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一时间世界各地出现了《资本论》购买热，《资本论》学习热，国内也出现了运用《资本论》解释国际金融危机的热点话题。但是冷静下来我们却发现，不少国内学者（包括经济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却是片面的。比如有人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简单地归结为“生产过剩论”，甚至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论”。因此，在运用马克思《资本论》来解释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必须首先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否则就会出现错把凯恩斯经济学的“有效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论”当作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并以此来解释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笑话来。

　　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正像他没有系统的阶级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一样。马克思的这些理论都需要研究者根据文本进行认真解读和系统建构，而在解读和建构过程中，由于视角的差异和现实切入点的不同，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涉及到文本研究。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资本论》及其手稿进行了长期而富有成效的文本研究，取得了很多新成果。当然在研究过程中，也伴随着激烈的学术争论。20 世纪80 年代以后，这些成果逐渐被介绍到中国学界，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马克思至少在以下几个层次上对经济危机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在最抽象的层次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不可能根除。这是贯穿于马克思全部经济学的一根主线。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包括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当然是一个理论利器。但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这一高度抽象的层次，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此经济危机还必须在更具体的层次上得到解释。就像一个人从楼上跌落，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用地球引力来解释，至少必须探究这个人是因为自杀从楼上跌落，或是被别人推下楼去的。

　　第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重点论述了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理论，这也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重点阐述的经济危机理论。与生产相对过剩相对应的是“消费不足”。马克思曾说过：“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 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 但马克思也说过相反的话：“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末，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2] 因此，消费或需求不足论是否应成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有机内容，这一点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史上一直是有争论的。

　　第三，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重点论述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失调而出现经济危机的理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也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在它的基本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这种矛盾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危机的著名论述可以说是对马克思“比例失调”危机论的最好注脚，尽管当时《资本论》第二卷尚未出版。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在《全球动荡的经济学》（该书中文版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过度竞争”危机理论，并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引发了激烈辩论。[3] 应该说，布伦纳的“过度竞争”危机理论与恩格斯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在精神实质上是相符的。

　　第四，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重点论述了与“利润趋向下降规律”相联系的经济危机理论。一些国外学者甚至把这一危机理论称之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论”，把它看作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核心内容。

　　第五，马克思信用理论中的危机论。马克思《资本论》三卷结构形成之前，曾经有一个“六册计划”：第一册是“资本”，第二册是“地产”，第三册是“雇佣劳动”，第四册是“国家”，第五册是“对外贸易”，第六册是“世界市场”。第一册“资本”又分四篇：1、资本一般；2、竞争（许多资本）；3、信用；4、股份公司。第一篇“资本一般”分为三章：1、商品；2、货币；3、资本。《资本论》三卷结构实际上只相当于第一篇“资本一般”中的第三章“资本”。但马克思在实际写作《资本论》过程中，又扩大了写作内容，加入了一些本属于“地产”、“雇佣劳动”两册的内容，还加入了一些本属于“竞争（许多资本）”、“信用”、“股份公司”等篇的内容。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就用很大篇幅（特别是其中的第25-32章）论述了信用以及虚拟资本问题。现在国内学者也大多是根据马克思的这部分论述来解释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完成“信用”篇的研究，被包括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中的“（5）信用。虚拟资本”也是不完整的。实际上，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原始手稿中，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的前1/4部分与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只是恩格斯在编辑加工时，将马克思摘录笔记本中《增补》的一组材料编辑成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的后3/4部分及第26章，才给人以马克思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信用理论的印象。

　　第六，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中的危机理论。如前所述，“六册计划”中的最后一册是“世界市场”，在这一册马克思将探讨资本主义的总危机。马克思所要研究的“世界市场”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已成为现实，可惜马克思没有完成“世界市场”册的研究和写作，否则我们今天就会有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以上六个层次的经济危机论构成了理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未完成的、开放的，因此对马克思危机理论进行文献学清理、文本解读和理论构建，是今天我们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危机理论必不可少的前提性工作。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和列宁相继对马克思《资本论》进行创造性发展，并尝试对当时新出现的帝国主义现象进行科学分析。在今天，有志于“理论发展”的研究者，就应该像卢森堡、列宁那样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马克思尚未完成但在今天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信用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从而对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解释”，而不应重复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说过的老话，满足于对当下资本主义进行种种“批判”。无庸置疑，一个“思想家”强过一打“专家”。相对于“文本研究”而言，“发展理论”更为困难，更具挑战性和原创性，也更令人钦佩。但问题是：这“思想”是真正的思想，或是水货的“思想”乃至“民科”的思想？如果是后者，那么还不如脚踏实地做些文本研究来得有价值。如果有人自认为是“潜力股”的未来思想家，那就应该像我们这些文本研究者那样埋头“掘井”，而不应热衷于批评，热衷于谈“掘井术”。等井掘好了，再来批评才会理直气壮，也才能真正令人信服。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民族”（马克思语），相对于源自古希腊文明的西方文化及其思维方式而言，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具有实用理性的特点。因此古代中国有“算术”而无“几何”，有“技术”而无“科学”。在当下的马克思研究中，“文本研究”与“理论发展”应当而且可以实现合理的分工与互补。拒绝学术分工而执“一切从现实问题出发”其一端，并以此来批评文本研究，是否已陷入了中国前现代的思维方式而不自觉呢？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 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548 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456-457 页。

　　[3] 参见英国《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第4、5 号。

　　（来源：《理论视野》2009年第4期）（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