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经典著作编译史上的精品力作
——《列宁全集》中文2版的编译基础与出版过程
姚颖

　　将列宁的著作全面系统地翻译出版，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由李达负责的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就拟订了出版“列宁全书”14种的计划。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必须同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价值。当世界历史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结合俄国的革命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列宁主义，并以此指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在中国最为彷徨与迷茫的时刻，一声震惊世界的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为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救国的方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走俄国人的道路。
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
　　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介绍列宁的生平活动与思想、译介列宁的文章和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最重要的方式和组成部分。1918年起，李大钊接连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1920年起，陈独秀等建立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仅把《新青年》改组成机关刊物，还创办了半公开刊物《共产党》，刊载介绍俄国革命的材料，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大量译介列宁的著述，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苏俄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路径后，列宁一系列重要著作也沿着这条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东方路线”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国并被翻译成中文。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列宁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出版。
　　将列宁的著作全面系统地翻译出版，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由李达负责的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就拟订了出版“列宁全书”14种的计划，但由于当时环境险恶、物质匮乏，这个计划没能全部完成。延安时期，党中央正式组建和直接领导的第一个经典著作编译机构——马列学院编译部尝试有组织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编译出版《列宁选集》20卷。最终出版的18卷《列宁选集》不仅引起了党内外的强烈反响，还满足了当时学习马列理论、培养马列干部的需要。
“有系统地有计划地” 翻译列宁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3年到1959年，从1975年到1990年，中央编译局经过两次大会战，先后高质量地完成了《列宁全集》中文1版38卷和《列宁全集》中文2版60卷的编译出版工作，这成为我国马列著作编译事业史上的创举。
　　《列宁全集》中文1版以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编辑的《列宁全集》俄文4版为蓝本，共39卷（第39卷出版于1963年），收载文献4285篇，约1500万字。翻译出版《列宁全集》的第一次大会战开始于中央编译局成功翻译《斯大林全集》第1卷（共13卷）之际，但最初工作进度较缓。1956年，在中央作出加快马列著作翻译的指示下，中央编译局制定了一个五年工作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列宁全集》38卷到1962年译完，60年代末出版完毕。但是，当时人民学习马列著作的热情十分高涨，这个计划却不能满足学习者的需求，一些六七十岁的革命前辈说，他们革了一辈子的命，如果连中国自己出版的《列宁全集》都看不到，真是遗憾。因此，中央编译局先后两次修改工作计划，最终决定《列宁全集》中文版在1959年全部完成，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此时，还有31卷尚未出版，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志者，事竟成。中央编译局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经过夜以继日的共同努力，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全部译校任务。1958年译校出版9卷，1959年1—9月译校出版22卷，其中，有两个月每月出版6卷，终于在国庆十周年之际，将沉甸甸的38卷《列宁全集》中文1版送到了读者手中，创造了世界编译史上的奇迹，充分展示了集体翻译的力量。
世界上收载列宁文献最丰富的版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列宁全集》中文1版已经不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一方面，其翻译的母本，即20世纪40—50年代编辑出版的《列宁全集》俄文4版本身存在收文不全尤其是相当多的十月革命后的文献没有收入，对列宁文献的编辑处理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等缺陷；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指导，没被收入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文献将成为极其宝贵的资料。1982年5月，中央讨论了中央编译局在年初提交的关于编译新版《列宁全集》的报告，正式决定出版《列宁全集》中文2版，共60卷，计划于1990年出齐。
　　其实，早在1957年，中央编译局就开始了筹划编译新版《列宁全集》的工作。首先，对苏联时期先后出版的《列宁全集》5个俄文版本、40卷《列宁文集》以及其他国家出版的同类全集，作了深入细致的对比、分析和研究，确定了不照搬照译的编辑方针。其次，组织编译局人员及全国17所高等院校的俄语教师收集、考证和翻译了《列宁全集》中文1版未曾收入的列宁文献，出版17卷《列宁文稿》，为编译《列宁全集》中文2版做了充分准备。此外，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也早在那时开展，例如，对列宁著作中的2万多个专有名词和译名进行统一、对2000多处引用的各种历史和文学典故作出考证、确定合乎规范的切近原意的统一译法……如今，在中央编译局马列部的资料室里，还保存着当时为规范和统一译名而制作的20万张卡片。
　　《列宁全集》中文2版是在55卷本俄文5版的基础上，经过中央编译局大量的校订、勘误和增删自行编辑的。全集共分60卷，比俄文5版多5卷。1984年10月，前4卷出版发行，此后每年出版7—11卷不等，至1990年12月，全部60卷如期出版，收载列宁文献9289篇，比中文1版多5009篇，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收载列宁文献最丰富的版本。
　　《列宁全集》中文2版，从筹备到校译，从出版到全部出齐，历时15年之久，如果再加上1996年完成的3卷索引和1卷补遗，则前后长达21年。这次大会战的成果创造出了中国百年编译事业史上的精品之作，《列宁全集》中文2版不仅在文献的总量上为世界之最，而且在译文的质量上也堪称上乘。党中央对《列宁全集》中文2版的编译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199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列宁全集》中文2版的出版发行“是我国政治生活和党的建设中的大事”。

