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思想的历程》，旨在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历程及其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巨大影响，从一个侧面展示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丰功伟绩，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风雨历程，讴歌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翻译家、理论家的崇高精神。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分为两个时期，即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
（一）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894年甲午海战中，中国败给日本；1898年戊戌变法中，维新派败给保守派。中国向何处去？为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很多有识之士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思潮。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中国的。
1899年2月到4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续刊载了一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章《大同学》，它是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文章在中国的刊物中首次提到“马克思”、“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及《共产党宣言》的一段文字。文章写道：“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这里说马克思是英国人有误，因为马克思是德国人，只是长期生活在英国罢了。在同年出版的《大同学》一书的第八章，恩格斯的名字也被提及。书中写道：“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二曰恩格思（即恩格斯。——引者注）。”
第一个较为系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中国人要算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孙中山1896年伦敦蒙难之后在英国留居近一年，其间，常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里，孙中山读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他影响深远。宋庆龄在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道：“就在这一海外活动时期，孙中山根据他当时的理解，制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清末流亡日本的中国进步思想家、革命者和留学生，开始向国内翻译、介绍马克思的思想。
1902年9月15日，梁启超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学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介绍进化论和社会学思想，并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
1903年2月15日，由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杂志《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上，发表了革命派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文章写道：“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同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民报》第2号刊载了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署名势伸。文章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和《资本论》的大致要点。由于朱执信的这些贡献，他被毛泽东称赞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拓荒者”。
资产阶级革命派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也先后在《民报》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及共产主义运动。1906年，宋教仁署名勥斋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
1907年，世界社出版了《近世界六十名人》一书，书中刊登了马克思于1875年在英国伦敦拍摄的照片。
无政府主义派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认为《共产党宣言》是西方流行的社会主义入门书，不得不研究。于是有关《共产党宣言》的文章便不断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杂志《天义报》上。比如1908年3月15日，刊载了刘师培署名申叔写的《〈共产党宣言〉序》。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共产党宣言》作译序。
中国社会党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有一定联系。1912年6月2日，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杂志第2期发表了煮尘重治作、势伸译述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文章对马克思的生平、《共产党宣言》（译为《共产主义宣言》）作了介绍。
到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的名字、学说、生平和肖像都已传入中国。然而，这时，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有识之士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革命的思想，而只是把它作为众多西方思潮中的一种来传播。
（二）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是由自发翻译介绍到自觉研究介绍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李大钊。1917年冬，李大钊应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图书馆大量扩充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1918年，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在第16号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最后几段文字，包括十大纲领全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译者是成舍我（署名舍）。他还在1919年5月、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6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的第五、六部分介绍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思想。该文在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 1920年初，在李大钊主持下，北大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在景山脚下的北京大学二院开辟了几间活动室，取名“亢慕义斋”，意为“共产主义小屋”，经常在这里开展学习活动。据罗章龙回忆，研究会还成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德、法文三个翻译组，德文组曾译过《共产党宣言》。
五四时期，除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陈启修等外，在上海、天津、广东、湖南、武汉、济南等地也有一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中有李达、李汉俊、杨匏安、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陈潭秋、董必武、王尽美、邓恩铭、周恩来、马骏、郭隆真等。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传播占有特殊的地位。《共产党宣言》的片段文字很早就为人所知，但直到五四运动爆发，还始终没有《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人是陈望道。
