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论。“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仅在国内引起热烈反响，在海外舆论界和学术界也引起极大的关注。近一年来的海外报纸、杂志和网络媒体，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德国《新德意志报》、《柏林日报》，日本《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经济界》周刊，法国《费加罗报》，俄罗斯《今日亚非》，印度《中国述评》杂志，香港《信报》、香港亚洲时报在线以及星岛环球网等媒体都不同程度地报道、介绍和研究中国政府的“和谐社会”理论。这些文章的作者主要有两类：一是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变化的学者，例如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郑永年，等等。还有一类是长期关注中国公共政策和社会问题的媒体记者和专栏作家。现将这些观点综合介绍如下。

　　一、海外对中国“和谐社会”理论提出的背景认识

　　海外普遍认为，“和谐社会”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和谐了。20多年的发展实践证明，经济发展并非惟一的硬道理，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能良方。经济发展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也导致了无数社会问题的产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与此同时，强调经济优先的政策，也就是被日本和韩国媒体所称的“先富论”，使得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未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扩大，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日益加剧。各种社会矛盾与日俱增。由“三农”问题、失业问题、拆迁问题、公民权利保障等问题引发的群众集会和抗议无不考验着中国的当政者。地域间、阶层间的收入差距很容易引起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这些不断聚积的不满情绪，很可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海外许多媒体和学者认为，经济发展也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促使中国社会走向多元社会。利益确实多元了，但各种利益之间缺乏整合机制，因而变成了一个极其分化的社会。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分化。海外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有人甚至发出警告说，中国不要成为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如果中国还是只注重市场原理，不尽快谋求社会的公平、持续发展和平衡，那么享受市场经济好处的就只有部分阶层和利益集团，而对其他阶层，特别是对工人和农民将越来越不利。这将使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裂痕日益增大，导致社会不平衡、不稳定，其结果有可能失去经济发展势头，出现拉美化现象。巴西、阿根廷等国家都提供了反面的例证，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曾出现过欣欣向荣的景象，随后它们的经济发展便受到社会动荡的阻挠，而且社会动荡最终导致了革命或军事独裁。

　　对于中国领导层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许多海外媒体都载文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中国社会面临的深刻危机，试图化解和避免由于社会差距和社会不公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海外学者基本都认同，中国高层非常清楚这一阶段存在的风险。目前，中国的许多新政策已经反映出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及解决思路。因此，“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些理论和政策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和矛盾，克服政治理想和生活现实之间的差距，以便巩固社会稳定、保持进一步的发展。

　　二、海外对中国“和谐社会”理论的几种看法

　　海外对于“和谐社会”这一理论的提出有以下几种看法。

　　1、一些学者认为，“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有目共睹的失败而使上层建筑出现漏洞之后，作为儒家的重要概念而被提升到政策核心的高度，这是一个与过去所说的阶级斗争完全背道而驰的提法。儒家学说的核心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团结友爱的精神。简单地说，共产主义和儒家学说是相似的，即一个强大的国家是由一个个家庭、一个个团体组成的，以有序与和谐为标志。

　　2、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也是有意从欧洲数百年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革道路中汲取经验。欧洲的社会党人与19 世纪的“和谐经济”理念有很深的渊源，由此产生“修正主义”的“妥协”路线，创造了欧洲的现代社会民主和社会团结。这是欧洲今日人权政治的基础之一，对中国改革更具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3、“和谐社会”理念与“三个代表”思想有一致性，但有所差别，两者强调的重点不同。“三个代表”思想承认新精英尤其是企业家和技术专家的关键作用，表现出精英主义的倾向。“和谐社会”理论更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农民的紧迫状况，表现了强烈的平民主义倾向。但是，“和谐社会”理论并不是对“三个代表”思想的挑战，而是对“三个代表”的再定义和再解释。

　　4、海外一些媒体认为，和谐社会是胡温政府的理论，从目前情势来分析，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包含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丰富内涵，它预示着“和谐社会”理论会在扩大民主选举、推进政治改革领域有新的突破。如果依循“十一五”规划所强调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主轴，中国有可能发展成“柔性专制政权制度”，最终再走向类似日本或新加坡式的民主多元社会。“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对内，胡温体制目前尝试把发展道路引向一个以中国传统道德观为主导的架构，让中国最终走向多元社会；对外，传统道德观也能起到软化作用，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5、也有海外学者提出，“和谐社会”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新文化的崛起。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实施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在当时是首要的、必要的。但是20多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历程，同时造就了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和快餐文化，但没有形成社会公正的文化。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各个阶层之间相互敌视，以钱为本主导了中国社会。中国近年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应当说是对原先的社会文化进行修正，是一种新文化开始崛起的标志。这种新文化无疑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化。人本主义本来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意在约束和修正贪婪的原始资本主义文化。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提倡人道或人本社会主义，那时是为了修正苏联版本的贫穷社会主义。今天提倡人本社会主义则为了修正毫无约束的商业化社会的畸形发展，纠正片面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营造一个和谐社会，达到可持续发展。但是，这种新文化能够发展到制约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行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6、海外有的学者也提出，“和谐社会”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空想，是类似毛泽东“共产主义社会”那样的乌托邦，是现实中实用主义和理想愿望的混合物。同时，“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这些听上去都像是口号，而且更像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倒退20年，甚至10年，这些口号多半会被一部分人斥为资产阶级概念。这些口号的提出似乎也说明：在中国经济资本主义化了的今天，中国领导人已经不再拘泥于共产主义的概念，他们可以自认为这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但从实质看，这在理念上是更多地走向资本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

