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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皮书”、托洛茨基资料及其他
作者:郑异凡  网络编辑:闻笛  来源:  发布时间:2011-08-05  点击数: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化,中苏两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展开争论。关于这场争论,邓小平后来有一个精辟的评价:“经过二十多年的事件,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关于意识形态争论,邓小平说:“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1]

  当时我参加工作不久,在新成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资料室从事第一、第二、三国际资料的编译和研究工作。起先从事的是《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和第一国际资料的编译。

  1960年底,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来局兼任局长,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王惠德兼任副局长。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同中央以及中宣部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灰皮书”的来由和出版

  毛泽东历来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重视“反面材料”的翻译出版工作,对此有过多次指示,这些指示通过当时的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传达给我们,我们就按照上面的布置开展工作。为此王惠德不断地向我们强调,“要当好中央的耳目”,“要做中央的书箱子”,中央需要什么,就能提供什么。他说:“我曾问过许立群,编译局国际室要做些什么事,他说了两件事:一件是过去编译局编过一本伯恩施坦考茨基言论选,康生告诉他(许),主席看了,很有兴趣。康生说,这个本子太简单,他那里还有些德文的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书,要许立群拿给编译局,重新编一本详细一点的‘言论选’”。

  国际室搞“老修”材料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同当时的中苏争论直接相关的,国际室的工作直接纳入了当时的中苏争论。对那时发生的争论,我们都是认认真真地把它当作严肃的“反修”斗争对待的,根据中央的要求提供所需要的各种有关资料。

  对国际室来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编译“灰皮书”,即老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的著作。最初我们编出“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主要著作目录”,包括考茨基、伯恩施坦、拉萨尔、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连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也算在内。后来在此基础上编成《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根据我们的推荐,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老修”著作的单行本,如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的《俄国局势真相》、《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苏联的发展问题》等等。这些书统称为“灰皮书”。据说“灰皮书”的称号和发行办法是康生提出来的。康生说这些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包封,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这些书大都是我们国际室的同志推荐的,有的由我们自己翻译,有的由出版社找外面的译者翻译。不过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编选“老修”的言论。这是“灰皮书”中的重头项目,也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因为它需要运用不同的语言,挑选有代表性的著作,然后翻译加工。由于材料缺乏,有时得从几十年前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上去找。例如我们编布哈林、托洛茨基的言论就一页一页地查看了几十年的《真理报》。负责搞第二国际的司志在60年代先后编出《伯恩施坦言论》、《考茨基言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布哈林言论》已经编定交稿,打出清样,但由于“文化革命”爆发,没有出书,连清样也丢了。后来出版的《布哈林言论》是文革末期重新选材编译出版的,编这一版的时候我才加入工作。其他几本言论则是文革后出版的。文革后最后出版的一部言论是《托洛茨基言论》。

  “灰皮书”是根据毛泽东指示出版的。具体工作则由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负责。

  1962年秋冬中宣部曾给主席打报告,汇报解放前和解放后“老修”、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著作的出版情况(这是我们国际室编写的),同时附上《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别的言论选集》(人民大学编译出版)二本。同年底,许立群在编译局主持写了一个《关于一年来(1962年)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安排的请示报告》,提出把14个老修正主义分子的言论编成一部50万字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想发展史料选编》。他对王惠德说,康生看过这报告说,就照这个报告做。

  当时编译工作人手不够,要求其他单位给予支持。1962年11月8日,康生根据许立群的要求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曾经呼吁:“主席要我们编修正主义文章汇编,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些人的著作,要有系统地出一些书。正在做出版社,王子野等在做),有一个计划。12月可出第一批书。请外省同志帮忙,支援德文、英文人才。”

  1962年秋冬之际,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曾对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子静说,主席的意见要出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的书。周扬主张不仅要研究修正主义,还要研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没过几天,周扬要国际宣传处处长姚溱来抓这项工作。

  这年底,康生召开会议,问包子静“老修”的书出了没有?包说出了几本。康生说,怎么不报一报,是主席要的,而他不知道,让出简报。这方面编译局也是一份力量。包便召集各单位开会,“老修”的著作主要靠编译局来搞。

  1963年12月2日,中宣部出版处包子静写了一个《关于外国政治学术书籍出版的情况和请示》,其中提到1963年已经出版“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老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10种”,拟在1964年准备出版的选目中列入托洛茨基著作,有关托派第四国际的也拟选译出版若干种。在附录《修正主义书籍翻译出版情况和明年的初步设想》中详细开列了已出版、即将出版和计划出版的著作的情况和明年出书计划的报告。康生批示:“同意,送主席、常委和书记处同志。”

