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斌

全球化时代及其新的特征

在浩若烟海的有关全球化的国内外文献中，全球化概念的时间跨度有被拉得越来越长的趋势。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等人合写的《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一书就是这种观点中的一个典型。该书按时间跨度把全球化划分为“前现代的全球化”（大约开始于９０００－１１０００年前）、“现代早期的全球化”（大约在１５００――１８５０年间）、“现代的全球化”（大约在１８５０――１９４５年间）、“当代的全球化”（１９４５年以来）４个阶段。这种把全球化的时间跨度一直追溯到史前时期的定义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全球化这个使得全球“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流动和联系的广度、强度以及速度方面”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的特殊时代的新时代特征。不过，戴维·赫尔德这里的有关全球联系的“广度、强度和速度”的理论，却为走出他的理论局限，找到全球化时代的独特特征，提供了某种重要的启示。

全球交往的速度在不断加快

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人类有了火车和轮船，交往的速度大大加快。１８２５年９月２７日，由英国发明家斯蒂芬孙设计并制造的世界上第一台商用蒸汽机车，牵引３０余节车厢（４５０名旅客乘坐），从达灵顿驶到斯托克顿，铁路运输事业从此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交往是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航海业的出现才出现的。１８９７年，美国的Ｒ·富尔顿建成第一艘采用明轮推进的蒸汽机船“克莱蒙脱”号，时速约为８公里／小时。１８９４年，英国帕森斯制造的汽轮机快艇在泰吾士河上试航成功，时速为６０公里／小时。１９５４年，美国建造的核潜艇航速为３３公里／小时。

１９０９年，美国陆军装备了第一架军用飞机，机上装有一台３０马力的发动机，最大时速６８公里／小时。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军用飞机在法、德、英等国迅速发展，远远超过了美国。二战中后期，歼击机时速已达７５０公里／小时。美国的ＳＲ－７１和前苏联的米格－２５Ｐ高空侦察机速度为３倍音速。

世纪交替之际的光纤和数码传输技术高速度发展。２０００年时，跨越大西洋的光纤电缆传输容量接近每秒１１００亿位元，而１９９３年时大约只有每秒５０亿位元。最新一项研究显示，分子电子学是克服在硅晶片上增加密度的物理限制的可能出路，能引导电脑进入比奔腾微处理器快１０００亿倍的时代。这项技术在１０年之内就可以进入操作阶段。

这样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反映全球交往速度的一览表：

各种洲际交往工具的速度

工具名称 速度 时间

手动船 ２－５公里／小时 １９世纪前

蒸汽船 ５０－８０公里／小时 １９世纪中

飞机 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小时 ２０世纪中

巡航导弹 ７０００米／秒 ２０世纪中

数码传输 １１００亿位元／秒 ２０００年

这就是说，人类的交往速度主要经过了五个阶段：（１），帆船阶段（２－５公里）（２），汽船与火车阶段（５０－８０公里／小时）；（３），飞机阶段（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小时）；（４）洲际导弹阶段（２５２００公里／小时，即７０００米／秒）；（５），因特网时代（１１００亿位元／秒）。

全球联系和交往的密度和广度都在发生质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１９３９年，政府间国际组织只有８０个，而到了８０年代末已经达到４０００多个。而非政府国际组织数量则更多，其中绝大多数是 ５０年代以后建立的，因此有人称１９世纪是国际会议的世纪，２０世纪是国际组织的世纪。在数量众多的国际组织中，规模最大的是联合国，其成员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各种专门组织绝大多数都拥有１００多个成员国。联合国与１８个专门性的政府间组织机构建立了密切的、非隶属的关系，其中１６个被称为联合国专门机构。联合国还给予１／６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以协商地位，并有１２％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与欧洲共同体有密切关系。这样，许多国际组织在信息和业务方面都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网络。

另外全球的经济和贸易往来在进入８０年代以来更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据UNCTAD的资料显示，1998年全球受到调查的53000家大公司在国外开设了450000家分支机构，国外机构是国内机构数量的8.49倍。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吸引力逐渐增强，而且，发展中国家在国外发展跨国公司的规模也越来越大。8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自己有3800家跨国公司，到90年代中期，发展为7600家，正好翻了一番。在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被恐怖分子袭击的美国世贸大厦中，几乎全球都有商务人员在那里办公，其中仅中国公司就有１４家。这充分说明了全球联系与交往的密度和强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全球化时代的新特点

从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人类的全球性交往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了临界点，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高速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称这个时代为全球化时代。具体地说，我们把全球化时代的时间跨度限定在１９８９年这个使得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的重要年代以降，即冷战结束以后。这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空前变化的新时代。具体说来，这个时代有着如下的新特点。

