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 D. 克拉克，霍维塔•普拉耐维秋特/文 王新颖/编译

　　在后苏联时期，立陶宛共产党继承党一直是国内的主要政治力量，在1992年—1996年、2001年至今，是政府组成的核心。该党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在转型时期的社会重塑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立陶宛共产党参与了国家争取独立的运动。立共党员积极参与了国家改革运动组织萨尤迪斯（Sajudis）政府，在1991年3月11日通过新立法得以通过，宣布恢复国家的战前独立，由此开始了与莫斯科长达18个月的对恃。而且，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共，并更名为立陶宛民主工党更加剧了紧张的局势。

　　本文认为，前共产党不同寻常的适应性有它苏联时代的根源。立共曾经是立陶宛民族主义维护者的庇护所。即便是该党当初严厉处理苏联统治的反对者时期，它自身系统内部就对一些不太尖锐问题的不同政见和多元化加以包容，对社会中并不循规蹈矩的行为加以容忍。苏联时代后期，立共的立场由模糊转为公开，当时立共党内外的民族主义因素抓住了“重建”（perestroika）所提供的机会，使得改革运动萨尤迪斯的领导层更加激进化，并推动该运动实现恢复立陶宛国家的独立，这也是大多共产党人期望实现的目标。这种目标的一致有助于立陶宛国内各主要重要政治力量形成共识。莫斯科看到在立陶宛阻挠独立运动得不到支持，就被迫使用了暴力。立陶宛社会对恢复独立的高度共识催生了一个新兴的政治精英集团，这些政治精英在从私有化到国家安全这些广泛的政策领域中，拥有非常接近的观点。因此，在立陶宛政党重塑时期，共产党很容易在新兴政党里找到进入领导层的途径。

　　我们要考察立共的根源，需要先分析立陶宛历史的三个阶段。

　　我们粗略地描述在民族主义时期政治左派的兴起，以及追踪两次大战之间（1917—1940年）它的演进过程。在此期间，社会民主占据统治地位，而共产主义运动则十分微弱。因此在立陶宛社会内部不曾存在向共产主义的转型。一个组织严密的共产党的出现，是在1940年红军占领了立陶宛，莫斯科进行直接施加影响和干预之后。

　　然后我们来考察1945—1991年的苏联时期。我们认为，立共从未克服其合法性缺陷，并且一直与人民保持疏远。因此，当“重建”为争取自治的社会活动提供了机会，党内外的民族主义力量就能够动员更广泛的社会支持，来反对立共所代表的外国统治。当立共认识到控制民族主义高潮的努力徒劳无功时，它转而参与了民族主义运动，最终成为争取独立的先锋。

　　立陶宛左派的历史渊源

　　1387年，在与波兰结成政治联盟、随后基督教化之后，立陶宛大公国进入了长期的衰落期。到18世纪，一度骄傲的立陶宛民族沦落为波兰的一个东部省份。

　　1795年立陶宛被俄国占领。但是，波兰文化继续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当时，普通劳动人民讲立陶宛语，而在该地区最大的城市——维尔纽斯，城市人讲波兰语。1861年沙俄正式宣布废除农奴制度，由此带来的教育和社会改革为讲立陶宛语的居民创造了社会流动的机会由此发起了1863年的起义，起义的目的是要建立独立的立陶宛国家。这个事件标志着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始。

