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邮箱 用户名 密码
首页>期刊杂志
意义的帝国——人文科学的人文化
赵超/译
发布时间:2012-06-14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法国知识界根据如今的主要表现,似乎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极端:一边是几个常在媒体中抛头露面的哲学家就各种各样的话题滔滔不绝地各抒己见;另一边是一个完全由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者组成的群体,他们越来越封闭在自己的技术性专业内,无法使用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引起整个社会的兴趣,并参与到普通民众的讨论之中。然而,这种表面上左右为难的现象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次深刻的变化。此次由于比较隐蔽而不易被察觉的变化,似乎预示着法国将出现一种全新的知识界的存在模式。

  思想大师的陨落与主要统一范式的终结并非在此后留下一片真空地带,而是促生了大量丰富而复杂的活动。然而,这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并未得以觉察,这种可见度的缺失主要是由于研究的运作方式较为不同,如今的方式更具集体性特征。大量研究人员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研究、教学工作和学术交流的那段颇显成效的时期,即所谓的“取道美国”,无疑对于研究人员网络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网络当中,研究者以专业性相对较强的工作为基础,相互之间进行交流对话。这次变化的结果是,研究在美国大获全胜,然而研究在对外辐射影响力的同时丢掉了法国本土的领地。如今的研究工作更多地采取了这样一种模式,即在研讨会或者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辩驳、评论、争论。在人文科学领域内正在形成的专业化早已不是严密科学研究者的特征,更别提“习性”了。

  本书所做的调查研究,旨在充分展现当前众多研究领域的价值,令这些领域能够更多地为人们所了解。本书的研究必定能在愈发错综复杂的网络迷宫中辨识出方向,以便理清大量的横贯线。

  很明显,近些年人文科学界出版的各种各样的著作构成了本书研究的主要素材。这些作品的大量产出,并非仅仅局限于召开一连串的专家会议,因为这类会议只不过为自己在种目繁多的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网络中寻找定位起到了导向作用。

  如今的研究比从前更具集体性,这种研究的成熟促生了“家庭相似性”——维特根斯坦采用的表述方式,这一点从每个学派的不同支系和继承者身上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认为,回顾一下其中几位的生平历程,对于理解正在构思中的新的学派谱系显得颇为重要。然而,受访的研究者并不能被视为某种最杰出人员排行榜的“代表人物”。他们只不过是知识转化新模式的象征。因此,他们能够开启进入整个智力领域的大门,而该领域的主要特点恰好是一种更具集体性的运转方式。结构主义时期往往推崇一种很强的理论模型,该模型从几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核心人物出发,通过累计而囊括所有的知识;如今的情况则更接近于一种逐渐翻译的长期过程,该过程是以智力工作的新的道德规范为基础的。

  另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重大变革,是对严密科学、人文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行调和。然而,作为第三种文化的人文科学,似乎在最近兴起的这种前途光明的调和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谈一谈一种“新范式”的出现?在本书的调查研究之初,主要问题在于阐明几点趋同性,使原本暗含其中的印证因素能够显露出来,促使我们从象牙塔中走出来,为学科间的对比工作注入新的活力。然而,这项位于当代法国人文科学核心位置的调查研究,确实引导我们进行了一番探索发现,即使发现的结果不是一种从混沌和后结构主义的不确定性中脱离出来的新范式,那么至少也是一次对知识界的重新构型,也就是将不同观点的倡导者围绕多条动力线聚集在一起。

  马赛尔·戈谢自1988年起就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他当时在《争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社会科学范式的改变》,对该现象明确地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对行动进行思考。而我则于1992年完成了《结构主义的历史》一书,书中证实了一种扭曲的替代方案的问世,即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圣化或者瓦解主题来构建人文科学:我在书中提到了一种新范式的诞生,即一种对话、沟通行为的范式,该范式既能代表一种诸如社会规划一般的真正的解放道路,又能代表一种人文科学领域内出产丰富的框架。本书所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对这次特殊的构型进行系统的研究。

  这种新范式应该如何定性呢?我们之前已经说过,该范式并不取决于一些很可能会逐字逐句地取代结构主义的命题和模式的严格标准,而是取决于维特根斯坦口中的“家庭相似性”,取决于能够在相似点之间引起反响的相关特征,并逐渐取决于根据相似性的起源不同及相似性所涉及的客体不同而进行的差异研究,而没有必要预设一个在终极分析中的共同的认识论核心或者不可避免的哲学趋同点。因此,首先应当明确的是,知识界的这一构型对应的是一个多元化的实体,并非某一个特定单一领域的学派。该构型与其说是一种抱有统一/联合野心的大规模的新研究计划的既定方向,倒不如说是丰富的理论产生协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协同作用很可能表现出知识界无法回避的诉求。由此,本书所做的研究旨在捍卫当前学术研究的丰富性,会尽可能地尊重受访者的原话,尊重他们作品的字面意义。我们可以根据多方的大量的调查,衡量出人文科学如今所具有的潜在价值。