知识经济取代资源经济。

知识经济指的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它指的是与以资源为基础的资源经济相对立的经济形式。我们知道，中国在短短２０年改革中，全面地经历了从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具体地说，前１０年完成了资源经济的飞速发展，后１０年开启了知识经济的快车道。在中国改革的前１０年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中国的资源优势，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进入９０年代以来，原来利用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地区和城市，一般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中国进入了艰难的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这一调整过程至少推迟了２０到３０年。美国５０年代以资源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工业部门从业人数比例开始下降，到７０年代降至２５％。与此同时，以高科技产业为主要特征的信息产业的从业人数则大幅度上升，到８０年代后期占到全部从业人数的５０％，基本完成了从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的结构调整。

全球市场取代垄断市场。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但是，跨国公司的出现是一件很早的事情。根据大卫·赫尔德等人的考察，“自中世纪以来，跨国公司就以各种形式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因此，真正打破我们所谓国家垄断时代的是１９７８年以来美英两国率先实施了金融自由化和放宽了金融市场管制政策，各国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从此建立起了日益紧密的联系，从而出现了金融全球化。也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政府打开了国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１０年以后，前苏联和东欧解体，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后冷战时期，世界两大对抗阵营从此消失。１９９７年秋，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一项国际协议，主张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为金融市场和服务业开放各国的边界。几个月后，中国政府将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这标志着一个真正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正式开始了。

帝国主义和依附时代彻底终结。

我们知道，从15世纪18世纪中叶，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在南美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建立了帝国。到了１９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世纪已经差不多被瓜分完毕。列宁在列出了列强的殖民地领土一览表后紧接着指出：“我们从这里看得很清楚，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世界是分割‘完毕’了。”这说明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走到了它的顶峰。但是，从1945年开始，非殖民化成了日益迅速发展的运动。尤其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开始解体。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宣布独立，接着是英国的黑非洲殖民地在1956以后纷纷独立；塞浦鲁斯和马尔塔在60年代也获得自由。1971年英国撤出波斯湾，皇家海军也于同年离开新加坡，结束了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存在。在这期间，法属印度支那、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都先后争得了独立。比利时、葡萄牙和荷兰均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放弃了他们的绝大多数海外属地。

这就是说，由于全球交往速度的加快和密度与广度的增强，传统理论中的所谓帝国主义和依附的时代已经进入了它的终点。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帝国主义和依附时代的终结至少有四个必要的条件：一是知识经济取代资源经济。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的主要目的是掠夺别国的资源，当着资源不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的时候，这种掠夺就显示得是多余了。二是世界市场的充分发展。世界市场的充分发展使国家从市场上得到资源的成本远远低于武力掠夺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掠夺也成了不必要的事情。三是全球交往的密度和广度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交流与合作已经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程度。对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攻击，同时都会对其他多个国家造成伤害。四是全球交往的速度达到了国际军事力量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的集结，从而阻止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军事进攻。而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里讲的这四个条件几乎都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同时完成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在这个全球化新时代出现的临界点上，帝国主义和依附的时代已经终结。

合作与对话取代了冷战与对抗。

随着经济全球化、非殖民化和冷战时代的结束，人类进入了一个合作与对话的阶段。在一个全球交往达到相当高水平的时代里，冷战与对抗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国家利益。因此，合作与对话取代冷战与对抗是历史的必然。

全球化时代的新概念框架和多边相互依赖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如下一些相互对应的概念范畴。

前全球化时代 → 全球化时代

现代 → 后现代

传统工业时代 → 信息时代

依赖（依附） → 相互依赖

垄断市场 → 全球市场

强权政治 → 民主政治

单极 → 多极

对抗 → 合作

冷战 → 对话

军事霸权 →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文化霸权 → 文化整合

在以上概念框架中，核心的概念是相互依赖。如前所述，由于全球相互联系网络的“广度、强度和速度以及影响”都在大幅度地增加，使得各联结点（国家、地区或组织）对其他联结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发展到一个临界点后，必然使得国际关系发生一种质的变化，从而使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各政治行为主体都处在一种对等和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之中，任何一个链条出现问题，都意味着其他各个链条都要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这是一种如传统的殖民时代和依附时代完全不同的时代特征。因此，不论是强国还是弱国，都不得不承认这种对等关系，调整自己的国内和国际策略，以便降低发展成本。