　　就是在这个民族觉醒的过程中，社会民主运动首次兴起。1895年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成立，标志着运动达到了顶峰。在1897—1899年之间遭到俄国沙皇的镇压之后，该党于1900年重新出现，其纲领更加激进。如果说最初它是以争取工人权利为宗旨，那么，再次出现就是以建立独立国家为宗旨。1905年，该党在维尔纽斯市议会“森马斯”（Seimas）占据重要席位，为立陶宛的独立打下基础。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导致了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裂。社会民主党继续倡议在独立的立陶宛进行增量变革，而新成立的立陶宛共产党则支持在一个新成立的、领土上与前沙俄帝国联到一起的工人国家内部搞暴力革命和联盟。随着俄国布尔什维克军队的溃败和撤退，立共在两战之间的立陶宛政坛上一度势微。而社会民主党则与之相反。它成为1918年2月16日立陶宛独立条约的签字者，在每次选举中都赢得了10%—18%的选票，并在1926年达到顶峰，与民粹派组成了联合政府。同年发生了军队政变，立法会遭到解散，立共遭到官方取缔，而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断遭到折磨和逮捕，社会民主党于1936年被解散。

　　因此，在作出强行将立陶宛并入苏联的决定之前，莫斯科面临着通过一个实质上没有民意基础、缺乏组织能力的共产党来强加其统治的问题。其实，莫斯科也可以抛开立共。苏联本来可以集中大量的立陶宛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利用他们的援助赶走不受欢迎的独裁总统安塔纳斯·斯梅托纳（Antanas Smetona），然后建立一个新政府。立陶宛居民本来会支持苏联的这种做法以及基本积极的观点，而莫斯科决定交还两战之间被波兰人占领的首都维尔纽斯更是加深这种印象。而苏联最初确实依赖斯梅托纳的反对派，但它最终决定扶植立共作为该国的唯一执政党。

　　立共成为共和政体下苏联共产党的附属品，并且被宣布为国内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要么被关进大牢，要么被驱逐出境，还有的逃往国外，在国外社会民主党作为社会主义国际的一员继续活动。

　　反思过去，立共的软弱或许符合苏联利益。缺乏大众合法性以及落后的干部队伍意味着这个党不可能建立起民意支持基础，因此只能依赖于莫斯科给予合法性。如果这是刻意而为，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失败的。作为苏联的一只手臂，立共从来没有取得大众合法性，但是作为立陶宛文化的保护者却成功了。

　　苏联时期的制度类型：民族共产主义？

　　虽然有1941年德国迫使苏联红军撤离立陶宛这样一段插曲，但立陶宛从1940年到1991年都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立共作为莫斯科的代理，保证苏联统治贯穿始终。

　　立共对其政治权力的垄断性充满戒备，压制任何反对意见。党的第一任书记安塔纳斯·斯涅克库斯（Antanas Snieckus）从1940年8月到1974年1月在任期间，将大批立陶宛人流放北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其结果是立陶宛社会转变成一个等级权力结构的社会，处于权力顶峰的是立共。

　　斯涅克库斯曾经残酷地镇压了“森林兄弟”武装运动。这个运动在1953年以前成功地阻挠了苏联对立陶宛农村实施有效的控制。成千上万人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参加了游击队斗争来对抗苏联制度。

　　同时，斯涅克库斯在与莫斯科的关系上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度。1945年——1950年，他几次成功地保护了一些曾经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使他们免于大清洗。由于他的努力，立陶宛成为唯一一个免于对老共产党员进行大规模清洗的共和国。他在民族和文化认同上也得到了一定的自治权。他最大的成功是阻挠了对立陶宛的俄罗斯化。

　　苏联实行的工业化导致了俄罗斯专家迁移网络的形成，以及城市化的形成。以临国拉脱维亚为例，俄罗斯人的比例从战前的10.6%上升到1959年的 26.6%。在立陶宛，俄罗斯人的比例上升的稍缓和，从战前的2%上升到1959年的8.5%。斯涅克库斯阻止了中央计划者对立陶宛进行工业化企图。

　　因此，与许多华约组织成员国一样，立共领导人在与莫斯科的关系中开拓出一条“民族共产主义”的路径。立共在服从最高指示的同时，也在寻求最大程度的文化自治的可能性，包括在立陶宛全境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立语。立共不余心力地保护立陶宛文化免于苏联化，由此经常被批评为经济沙文主义、教育和文化民族主义。在一些场合，莫斯科会对立共的做法表露强烈的不满。

