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初，北京俄专、上海俄专和哈尔滨外专的一些学俄语的毕业生先后由国家分配到中央编译局工作。很荣幸，我也是其中之一。从此，我这个二十岁的瘦弱女青年离开了家乡上海，来到了首都北京。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之后，又从各地陆续调进不少学外语的大学毕业生，当时的编译局可以说是直属党中央的一个由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构成的翻译干部基地。岁月悠悠，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五十个年头就这样毫无留恋地过去了。转眼间迎来了编译局成立五十周年的喜庆日子。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我们这批刚走出家门、校门便跨进中央机关大门的小青年，一到编译局，处处感觉新鲜，但事事都得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我看到那么多的一排排的马列经典原著，想到即将担任的理论翻译任务，不禁又喜又怕，当时的复杂心情难以形容。幸好编译局的领导、党组织和团组织针对“三门干部”的特点做深入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在提高青年干部的业务工作能力上采取了种种有效措施。例如：给年轻人安排早晚读书时间——自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有时还组织业务干部到大学听课，听北大名教授讲哲学、听人大苏联专家讲政治经济学，以扩大干部的社科知识面。为了进一步提高翻译干部的外语水平，特聘请外国人来局教俄语、德语、法语、日语等等，让翻译干部人人有机会参加第二外语的学习。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俄语疑难问题，翻译干部可直接向局内苏联专家质疑。为提高中译文质量，还制定了独立翻译、初校、互校、定稿、审稿等一整套工作程序和方法。强调在工作中学习，提倡翻译和研究相结合……我就是在这样浓厚的学习气氛中，在这样良好的工作环境中开始了我的翻译生涯。

　　记得我一开始被分配在《学习译丛》室工作，后又调入《和平和社会主义》杂志室任翻译。经过好几年的工作实践，对翻译一般的苏联社科论文基本上可以不多作准备，落笔成文，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务，可谓得心应手，胜任愉快了。大跃进时，杂志室举办第一次高产日，我取得第一名，着实得意了一阵子。可好景不常，不久室领导将我调出来同张钟朴同志一起翻译《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分册，为陈昌浩局长校订马克思著作的中译本当助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马克思的大部头经典著作，理论问题多而难译。我战战兢兢地接受了任务，业余时间不得不加紧学习德文，攻读马克思原著，查阅国内外多种版本及相关资料，力求弄清楚马克思写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背景，该书在马列著作中的地位和意义以及同《资本论》的关系等等。在工作中我与张钟朴同志配合得不错，我们的译文经过仔细互校、认真讨论，改正错误，分章分批地送陈局长审校、定稿，得到了陈局长的肯定。而陈局长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我从互校稿和审校稿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初步尝到了翻译和研究相结合的甜头，这对以后的工作大有好处，例如后来参加集体翻译《剩余价值理论》第二、三分册、《马恩全集》第46卷等大部头著作，我都能很快“进入角色”，很快适应工作，没感到有多大难度。

　　文化大革命后，业务工作恢复，我被调入詹汝琮同志领导的马恩室哲学组，参加了《马恩全集》42卷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集体译校工作。1844年手稿是马克思青年时代写的手稿，其中有不少共产主义思想的闪光点，涉及经济学、哲学、美学领域中诸多理论问题。国内外学者和理论家对这部著作历来极为重视，争论层出不穷。尤其是对异化问题的种种论述，多半都以这部手稿为依据。我局翻译出版马克思的这部手稿的新的中文单行本，意义甚大，现实性、针对性均极强。当时的马恩室主任詹汝琮同志要求承担这一任务的哲学组组员在译校工作中做大量的资料工作，查找和翻译国外论著，他还亲自带领组员对手稿的老译者、北大教授、诗人卞之琳老先生进行专访，登门求教，以解决译文中的一些疑问。同时詹主任还指定我收集近期国内哲学界和经济学界刊印的有关重要论文，为组织一次读书会作好充分的学术性准备工作。这次读书会由我局牵头召开，邀请国内部分大学马哲史教授和知名学者同我们哲学组一起逐句逐段地研读马克思的这部手稿。我日以继夜地跑遍局内外图书馆，翻阅资料，复印材料百余种，力求把材料备齐，无重大遗漏。在读书会上争取发言，将自己在译校工作过程中和对手稿理论问题的研究中点滴心得表达出来，同与会者交流。经过认真的讨论，理论教学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互相取长补短，大家畅所欲言，对手稿内容有了进一步深刻的理解，提高了理论认识水平。这次读书会的圆满结束，得到局内外有关方面的好评。我本人也收获多多，写出了几篇相关文章，深深体会到1844年手稿的新的中译本的出版和这次读书会的成功召开，的确是翻译和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和明证。有了这次读书会的经历，以后每当领导批准我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包括在外地举行的全国性大型会议)，我都不仅仅带着耳朵去听会，而且带着自己撰写的论文和积累的资料去参加，并且在大会上做过专题发言，在小会上从容不迫地与同行进行探讨和交流。我的这些经历恰恰表明我在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道路上是如何走过来的。在这条道路上，依靠勤奋加虚心，是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产生苦恼的。