在这个问题上，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等人的概念分析框架有两个主要的不足：一是如前所述，他们把全球化的时间跨度拉得过长，以至于混淆和模糊了他们所谓“密集全球化”时代所独有的一些重大特征，尤其是忽视了“相互依赖”在全球交往和联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于国际关系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二是他们把“相互依赖”概念与当下流行的“普世主义”、“趋同”与“一体化”等概念混为一谈，因而没有看到相互依赖现象在未来国际关系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相互依赖”是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教授罗伯特·Ｏ．基欧汉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Ｓ．奈于２０世纪后期共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早在１９７７年，两人就合写了《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多元依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国家安全和军事防务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国与国之间被多种社会和政治关系联结在一起。１９９８年９－１０月号的美国《外交》杂志又发表了两人合写的《信息时代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文，文章对１９７７年的观点作了微妙的修改。例如，作者认为，“我们依然处于信息革命的初期阶段”，因而，“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危机关头，国家安全在外交政策中依然高于其他事务。”但是，两位作者依然认为，在二战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国际交往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建立在多边原则基础上的国际制度，重视信息和市场，不再强调军事敌对。结果使得国家要摆脱这些相互依存模式的成本越来越高。”我们不想在这里对这两位学者的观点的正确如否进行评论，我们只是要说，从上面提出的概念框架来看，这两位作者可能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有可能最深刻地揭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的根本特征。

我们习惯于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依附”这样一些概念来表述冷战以前几百年来的世界格局。但是，随着全球信息化和市场化时代的到来，使用这些概念的时代可能已经于１９８９年冷战的结束而终结。回顾整个世界的解殖民化过程，我们不难看出，那种以掠夺资源和小国依附大国、弱国依附强国为特征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过时：第一，传统的资源经济已经被知识经济所取代；第二，传统的掠夺方式是以高额成本为代价的，其成本可能远远高于这些资源的市场成本；第三，国与国之间的多边联系和相互依赖使得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对等关系变得越来越明显。因此，解殖民化是一个完全自然的世界历史过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相互依赖可能对于今天的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本质意义。

当然，相互依赖并非没有矛盾，更何况我们还只是处于全球化时代的初始阶段。我们正是需要在全球相互依赖的特征和框架内分析目前存在着的（如上述概念框架中所列）各种矛盾和对抗，并据此对这种状况的未来发展走势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用这个框架来分析大英帝国时代的终结，也可以用这个框架来分析海湾战争和其他战争。使用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经济理论来分析大英帝国的终结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大海和大洋曾经阻隔了陆地之间的人类交往。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交往是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航海业的出现才出现的。但是，每小时几十海里的航船速度限制了人类在洲际或陆地之间的这种交往。而恰恰是这种限制，造成了一国对别国的侵略和一国对别国的依附。这就是我们说的帝国主义时代。强国对弱国的侵略和弱国对强国的依附，都是历史的必然产物，而且，正如前面所述，它们也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成为历史。

伊拉克对科威特发动的那场战争的战争成本和战争耻辱可能使伊拉克人永世不忘。据新华网日内瓦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１日专电，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理事会２１日在日内瓦宣布说，伊拉克迄今已经因其入侵科威特支付了１２０亿美元的赔偿，而包括其他国家在内的赔偿则以经达到３５４亿美元，这个结果还不包括伊拉克受到国际制裁以来所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越战的失败对于美国人来说，决不能解释为美国的不够强大，而是美国的决策者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正在取代恃强凌弱的依附时代。

我们的分析还要说明，就今天而言，越是强大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程度可能会越高。以美国经济为例。美国经济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程度比任何国家都要高得多。而美国新总统布什近来的对外政策表明，他并没有意识到美国经济对于世界各国经济的依赖程度。２０年来，美国为其新经济的到来作好了充分的制度准备，但是美国新政府的一系列有损于别国政府的政策（如在核导条约、环保条约以及其他军事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有损于别国利益的一系列政策）却极大地破坏了美国政府的形象，破坏了美国经济的信誉，增加了人们对美国经济的风险和不信任意识，这可能是造成美国经济持续下滑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原因之一。与美国经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于顺应了相互依赖的历史趋势，中国经济却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好势头。总之，从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意义上来解读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现状，或许并非全无道理。

三、全球化时代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

重读经典，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与前所述，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代，伴随着现实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必然发生重大的变化。因此，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概念和范畴都需要进行重新理解。这就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它的建立和发展是受着特定历史条件限制的。它的生命力正在于它能够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可以有新的解读。我们以列宁主义为例。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帝国主义时代产生了列宁主义。在各种理论的冲突和争议中，人们选择了列宁主义，这主要是指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国胜利论”、“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等一系列理论。这种理论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其它一些重要的理论（如全球同时胜利论）的同时，也对马克思的原有理论进行了重大的修正。例如，马克思依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的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的是一种没有常备军，没有警察和警察制度，甚至没有专业官员的政治形式，这就是马克思讲的“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含义。但是，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建立了常备军、警察制度和大批的专业官员，而且强化了这种镇压功能。如果不去重读马克思的经典，我们就不可能发现这种重大的差异，甚至还会以为只有列宁的理解才是正确的，而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倒是不正确的了。因此，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可能恰恰在于它可以随着不同的时代而进行重新解读。