在陈独秀等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终于在上海问世。它的出版与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初期活动直接联系在一起，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二、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传播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建党初期、土地革命时期以及延安时期；两条战线，即党内马克思主义传播战线和党外战线。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开始有领导、有计划地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由李达任负责人。李达拟订了出版计划，包括翻译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等等。但由于物质条件匮乏，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全部完成，1922年出版了十多种书，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论入门》，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伟大的创举》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加注重到苏俄取经。这些留苏学生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翻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等。这些都对中国革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还在国内积极培养理论人才。1922年10月，上海大学成立，它是由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建而成的，是以共产党人为主要骨干的一所新型革命学校。在校任教的教师，不仅包括国内有名望的人物，如朱自清、叶圣陶、周建人、施存统、沈雁冰、田汉、朱光潜等，还有很多党的早期领导人。在这里，他们积极讲授马克思主义。如蔡和森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恽代英讲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张太雷讲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邓中夏讲工人运动史。
正是在上海大学的师生中，涌现出一批马克思主义翻译家、理论家。如柯柏年，原名李春蕃。1923年，他翻译和发表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前六章，因此被沪江大学开除。不久，在瞿秋白和张太雷的帮助下，他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成长为我们党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1925年他在广东故乡翻译了《哥达纲领批判》，自己出钱署名马丽英在上海出版。抗日战争爆发后，柯柏年辗转到延安，成为延安马列学院翻译部的中坚力量，译校了许多马列经典著作，其中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法兰西阶级斗争》、《拿破仑第三政变论》、《马恩通信集》以及《列宁选集》中的许多著作。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的理论贡献更大，我们今天传唱的《国际歌》就是他翻译的。1923年，瞿秋白负责编辑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译介了大量列宁著作，热情地传播列宁主义。在上海大学期间，他还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瞿秋白一生留下了多达500余万字的译作、著作和文章，主题大都集中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苏联社会的介绍和研究上。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起过积极作用。在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当中，大部分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如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政治部秘书兼教官聂荣臻以及政治教官恽代英、肖楚女等。黄埔军校政治课程中，有帝国主义论、政治学概论、俄国共产主义研究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第一次高潮，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极大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但不幸的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马克思主义传播也遇到空前的困难。
（二）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队伍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开始了艰难的土地革命。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分成两条战线，一条是党内战线，一条是党外战线。
红军到瑞金以后，为更好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采取了几种形式。一是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下面成立了编印部，负责编辑、印刷革命的理论书籍。二是用传统技术印制这些书籍，如用石印、油印、手刻，也包括一些铅印进行印刷，纸张缺乏，就用地方的土造纸，印刷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十月革命》、《社会主义的浅说》、《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苏维埃》等等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
这一时期，我们党的翻译家吴亮平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吴亮平，笔名吴黎平，当时翻译了《反杜林论》等。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多次邀请他，研究《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探讨当时的革命实际问题。毛泽东还曾以“大禹治水之功”来比喻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的功劳。到延安以后，他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的中坚力量。
正是通过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写作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才溪乡调查》、《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
党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不仅在革命根据地发展着，在国民党统治区也艰难地进行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党的出版机构上海书店被迫转入地下，1929年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华兴书局成立，克服重重困难，出版了大量马列经典著作和介绍苏联革命的书籍。今天，在中央编译局图书馆还保存着一份1930年出版的《上海华兴书局图书目录》，其中包括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05至1907年俄国革命史》、《国家与革命》。
华岗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翻译家和革命家。他长期担任党、团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解放后曾担任山东大学校长。他把毕生精力用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著述颇丰。最著名的就是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二个中文译本。该译本首次采用了英汉对照的形式，并收入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德文版序言，用语更加准确，文字更加流畅。
华兴书局影响广泛，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1年2月被查封。随后，我们党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启阳书店”、“春阳书店”等，继续秘密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书籍。
为躲过国民党的查禁，这些革命书籍采取了伪装书的形式。华岗译本《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就采用了各种伪装的形式，有的只用“宣言”两个字作为书名，有的则以《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个书名来出版。
我们党还团结、领导了一大批进步的出版机构。我们熟知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就是由三家具有革命性质的出版社合并而成的。
生活书店于1932年7月在上海成立，创办者是邹韬奋。1935年，邹韬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成为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之一，因遭国民党当局迫害，不得不出走香港。临行前，他把重担交给了在生活书店做《世界知识》杂志主编的张仲实，让他担任总编辑。张仲实是我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出版家，曾与杨尚昆、张闻天、伍修权等人一起在苏联留学，到延安后，成为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解放后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在主持生活书店工作后，张仲实有计划地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其中包括以“世界名著译丛”名义出版的马列经典著作。他自己也翻译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等大量革命书籍。
新知书店于1935年8月在上海创办，从一开始就是受地下党领导的，经理徐雪寒是中共地下党员。1940年，新知书店内迁武汉后，以“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了大量马列著作。这些书稿由延安负责编辑，编好后秘密交给徐雪寒在武汉出版。所以，武汉“中国出版社”几乎能够与延安解放社同时出版同一本马列著作。