　　苏联时代的反对力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涅克库斯绕开莫斯科指令的成功战略却开启了60年代去斯大林化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他的手段不仅被立共党内各个层面的党员所运用，以加强在大学、企业、集体农庄更大的自治权，而且，国家成功地保护了立陶宛的文化认同，并将这种文化认同扩展到教育体系中，同时放缓了工业化的速度，加强了政权反对者的政治援助。立共支持苏联政权，但同时尽量弱化它对立陶宛文化事业的影响；而反对派对苏联制度的抵制表现在所有形式上。

　　事实上，立陶宛反对苏联制度的力量是比较强大的，比苏联的其他地区更显著。它最明确的宣言就是不同政见者运动，有两股主要力量：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包括一些性质不同的地下组织，它们均反对文化“种族灭绝”（俄罗斯化），并宣称国家1940年并入苏联的条约是非法条约。这些组织包括“立陶宛语言保护倡议小组”、“赫尔辛基小组”、“立陶宛自由同盟”。

　　与民族主义者密切相关的是另一类不同政见者运动者，他们支持更广泛的宗教表达自由，很少关心政治独立，认同天主教会。

　　与民族主义者相同，自由派反对俄罗斯化、支持民族文化的复兴。然而，他们习惯性地对苏联占领避而不谈，而是将他们的批判指向苏联体制的失败，要求给予文化少数民族以权利，同时要求苏联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他们的首个非法出版物《透视》（《Perspektyvos》）表达了这一立场，这份左派杂志促进了一个“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该刊编辑是学者，同时是与立共有关系的知识分子。

　　不同政见者组织的干部以前多是流放者或者是游击队员。他们在60年代赫鲁晓夫时代从劳改营被释放，重返立陶宛。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政见者运动深受国际事件的影响。东德和保加利亚1953年危机，匈牙利1956年危机，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危机，波兰1980—1981年的危机，都给立陶宛带来公开反对苏联制度的高潮。一个重要的事件是1975年《赫尔辛基最终协定书》的签署，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签署了尊重人权的协议。这个协议为立陶宛人公开暴力行为铺平了道路。这个协议有力地推动了地下出版物的发展。

　　就在不同政见者公开表示反抗的同时，对制度的真正威胁实际是广大民众以不合作的态度所表达出来的消极抵制。不合作的抵制包括不参加苏联庆典，拒绝行政职位，拒绝参加社会组织。另外，不合作的行动在非法出版物的发行中到处显现。这些秘密出版物在立陶宛成为无处不在的现象。

　　由此可见，在苏联时代后期，对苏联制度广泛的、无处不在的抗议遍布立陶宛。职业的不同政见者有时选择暴力或公开抗争，而广大群众则是以消极的不合作作为抗争的主要形式。这种行为扩展到了知识分子和立共本身这些苏联制度在立陶宛的支柱，“重建”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立陶宛从共产主义的转型

　　关于民主转型的一些重要文献认为，集权主义的终结是由精英驱动的，转型的模式影响了其后的制度和机制（芒克和莱夫，1997年）。许多学者认为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开启了政治自由化的可能。反对派的力量和作用是转型模式的关键，这种集权统治塑造了随后出现的政治制度框架（亨廷顿，1991年；麦克弗，2001年，芒克和莱夫，1997年）。普遍的观点认为，反对派的力量越强，转型就越有可能商议和妥协，就越有可能出现旧制度精英与代表反对旧制度的公民社会的精英对立者之间的约定。这种约定反映了对权力共享的安排，这种安排确保制度的实施兼顾各党利益并达到政府内彼此相互制衡。但是，如果反对派过于强大，压制了旧制度，那么转型将会是对旧制度的彻底变革，而没有约定和妥协的可能。如果没有任何有力的反对派存在，制度将会通过一系列改革实现转型，其结果将是旧制度的利益集团左右改革。

