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是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十七大报告对此作了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条道路是我们党对执政60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同党内外出现的各式各样的思潮的不断斗争中、不断克服封建专制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形成和发展的。具体来说，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为指导、以中国的具体国情为实践基础，最终实现两者有机结合的产物，它必将随着中国新的政治实践的不断拓展而越来越完善。
一、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没有对政治发展范畴进行专门的论述，主要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角度分析社会发展规律，而政治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织部分，社会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政治发展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唯物史观，主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来审视政治发展过程及其影响。
（一）主要观点
具体来说，主要思想观点有：
1、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政治发展都是按照其内在的一般规律展开的。
（1）政治发展一定要适合经济发展状况的规律、政治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规律
政治发展要适合经济发展状况的规律体现在：经济发展状况决定政治发展的发展方向，不允许政治发展长时期落后于或不适应自己的发展；政治发展取决于和服从于经济发展的性质和客观要求，而不允许政治发展脱离经济发展的状况与水平。正如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中指出的“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迫切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1]又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那么，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他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此外，当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实现这个意志以前，这个‘意志’的产生也只是存在于思想家的想像之中。”[2]再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的“但是，如果撇开征服的情况不谈，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最近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法国大革命。”[3]同时，政治发展有自己特有的发展方式，有可能超前或滞后于经济发展，其相对独立性体现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政治发展的阶段性、一定条件下的政治发展会作用于经济发展等方面，也就是说政治发展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轨迹和进程。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可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变革发生相应的改变。---但是，当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时，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的束缚和特殊的特权同它相对立。----无论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对资产阶级竞争者来说机会都不是平等的——而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4]以及“第二，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5]又如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总的来说，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6]
（2）政治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规律
政治发展是普遍的现象，就政治发展本身而言，它是任何国家政治都要面临的问题，只不过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面临政治发展问题较多，任务更重而已。只要人类社会还需要政治，它就会面临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也就是政治发展的问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的“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7]这里，恩格斯把发展作为社会存在的根本属性看待的。但是，具体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政治发展历程而言，则显现出特殊性。有的国家可能直接就过渡到终极目标，而有的可能就要经历各个不同的自身的发展阶段。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经验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8]又如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总结俄国革命的《论我国革命》文章中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9]有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治发展是各国都要面临的任务，都将遵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各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因素方面的不同以致政治发展在各国将以特殊的形式和过程进行。
（3）政治发展的必然性与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规律
政治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根源于政治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过程。政治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主要指政治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其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确定不移的。而政治发展归根结底是经济条件的变化，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规律的客观性并不否定一定发展阶段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并不排斥人们在遵循政治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于某个发展阶段的政治发展形式与目标有一定的主观选择性，客观必然性指明的仅是发展的基本趋势，为人们提供的是主观认识基础、范围、可能性空间。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指出的“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部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10]又如恩格斯在指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11]
2、政治发展的动力
（1）生产力的发展是政治发展根本动力
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政治领域也不例外。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只有基本矛盾才具有决定力量。那么这个基本矛盾是什么呢？列宁就指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表现。”[1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也必然要受到经济的发展状况制约，政治关系的各种变化都是经济局面的反映。“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思想强调经济变革对政治变革的制约性，主张政治发展的终极动力是经济条件的变化。”[13]而经济条件的变化，最终决定因素是生产力。因而，最终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只有解放生产力才能推动政治的发展。
（2）改革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
那么，如何解放生产力呢？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产生生产关系的改变，使得既有的政治关系和结构日趋不适应，并最终推动政治变革的发生，进而推动政治发展。这也就是说，只有政治变革的发生，才能推动政治的发展。而政治变革只有通过革命解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4]，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15]。而政治革命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和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严重阻碍生产力时，那么，这时的革命将是根本性的革命——重建政权。而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只是部分的阻碍生产力或者局部的不适应时，那么这时的革命就将是——改革。正如，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6]当然，这是从用新体制代替旧体制并解放生产力这个意义上讲的。
3、政治发展的根本标志是政治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一定的社会形态总要以一定的社会制度形式呈现出来。而政治的制度化则是一定的人类社会制度在政治层面上的具体表现。“国家的制度化程度是衡量其政治发展水平的关键。政治制度的建构和完善具有阶段性特征,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过程。---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是政治制度的核心，表现为人类社会政治形态演进过程中的奴隶制政治制度、封建制政治制度、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几种类型。以政治制度变革为标志的政治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上升运动，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17]因此，政治制度的合理建构和完善，是政治发展根本标志。
4、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和最终目标是现实的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的政治生活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反映，并植根于人类的社会关系中。那么，社会关系的发展就决定着政治的发展。也就说，现实的人既是政治发展的起点也是终点。
