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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赞成和反对
丁学良
发布时间:2012-06-14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就在大家筹办辞旧迎新晚会的2010年最后的那个周末,我应邀出席深圳的一个报告会。我作完报告以后,两位认真读过严肃书籍的记者提问:“这两年来您出席过海内外有关中国模式的研讨会很多次。在您看来,国内这方面的热烈讨论包括报刊杂志上的报导,最大的误解或误导是在哪里?”我回答:“最大的误解或误导是:承认有一个‘中国模式’不等于对它百分之百的推崇,更不等于要永远保持这个模式继续运行下去。国内太多的讨论和报导,经常或是无意或是有意地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这本小册子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力求澄清这一类的思想混乱和议论混淆。书名原本拟有两个:《中国模式──来源、绩效、代价、前景》和《中国模式更新换代》。前者涵义非常明豁,把本作者欲表达的全书主旨一揽子推出,平衡又理性,缺点则是太显得书卷气,也太长了一点。后者的优点是明快干脆,琅琅上口,缺点当然用不着细讲,就是显得太通俗化了一点。几经考虑,决定采用目前这个书名。熟悉思想史的读者也许还记得,1980年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同时出版发行了一本薄薄的小书,Marxism: For and Against,作者是位于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经济学讲座教授Robert L.Heilbroner。这本小书先是在西方知识界引起广泛的争论,随后迅即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知识界也刺激了几代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现实的批判性反思,成为毛泽东之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最广为阅读的书籍之一。我这本小册子的书名,就是受了这个启发而产生的,也算是对我当年以一介青年书生,有幸参与中国劫后重生的思想解放大潮亲身经历的温情纪念。

  本书正文篇幅限定在十五万字以内,以便读者诸君在有限的耐心还没有被耗尽之前就能把它读完了。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和厘清近年来被海内外众多学术界、政策界、工商界、传媒界、乃至外交界人士(经常有外国驻华大使馆、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官员与我讨论这类问题)普遍关注的一组相互交织的问题──是不是存在着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如果确实存在有这样的一个“中国模式”(本书确认有),它的基本特征是哪些?它是怎么演化过来的?它的主要来源是什么?这个相当独特的“中国模式”迄今为止产生了哪些成绩和效果?它──因为人人皆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导致这些被高度强调的绩效付出了什么代价?面对着已经变化的和极有可能继续加速变化的国内和国际局势,既有的“中国模式”受到什么样的冲撞?它的哪些组成部分难以延续?

  如果要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哪一些过去被忽视乃至被压抑的目标必须提升到优先的层次?一个吐故纳新、更新换代的“中国发展模式”的动力来自何方?它的推出将导致怎样的利益组合?它对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的影响会是怎样的?它对中国的治理体制(governance)会提出哪些不同于过去的挑战?为着积极应对这些挑战,中国的政治精英要从中国本土和国际社会挑选哪些观念要素和制度要素,以做新的创新配置(configuration)?

  本书表述的方式是系列公共演讲,正文一共是十二讲。它们是这么成型的:我首先召集一小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部分是中国大陆背景的,也有来自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背景的,目的是获得多角度的回馈),给他们作提纲挈领式的演讲,然后请他们提问题,我再作响应。事后,请专人把我的演讲和回应整理成文,我从头至尾修订补充,特别是加进重要的参考文献部分。在这过程中间,我还请专人到图书馆作系统的数据查索,绘制成图表 (这是极费时劳民伤财的工作),以支撑我所讲内容的那些要点。

  我还要感谢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文学术部门的总编辑林道群先生。记得1993年我刚从美国到香港来的时候,他就催促我把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全球最关注的苏联阵营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比较,写出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因此就编写了《共产主义后与中国》。这本小册子199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后,直到如今还有读者引用和评论。也希望《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一书,对中文知识界的相关争论更加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