　　几十年来，除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历次政治运动、参加规定的体力劳动以外，我同翻译经典著作的其他干部一样，就是这么默默地、刻苦地、有条不紊地、按步就班地在爬格子。我们把花样年华献给了马列著作的翻译事业，在风风雨雨中度过了中年，如今平平安安地进入老年。随着国家、社会的发展，编泽局也不断发展壮大，中央交下的翻译三大全集的任务终于顺利完成了，理论研究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出现了一大批顶用的翻译骨干力量和理论研究人才。五十年代初来局工作的翻译干部和其他在局工作多年的翻译工作者一起绝大多数人都拿到了中国译协为表彰马列著作翻译成就而颁发的荣誉证书，获得了资深翻译家的称号，这难道不是编译局老资格的翻译工作者的莫大荣誉吗?这难道不是对他们的辛勤劳动的一种莫大的精神鼓励和安慰吗?编译局在培养青年干部方面的种种成功经验，有目共睹，众人自有评说，无需我一再赘言颂扬了。不过，我情不自禁地仍要补充一个情况：局内开展的业余群众性文体活动对保证繁重的业务工作的完成，可以说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编译局成立初期，各项业余文体活动就开展得很好，由于局领导的重视、提倡和扶持，一批文体积极分子的热情带动，群众的踊跃参与，形成了业余生活丰富多彩的局面。唱歌、跳舞、演戏、弹钢琴、拉胡琴等等，形形色色的文娱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更多，尤其是乒乓球，上至局长，下至工勤人员，有不少的乒乓爱好者。局内一有赛事，便个个磨拳擦掌，挥拍上阵，真是盛况空前，热闹非凡。为了进一步提高对乒乓锻炼的兴趣，局内曾特别邀请当时有名的乒乓国手傅其芳、姜永宁、庄则栋、李富荣等前来作示范表演，教大家如何发球、接球、攻球、守球，爱好者还可以上去和他们“对攻”较量一下哩!我局乒乓球队在中直机关颇有点小名气。我自从参加打乒乓以后，体质增强了，兴趣和球艺不断提高，从室内打到室外，从局内打到局外，从青春妙龄打到鬓发染霜。我成了本局拔尖的乒乓球女选手，几次比赛得了冠军，当上女队队长，还参加了中直代表队，成了中直女队的主力和队长，进行过多种比赛，屡屡获奖。我局乒乓球男队更出色，不仅球打得好，其中有些同志如鲍世明、陈瑞林等还被选上当市级机关比赛的裁判哩。其实，编译局业余群众性文体活动展开得最好、最有代表性的当推游泳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局里上上下下齐动手将一个荷花池改建成了一个小小游泳池。编译局上上下下不少人，包括笔者本人在内，包括干部子女在内，都是在此游泳池里学会游水的。在这个小游泳池存在期间，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游泳爱好者，一有空就游，不论大白天还是傍晚，一天游好几次的也大有人在，终于游出了后来成为北京市专业游泳运动员的尖子人物——周惠年同志的女儿师晓朗即是。

　　文体活动从来不单纯是玩一玩、乐一乐的事儿，它对提高干部的健康水平大有关系。身体好了，精力充沛，无论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的活儿都干得带劲，这个简单道理人人皆知，但做起来并不容易。文体活动、锻炼同样贵在坚持，只有坚持锻炼，才受益无穷，其乐无穷。君不见：昔日生气勃勃的青年男女，今日虽已白鬓苍苍，但仍能活跃在球场上、球台旁，有的还神态自若地登台放声高唱、一展歌喉哩!编译局相当多的离退休老干部不是至今还能在北戴河宽阔的海面上欢欣雀跃、尽兴畅游吗?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局内不少离退休老人上老年大学，学书法，学画画，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楷模!我同局内多数老人一样，几十年来不受种种干扰，长期从事艰辛的脑力劳动，在译海中自由翻腾，离休后回家做家务，亲自操劳带领、抚育第三代，并挤出时间来游山玩水，尽情享受大自然赐予的温馨养分。这点点滴滴的事实说明：局内的这些老翻译，往日的风采可能在容颜和体态上逐渐消失，而已经形成的身心健康的素质将保持下去，永不褪色!这种素质不正是受益于或来源于青年时代文体活动的长期锻炼么？

　　回顾过去，珍视今天，展望未来，生活多美好。如今的世界已是人类乘坐飞船遨游太空的时代了，编译局决不会停留在鸟枪换炮、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上。编译局真的大变样了，今非昔比。现在局内办公室普遍安装了电脑，信息部门大大扩展了业务范围，全局工作人员在休息时间都可以到特设的设备良好的健身房去锻炼……随着新大楼的启用，工作条件更将大大改善。最使我这个老翻译感到欣喜的是：翻译和研究相结合的思想和做法已经发扬光大，翻译和研究工作的优异成果得到了在局内前所未有的重奖。我相信，在党的十六大精神鼓舞下，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编译局一定会与时俱进，根据中央领导同志视察我局提出的“三留人”、“三并重”的要求，为全面完成党中央交给的新的光荣任务再创辉煌！

　　（2003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