高超的学术水准与明晰的中国风格
——《列宁全集》中文2版的编译特点
兆禾

　　如果从1975年开始编译《列宁全集》中文2版算起，及至1990年60卷全部出齐，历时15余载。中国马克思主义翻译家缔结的这项编译硕果在《列宁全集》编译史上独具特色，体现了超越既往的编译特点。尽管这套编译巨制吸收了俄文5版的科学成果和编辑优点，但是其体现的学术水准和中国风格还是相当明显的。

反映列宁思想遗产的全貌

　　从学术水准方面看，《列宁全集》中文2版几乎反映了列宁思想遗产的全貌，重新校订的译文更为准确，其中的参考资料力求齐备和详实。

　　《列宁全集》中文2版收入文献9289篇，总计2998万字，分为著作卷（第1－43卷）、书信卷（第44－53卷）、笔记卷（第54－60卷），附有“总目录”、“主题索引”、“中俄文版页码对照”三个索引卷，所收文献之翔实堪称世界之最。较之《列宁全集》中文1版，中文2版新增文献21卷；较之俄文5版，中文2版增收了其未收入的文献以及后来新发现的文献约有5卷内容，其中包括文章、讲话、决议草案、指示、书信、电报、提纲和笔记等，很多文献都写于十月革命之后，涵盖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法制建设、科学文化、对外关系、国际共运等诸多方面，表现了列宁从俄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创造性探索。

　　《列宁全集》中文2版对译文的重新校订值得称道。中文2版的文字校勘依据俄文5版的校勘成果，但不拘泥于此，有些文献的收录选择更完整的原始版本。中文2版依据相应的文本译校列宁用英文、德文等写作的篇什，有些译文的改动近乎重译，重新译校的译文中的许多译例堪称经典。中文2版译文的修订量很大，仅第1卷中属于意思改动的就有八九十处，其他卷次同样有不少实质性的修改。在统一译名方面，对一部长达60卷的鸿篇巨制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中文2版的编译者不畏艰辛，在初译或初校、定稿、审稿各道工序严把译名统一关，他们怀着高度的责任感，使译文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为研究列宁思想提供了精确可靠的译文。

　　《列宁全集》中文2版参考资料的篇幅比中文1版扩大几倍，各卷均增加了人名索引和文献索引，编写了前言、注释和年表，提供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在当时的公开出版物中难以找到的，同时本着科学求实的精神摒除了俄文5版中某些政治化内容。中文2版的编译者还编写了卷末注释和人名小传，突出资料性，注重客观准确，纠正了俄文5版中的一些片面提法和错误，增加了相当一部分成语典故注释。

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研究需要

　　从中国风格方面看，《列宁全集》中文2版的编排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研究需要，译文尽可能符合汉语规范，同时收录了我国早期翻译出版列宁著作的珍贵书影。

　　《列宁全集》中文2版的编排尽可能符合中国读者的习惯和需要，在各卷目录和正文第一个标题下面标出日期，每卷的书脊上都标明该卷类别和起迄年月，便于读者检索。著作卷按时间顺序排列，具有明显的连贯性；书信卷既照顾到时间顺序，也照顾到一定的分类；笔记卷篇幅较大，置于整版之末，层次清楚。值得提及的是，中文2版按中国习惯设立附录部分，把俄文5版的“准备材料”与“附录”结合起来，并对个别收录原则作了调整。

　　《列宁全集》中文2版从封面装帧、版式字体、插图安排和校对，一直到纸张材料的选用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新的考虑和新的整体设计。改变过去的习惯做法, 左边标篇名, 右边标章节名。改进了俄文5版中不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文献标题，使标题更为明确、醒目且具有实质性，使之更符合文献的内容。

　　《列宁全集》中文2版收载了53页我国早期翻译出版的列宁著作的书影插图，体现了中文版的鲜明特色。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发表和出版的列宁著作的译本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这些早期珍本是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旧书店中广泛收集到的。这些图片生动地说明了列宁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反映了列宁思想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综上可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具有鲜明的编译特点，高超的学术水准与明晰的中国风格使之成为我国百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史上的力作，不仅为中国广大读者所欢迎，而且也得到了包括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在内的国际学界的肯定。《列宁全集》中文2版因这些特点而具备了稳定性，详实的内容使之成为国际学界研究列宁思想的文献资源，独特的风格则有助于中国学者解读列宁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列宁著述之译介源流及特点略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列宁著作
天心

