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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友谊的桥梁
——我局负责的“八大”翻译处工作点滴
作者:于沪生  网络编辑:  来源:本网发布  发布时间:2011-09-08

  1956年9月15日—1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八大”)在北京新建的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八大”是党在建国后召开的首次代表大会,世界各地有61个国家的党派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八大”筹委会统一领导下,我局承担了组建“八大”翻译处的工作。翻译处的任务是:(一)把“八大”文件译成10种外语(俄、英、法、德、西、日、印尼、蒙、维、朝);(二)大会期间组织9种外语的同声传译(朝鲜代表团懂汉语,未设朝语传泽)工作;(三)负责派出有关领导同志与外宾谈话的口译人员。

  翻译处从7月开始筹备到10月底结束工作,前后历时3个多月,其间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首先是成立10个语文部,然后从全国各地各部门抽调不同语种的外语干部。根据中央交代的任务,翻译处的工作有这样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主要是汉译外;第二,既要译得好,又要译得快;第三,既要能笔泽,还要能同声传译。按照这样的要求,除了调用一般翻译干部外,更需要抽调外文水平高、业务能力强、政治素质高的骨干翻译兼定稿力量。当时调入“八大”翻译处的各种语文的翻译干部422人,直接参加笔译和口译的达357人,其中正、副教授和正、副研究员加在一起将近60位,如老一代的名教授钱钟书、冯至、季羡林、罗大冈、杨承芳、许国璋、武剑西、廖馥君……等均参加了工作。工作人员中,除党团员外,还包括民主党派人上、外籍专家,甚至天主教徒。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素不相识的人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加班加点为“八大”工作。在两个多月的翻译过程中,以汉语原稿计算,lO种语文共翻译1000万字以上,9种语文同声传译530万字左右。

  艰苦的同声传译工作

  如果说10个语文部是后方,那么自大会开幕之日起,同声传译部就成了前方。翻译处此时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保证同声传译工作顺利进行。同声传译部是从9个语文部各抽调5名能胜任口译的同志组成,在“八大”翻译处驻会场办公室的领导下每天进会扬担任传译工作。当时,我们对同声传译的工作经验不多,新建不久的政协礼堂没有同声传译室,最后只好在礼堂二楼两沿长廊设不同语种的9个传译箱,箱子一人多高,面积只容两人并坐,小桌前上方有块方玻璃可观看主席台。为了不混进杂音,传译时,厚厚的箱门必须紧闭,箱四周也不得有走动的声音。开会期间,天气虽已进入9月中旬,但箱内气温仍相当高,穿着单衣进去,出来衣服湿如雨淋。传译员恼火的不是这种困难,最使他们担惊受怕的是传译稿不能提前或哪怕按时送人箱内,造成主席台上已有代表开始讲话,而外宾却听不到各自国家的同声传译的局面。大会进入代表发言和兄弟党代表致词阶段,会议日程常有变动,有的甚至是临时更改。这包括发言人换了或原不准备发言的兄弟党代表要求发言等。这看起来不算什么问题的变动,却大大增加了传译工作的难度。这是因为传译与一般的口泽不完全相同,它具有自身的特点。如果有传译稿在手,译员的主要力量用在控制速度上。外宾一般不喜欢传译太快,反映译得快,只能辨别是何种语言,而意思连贯不起来。他们要求不但要听清语句,而且希望能对每个报告和发言获得完整的概念。根据这种情况,当时规定把传译速度控制在每小时1万—1万2千字的范围,要求译员根据这个速度,逼真悦耳地把传译稿的内容传译出去。另外,对传译中的发音、口齿、情绪、气氛、改错、删节……等也有一定的要求。如果手中没有传译稿,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时传译员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要十分敏捷地选用术语、句型,还要配合发言人的速度,不出差错地迅速传译。加之外宾使用了远多于大会所使用的语言以外的语言(如希腊语)发言,而我们缺乏这方面的外语干部,还得把其他外语译成10种以内的语言,这就难上加难了。可以想见,即使对外语和汉语水平较高的译员来说,要做到应付自如,也是有一定困难的。当时这种日程临时变动、无法供给传译稿的情况曾不止一次地出现,但通过担任传译工作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最终保证了传译质量,完成了任务。