　　我们认为立陶宛的转型最符合第一种模式，用亨廷顿的话叫做“移转”（transplacement）。在立陶宛执政集团和反对集团之间没有正式的商谈，旧制度内部的缓和、旧制度与反对集团的合作，在苏联衰落时期共同主导了国家的独立。林茨和斯蒂芬认为，旧制度的模式隐含了民主转型的路径。我们也遵循这样的观点，即这实际是两者之间的交互搏弈。立陶宛的案例符合林茨和斯蒂芬的后集权国家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实现“去集权化”是通过选择，而不是衰退或崩溃的结果。

　　我们关注国内各派力量的交互博弈，但这并不意味国际因素毫不相干。我们非常同意林茨和斯蒂芬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抛开苏联制度的衰落，东欧转型的速度和可能性是难以理解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苏联政权的快速衰落，立陶宛制度的变革根本没有可能。而且，1991年的转型并不是立陶宛的第一次民主化试验。根据亨廷顿的历史时期划分法，1918年立陶宛取得独立后的一段时期可以被看作是民主化的第一波，也是颠覆斯梅托纳集权统治的第一波。第一时期的民主化对第二时期的政党体系产生了影响，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就是这种影响的最直接证据。

　　“开放”

　　一个重要问题是，立陶宛的民主转型是何时开始的？一些学者认为，民主转型只是在苏联衰落之后才开始。而以罗斯（1998年）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苏联共产主义衰落得如此之快，没有时间形成新的制度。这种观点是以旧制度精英和反对派之间的协商和约定必须是正式的为前提的。如果以此为根据，那么制度精英和反对派之间通过协商达成重大共识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开始。

　　我们反对这种观点。确实，正式约定的最明显证据就是1992年制定新宪法。新宪法是一份旧制度精英和反对派共同制定的妥协文件，于1992年10月投票通过。即便这可能是唯一的一份正式约定，也不可能没有双方的默许认可就出炉，而这种默许是在立陶宛取得独立之前。就是在独立之前的那段时期，制度精英和反对派就游戏规则有了大量的默认的约定。

　　我们把接受第三届萨尤迪斯大会的结果作为转型的开始。这次大会于1989年2月16日（战前独立日）举行，宣布将建立独立的立陶宛国家作为运动的目标。立共本可以扼杀这一新出现的反对力量，但是它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试图影响这个运动的方向。结果是，双方进入了长期的隐性谈判，并出台了大量协议。当时立共与萨尤迪斯的协商很少是正式的，但是出台的协议并非没有效力。到独立的时候，不仅有许多双方遵守的协议被政策采纳，而且，通过旧制度精英和反对派之间相互配合的模式，这些协议为1992年制定新宪法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些协议触及到独立后的“政治游戏规则”。这些规范就包括加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政党体系。

　　立陶宛取得独立后，萨尤迪斯和前立共是国内的主要政治力量。尽管两者没有相似性，但是在1992年的立法选举中显示出两者之间的相互包容。在这次选举中前立共获得多数席位，党主席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Algirdas Brazauskas） 成为1993年大选后的第一位总统。同样的包容性也反映在1996年的议会选举，萨尤迪斯在这次选举中获胜，根据“两次轮替规则”，1996年的选举标志着转型的结束。

　　转型本身成为可能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开始的一系列改革倡议，被称为“重建”（perestroika），这些改革的目的是减少中央计划的作用，在决策中去中央化，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服务业和小型生产企业扩大私人创新的机会。虽然许多经济改革目标受到苏联的官僚主义和共产党机构的阻滞，但是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革，包括对媒体更大的开放和公开（公开性），观点多元化，国家机关实行秘密选举。但是这些政治改革的目标没有一个是要放弃苏共统治，相反，每个目标都是要加强和凝聚苏共统治。但是，它们却暴露出精英团结的内部裂痕。