  其次,本书的调查并不追求彻底透彻:这没有任何意义,现实的情况并非一成不变。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各门学科的更新目录。选择是有侧重的,因此研究的结果必然也只是部分的体现。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但是倒可以对现行变革的一些颇具特点的方向进行一番阐释。我认为,这几个方向是围绕着四个变化中的耀眼的“光团”联结在一起的:米歇尔·塞尔的学科体系,特别是创新社会学研究中心(CSI)所做的研究;应用认识论研究中心(CREA)研究的认知主义方向;以新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和对经济学标准模型的质疑为养分的实用主义/约定主义视角;最后还有拥护由政治家来重新概括人文科学话语的一派人,他们主要集合了克洛德·勒福尔的信奉者。

  无论如何,这种构型的变化以及这种知识界的变革尝试着对历史上某种意义的枯竭感进行了解答,正如奥利维耶·蒙然所觉察的一样。面对一元论范式的危机(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以及整体论者和决定论者对社会问题的回答,无论是通过国家还是通过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新的理论方法都专注于使行动理论重实效地返本归源、令“实践理性研究小组”充满活力,更通常的说法就是“人文科学的人文化”。因此,这并非单纯地、简单地重新回到前批判人文主义的主题或形式上,而是寻求一种重新平衡、一种阶层的改变,这有助于从个体层面上探究是谁创建了“共在”(être-ensemble)即社会关系的问题。这种重新平衡经历过对脆弱关系的力量重新评价的阶段,也就是能够维护人性的看不见、说不出的关系。因此,对转义(médiation)即关系有效性的关注成为真正整合各种方法的实用主义转向,不管这些方法发生了怎样的不同转向,也不管这些方法有利于哪些可理解性模式:网络人类学、解释学的理解、认知主义解码等等。实用主义转向将有意义的行动置于核心地位,使得在做和说的相互决定中,行动者的意向性及辩护重新获得尊重。于是,社会问题不再被设想为一种事物,也不再是物化的目标,因为行动者和学者都被置于意味着主体间性的阐释关系当中。

  正是法国例外主义(exceptionnalisme)的终结重新确定了务实的方向。在法国的外省主义(provincialisme)居主导地位的时代,知识界的真正讨论则倾向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德国人之间、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的相互渗透。许多研究者的行动主义——本书的调查研究就对整个过程以及其中一些研究者所做的调解和透露的努力进行了准确的描述——使得他们能够占据、掌握、适应一些长期以来为法国知识界所不熟悉的主题。在这些研究者的努力下,法国正逐步脱离外省主义的藩篱,并试图参与到国际上正在进行的讨论中去。

  实用主义转向使得对普及纯经验与优先强调概念化之间第三条道路的研究更具有说明和理解的空间。第三条道路被视为重新收集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非预设的,但从主体间性使用的几种对策中可以发现该意义。这也意味着在认知能力的赋予过程中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移,而这些认知能力不再被视为学究式态度的唯一的固有属性。显然,行动者能力的提升致使60年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工作所使用的“认识论断裂”的概念再次受到质疑。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希望的那样,研究者更少地受邀做一些“澄清”的工作,也不再勉强地将事实判断和价值观判断分割开来,前者仅仅揭示科学性,而后者则有待摈弃。

  这样一种更注重事实和阐释的转向自然重新回到了经典作家的关注点上,但这些经典作家有时只是被远远地崇敬一下,例如马克斯·韦伯,有时干脆就被忽略了,例如西美尔。然而这种转向是以所谓的“硬”科学的认识论危机的突然回潮作为新基础的,并以其客体的不完整、不确定原则为起点。该客体甚至会变成对社会协调这一合理观点的支持手段,因为该观点在一段时间内总是摇摆不定,既谈不上混浊不清,但也无法做到完全透明。新范式与过去相反,努力避免进入决定论的死胡同,因此在这样一种新范式中,决定性因素就变得很弱。这使得我们走出了以科学模式的危机为基础的反思分析时期。我们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变革:结构、再生产、静力学、组合分析、不变量、共相、二元逻辑这些用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组织混沌、分形、事件、过程、意义、复杂性、自组织、构型、策略、约定、自主性、生成(enaction)等概念。因此,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再次彻底地对客观主义和决定论的思想提出质疑。新范式的构型使得我们回到了一些过去一直倍受忽视的传统思想上。源自世界转折史上的德国批判哲学,以及后来的以理解和意义问题作为思想方法核心的现象学思潮,这两者都对重新定义与意向性和主体间性不可分割的新客观性作出了贡献。由于常人方法学(ethnométhodologie)关注的是正在实现的行动过程的实际动力,因此它中断了对日常生活漠不关心的状态。