　　列宁思想和著述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煌煌百年历史见证了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列宁思想，特别是其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部分，列宁著述的翻译和传播成为中国革命者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媒介，更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武器。列宁著述中译本从最初译文的稚拙拗口到如今的成熟顺畅，从最初译介的零散局部到如今的整体大观，其过程无不渗透着中国革命者与翻译家孜孜以求的精神与信念。

　　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为标题，简要报道了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消息；次日，该报又以“俄国大政变之情形”为题，对革命经过做了较为详细的报道，其中提到了列宁及其几项主张。《时事新报》、《顺天时报》等其他国内报纸也迅速报道了这个消息。很快，介绍俄国革命领导者列宁的生平事业的文章也相继在《东方》杂志、《劳动》月刊、《晨报》副刊等杂志载出。在革命风潮的影响下，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一批新文化运动战士开始翻译发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1919年9月1日，在张东荪主编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创刊号上，刊载了列宁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题目译为《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李宁著。译者为金侣琴。文章自英文转译，用文言文译出。这是中国最早发表的列宁文献中译文。同年12月15日，郑振铎节译了该文，以《俄罗斯之政党》为名刊登在《新中国》杂志第1卷第8号上。这篇写于1917年4月的文章虽然不是列宁最重要的著述，但它阐述了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政党政治的局面，紧扣中国当时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民主的政治主题。

　　随着对列宁主义学说的更多译介，一批敏锐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在各种“主义”中大浪淘沙，找到了金子般永恒真理，开始自觉地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提供理论准备。1920年起，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和《共产党》月刊成为宣传列宁学说、译介列宁的著述的重要载体。例如署名为震瀛译《民族自决》，即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节译文章，刊载于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第8卷3号；署名为震寰译《俄罗斯的新问题》，即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刊载于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第1号；《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条件》，即《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刊载于1921年4月7日《共产党》第1卷3号……

　　值得一提的是，在1921年5月7日《共产党》第1卷4号上，刊载了署名“P.生”节译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的两节），这是这部列宁重要著作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译者即是沈雁冰。此外，在其他一些报纸杂志上也发表了列宁的文献。如《曙光》、《觉悟》、《向导》、《布尔什维克》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17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我国报刊发表的列宁著述中译文有13篇之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新中国建立前，我国对列宁著述的翻译与出版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出版和传播列宁著作。1921年9月，党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当时确定的出版计划有“列宁全书”14种，包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由于革命斗争和条件恶劣，最终只出版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讨论进行计划书》、《伟大的创举》和《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4本。1925年，为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新青年》杂志出版“列宁号”专刊，译载了《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等列宁的重要著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时期，虽然战斗频繁，物质条件艰难，但党中央仍然有计划地出版和发表《国家与革命》、《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等列宁的多种著作中译本和译文。延安时期，党中央成立了马列学院，下设马列著作编译部，把来到延安的优秀翻译工作者组织起来，系统地从事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这时列宁著作翻译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极大进步。特别是18卷《列宁选集》的刊印，成为我国最早出版的列宁著作多卷集。

　　第二，译介内容丰富，重要著作均出中译本。在建党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先进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列宁著作的选取主要是十月革命前后准备阶段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著作，大多是为了时政的需要而摘译发表。1924年后，对列宁著述内容的的翻译发生转向，即“从翻译发表零散著述转向翻译主要著作，从翻译发表部分译文转向翻译出版完整的中译文图书。”列宁的重要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1－6节由李春蕃根据英译本转译，于1924年5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载，题为《帝国主义》；1925年印成单行本，书名为《帝国主义浅说》。1926年1月，上海《中国青年》第110、111期连载由子云译、题为《列宁主义的革命战术》文章，这是列宁的另一重要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最后一章。1927年，上海浦江书店（中国共产党秘密出版机构）出版了该著作的全译本，名为《左派幼稚病》。从1927年1月5日起，汕头《岭东民国日报》副刊《革命》开始连载由李春蕃翻译的《国家与革命》；同年，浦江书店刊印该书全译本，书名改为《国家论》，译者署名“江一之”。

　　据现有资料统计，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出版列宁著作中译本142种，报刊发表中译文献97篇，列宁的重要著作都有中译本，有些主要著作还有多种版本，这些译本为新中国成立后成系统、成规模地编译列宁著作，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