读书生活出版社于1936年底在上海成立，由李公朴、柳湜、艾思奇、黄洛峰等人创办，它最早出版的《哲学讲话》，即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8年10月26日，为了集中力量加强出版工作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香港合并，正式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党中央对三联书店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三联书店过去在国统区以及香港，都负起了革命出版的责任，为宣传马列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有很多进步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方面，“左联”贡献最为突出。
“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20世纪30年代以鲁迅为旗手而创立的，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这一时期，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和宣传。1930年，鲁迅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1932年，瞿秋白将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论述文艺的信件，整理编译成《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此外，李达、许德珩、杜国庠、李一氓、陈望道、冯雪峰等人都为无产阶级文艺和社会科学理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一时期，通过各种左翼力量的共同努力，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有113种之多，而且他们还十分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真理。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无数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不畏艰难、前仆后继。最典型的就是《资本论》的翻译出版。
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等就曾撰文介绍过《资本论》的基本观点。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读者都没能看到这部宏篇巨著的全貌。全文翻译《资本论》成为许多革命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夙愿，这其中就包括郭沫若。
郭沫若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抱定了全文翻译《资本论》的决心。1924年回国后不久，他在上海制订了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五年计划”。由于当时的出版社不愿承担出版《资本论》的风险，郭沫若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但他在20世纪30年代陆续完成了一批马恩著作的翻译工作，如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等。
在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人是陈启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易名陈豹隐，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经济学，开始根据德文版并参照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日文译本翻译《资本论》。1930年3月，陈启修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陈启修原计划分10册出版，但在当时艰难的条件下只出版了第1分册。
早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留学苏联的潘冬舟见《资本论》出了第1分册后没了下文，便决定翻译它。精通六国语言的潘冬舟翻译速度很快，先后译出《资本论》第1卷的第2、3、4篇，分为两册，于1932年和1933年由北平东亚书店出版。不幸的是，1934年底由于叛徒出卖，潘冬舟被捕，1935年牺牲。《资本论》的翻译再次中断。
侯外庐和王思华是《资本论》第1卷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1932年9月，他们翻译完成了《资本论》第1卷的上册，由生活书店以“北京国际学社”的名义出版。1936年6月，他们又以“世界名著译丛”的名义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上、中、下册的合译本。候外庐署名为“玉枢”，王思华署名为“右铭”。
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的另一个译本，译校者是吴半农和千家驹。本来，商务印书馆计划将这部著作的3卷全部推出，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制，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郭大力和王亚南，是第一次完成《资本论》3卷本翻译的人。他们最终于1938年完成了《资本论》全部3卷的翻译工作，交付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8—9月，这部巨著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1960—1974年，中央编译局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重新译校《资本论》3卷，后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25卷；20世纪90年代，中央编译局再次对第1版译文进行修订，于2003年推出《资本论》最新译本，后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46卷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7卷中。
从1930年陈启修最初译本的问世，到2003年最新译本的出版，《资本论》这部科学巨著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历经8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国一大批最优秀的学者为这个宏伟工程呕心沥血、贡献智慧，谱写了一曲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的动人篇章。
（三）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
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学习，经党中央研究决定，于 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马列学院下设两个部，其中一个是编译部，专门负责编译和研究马列主义著作。马列学院院长由当时的中央领导张闻天担任。
张闻天非常重视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调集了许多优秀人才来充实编译部的力量。先后来编译部的有何锡麟、柯柏年、王实味、景林、赵飞克、王学文、张仲实、陈絜等。当时翻译经典著作依据的蓝本主要来自苏联，有俄文、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等版本。
今年97岁高龄的何锡麟回忆说：“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给马列学院的同志批示，‘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在是功德无量’。这给我们很大鼓励。”
从1938年到1942年间，编译部的同志集中翻译修订了的10部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陆续在延安解放社出版，统一冠名“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论丛》、《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资本论提纲》、《哥达纲领批判》、《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编译部还编译了《列宁选集》18卷、《斯大林选集》5卷，以及“抗日战争参考丛书”等。这些书的编译出版，满足了党中央大量培养干部的迫切需要。
除了马列学院之外，中央军委还专门抽调一些懂外文的同志组建了一个翻译处，由曾涌泉领导，集中、系统地翻译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尤其是恩格斯的一系列军事著作。其中，1939年底焦敏之翻译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恩格斯的军事论文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也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等著作。
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为马列研究院，不再设编译部。编译部的翻译人员调整到中宣部，继续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工作。为了加强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1942年《毛泽东给何凯丰的信》曾设想把原来的马列学院编译部与中央军委翻译处合并，组成一个大的翻译部。但是，由于形势所迫，这一计划没有实现，1943年成立了编译校阅委员会，负责经典著作编译工作。