　　立陶宛对“重建”的反应相当迟缓。直到萨尤迪斯成立，才出现以运动的方式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就是“立陶宛支持重建运动”，1988年末在维尔纽斯大学举行党的积极分子和学者的聚会。这种反映迟缓，部分是因为立陶宛社会长期压制积极的政治参与，实际上，不介入是反对旧制度的核心理念——不合作——的一个部分，这个理念深植于民众内心，连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也不能成功做好群众动员。这一点很难被克服，尤其是萨尤迪斯通过支持重建而将苏联统治合法化。

　　因此并不奇怪的是，萨尤迪斯在最初就没有广泛地代表社会。它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混合物，这些知识分子代表了改革的情绪，同时代表了渴望莫斯科提出的在重建背景下实施改革的立共党员。实际上，大多萨尤迪斯成员都是立共党员，值得关注的是，该组织背后有立共领导层的支持，这说明该运动可以使用官方的必要资源来动员苏联社会：媒体和召集集会的场所。知识分子的介入说明，国家的科学院、作家协会、艺术家联盟等都可以被组织起来支持该运动。

　　萨尤迪斯对立共领导层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个温和派运动，适合动员公众与制度变革进行谈判。但立共领导层同时希望萨尤迪斯不要存在很长时间。

　　在很多方面，重建存在风险。政治自由化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即激进分子会从共产党手里控制住改革的节奏，导致谈判向着偏离改革本意的方向发展。这恰恰是不愿妥协者警告会发生、而且确实在立陶宛发生的事。早在1987年8月23 日就出现过一个警示，当时一个小型个人团体举行了一次短暂的集会，抗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和它的秘密协议引发了对苏联官方的立陶宛自愿加入苏联的立场的质疑。

　　18个月以后，萨尤迪斯彻底激进化了。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在媒体的报道点燃了人们长久以来埋藏的抗争情绪，人们抛弃了消极的不合作，取而代之的是公开的反对，大批离开立共的新成员迅速将萨尤迪斯转变为群众运动，一年之内，该运动要求恢复国家的战前独立，并选举了民族主义者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成为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

　　协商与协议

　　这是关键的接合。立共面临的这个反对派运动，有能力动员公民反对现制度。在立共总书记布拉藻斯卡斯领导下，立共在如何更好决策问题上的态度是反对镇压、提倡协商或者秘密谈判。为了试图缓和运动对国家独立的要求，共产党主导的立法机关提出了“苏联主权下的共和国”。但是这没有满足人们的要求，1989年夏大约200万人手拉手组成人链，人链从维尔纽斯扩展到塔林，来抗议苏德秘密协定，从此开创了立共与反对派谈判的途径。

　　立共与反对派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立共党内的分裂。正统共产主义者越来越反对这个运动，要求予以取缔、并结束任何改革对话。而党内的另一集团——包括总书记在内——批评萨尤迪斯过于激进的立场，同时继续对萨尤迪斯的增选和指派报有期望。第三集团，包括一些既是党员同时又是萨尤迪斯的领导人，完全支持独立的思想。实际上，即便是许多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离开了不同政见者阵营，转而投奔萨尤迪斯，该运动的成员大多还是来自于立共。

　　立共党内的鸿沟持续加剧，到1990年议会选举达到顶峰。为了能够获胜，布拉藻斯卡斯派和第三集团的许多成员投票宣布脱离苏共，并更名为立陶宛民主工党党。而其他支持独立的成员继续离开立共，而剩下的忠于莫斯科的成员成立了继续与苏共保持外交关系的立陶宛共产党（苏联共产党）。

　　尽管立陶宛民主工党成立，但萨尤迪斯支持的候选人在议会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立法席位，选举过后议长兰茨贝吉斯宣布立陶宛正式恢复独立，从而使立陶宛陷入了与莫斯科长达18个月的对恃，并在一些情况下发生暴力冲突。在此之后，在独立问题上萨尤迪斯与民主工党党联合起来对抗克里姆林宫，事实上在1991年9月国家实际上已经取得独立，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到八月政变流产后承认了立陶宛的独立。随后国际社会纷纷承认立陶宛的独立，联合国的承认是在1991年9月17日。

