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尽管是一个新提法，但这一研究本身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因为一直以来人们所做的马克思研究就是文本解读研究。而如何深化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是每个研究者都会自觉思考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要进一步深化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研究者至少应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方法论自觉。

　　第一、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基于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研究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他并不是孤立地面对文本进行解读，而是要尽可能地利用相关的有价值的材料。研究者依据已有材料作出的解读结论，在新材料出现后，其可信度要经受检验。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些既有解读结论被新材料所“证伪”，或者其可信度大打折扣。而这也是一个学术积累和进步的过程。就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来说，从新中国成立前只有少数马克思著作被译成中文，到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全部出齐，研究者可资利用的材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深度也大大提高了。不少老一辈马克思研究者熟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对马克思文本所作的解读研究达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极致。新一代马克思研究者要想超越前辈，就必须利用新材料，特别是MEGA2。利用新材料，才能作出新结论。在MEGA2新材料不断发表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仍然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就会在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中落伍。特别应该引以重视的问题是，不去有意识地利用新材料，就会给思辨留下发挥的空间，就容易出现“过度解读”的情况。阿尔都塞的“断裂说”可以说是“过度解读”的典型。尽管阿尔都塞在解读中运用了著名的“症候阅读”法，但他提出“断裂说”所依据的马克思文本材料是很有限的。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西方马克思学者指出它与马克思文本证据的矛盾之处。就中国学者来说，如果不在充分占有和利用新材料上下功夫，而是期望靠丰富的想象力和强有力的思辨作出阿尔都塞式的“新发现”，就很容易陷入过度解读的泥潭。

　　第二，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建立在充分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研究首先要阅读已有文献，这是每个研究者都知道的道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马克思研究者更多只是阅读中文文献（或者译成中文的国外著作和论文），而没有直接阅读外文文献的习惯和动力。正因为如此，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马克思研究基本上仍处于与国外研究相隔绝的状态，国内学者既缺少与国外学者的对话，也感受不到与国外研究的差距。毫无疑问，国内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总是跟在国外学者后面，新一代学者有责任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本学派（即“中国马克思学”）而努力。但“创新”要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无视已有的研究成果而奢谈“创新”，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三，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以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为基础。在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历史上，新材料的出现（特别是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的著作手稿在20世纪相继发表）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的认识；另一方面，马克思版本专家在版本考证方面所取得的新成果也影响到既有的解读结论。比如一些曾经被认为是马克思著作的文本后来被判定为别人（如费尔巴哈、赫斯、恩格斯等）的作品，这势必会改变以往的某些定论。尤其是伴随着MEGA2的编辑出版，马克思一些著作的版本问题（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本的修改情况、文本各部分的编排问题、文本写作时间的确定、文本的作者身份、文本与其他相关文本的关系等）进一步得到澄清，将极大地深化人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等基本思想以及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把握和认识。MEGA2各卷的编辑者关于相关文本所作的版本考证在各卷的资料卷中有详尽的说明，因此利用好MEGA2资料卷是深化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重要一环。在研究过程中，如果研究者的解读结论与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相矛盾，研究者就应该正视这种矛盾，要么调整自己的解读结论，要么做进一步的文献学研究，从而否证MEGA2编辑者的研究结论。这才是真正严肃的中国学者对待国际马克思文献学研究成果应有的科学态度。

　　第四，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善于参照主要语种的马克思著作版本。对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来说，利用马克思著作的既有中文译本是一个便捷的途径。但为了解读的准确性，研究者有时需要对照马克思的原文，必要时还需对照各主要语种的马克思著作版本。马克思有些话也许参看原文也无法准确理解，但参照其他语种的版本可能就迎刃而解了。各主要语种的翻译者大都是马克思研究的专家，翻译本身就渗透了他们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因此参照主要语种的马克思著作版本，实际上也是借鉴前人的智慧，这与主动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新成果是同样的道理。

　　总之，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应该少些思辨，多些实证。康德在讨论科学时曾说，要给思想的翅膀挂上重物，使它不能任意翱翔。我们以为这一警告很适合当前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如果说康德所说的重物指的是“经验”的话，那么我们所说的重物就是“实证材料”。只有这样，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才会有学术积累和进步，与国外学者的对话才有可能真正展开。（作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来源：《光明日报》 2007-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