当时在延安流传的马列著作，除了在延安本地翻译出版的外，还有来自于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图书。李立三、陈昌浩、张锡畴、谢唯真等中国同志都曾在该出版局中文编译部从事翻译工作。194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问世100周年，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共产党宣言》。1949年11月，解放社翻印了这一版本。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翻译出版马列主义著作的工作，从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三、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的传播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从1949年到197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二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
（一）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创造了有利条件。1949年中央宣传部成立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不久，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央俄文编译局”。1953年1月29日，毛泽东亲自批示，将中央俄文编译局与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由中央直接领导，任务是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毛泽东对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十分重视，他专门为中央编译局创办的《学习译丛》题写了刊名，并赠送编译局8000余册俄文图书，这成为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的奠基馆藏。
党中央还派跟随毛泽东多年的俄文翻译师哲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任命原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主任姜椿芳担任副局长，同时任副局长的还有著名的革命家、翻译家陈昌浩。1954年，曾在延安主持党的翻译工作的张仲实调到中央编译局，担任副局长。在中央的支持下，很多优秀人才来到编译局，其中既有学养深厚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也有从各个大学分配来的年轻的翻译工作者。
中央编译局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
1955年，苏联开始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共出版5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影响很大，被译成多种文字。1956年，民主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出版了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3卷。1955年，我国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主要依据的是苏联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同时参考了德文版。经过全体翻译人员的共同努力，在苏联专家图尔钦斯的热情帮助下，1956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便与读者见面了。1966年文革前，共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
1955年，《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也开始翻译，它是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翻译的。1956年，中央指示要加快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为此，编译局先后两次修改计划，最后决定到1959年10月1日，编译出版《列宁全集》38卷，向国庆10周年献礼。经过同志们的紧张工作，在国庆10周年之际，全部38卷《列宁全集》便送到了读者手里。几年之后，又翻译了《列宁全集》补卷。这样，《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39卷出齐。《列宁全集》翻译速度之快令人惊奇。这在我国的编译出版史上是空前的创举。
1960年，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央编译局以《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为基础，选编出版了《列宁选集》4卷本。
《斯大林全集》共13卷，从1953开始，至1958年译完出齐。
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受到严重冲击，一度陷于停滞状态。甚至连1966年已经编选完成的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也未能发行。
1970年8月下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这几年要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周恩来抓住这个时机，决定先从整顿和恢复图书出版入手，挽救当时的危局。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1971年3月15日至7月29日，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强调做好马列著作出版工作。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辑并校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和《列宁选集》4卷本，在1972年一年内全部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卷也相继出版。
197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出齐了正卷39卷。从1977年开始，中央编译局又对苏联新增补出版的1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进行了翻译，1985年12月完成。至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终于全部出齐，约3200万字，收入了2000多篇著作、4000多封书信以及400多份文献资料。
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列宁全集》39卷、《斯大林全集》13卷，这三大全集的编译出版，耗时30余载，历经曲折艰辛。它们是党中央高度重视的结果，是几代翻译工作者呕心沥血、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结晶。这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文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
三大全集的编译工作是集体创造、分工合作的结果。除了中央编译局外，其他单位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央军委成立了专门的翻译部门，军事科学院的有关专家翻译的经典作家的军事著作，构成三大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也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翻译工作。同时，翻译过程中还参考了郭沫若、郭大力、王亚南等前辈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和贺麟、季羡林等学者过去的译本，如贺麟翻译的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一般批判》（1955）以及《马克思博士论文》（1961），季羡林翻译的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他曾与曹葆华共同翻译的《马克思论印度》等，熊伟翻译的马克思的《德国农民问题》。
很多著名学者还直接参与了中央编译局译本的审校工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在中央编译局完成初译稿后，曾请北京大学哲学系帮助审阅，郑昕、宗白华和洪谦教授对译稿提了意见，熊伟和芮沐教授根据德文校阅了译稿。熊伟还花了不少时间研读马克思引用的著作，并进行核对修改，使译文更加符合原意，也更加传神。
有些译校稿出来后，还送给叶圣陶、吕叔湘、朱文叔、陆志韦、王力等国内著名汉语学者，从语法修辞角度进行加工。在中央编译局的档案里，至今还保存着叶圣陶等人修改的书稿清样。他们的工作给译文增色不少。
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列著作还被作为蓝本，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和盲文。1975年，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用蒙、藏、维、哈、朝5种民族文字翻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经典著作。
此外，为满足部分特殊群体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需要，盲文出版社出版了盲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著作。
全国解放以后，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普及工作也大大加强。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干部要学习12本书，称为“干部必读”。1949年6月至1950年上半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套干部必读书，印数达到300万册。