  同年年底,出了一批灰皮书。康生对姚溱和包子静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主席讲了几年了,现在总算出了,你们要把这些书收集齐。

  灰皮书”的出版确实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中央办公厅的逄先知曾电话通知,“灰皮书”的购书证要送给江青,以后还通知说,“灰皮书”每次要送主席秘书林克同志若干本(两本或三本)。

  为中央有关部服务

  当时国际室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应中央各部门的要求查找、编译有关资料。

  1961年年底,中宣部要我们整理“关于斯大林批评克鲁普斯卡娅的材料”,这指的是1925年底在联共第14次代表大会上克鲁普斯卡娅同“新反对派”一起同斯大林的争论引发的冲突。据说这是“苏联保卫斯大林委员会”委托代为核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各项攻击中的一项。我们在1962年初完成了工作,材料由中宣部铅印。

  1962年1—4月,中联部王力通过王惠德委托国际室编译两个材料:《关于布列斯特和约》、《关于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世界革命问题》,说是伍修权要的。后一本资料主要涉及托落茨基和斯大林就“一国社会主义”问题展开的争论。差不多与此同时,《红旗》杂志邓力群也通过张仲实要我们编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言论。材料编成后由《红旗》杂志作为内部材料铅印。据说,这是陈伯达要的。

  国际室参加的另一项较大的项目是1962—1963年编译的“苏联农业材料”。据说,毛泽东说过,苏联农业十年徘徊,最后搞了集体化才找到出路。根据毛的这一意见,1962年夏中宣部布置我们查苏联的农业问题材料。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查阅《真理报》等苏联报刊,最后出的《苏联农业材料》中有两个附件《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中的消极现象》、《赫鲁晓夫时期农业蜕化变质的一些情况》(1963年),是用我们提供的材料编成,由中宣部铅印。这两份材料着重点都是苏联农业中的消极现象,恐怕同毛泽东原先的设想不同。

  由于《真理报》在反修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引起上头重视,决定影印复制我局收藏的全套《真理报》。《真理报》的影印使我国各大图书馆和研究机关拥有一份极为重要的资料,我国全套《真理报》的拥有量恐怕要大大超过苏联。

  1965年我们编译了《机会主义者关于团结和分裂的言论》,收集了巴枯宁、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王德威尔得以及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工薪阶层形成的人国际的有关言论。

  那时苏联变修似乎已成定论。因此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就是苏联是如何变修的。1965年底至1966年初,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动员了一批人研究苏联高薪阶层形成的问题。1965年11月26日.王惠德布置国际室查托洛茨基、布哈林论述苏联高薪阶层形成的材料。他在布置时说“无产阶级丢掉政权的经验值得研究,修正主义是怎样形成的,看来要追到斯大林”,“斯大林的最大错误是培养了一个高薪阶层”,“斯大林采取的办法是加大了差别,这样搞下去,当然搞出了赫鲁晓夫”。王说要把“斯大林的思想好好清理一下!”由于不久文化革命开始,这项工作就停下来了。

  我参加过的另一项大工程是查《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的问题。这是许立群交给列斯室的工作。由于我对苏共党内反对派问题比较熟悉,就把我借调去参加这项工作。根据核查的结果,第一次整理了7个附件,附件三是我起草的“《列宁全集》第5版新发表的有关贬低斯大林和抬高反党分子的材料情况”。后来又把7个附件归并成4个,其中之一是“《列宁全集》第5版利用所谓新文献贬低斯大林,抬高托洛茨基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情况”。

  现在当然很清楚了,这里并不存在什么贬低或者抬高的问题,实际隋况是,《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恢复了俄文第4版中被删改的内容,发表了一些过去有意隐瞒的列宁文献,如给代表大会的信等等。

  托洛茨基著作的编译

  在60年代的“反修斗争”中,我的主要工作是同林基洲(当时任组长)一起编译托洛茨基资料。那时苏联报刊上经常影射我党搞托洛茨基主义,中央认为需要予以反击。1963年7、8月间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向王惠德传达:“邓小平同志说,赫鲁晓夫诬蔑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非写文章答复不可,作为十评中的一评。现在要为写这篇文章准备材料,中联部供给现代托派的资料,编译局可以编一本《托洛茨基言论选编》,尽可能快一点搞出来,供给钓鱼台写文章的人(即写“九评”的班子)参考。”

