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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谋得一席之地
丹尼•罗德里克 顾冀梅 编译
发布时间:2010-08-09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摆脱危机的困扰后,全球经济显然遇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事实:一方面,为了实现全球的宏观经济稳定,并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必须竭力避免全球经济危机加剧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经常账户失衡;另一方面,为了恢复快速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需要再次努力提高其可贸易商品在全球市场中的占有份额。

  解决上述矛盾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从中美两国之间争论不休的双边关系上就可窥见一斑。美国(及欧洲)的政策制定者谴责中国低估人民币币值,认为这是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而中国领导人顶住压力,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削弱中国商品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进而损害本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西方世界回应说,中国应该以内需代替出口来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然而,如果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现代工业品和其他可贸易商品而非服务业和不可贸易商品的话,那么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比评论家们所采信的要强大一些。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通常是由支出扩大和货币升值造成的,这会把经济结构从生产可贸易商品转向提供不可贸易商品,从而有利于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宏观经济平衡,但它无疑也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危及到整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其他国家所期望的适度平衡的境外项目之间并无内在的矛盾。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不是贸易顺差的大小,甚至也不是出口量的多少,而是新型可贸易商品的产量。只要新型可贸易商品的内需得以扩大,其产量就可以大幅度增加。

  只要辅助性政策能够更直接地支持可贸易商品的发展,那么就有可能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减少贸易顺差。与那些事关经常项目的宏观经济政策一道,这些辅助性政策能够实现现代可贸易商品的外部平衡和结构改革。更好的办法是对可贸易商品进行直接补贴,而不是通过汇率来进行间接补贴,对可贸易商品的国内消费征税,也是同样的道理。

  提高可贸易商品收益率的方式有很多,例如,对基础设施进行适当的、有的放矢的投入,而降低可贸易商品的成本。另外,诸如对可贸易商品进行公开补贴的产业政策,也可能会部分地提高可贸易商品的收益率。

  一、可贸易商品份额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日本、韩国、中国等经济增长速度超快的经济体的共同之处是,其增长策略的基础是开发产能,而不是根据其比较优势来实现专业化生产。这些国家在短期内迅速地成为生产大国,其速度超过了我们根据其资源禀赋所作的预期。通过采用让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战略性公共投资和产业政策,中国的出口总额大幅度增加,使其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要富裕三至四倍。

  由此可见,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是那些能够迅速地实现从传统生产结构到现代生产结构转型的国家,这些现代生产活动提供的大多是可贸易商品,且主要是工业品(尽管可贸易服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换言之,穷国通过生产原本由富国生产的产品而富裕起来。

  为什么向现代生产结构转型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呢?笔者认为答案在于:对于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传统生产和现代生产活动在社会边际生产力上存在着巨大差距。即便是非常贫穷的经济体,它们也会进行一些现代经济活动,比如埃塞俄比亚的园艺、印度的汽车装配业、中国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且其生产力水平与我们在发达经济体中观察到的不相上下。随着资源从传统部门转向现代部门,整体的生产力水平也随之提高。

  这些差距起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与制度缺陷相关,如产权保护不足、合同实施不力,特别在可贸易经济活动中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与各种市场失灵和外部性相关,如与现代经济活动相关的知识外溢和协调失灵。由于这两方面原因的存在,产业活动和投资均未达到市场均衡。任何加速结构转型的做法都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

  尽管经济上成功转型的国家所实施的政策各不相同,但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些重要的共同点。首先,只要不将原则性的政策与具体的政策(如目前流行的华盛顿共识或治理改革)挂钩,它在所有国家就是适用的。其次,所有这些国家都采用了所谓的“生产主义”(productivist)政策。这些激进政策以提高现代工业活动的收益率、加速资源向现代部门的流动为目标,而非减少官样文章、遏制腐败、降低商业成本等传统做法。此外,这些激进政策还包括: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如贸易保护、补贴、税收、信用激励和政府的特殊关照)以支持新经济活动;本币贬值以促进可贸易商品的交易;实施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以使信贷补贴、开发性银行业务和币值低估成为可能。

  上述产业政策常常难以获得成功。但这并不能否定产业政策的作用。事实上,不管是在亚洲(如韩国、中国台湾)还是在拉丁美洲(如智利),几乎没有不依靠产业政策而取得巨大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正如财政政策或教育政策所表现的那样,区分政策的优劣不在于政策的有无,而在于执行政策的技巧。