  人文科学进入到被安东尼·吉登斯称为双重解释学的时代,即一种更强调现在的翻译和解释的补充过程。现在变成了悬于我们的经验空间之上的繁重的范畴,并促使我们对过去进行记忆性和符号性的重新阅读。

  这种解释学和实用主义的范式通向与哲学之间建立起来的新的调解关系。人文科学在刚刚为截断了将其与哲学连接在一起的脐带而大肆庆祝之后,又开始意识到重新造访哲学传统可以促生强大的繁殖力。由于哲学不再要求主宰地位,因此人文科学可以通过与它的接触促生新的想法。

  社会科学从未如此迫切地需要哲学维度,因为哲学维度是保持解释多元化——即可能、可用世界的多元性——的唯一手段。哲学使得我们可以重新开启研究空间,同时还能避免采用毫无效果的替代方案:自由/约束、个体/社会、普世主义/相对主义、实体论/解释学??这些组合概念长期以来经常用于人类科学的研究工作并使其变得贫乏。

  为了理解行动的形式,新的研究工作重拾现象学和解释学的传统,该传统使得研究工作确定了一种令做在说中专题化(thématiser)的解释范式。这些研究工作还利用分析哲学的成果以便更好地理解行动者在行动实现过程中的意愿(vouloir)。社会事件被视为语义事件,即意义的载体。于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以及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均被调动起来,用以将社会行动重新理解为兼具心理和生理双重性的事件。由米哈伊尔·巴赫金引入的对话概念也为这些新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信息,这是由于该理论强调话语的复调特点及其陈述的混杂。

  严肃科学、人文科学和哲学以三段式的形式建立了新的联盟,三者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关系,这并不是以驱逐概念和野蛮实践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é)为基础的,而是以学科合作性(codisciplinarité)或者跨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ité)为基础的。这种新的理论的多元主义必须保持“科学本身的模样”,不是将一些业已成形的模型化引入科学中,而是要认真对待科学参与者所说的话,并根据科学发现而保留适合的话语。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以从各个维度出发研究人类行为的意义为基础的跨学科性才能够应对当今时代的紧迫挑战。

  不要忘记,出于人性考虑,水蒸气永远比晶体离我们更近。现行转向在行动的整个领域内为人文科学的问题化(problématisation)重新提供了过去和现在的经验。

  行动:这无疑是现行结晶过程中最主要的词。这个新热点并非无端端地横空出世,而显然是具有五月风暴运动烙印的一代人所关注的热点。正是在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一份日报诞生了,它叫做《行动》。

  1968年思想最终摆脱了激进运动所防备的现成思想(prêts-à-penser)的束缚,而新的范式是否就是这种真正的1968年思想的表现?我们还不能做出这样的预设,因为过多的中断令我们逐渐疏远了60年代的构型。如今的运动与苛求的预设,即五月风暴的哲学——怀疑哲学——彻底决裂。然而,在做出“符号”之后探求“意义”的想法,正与今天致力于复兴人文科学的想法异曲同工。

  在开始进行本研究的时候,我并不想利用当今时代的标准来拟定我希望会见的研究者的名单。正是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才考虑到可以探讨一下代际的现象。

  范式概念本身令人想起环节(moment)概念,后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展现出来:一个是作为结构主义的出路,另一个是作为具有五月风暴烙印的一代人脱离现实的作用。这一代人似乎终于找到了语言和精神工具,用以在目的论之外继续寻找意义,在历史决定论之外表达对历史性的兴趣,并在行动主义之外阐明对行动的见解。

  如今正在经历的转向也是知识界的一代人与一位哲学家相识的好机会,这位哲学家在阴影中穿越过去,因为他代表了行动和意义的哲学,他就是保罗·利科。新范式作为确定如今几个研究方向的主要对策,在其各个方面逐渐展现的过程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位哲学家的身影。

  衡量如今的转向并判断其潜力大小:这就是本书的目的所在。本书力求通过在仍然相当分散的创新实践中勾勒出理论共同空间的轮廓,让公民了解到当前的研究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因此,作者谨希望本书能够为重新思考现代城邦中的社会关系做出些许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