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国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课程，编写了一系列新教材。特别是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组建，在中国高等学校开创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先河。到1956年，《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教学大纲，在全国出版发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为适应形势的需要，198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选编出版了一套4卷本的《马列著作选读》。全书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4个分册，共125万字，是从数千万字的马恩列斯全部中文译本中精选出来的。中央编译局选编了大量的专题文集。例如，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编译出版了《列宁论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农业若干问题的部分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合作社》等专题文集。在大量编辑出版专题文集的同时，系统全面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进入一个新时期。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出版后，从1977—1990年，中央编译局还以《列宁文集》俄文版为基础，陆续编译出版了《列宁文稿》共17卷，这为编译《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做了充分准备。
1982年5月，党中央做出编译《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决定。中央编译局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工作。《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不是简单地依据俄文翻译过来，而是在进行了大量的校订、勘误和增删的基础上自行编辑的。编译工作者核对了俄文《列宁全集》第4版和第5版文本的异同，对每一个字母和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调查了英、法、德、日和塞文等各种版本。对《全集》所涉及的人名、地名、报刊名、组织机构名都做了调查。人名一直查到笔名、化名、绰号，例如，仅列宁的名字即达148个之多，这些调查成果都被吸收到第2版中。除了著作正文根据俄文版校译外，其余的前言、注释、人名索引、主题索引、年表都是自己编写的。仅在翻译《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时，为了翻译的规范和统一，制作的译名卡片就多达20万张。此外，翻译人员还对列宁著作中出现的两万多个专有名词和大量译名、引用过的各种历史典故和文学典故做了考证，统一译法，编写出版了140多万字的《列宁著作资料汇编》和约50万字的《列宁著作典故》，并先后编发了近100期的《译名通报》。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共60卷，篇幅较上一版扩大一倍，收载的列宁文献近万件，是目前世界上收载列宁文献最多的版本。《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从着手准备，到进行校译、开始出版，再到全部出齐，历时15年之久。如果再加上1996年完成的3卷索引和1卷补遗，则前后长达21年。
1986年5月，经充分酝酿，中央编译局向中央提交了《关于重新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请示》，同年7月，中央批复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设计70卷，包含著作、资本论及其手稿、书信等4个部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和发表时所使用的文字来编译和校订每一篇文献，以保证准确反映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原意和风格，所依据的主要是MEGA版，也就是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MEGA”是德文“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的简写形式，译成中文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它分为两个版本，即MEGA1和MEGA2。主持编辑MEGA1的是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维德·梁赞诺夫。1927年，MEGA1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册问世，它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还早出版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MEGA1工作终止，总共出版了14卷、16分册。MEGA2于1975年启动，到1990年为止，一共出版了37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苏东剧变，原苏联和民主德国的马列研究院被迫关闭，MEGA2的编辑工作一度陷入困境。后经整合力量，荷兰皇家科学院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史和政治史档案馆、特里尔马克思故居、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四家联合成立“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继续推动MEGA2的编辑出版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有德国、俄罗斯、中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学者。
我国的马恩著作翻译专家也被邀请参加了MEGA2的编辑团队，中央编译局原局长韦建桦担任了MEGA2国际编辑委员会委员，著名翻译家周亮勋担任了MEGA2的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
MEGA2共计划114卷，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已经有58卷出版。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就是以MEGA2为蓝本编辑的，1995年，首批卷次出版，至今已经出版21卷。
进入21世纪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新形势、新任务，2004年1月，中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程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重新审核和修订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的译文。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出版周期很长，为适应社会需求，中央编译局从马恩著作当中精选了最重要的文献，先行编译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同时还编辑了《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这两部文集于2009年底编辑出版。
在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经典著作基本观点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做到“四个分清”，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提出的根本要求。
中央编译局牵头承担了这项任务，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国防大学和军事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200余人参与其中。这项任务的18个子课题，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目前，业已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丛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丛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丛书》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发表了数百篇有分量的学术文章。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集、选集以及大量的经典著作的单行本和专题文集，形成了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马克思主义典藏。随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还形成了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近代以来乃至数千年文明史上最巨大的变化。
我们应当永远感激和铭记那些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才华、甚至奉献了生命的翻译家和理论家。他们的编译研究成果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科学的方法指导。作为新一代的理论工作者，我们应当把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翻译家、理论家的崇高精神继承下来，传承下去，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火炬代代相传，以更精深、更丰富的编译研究成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源头活水。
（本文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杨金海执笔，文章吸收了《思想的历程》撰稿组成员冯雷、张文红、郭伟伟、李百玲、姚颖、庄俊举的成果，同时吸收了本片被采访专家、中央编译局专家提供的思想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