　　总体说来，海外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词汇中出现“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这些新的概念，标志着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改变了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沉迷，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社会公正。这说明中国正在完成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正在向新战略转变。“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是对中国未来的新构想，是一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纲要。但是，“和谐社会”理论并不与以前的改革开放战略相冲突，也不意味着经济政策将要发生变化。“和谐社会”理论表现出中共领导层对不公正的财富分配、日益明显的环境恶化、日益猖獗的腐败以及正在加剧的社会分化的担忧，它是中国领导层适应中国社会现实变化的努力，旨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确保党的执政地位。

　　三、海外对中国解决现实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议

　　（一）海外的政治学学者指出，建立和谐社会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政治改革的问题。关键是要通过政治改革，让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它的渠道来参与国家决策，建立公平的政治机制，这样才会达到社会的和谐。

　　西方18、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也经历过一个高度分化的阶段，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世界。而西方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步入到后来的福利经济，这个转型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通过政治改革或者说民主化来实现的。有民主化，有大众民主，劳工阶层组织起来有能力跟资本讨价还价，社会才能达到一个平衡发展。中国的当今社会较之当时的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社会的分化就会进入恶性循环。应该允许工人和农民拥有组织的权利，不能继续把他们排挤在整个政治体制之外，应该让农民和工人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来参与政治，应该赋予他们参与权和发言权，这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所必要的政治动力。

　　（二）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中国正处于能否实现和谐社会的十字路口。中国当前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日本和拉美在20世纪60年代也曾经遇到过。但是，日本成功克服了这些问题，实现了社会转型，保持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步入了发达国家阵营；而拉丁美洲各国却在这些社会问题的羁绊中徘徊不前，至今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吸取拉美国家的教训，积极借鉴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社会发展经验。

　　海外一些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认为，中国要克服社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不完善这三大困难，才能实现和谐社会。

　　1、解决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合理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当前的二元制社会结构。三农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非常棘手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能否成功实现转型的最关键因素，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1）、尽快打破二元社会结构，实现从身份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改革户籍制度，废除区分农民、城市居民的实质上的身份制度，进而加速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与从事农业的家庭数量，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转变。

　　（2）、应该制定适合中国农村发展的长远战略计划，推进农业政策的转变。为解决粮食问题，长期以来增产至上的农业政策应该顺应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实现能够同时增产、增收、提高竞争力的结构调整。促进向大规模经营的转变，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谋求农业的重组（类似日本农户与农协的关系）。

　　（3）、废除《户口登记条例》和选举法中歧视农民的条款，以使宪法及各种法令，如义务教育法、劳动法、社会福利法等适用于全体国民。

　　2、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1）、当前中国为了扩大市场、活跃经济而积极推进与邻国之间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成员国（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越高，互补关系越强，FTA的效果越大。但是，中国国内地区间依然存在壁垒，尚未形成统一的市场。为了使中国经济迈上一个新台阶，在与外国缔结FTA之前，首先应该全力推进国内各地区之间的FTA，这对缩小地区间差异十分有益。

　　（2）、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是通过直接投资，从日本开始逐步扩展到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盟以及中国，即所谓“雁型模式”。一直以来，雁型模式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巨大差距的东部、中部和西部，这三个地区之间有可能形成雁型状态，中国应该努力建立国内版的“雁型发展模式”。

　　（3）、与中国相比，日本的地区间差距非常小，这主要是以“地方交付税制度”为代表的地区间财政转移发挥了重大作用，确保了每一个地方自治体都能达到一定的税收水准。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对中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因此，为了保持经济长期的稳定增长，中国必须尽快实施以强化地方交付税为中心的税制改革。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后，面临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人口老龄化问题。为了应对未来的人口结构问题，为人口老龄化提前做准备，中国必须消除目前农村和城市间存在的不公平的社会保障现象，尽早以强制加入的方式确立包括农村在内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相当高的战略意义，这一点已经得到海外媒界和学界的普遍认可。许多媒体和学者也在关注2006年10月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将研究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政情分析人士指出，具有特殊意义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迎来中国改革进程的又一次纵深化推进。这是一次契机，也是一次挑战。海外媒体指出，如何使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黄金发展期、战略机遇期”这一重要历史阶段得到良性发展，并不断保持经济增长态势，成为中共决策高层重点关心的问题。只有从国家发展战略、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的高度破题，这个问题才能获得根本解决。而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制约和不利因素，也只有推进深化改革才能得到有效缓解，也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