  币值低估可以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产业政策。通过提高可贸易商品的国内相对价格,币值低估可以增强这类活动的收益率,发掘现代产业部门的生产潜能,并创造就业机会,这些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根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据的分析,币值低估和经济高速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在低收入国家尤为明显。

  与其他的产业政策相比,币值低估的好处在于:它作为一种机会均等的政策,可以部分地避免代理问题(如寻租和腐败)的发生。这也许是它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普遍成功的原因。当然,这一政策的弊端也是难免的,目前最为突出的弊端是,由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币值低估产生了类似于对可贸易商品征收国内消费税的效果,而这就是可贸易商品供给过剩(即贸易顺差)的原因。

  二、人民币的币值被低估了吗?

  中国并不总是存在大规模的对外失衡或者币值低估。事实上,十年前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从未超过GDP 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几乎与这一数字持平,直到2001年,顺差还在稳步回落。从2001年起,经济状况逐渐好转,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以不可阻挡之势上升到2007年占GDP 10%以上。有趣的是,经过多年谈判,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WTO。此后,其经常项目失衡开始扩大、币值低估呈上升趋势,这是否是一种巧合呢?或许不是。WTO的成员身份使得中国难以以一种明确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发展。1990年代末以前,由于实施了高关税壁垒、投资激励、出口补贴和外国公司的内资占比要求等政策,中国的制造业得以增强。为了加入WTO,中国不得不逐步取消这些政策。1990年代初,中国的进口关税尚居世界最高水平之列,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它已跌至个位数水平。外国公司的内资占比要求和出口补贴也大为缩减,币值低估或者通过调整汇率而实现贸易保护取代了先前的一系列政策。

  假如人民币币值低估有助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那么让人民币升值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何种损失呢?笔者曾经的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低估指数和年增长率之间的偏相关系数是0.026。然而,在中国,二者的偏相关系数上升至0.086,这个超高的数值可能是由劳动力过剩以及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的生产力水平差异造成的。这一估值表明,10%的升值将会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0.86个百分点。

  根据众多研究者和笔者的估算,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约25%。纠正人民币币值低估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以每年2.15个百分点下降(=0.25×0.086),即便是以中国最高增长纪录为基数,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非同一般。尤为重要的是,它将使中国GDP增速降至8%的临界点以下,而中国的领导层认为这一数值是保持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冲突所必需的。

  无人知晓8%这个数值到底从何而来。许多中国专家认为中国社会和政府有能力将其控制得更低。然而,即使忽略这一数值的政治影响,如果中国这台最有潜力的减贫发动机慢下来的话,这对全世界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好事。的确,其他依靠出口来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最终不得不让其货币升值。但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它的农村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收入水平仅略高于美国的十分之一。除此以外,中国还需要接受WTO对产业政策的种种限制,而这些是其他国家在加入WTO之前无须遵守的。

  三、贸易顺差、出口或可贸易商品生产是否至关重要?

  实际汇率会影响到贸易平衡、出口供给和可贸易商品的生产。币值低估会通过其中的哪个渠道来刺激经济增长呢?

  先来探讨一下“出口商品”和“可贸易商品”的说法有何不同。出口数量要想在长期影响经济增长,人们要么认可那些无法记录在册的出口商品中的知识外溢或其他溢出效应,要么认可笔者的上述解释,即,可贸易商品的特殊性在于其成就了高水平生产力的经济活动。这两种看法在对出口行为本身的重视程度上有所不同。来自出口商品的溢出效应依赖于技术或市场外部性,而这些外部性产生于可贸易商品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然而,“可贸易品有特殊性”的说法并不关注国际贸易是否真的发生了。

  笔者使用每五年为一个周期的面板数据,对一些国家和一些特定时期具有特定效果的增长回归现象进行了预估。除特定效果外,回归量考虑到了滞后收入(用来说明经济收敛),以及GDP中的工业增加值、出口和贸易顺差份额。

  在统计学意义上,工业增加值份额和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均具有重要意义,但据估算,前者的影响要比后者的影响高两倍以上。工业增加值份额每上升一个标准偏差,经济增长的估计值就会提高1.6个百分点,而出口份额每上升一个标准偏差,经济增长的估计值只能提高0.7个百分点,且出口份额的增长效应不显著。如果数据仅限于1990年代以后的话,或者不考虑出口比重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如卢森堡和中国香港)所得出的观测值,出口份额系数更显得微不足道了。最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仅以发展中国家为例,当出口份额的系数不大且为负数时,工业增加值份额的系数却持续上升并且效果显著。由此一来,工业活动和出口导向孰优孰劣,便可立见分晓了。