  毛主席看我们来了

  外宾对我们的笔译和同声传译工作基本满意。法共代表团团长杜克洛认为我们的法文翻译很好,临走时取走了全部大会材料的法文译稿。英共代表团专门由波立特、加拉赫和卡博恩三同志亲笔签名致函英语部的同志,感谢中国同志“所做的良好的翻译工作”,帮助他们了解了大会的内容和进行的情况。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称赞欧阳菲(局内同志称她菲菲)同志的俄语发音优美,传译悦耳动听,和苏联人讲话没有什么两样,十分惊讶中国有这样好的俄语人才。

  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的工作十分关怀,给了巨大的支持。周总理关心干部无微不至,开会的第一天就亲临会场翻译处询问情况和慰问,以后各天中央的其他同志、将军和元帅也来翻译处慰问,并把他们听到的各种反映转告我们。大会快闭幕时,毛主席在政协礼堂二楼大厅接见了会场翻译处的全体工作人员,使同志们深受感动。

  毛主席曾对师哲同志说过:翻译工作不仅要精通两国语言,也还要熟悉它们的文学、艺术、历史、风俗、生活习惯、人情世故,而且要不断学习,汲取新东西,以充实自己,否则就难以应付局面。[1]毛主席的话表明他对翻译工作的理解和重视。他在大会百忙中抽空来看会场翻译处的工作人员,不能不使同志们振奋。

  记三位老局长

  “八大”翻译处的组建工作主要由编译局负责牵头。局里有多位同志参加该处的固定工作。如果加上因随时需要而进进出出的同志,我局参加工作的人数就更多了。组建翻译处的繁重任务是在我局的三位老局长的领导下逐步开展起来的。当时,我们的局长师哲任翻译处处长,主持全面工作。副局长陈昌浩任常务副处长。副局长姜椿芳任副处长兼俄文部主任。另外两位副处长是外文出版社的吴文焘同志和俄文友好报的卢竞如同志。我们的三位老局长师哲、陈昌浩、姜椿芳是翻译界的专家和老前辈。我以为“八大”翻译处之所以云集了全国各地的杰出专家和优秀翻译人才,除了其他因素,与他们三位出任领导和奋力工作不无关系。

  师局长政治理论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给我的印象是,他善抓大事,又能放手大胆使用干部。“八大”期问,他除了领导翻译处的工作外,还担负了大会的其他重要任务。因此,他来不及关照的事,均由陈、姜两位局长协助处理。

  陈局长是常务副处长,除全面照顾业务工作外,还具体抓后勤安排和人事调动。他是处里了解全面情况、接触方方面面人员最多的一位领导。无论工作多么细小,多么繁杂,陈局长都极为耐心地加以解决。“八大”闭幕后,他还负责翻译处的扫尾工作。其间。他多次和参加翻译处工作的部分教授和翻译界同仁座谈,总结外语教学和外语干部培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从外语教授的子女不愿学外语谈起……》一文,投发《人民日报》。他在文章中就外语教学、外语干部的培养使用以及他们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提出了值得关注的意见。

  姜局长不仅参与处的领导,还主持了俄文部的工作。俄文部是翻译处的重要语文部之一,它又是一个大部,人员最多时达90人,其中包括苏联专家和从苏共中央请来的俄文打字员。当时中译外的整个形势是:任务重,时间紧。有时刚译完和定好外语稿,中文稿又有修改或大的改动,只得反复译反复审。俄文部当时的翻译和审稿速度都比较快,这不仅是工作本身的需要,还因为有的语文部需要参照俄文稿进行自己的工作。所以俄文部的负担就更重了。姜局长作为俄文部的主任,自始至终担负了俄文稿的审定工作,晚上睡得很少,有时通宵达旦苦干。除审稿外,他还要处理翻译处和俄文部的有关行政事务。姜局长为人谦和,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善于团结同志,同志们遇到难办的事愿意找他,他都尽力帮助解决。

  概而言之,在三位老局长和其他处长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实践,“八大”的翻译工作起了沟通知识、传播友谊的桥梁作用。

  在庆祝我局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们不能忘记师哲、陈昌浩、姜椿芳、张仲实[2]四位老局长在创建编译局、培养一代翻译干部以及为我国翻译事业所付出的心血和做出的巨大贡献!

  (本文原载于局庆40周年《纪念册》,纪念建局50周年之际重新修订)  


  [1]  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00页。

  [2]  张仲实副局长当时留守局内,未参加翻译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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