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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若干思考
作者:李明  来源:第八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
网络编辑: 发布时间:2011-12-15 点击数: 打印本页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在向纵深处不断发展。不过,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就预示着国家意识形态的绝对安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深入人心而坚不可摧,事实上,意识形态领域永远都存在斗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可须臾松懈。近年来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社会主义国家文化软实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等战略方针,本质上都是在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但随着我国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传媒的发展、网络社会的崛起、人们日常生活的日益丰富、公民社会的不断勃兴,传统的说教性、灌输性、运动性的意识形态建设方式、方法显然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了。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新方式、新方法来加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则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个急需关注的重大课题。

  一、在理论上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辩护与批判功能

  自法国学者特拉西(Destuttde Tracy)在《意识形态的要素》(18011815)中正式提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算起,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理论史的时间并不长,即使有人将其推至培根(Francis Bacon)的“四假相说”那里,也不过约400年而已。纵观400年的意识形态理论史,如果没有马克思(包括恩格斯),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也许不会像今天这样广为流传。可以说,马克思开辟了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属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无论是早期对宗教、异化劳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还是后来对资产阶级政治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社会三大拜物教的批判,都充分展现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维度,但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的批判不仅仅只停留在精神层面上,“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1]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包含三重含义,其一,意识形态始终是阻碍人达致自由自觉实践状态的精神性存在,因此,它始终是人们所批判的对象。当代西方社会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了一种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该学派代表人物拉克劳(Ernesto Locale、齐泽克Slavoj Žižek认为由于社会对抗的不可消除性,意识形态本身也是不可消除的,对意识形态不断地批判与相应地妥协是人类的宿命。笔者认为只要有意识形态的存在,人就或显或隐地生活在特定的支配性观念下,人的生活就是不全面、不自由的,但摆脱这种不全面、不自由的生活状态却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这就是说虽然人类终究或者是抛弃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或者是保留这一名称而从根本上改变其内涵,但就目前而言,人类正是通过自觉反思与批判以往或正深处其中的意识形态来不断丰富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其二,意识形态批判最终要归结到对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批判,而所谓的社会关系无非是人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所结成的关系。如果说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各类生活领域的划分相对比较明确,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因生产关系的显而易见的决定性作用而略显简单,那么时至今日,人们的各类生活领域在不断地扩展且相互越来越交织在一起,生产关系虽然在各类社会关系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各类社会关系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且又变得异常的错综复杂。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生活实际 [2],这就需要我们鼓足更大的勇气去拨开由意识形态所笼罩着的层层的生活迷雾,努力把握生活的真谛。其三,意识形态始终扮演着社会批判的角色。任何意识形态都具有辩护性与批判性的双重特点。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必然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党、政权作辩护,但马克思主义毕竟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它的科学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是建立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的基础上,揭示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辩护与服务的阶级、政党、经济基础等具有先进性,更在于它永远不固步自封且勇于自我批判,它所辩护与服务的阶级、政党也永远不固步自封且勇于自我批判,它辩护与服务经济基础始终会根据历史的变化,为了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现实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作出相应的调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这不仅是辩证法的本质,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之所在。

  在当代社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想焕发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就必须不仅稳妥地执行其自身的辩护功能,也要发挥好其本身特有的批判功能。这种批判的立足点不是仅基于渴望进步的理性批判,或仅基于良知的道德批判、人性批判,而是远比理性批判、道德批判、人性批判更为深厚同时又不排斥这些批判的“生活批判”。“思辨终止的地方,即现实生活面前”我们将发现,“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4]其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是通过揭露无产阶级真实生活状态来撕开一切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今天我们也要通过客观地揭示人类和不同人群的现实生活的真象,既要看到现实生活中合法性的一面、更要批判一切可能引发人之不幸与异化的支配性、物化性的生活。“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5]因此,意识形态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与人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应该在对人的实际生活的观察、反思、批判中树立其自己的尊严,昭示出自身的价值。揭示和切中现实生活世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保持其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根本价值,不仅意味着作为超感性世界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以及一切虚妄的意识形态神话的破产,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现实生活世界的积极生成。

  二、积极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本与话语建设

  当代西方往往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广义的社会文本来加以解读的,将意识形态定位为一种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体系来加以剖析的,应该说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认知虽然宽泛,并且阉割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但它彰显了意识形态的文本性、话语性与日常性,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部分地扼住了在当代意识形态建设中需要引起我们特别加以注意的某些问题。我国当代意识形态的建设离不开优秀的意识形态文本的创作、丰富灵活的话语言说方式的形成、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认同与批判机制以及日常生活渗透机制的构建,进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阶级性、民族性、世界性相统一的战略高度上,使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获得更大的成功。

  “文本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产品,而且是意识形态的需要”[6],同样文本生产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生产”[7],这足以说明文本建设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就我国当代意识形态建设而言,所谓的文本建设就是要创作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蕴含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众多优秀的思想作品、理论普及作品,同时要善于创作适合于现代媒介传播的意识形态文本来宣传、彰显我们主流的意识形态。我们主流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更主要的体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目前更具体的体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在传统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新闻传播、教学传播等方式的基础上,更新传播理念,不断适应印刷媒介现代化、影视媒介日常生活化、电子媒介普及化、网络媒介大众化等各类新型媒体的传播趋势、传播特点、传播需要,创作出优秀的意识形态文本,不断扩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受众群、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提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和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力与整合力。