目前理论界一个不好的理论倾向――断裂论

从上面的理论和概念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即人类可能正在走出传统的所谓帝国主义和依附阶段，从而进入一种多边相互依存的和平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理论上走出传统的列宁主义阶段。这应该是“与时俱进”这个概念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学术界有不少人根本不考虑今天的现实变化，不想从传统的理论和概念中走出来。相反，他们不仅死抱住过去的观点不放，甚至认为只有过去的是对的，今天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今天的实践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你要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读今天的现实，或者，如果你试图根据变化了的现实来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理论和学说，这在些人看来，这都是不能允许的。一句冠冕堂皇的话叫做“不要什么都往马克思那里套”。在有关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也反映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把这样一种观点称之为“断裂论”。即在这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中断裂了。这一方面说明有些人在争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和解释权，他们拒绝承认今天的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中国２０年的改革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指导下取得的。因此，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也是非常错误的理论和思潮。

（三）一种值得重视的阅读方法

在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文本中，阿尔都塞的“症瘊解读方法”是我们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方法。当人们建立一种重要理论时，就自然会忽略掉另外一些理论要素，而这些理论要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重要起来。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把一些缺失的东西重新阅读出来。这就是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所谓“症瘊解读方法”的一个实质性内容。后来的塞缪尔·享廷顿更加时确地谈到了这个由哲学史上的著名的“肯定－否定”原理演化而来的、许多人都注意到的一个解读困境。他讲到，如果我们想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那么，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或某种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们同时也“省略了许多事物、歪曲了一些事物，模糊了其他事物。”他接着更明确地写道：

“每一个模式或地图都是一个抽象，而且对于一些目的比另一些目的更有用。一份道路图告诉我们怎样从Ａ点驶到Ｂ点，但如果我们驾驶飞机，它就不是很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想要一份突出飞机场、无线电航空指标、飞行路线和地形的地图。然而，如果没有地图，我们将会迷路。一份地图越详细，就越能充分地反映现实。然而一张过分详细的地图对于许多目的来说并非有用。如果我们想要沿高速公路从一个大城市前往另一个大城市，我们并不需要包括许多与机动运输工具无关的信息地图，因为在这样的地图中，主要的公路被淹没在大量复杂的次要道路中了，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地图令人糊涂。另一方面，一份其中只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地图，可能会排除许多现实，并限制我们发现可供选择的道路的能力，如果这条高速公路被重大的交通事故堵塞的话。”

享廷顿的这些话，非常生动地表述了任何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的局限性。按照阿尔都塞的方法，我们应该在必要时把省略掉了的事实或标记重新阅读出来。例如，当马克思创立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时，他把各种复杂劳动归结为简单劳动，从而提出了“抽象劳动”概念，这就造成了复杂劳动的缺失。甚至我们有一段时间只承认简单劳动，不承认复杂劳动，大谈什么“高贵者最愚蠢，卑贱都最聪明”，因而极力贬低知识分子的劳动。我们今天应该把这种理论的缺失和省略阅读出来，即承认复杂劳动的重要意义，并使其收入合理化和合法化。再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当列宁论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他根据时代的变化和要求，省略掉了马克思关于取消常备军、取消警察制度和取消专职官僚队伍的内容。当我们今天重新阅读这些理论时，我们应该把这些省略掉的东西再现出来，以便根据今天的时代变化，提出今天的理论和概念。

当然，就经典理论而言，不仅存在着地图的省略问题，还会出现因道路位置的改变而不得不改变地图本身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就曾不断地修改他们提出的理论或道路图。目前理论界已经开始正视《共产党宣言》中的七个著名的序言中所反映出来的对他们的理论不断地进行重大修正的范例。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注意一下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间断过对他们的理论和著作的修正和修改。这里可以举出一个突出的例子。恩格斯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这篇篇幅不长的文章中曾经多次简单地提到“消灭私有制”这样的字眼。这些字眼使我们想起数百年前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私有财产是罪恶”、“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之类的极端提法。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后来都把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观点主要地限定在消灭资本主义的特定劳动关系上面。这同一般地讲消灭私有制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后来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