（1）现实的人是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最初是从人的“交往”的角度考察人类的，即“在其现实性上，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8]他告诉我们，“现实的人”才是我们我们研究的出发点。而这样的人是生产的人，是社会的人，是能动的人，是发展的人，也是经验的人。他们在从事生产和生活的活动中，逐渐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国家，进而有相关的政治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9]因此，现实的人才是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
（2）现实的人是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
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0]这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体现在政治领域也是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即它是以现实的人为最终目标的。同时，也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21]这里是说明在政治发展的目标不仅指向未来，而且更指向当下。那么，当下的“现实的人”的“以人为本”正是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在当前政治发展阶段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不衰，永葆青春和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是这一理论品质决定了它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将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观也必将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现实基础：中国的国情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的艰难探索，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发展方向已经确立，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其核心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三统一，已经被证明是适合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22]它是被60年的政治实践证明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从新中国成立时选择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无不是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的道路选择。具体来说：
（一）基本国情：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本体论分析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我国国情作的总体性、根本性判断。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要从实际出发，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
最初，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并不是认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可能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侯，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23]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三点可以肯定：首先，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其次，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处于不发达的阶段（这里应当指的是一种社会状态）；最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即从“不发达阶段”到“比较发达阶段”。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我国国情的认识基本上接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79年，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讲话中初步表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再次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思想，把“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标志。1986 年 9 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方针。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4]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5]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第三、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2、阶段论分析
十三报告同时也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即“总起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十五大报告对此又做了全面的阐述，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又从质变到新的量变然后再到新的质变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那么，它将在不同时期会呈现出相应的阶段性特征。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经历一个世纪，在其不同发展时期也会呈现不同的特征。这些呈现出来的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在具体的某个发展阶段所的具体表现，这就是国情。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
（二）特殊国情
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当然要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然而我国的历史条件在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即历史条件：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0 年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间，我国的各个阶级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寻求救国图存的道路，然而，实践证明，以无产阶级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广大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绕开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决定了它在各个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6]当然，这里马克思是针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初始阶段而言的，必然会带来许多弊病，“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27]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生产力发展水平很高、生产社会化商品化程度很高、高度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的，更何况，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当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义语）是建立在物质基础匮乏、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等基础之上的。而且，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遵循这样一个逻辑：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再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必可避免的带来一些弊端。
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来看，中国社会由于自身历史发展的实际，封建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五四”之后虽然历经洗涤，但是根本上由于封建主义思想残余还依然存在，甚至于有时会附着在社会主义的驱体上。这方面的影响在文革时期表现最为典型，“陈腐的封建主义沉渣，借助于最革命的口号和最激烈的行动，以空前的规模泛滥起来：那样狂热的个人崇拜，那样普及的封建仪式，那样野蛮的批斗虐待，那样极端的闭关自守，那样浅薄的虚无主义，那样地践踏民主、鄙薄法制，那样的血统论，那样的株连同罪，那样赤裸裸的女皇梦和林氏父子家天下，等等。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相号召的“文化大革命”，却导致了比资本主义更陈腐的封建主义的泛滥。”[28]而且现在和将来仍将存在，正如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的：“在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它们‘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很不少。”[29]在199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由于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的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仍有相当影响。”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会沉渣泛起。”[30]现时代，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表现，如官本位、家长制、权威性格、任人唯亲、人身依附、以权谋私、专制作风、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封建迷信、人治重于法治等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政治的发展，特别是现时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方面，这方面制约因素体现尤甚。
三、小结
综上所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正是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指导下，立足于我国的国情而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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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