　　共产党继承党

　　在恢复国家独立的过程中，萨尤迪斯和民主工党是主要的政治力量。民主工党的结构和成员组成，都使得它与立共的关系是清晰的。而与立共关系最直接的是立陶宛社会党，它的成员很大比例是前立共效忠莫斯科和苏共的党员。1992年的选举后，该党没能保存下来，成员后来被解散，归并到其他小型的中左派政党。

　　从某种特有方式看，政治体系里的这些其他政党也是前立共、然后是萨尤迪斯的副产品。它们的干部和成员很多来自于共产党的行列。从这个角度说，立共也是萨尤迪斯的创造者，它的创建大会得到立共授权，它的存在受到立共的保护。1990年议会选举胜利后，萨尤迪斯很快就开始分裂。领导层的纷争导致了几个派系的形成，有的成为形成新党的基础，如中心联盟。萨尤迪斯进一步的分裂是在1992年议会选举和1993年总统选举落败之后，曾经统一的社会运动的残余，成立了政党“家园联盟”（立陶宛保守党）。

　　与立共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党大多是由不同政见者组成的小党，其中包括立陶宛民族主义者联盟、立陶宛政治犯和流放者联盟和立陶宛自由同盟。唯一与立共没有关系的大党是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两党都是战前成立的党。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重新出现是在1989年8月，承认其最初目标是立陶宛的国家独立，其后不久就被社会主义国际所承认。虽然与民主工党存在政治分歧，但是2000年末的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与民主工党合并形成新的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尽管许多政党与前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只有立陶宛民主工党采纳了前立共的组织结构。立陶宛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和它的继承者立陶宛社会党，只会以莫斯科给它提供的的党产存活。（随着苏联解体和红军撤离，它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党产留下）。还有，其他政党与民主工党、立陶宛共产党（苏联共产党）的区别就在于，它们对前立共是明确反对的。由于大多数成员出身于立共，所以新成员不仅反对与前立共的任何关系，而且习惯性地撇清与其思想和目标的关系。在某些方面，他们代表了苏联时期立共党内一部分以不合作作为抗争手段的成员。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的唯一继承者是民主工党。不仅它的领导层出身前立共，其传承也直接源于前立共。鉴于它于2001年1月27日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合并，唯一的共产党继承党就落到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身上。

　　路径依赖对立陶宛政党体系演进的影响

　　学者普遍认为，通过前统治精英和反对集团之间的协商（移转）所进行的转型会带来更大的稳定性，因为双方都认可新的民主规则，任何一方的背叛都不太可能。虽然它们对过程的参与将有助于每一方在新的政治体系中将自身合法化，但是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他们必须捍卫公众的思想。这对于共产党继承党尤其重要，因为在公众心目中它关系苏联的过去。我们在该文中对前共产党于1989至1996年之间的转型时期的成功，我们认为，其在国家争取独立的道路上的作用是后来其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由于许多人或早或晚的曾是立共成员，反对党在转型时期对留在党内和加入萨尤迪斯的不同成员做出了明确区分。他们把立陶宛民主工党作为苏联历史的遗产、外国强权非法占领的代表，把自己描绘成立陶宛大公国时期、甚至是两次大战期间斯梅托纳独裁统治时期的民族爱国主义者。这使得立陶宛民主工党感到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更好地处理党与苏联遗产的关系。基本的做法是，要要么采用理想主义，要么采纳实用主义。采纳理想主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它是代表经济和社会福祉的最佳路径。他们将瑞典作为一种模式。而采纳实用主义的人认为，他们被弃置在苏联体制内而无法选择其他更好的实践，他们从不坚持理想社会主义的观点。