  除了文本建设以外,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另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要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挑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力量,就在于它在立足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同时,形成了可以指导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8]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才能真正成为我们时代的主导话语呢?我想必须要从提高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解释力,赋予人们更加明确的社会方向感,能满足人们正当的利益诉求,给予人们以精神上的寄托和情感上的依偎,同时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进行灵活的话语转换和多重话语的有效整合,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三、构建更为合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机制

  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认同与诸如拉康(Jacques Lacan)、齐泽克等西方众多学者仅从心理学尤其是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探索个体认同心理机制的发生、发展,并将认同看作是一种“纯形式”的“服从,且最终将认同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幻觉(幻象)使然是不同的。我们认为意识形态认同虽然涉及到个体心理认知以及无意识等方面的内容,但它主要是指人们是否认同某种意识形态所传达的理论体系的内容(当然这种理论体系本身也是构成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所支持的社会制度和所代表的社会价值观念。因此,我们的意识形态认同在主体上侧重的是群体认同、在方式上侧重的是理性认同、在内容上侧重是价值认同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制度认同,并且这种认同不是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纯形式服从而是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批判性的认同,因而,我们所要构建的认同机制本身也应该要与批判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与批判机制重在针对不同群体采取相应的方式、方法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理论内容的教育,思考如何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感召力,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认同方式,培养人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爱之情和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信任心态,同时优化理论争鸣环境、铺设不同权利主体之间公正的博弈路径、开辟多种有效的民声传达渠道、建立多样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进一步拓展公民政治参与途径等,以期在意识形态认同与批判之间达到动态平衡。

  四、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维度建设

  在一种意识形态成功地决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何种方式体验现实时,这种意识形态才会真正地掌握我们’”[9],同时我们也才能真正掌握这种意识形态。日常生活领域包括的范围是极为广泛的,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维度建设应该特别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着手。

  第一,在日常消费领域中批判异化消费和消费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因其固有的社会基本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异化消费,社会主义虽然不存在形成异化消费的根本原因,但在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中也可能出现类似于异化消费的种种不良现象。因此,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和幸福观,在提高人们的物质性消费水平的同时,也要想方设法提升人们的精神性消费水准,尽量避免异化消费现象的发生,同时也要抵制消费主义对人们心灵的侵蚀。

  第二,在大众文化领域中要处理好文化性质多重性、文化形式多样性、思想意识多元化与指导思想一元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处理好大众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艺术性与市场性、文化性与政治性的辩证关系问题,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与合理解决着力提高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国际竞争力。目前亟待解决的是要在充分尊重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规律的前提下,在“融入”、“转化”、“渗透”上下功夫,创作出一批既为百姓所喜闻乐见,又能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或要求的大众文化作品。

  第三,在人们日常交往上,一方面要鼓励尊崇中国优秀的传统礼仪道德,另一方面也要倡导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充满正义、正气的交往环境,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交往氛围,开放、多样、守法的交往形式,重情淡利、健康有益的交往内容。

  第四,在建设人们共有的精神家园上,“主流意识形态应该……渗透到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中,为人们的精神家园提供价值观念”。[10]这就要求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要增强自己的包容性,使其不仅成为人们利益诉求、权力诉求的思想根据,同时也应能为人们提供必要的情感寄托与精神慰藉,这就要求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要蕴具着强烈的美学精神、人文关怀、生活意识。

五、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阶级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我们认为意识形态首先表现为一种阶级性话语,任何妄图割裂意识形态与阶级之间必然联系的后马克思主义手法都是我们需要加以批判的,但我们决不仅仅将阶级看作一个脱离了民族、种族、性别、文化等因素在内的人为的抽象概念,我们同样认为在当今时代需要用心去关注不同人群体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作用及其具体形式,这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始终是要传达和体现出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与精神追求,但也需要尽量吸收中华民族在长期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斗争过程中、在自身文明发展历程中所积淀下来的有价值的文化观念。这种意识形态在政治层面上体现出的是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要素与特质的无产阶级话语,但在当代国际交流中,尤其是与当下资本主义国家交往过程中,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民族性的话语,彰显出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生存智慧和生活样式。

  面对全球化,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并不排除人类性话语,也不排斥人类文明中共有的价值理念,我们只是反对打着“普世”牌而妄图进行“意识形态”同化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美国人宣称“如果世界正在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价值观就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11]因此,我们一方面固然反对无条件、孤立、抽象地使用阶级性话语,但另一方面面对所谓的人类性话语、普世性话语的恶意膨胀,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更不能拒斥阶级性话语、民族性话语,而应该要根据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把阶级性话语、民族性话语、人类性话语统一起来。总之,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要使我们的意识形态在阶级性上,从根本上来说属于无产阶级的话语体系,传达的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在民族性上,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积极的文化形象,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承担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同时我们有权利、有义务,更要有相应的实力和信心去积极参与人类性话语的建设,在世界舞台上更多地发出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中国声音,树立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一个穿越了人类五千年文明史,虽曾历经屈辱,但始终矢志不渝,永远在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人类大道上昂首阔步的中华民族的良好的国际形象。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6]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NLB,1976,p.64.

  [7]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NLB,1976,p.77.

  [8]侯惠勤:《我们为什么必须批判抵制普世价值》,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页。

  [9][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10]童世俊:《意识形态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11]徐绍刚:《浅谈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载《新视野》2002年第4期,第35页。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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