一起,这便是社会资本的含义。随着劳动转移到工厂之外,要保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作日计算的论断,并进而将生产的时间与再生产的时间,或者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的区分就显得十分困难了。在社会资本生产的条件下,社会工人整日都处在普遍性的生产之中。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如果我们将马克思定位在前福特制的话,那么马克思的思考又如何为“社会工人”的出场提供依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入到奈格里的《超越》从第七讲开始的后半部分。在那里,我们发现,处于前福特制的马克思的思考与奈格里的社会工人之间的链接点就是《手稿》中的一个片段,即“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3]。在奈格里看来,这个片段最富于辩证法的革命精神。

  在《手稿》这一部分的原初语境中,马克思虽然处理的是机器体系、劳动和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但他通过将机器体系视为固定资本,仍然关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随着自动机器体系的发展,“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这样一来,“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这种“社会个人的发展”并没有使马克思想当然地迎来人类的解放,相反他清醒地看到:“但是,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因此“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因此,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14]

  与马克思强调机器体系从属于固定资本不同的是,奈格里更多地强调机器体系作为对象化劳动从而与活劳动相对立。换言之,马克思从客体出发,将机器论从属于资本理论之中,最后的解放只能是通过资本突破自身的界限而得以实现;但是奈格里从主体维度出发,将机器论从属于劳动理论之中,并与知识经济时代的非物质生产直接链接,由此引申出革命主体性理论,从而探询解放的可能性。这是马克思和奈格里之间虽然细小但却值得重视的一个理论差别。

  自动机器体系的发展正好与奈格里所直面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具相似性,因此,奈格里就跨越了从自由竞争时期到后福特制的资本主义形态的变迁,径直从《手稿》中论机器的片段引伸出“社会工人”的概念,由此指认当代革命主体的具体内涵。事实上,奈格里的“社会工人”概念非常类似于马克思后来的“总体工人”[15]的概念,但是奈格里的“社会工人”还是要比马克思的“总体工人”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奈格里的社会工人是与知识经济时代非物质的生产方式相勾连,而马克思仍然是在物质生产的分工不断细化的前提下讨论“总体工人”;第二,奈格里的“社会工人”事实上是在资本支配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衍生而来的,而马克思的“总体工人”更强调一般的、直接的物质生产;第三,在马克思那里,“总体工人”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工人,并没有赋予其革命主体的功能和使命,而奈格里却赋予了“社会工人”以具体的物质内容,即具体的社会自治团体和边缘人员,从而成为可以承担起革命和解放使命的物质力量。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革命主体的重新界定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资本与劳动的对抗逻辑之外。因为革命主体的重新界定只是基于劳动生产形态发生改变的基础上的重新调适,在本质上仍然是从属于资本逻辑的再生产过程之中。奈格里的洞见正在于此:当资本每一次通过扩大固定资本和重组劳动过程的方式来寻求进一步的统治时,不断被生产出来的工人阶级就在斗争的新一轮的循环中在政治上重构了自身,从而需要不断进行自我界定,一方面要确认工人阶级外部劳动条件的变化,另一方面要确认内在于自身的存在样式的变化,在这双重确认中实现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从而上升为主体的自觉意识。如果丧失了这种不断重新界定革命主体的自我意识,那么就极有可能会滑向高兹式的“告别无产阶级”,从而将革命主体被空心化,丧失了革命行动的可能性,彻底臣服于资本逻辑的统治的可悲局面。

  应当说,奈格里对于马克思的《手稿》的解读的确是富于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就体现在他从政治角度出发,在资本主义社会最新发展的时代语境中重新激活了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奈格里的解读一方面依据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尤其是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出发,在劳动与资本的辩证法中重构了革命主体的生产逻辑;另一方面他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试图重新发现革命主体,用社会工人替代了经典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概念,从而发展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革命理论,这也正是奈格里试图“超越马克思”之所在。

  奈格里在当代语境中力图呈现“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努力,不仅令他对《手稿》的解读独树一帜,而且也对国内学界重新思考全球化时代的资本哲学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不无启发:首先,奈格里对劳动和资本二元主体对抗结构的阐发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从而避免陷入经济决定论的新形式——资本决定论之中;其次,奈格里关于重建革命主体的思考始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理论中展开的,这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将再生产理论作为重要一环纳入到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当代生产方式的批判和反思之中;再次,奈格里在书中对于“社会工人”以及非物质劳动的探索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这为奈格里从马克思宏观层面上的资本理论通向福柯意义上的微观权力分析提供了基础,使之与“生命政治”相勾连,这对我们捕捉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方式变化的新特征不无裨益;最后,奈格里对马克思手稿的政治解读和对当代全球化阶级斗争的政治思考体现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品格,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从来不是抽象地探讨诸如正义、平等、自由等问题,而是具有自己特殊的路径,即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政治思考相结合的路径。奈格里的政治解读就体现了这种路径,超出了一般西方左派理论就政治谈论政治的狭隘视域。

  奈格里用现实问题激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从而使马克思的《手稿》成为一种具有开放性的著作。奈格里之所以能够具有这种理论创造力,或许与他独有的理论姿态有关:  

  我对如何去捍卫马克思主义、如何去复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及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都不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阐释出一套当代的关于生产力、创造性、剥削、劳动和价值生产的新的生物政治的框架,这样一个框架要比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框架更有用。它提示我们,当代的资本主义的生产,不只是在生产剩余价值,或者是在生产老偶滴那个产品,它是在生产一种社会形式,在生产一种价值体系,在生产一种社会经验的结构。[16]

  注释:

   “诸众”(Multitude)是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与《诸众》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国内学界有“群众”、“大众”等译法,考虑到这一概念所表征的异质性特征,故本文统一译为“诸众”。

   []奈格里、[]亨宁格:《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社会转型——奈格里访谈》,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2期。

   同上。

   关于奈格里对阿尔都塞理论的借鉴和反思,请参考[]哈特、[]奈格里:《帝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781页。

   []奈格里、[]亨宁格:《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社会转型——奈格里访谈》,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2期。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Massachusetts: 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 1984, pp. 60-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75页。

   同上书,第25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05页。

  [11]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Massachusetts: 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 1984, p. 193.

  [12] Ibid. ,pp.205-206.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88110页。

  [14] 同上书,第9310010010110310410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59页。

  [16] []哈特、[]奈格里:《“帝国”与“大众”——迈克尔·哈特、安东里奥·奈格里与上海学者座谈会》,载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1页。

  (作者:张梧,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王巍,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