　　虽然立陶宛民主工党在政治蓝图的塑造上处于明显的弱势，但是该党做得非常好。很多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人布拉藻斯卡斯。很难想象没有他这个前共产党组织能够取得成功。担任立共总书记时，布拉藻斯卡斯就能够迅速适应变化的政治形势，将自己放在中间地带，在保持前共产党的一致性、处理萨尤迪斯的挑战、最终领导党脱离莫斯科等事件中的成功，都与他自身分不开的。他的实用主义使他免于在公众心目中与虚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拉上关系。而且，他被认为是一个胜任的管理者，并不效忠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因此，很难给他贴上苏联制度士卒的标签。他作为一个成功管理者的形象大大提升了民主工党所宣扬的观点，即它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管理者。

　　民主工党的成功还应归功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政党之间在实质性问题上的鸿沟并非那么巨大。

　　有趣的是，尽管反对派经常打口水战，讨论如何处置苏联制度的合作者，但是清理工作从来没有真正地做起，即便是在1996—2000年右翼力量主导政坛的时期。普遍的做法似乎是忘记苏联时代。还有一种猜测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压倒多数的政治精英来自前立共。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与苏联政权合作中逃脱出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不做出处理合作者的决定是因为民主工党与反对派之间的谈判跨越了漫长的转型期，从宣布要恢复独立到国际社会最终承认独立历经多年。

　　就清理问题所达成的共识也扩展到其他实质性问题。私有化、市场化、法律改革、改革国家官僚制度、加入欧盟和北约，所有这些问题上的纷争都极其有限。即便是在基本方法上有不同意见，对目标都有本质的共识。实际上，左翼的民主工党主导的政府在许多这些领域都发挥了引导作用。就清除苏联制度的合作者问题，政党之间在长期的转型协商中达成了默契。不论这些协商是正式的还是默许的，所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存在的。民主工党意识到要使这些一致意见落实到位，实施这些政策，从而使自身合法化，这符合该党的利益。由于这个原因，共产党继承党在一定条件下比反对党更热衷于做这些事情。

　　独立15年以来，立陶宛共产党继承党（2001年民主工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为政党体系中的主要力量，但并非以前那样的绝对主导力量。由于它不愿推行累进税制，没能捍卫劳动者运动，因此伤害了自身的基础，并给竞争者打开了大门，例如立陶宛劳动党，新联盟/社会自由主义者，农民联盟。这些政党支持更广泛的社会公平、愿意表达工人的关切，因此在2000年和2004年的议会选举中收获颇丰。不愿忠于社会民主价值也使社会民主党内部产生裂痕。

　　转型中国际因素的作用

　　转型时期对实际问题的广泛共识也涉及到外交领域。这个共识就是“重返欧洲”，意思就是加入欧盟和成为北约成员国。融入西方经济和安全组织，不仅被认为是恢复历史正义的行为，而且是实施基础改革的实践工具。加入北约是与计划从俄罗斯进入欧盟的国家防务体系脱钩的关键。而加入欧盟也同样被认为是立陶宛加速经济、社会和行政体系改革的关键。

　　转型时期的政策讨论中，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愿望表现得非常明显。那时争论并不涉及战略问题，而是战术问题——如何使要求得到满足。在许多人心目中，通过取悦布鲁塞尔替代取悦莫斯科，这破坏了国家来之不易的主权。尽管存在这种批评，但是希望获得北约和欧盟承认的共识实际上散布整个政治领域。

　　政策上的普遍共识也有一个特例，那就是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所有各方都认识到加入北约、脱离俄罗斯的重要性。反对集团惧怕未来再次形成“俄罗斯威胁”。但是民主工党与之不同，它不再强调这种威胁，反而强调与俄罗斯联邦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以此来保障立陶宛的商品和服务能够进入东部市场赚取丰厚利润。