  王惠德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国际室。这样就需要查阅翻译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编译托洛茨基的资料,了解托洛茨基的观点。我在大学读的是苏联史专业,毕业论文是关于“新反对派”的,这项工作自然就交给了我。我和林基洲做的工作,一是推荐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翻译出版,等托洛茨基的某一本著作翻译出来后,由我起草“内容评介”,通过中宣部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向中央反映。例如,1963年9月,我写了一篇评介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的文章《苏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斯大林的攻击很多地方同托洛茨基的论调一模一样》,刊登在《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上。康生读后曾催促赶快翻译出版这本书。在我们的推荐下当时出版了一批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如《俄国局势真相》、《不断革命论》、《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等等。

  另一项工作是把托洛茨基的观点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做成专题资料,上报中央。我们一共整理了15个专题,这就是后来出版的《托洛茨基反动言论》。

  我们最先编了一个《托洛茨基诬蔑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官僚化”与“蜕化变质”的谬论》。接着开了一个《托洛茨基论点资料选题拟目》,共开列了13个选题,由王惠德送姚溱审查,姚表示同意。最后我们大体上按照这个选题计划编出了15个专题,于1965年4月基本完成。

  对这些材料我们加了小标题、插题和提尖。因为布置任务时并没有说明此材料准备铅印,说只供领导和少数写反修文章的人参考,所以标题和提尖都采用托洛茨基的原话,未加贬词,目的是把重要的语句点出来,以便于查找使用。

  王惠德把全部材料转给姚溱,并在5月1日给姚写了个条子:“听刘敏(王惠德夫人,中宣部党委副书记)说,那个托洛茨基材料准备印。印以前恐怕要把标题、插题改一下,改成《兄弟报刊》的插题的口气。因为现在是‘纯客观’的提要,恐不妥。”

  5月7日,姚溱给编译局局长秘书陈慧生打电话说:托洛茨基的材料不要再多花时问整理,突击印一两百份,按专题印单行本,标题和题尖不再改。全部材料由姚溱定名为《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各专题分别冠以“之一”、“之二”字样。

  按姚溱“指示”,我们对规格作了统一后,送中宣部印厂印刷,共70份,由国际处分发。

  1964年6月9日,王惠德向编译局传达说,康生认为编得很好。后来还说,姚溱曾告诉过他,邓小平同志看了,觉得“编得还不错”。

   也就在6月,决定交人民出版社出灰皮书。是谁决定的说法不一:王惠德说是他和包子静商量决定的;据人民出版社当时的记载,一说是康生的指示,一说是姚溱决定的。王惠德解释说,所以要出灰皮书,是他觉得“《红旗》等单位写文章很需要这类材料,给钓鱼台印的,解决不了这些单位的问题,还是印灰皮书好”。

  根据王惠德的布置,我们对译文做了校订,对标题和题尖略作修改,在能加贬词的地方加上贬词,交人民出版社。

  1965年7月,书印成,分上下两册,共印500套。姚溱看了认为此书不能出,因为它是经过我们加工的,把最尖端的东西都集中在一起了,流传出去不好。同时,编译就有观点,但没有人审查。于是包子静写条子向姚溱请示说:“我意,在封面背后另印一个说明,说‘此书只发50本,供有关领导同志参考’。(王惠德同志同意此意见),其余堆藏起来,妥否。”姚溱批示:“中央同志不要发了,以后需要时个别地发。我看索性不用封面为好。但目录上要编号。”

  结果此书只装订了50套,白皮,无封面,发给少数单位,名单由包子静审批。直到文化革命结束后,人民出版社才以“灰皮书”的形式出书。

  在文化革命初期我们还查过一次托洛茨基材料。那是年10月,伍修权通过张仲实布置我们核查朝鲜党报《劳动新闻》1966年9月15日发表的卢道勋文章《托洛茨基主义(解说资料)》,这是为我党出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准备的。

  在整个文化革命期间,国际室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停顿(有一段时间改搞《马恩全集》的翻译工作),编译“灰皮书”的工作甚至受到冲击。直到文革后期才又继续进行。最早恢复的是编译《布哈林言论》,由于原来的清样丢失,不得不重新开始。查资料,翻译资料,都从头来过。此后又陆续出版了《拉萨尔言论》、《巴枯宁言论》、《鲍威尔言论》、《托洛茨基言论》。这些“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每本书都写有“前言”,每篇文章前都加“编者按”。现在看来,前言和编者按中存在不少问题,但这是出书的“通行证”,没有它们就不可能出版。重要的是“言论选”提供了有关这些国际共运史上重要人物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多少可以看到他们的真实言论和思想。读者尽可以据此得出自己的结论。我自己在编译过程中就大量接触到这些人物的资料,对这些人物有较多的了解,在此过程中开始形成自己的判断,对他们的思想做出自己的评价。正因为如此,文化革命结束不久,我们就在布哈林言论的基础上,开始编译三卷本《布哈林文选》,作为普通图书出版。我和余大章合作翻译出版了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是我国解放后第一次公开出版布哈林的著作。