  工业增加值和贸易顺差份额对增长的影响也是可资比较的,前者效果显著,而后者则作用甚微。一旦GDP中的工业增加值份额受限,贸易顺差将无法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贸易顺差或出口能推动经济增长这一机制深信不疑,这就表明,至关重要的是可贸易商品(在此以工业品为代表)的产量,只要可贸易商品的内需能够随着国内供给的增加而增加,出口和贸易顺差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四、结构改革和无贸易顺差的经济增长

  回顾上文对经济增长驱动机制的论述,穷国之所以贫穷,是由于它们缺乏高水平生产力的现代经济部门。只有尽快进行结构改革,实现从低水平生产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到高水平生产力的现代经济部门的结构转型,才有可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这种转型不是一种自动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过程,因为存在市场或制度失灵,由此造成的损失有可能不恰当地落到了现代经济部门身上。由于国内储蓄率较低、资金成本较高,转型有时候会受到一定的阻碍,这就延缓了投资和结构改革的步伐。更突出的问题是,现代部门中出现了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鸿沟。这些部门会受到知识外溢、协调失灵,以及法律漏洞和监管不力造成的高成本的困扰。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缺陷短期内很难消除,要消除它们,多则需要几百年,少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虽然消除市场失灵、健全制度可以直接地弥补这些缺陷,但实际上这种说法过于宽泛,显得华而不实。如前所述,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功的国家的增长战略是间接地放松约束条件,即通过其他手段来提高现代部门的相对收益率,其共同之处是国家对可贸易商品进行补贴。

  一旦明确了这些战略的精髓,也就不难理解对这些战略的实施而言,何者重要、何者次要了。特别地,对可贸易商品进行补贴的战略与汇率低估和贸易顺差并无必然联系。对可贸易商品而言,在不对其他国家造成溢出效应的情况下,提高生产激励的强度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币值低估可以达到对可贸易商品征收国内消费税的效果,从而抑制国内消费,与此相反,对可贸易商品进行公开补贴的政策(与保持外部平衡的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将促进可贸易商品国内消费的繁荣。

  应该如何实施这种补贴政策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产业政策、降低可贸易商品的投入成本、收入政策等方面入手,且必须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综合地使用这些手段。

  一般而言,产业政策是解决现有问题的理想办法。在信息外部化、协调失灵等难题面前,或者当制度不健全时,有必要提高非传统产品的相对收益率。好的产业政策可以做到这一点。减免税收、定向信贷、工资补贴、投资补贴以及出口加工区是产业政策得以实施的具体形式。这些政策是针对特定的公司或部门制定的,它们损害了其他公司和部门的利益,这当然也是产业政策备受争议的原因所在。但是,只要产业政策的定位准确并致力于挖掘国家潜力的新经济活动,它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确切地说,与币值低估不同,产业政策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实施更多的微调和歧视措施,例如无需对传统的可贸易商品(如一个国家自主生产的初级产品和工业产品)进行补贴,可贸易商品的国内消费也无需纳税。

  对现代可贸易商品实行补贴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尽管可贸易商品的净供给量没有增加,但是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那部分可贸易商品的净供应量却增加了。如果其他国家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那么它们的工业化激励就会被削弱。也就是说,采用了“最优”产业政策的国家将会以那些未采用这些政策的国家的生产成本增加为代价。因此,只要所有国家都采取了惠及自身的产业政策,它们就不必苦于应付溢出效应问题。

  发展中大国要更广泛地采用产业政策将面临一个重要的外部障碍,即WTO的《补贴协议》,此协议禁止使用以出口绩效为条件的财政补贴。更为严厉的是,即使不直接以出口为条件,只要增加了出口,这种财政补贴也会受到“控诉”。最不发达国家不受这些规则的约束。这一条款会限制多项以增加本国可贸易商品供给量为主的产业政策的运用。

  在需要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经济活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当今世界,《补贴协议》的经济作用微乎其微。它把能促进经济多元化和结构改革的次优政策拒之门外,并诱导政府支持较差的政策(鉴于其溢出效应造成的贸易失衡),比如低估币值。更糟糕的是,它可能会鼓励贸易保护主义,以此作为一种阻碍工业品进口的防御措施。笔者认为,如果想以更加国际化的眼光来看待通货实务,我们的确需要放松对产业补贴政策的限制。

(译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