  学术研究需要资料的积累

  岁月流逝,时过境迁。有几句话还想说一说。

  这套“灰皮书”成了全国知名的“品牌书”,成为研究国际共运史和国际政治的必读书。1988年我和殷叙彝出席在德国举办的“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带去了我们编译的三卷本《布哈林文选》在会上展览,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注意。因为这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选收文章资料最多的布哈林选集。还记得1990年出席由德国左派学者举办的“托洛茨基问题国际学术会议”,会上有一位西方学者以轻视的态度说:你们苏联和中国学者没有可能谈论托洛茨基问题,因为你们连他的著作都不可能看到。这话击中了当时苏联学者的要害,与会的苏联学者中除了一位来自马列研究院的学者能够进入党务档案馆,看到托洛茨基的东西以外,其余学者是难以看到托洛茨基的著作的。我就发现一位苏联与会学者写的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由于没有看到《托洛茨基自传》而出现明显的失误。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我当即起来发言,详细列举了中国在解放前和60年代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即“灰皮书”。这位学者继续追问:中国学者能看到吗?我告诉他,书是内部发行的,但凡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都可以看到。

  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前,我没有写过几篇文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上了。由于当时的环境,我们整理的材料现在看来自然存在不少问题。不过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一直是兢兢业业地把这项工作当作中央交给的重要任务来完成的。我们从事的第一手资料的收集编译工作,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就形成了国际室(现在的世界所)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的独特风格: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拥有坚实的历史资料,熟练地使用外语。曾经听到外面的同志议论,说你们编译局只需搞资料编译就行了,研究可以由我们来做。殊不知,搞资料本身就是研究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决不能把研究同资料工作割裂开来。如果说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一些成就,那么这首先是得益于比较扎实的资料工作,使我们可以厚积薄发。

  粉碎四人帮以后,首要的任务是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约我们写一篇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教训,揭批四人帮结党营私、篡党夺权的文章。这项工作交给了国际室第三组。文章由我执笔,以《结帮篡权的托洛茨基派》为题在《人民日报》发表。[2]这是一篇当时颇有影响的文章,各报纷纷转载。说四人帮结帮篡权是完全正确的,那时候在人们的观念中托派等于反革命,因此把四人帮比作托派,写起来非常痛快。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此文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有失偏颇,并没有准确反映历史真实。

  那时有大量的理论是非有待正本清源。在文革的惨痛教训中,有两个问题是我当时反复思考的,这就是阶级斗争问题和“唯生产力论”问题。多年来这两个问题被弄得混乱不堪,必须追根溯源,予以澄清。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评所谓列宁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章[3]证明列宁从来就没有批判过什么“唯生产力论”。这样一来,四人帮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就不是歪曲列宁观点的问题,而是无中生有,伪造列宁的观点了。1981年初在《世界历史》杂志上发表《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等文章,对一直被否定的布哈林的一些理论,如“阶级斗争熄灭论”、“发财吧”等等做出了重新评价。这些文章在学术界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一方面是得益于文化革命的教训,有了自己的切身经历,对苏联历史上的问题开始开窍了;另一方面是得益于过去大量积累的第一手资料。有了这些资料,一旦思想冲破牢笼,得到解放,就比较容易看清历史真相,区别真伪,研究起来就较为得心应手了。1980年底社科院马列所举办布哈林学习班,我和宋洪训、蔡恺民都去参加了,说是学员,实际上是教员,我们给学习班讲了好几次课,评介布哈林的生平和观点。马列所的所长告诉林基洲,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参与,这个班甚至不知道如何着手。

  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长期积累的资料,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开始发挥作用了。此后,我本人开始转向苏联史、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工作。几十年来在这个领域能够有所长进,有所收获,此中就得益于文革前的资料积累,得益于“灰皮书”的编译。

  (2003年5月9日)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4页。

  [2] 《结帮篡权的托洛茨基派》,《人民日报》1977319日。

  [3] 《评所谓列宁批判“唯生产力论”》,《人民日报》19787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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