　　所有政党都支持立陶宛与欧洲经济和安全结构实现一体化的时候，立陶宛的少数民族显得矛盾重重，尤其是是波兰人在1991年秋苏联军队撤离、国家独立获得国际承认后，矛盾心理更重。作为立陶宛最大的少数民族（1991年人口占7%），许多波兰人非常担心后苏联时代的立陶宛会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将会激进地压制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文化表达。该地区的领导人由于害怕被独立的立陶宛惩罚，他们宁可寻求留在苏联制度下，要求在立陶宛共和国保留苏联政权。苏联的脆弱以及后来的崩溃迫使他们到华沙请愿接收他们。

　　波兰的意图是避免任何敏感问题，尤其是涉及到边界改变的问题，以便不损害成为北约和欧盟成员的努力。在民主工党占据多数席位的1992年末立法选举和1993年初期的总统选举却为波兰和立陶宛关系的重新谈判开启了大门。到1995年，两国签署了多条协议，来保证波兰少数民族的利益，结果波兰成为立陶宛争取北约和欧盟成员国身份的资助人。

　　立陶宛讲俄语的居民从未对国家融入欧洲产生过严重威胁。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市，许多人被同化，通过居民被分散，这种同化降低了族群社会意识的发展。与波兰人不同，立陶宛讲俄语的社会没能组织起政党来代表其利益，大多数人把选票投给民主工党或其他左翼党。自民主工党开始领导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讲俄语的居民社会就更没有脱轨的可能了。因此，讲俄语的居民社会利用它的影响力努力保持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这是基于政治左翼和右翼的主要经济利益体共同的目标。

　　结论

　　莫斯科对立陶宛的统治几乎完全依赖于它是否愿意对任何反对力量实施强制暴力。即便是这样，一种潜在的反对力量不仅持续地存在于立陶宛社会，而且存在于立共中间。“重建”为公众表达反对意见提供了可能。最初这些表达没有受到压制，因此“怪物就从瓶子里出来了”。国家很快被笼罩在强大的社会运动下，民族独立成为首要目标。最后连立共也成为运动的一个部分，宣布脱离苏共，更名为立陶宛民主工党。的确，正是前共产党党员成为了共产党对立面的精英，他们在转型时期与民主工党进行谈判。前共产党员不仅出现在萨尤迪斯运动的前线，而且也出现在新党中。尽管持不同政见者把持一些政党领导权，但这些政党仍然弱小。一些吸引海外成员的政党，如基督教民主党也同样如此。因此，自相矛盾的是，立共既为其继承党培养了干部，也为反对集团的核心培养了干部。因此，在国家争取独立的时期，反对集团开始在动员公民、催生公民社会上迈进的时候，共产党继承党也能在这些维度上与之争锋。

　　有人试图争辩，民主工党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继承党，唯一的继承党是独立之后便很快终结的立陶宛共产党（苏联共产党）。这么说的最明显证据是民主工党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而是信奉温和的中左实用主义路线，没有这一路线私有化和市场化就无法完成。该党的去意识形态化也为它在促进“重返欧洲”中与民族主义方案中的重要因素相融合提供了空间。同时民主工党温和的民族主义立场为它赢得了波兰人和讲俄语的少数民族的支持。民主工党在立陶宛加入北约和欧盟取得显著进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使之成为立陶宛社会各领域投票竞争的有力的竞争者。尽管对去意识形态存在争论，但是民主工党与立共的关系是清楚的。与其他政党不同，民主工党保持了立共的领导权、组织、物质建构。在随后的政治辩论中，与其他各党不同，民主工党在民众心目中是与苏联的过去紧密相关的。

　　但是民主工党与过去的关联并没有伤害到它。实际上，作为苏联过去的部分遗产，为它保持住国内主要政治力量的地位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它才能在1992—1996年和2001至今的政府中发挥主导。也许该党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它能够参与非正式谈判，因此达成的非正式约定对独立后政治体系的出现产生重大影响。

　　民主工党获得的积极支持，以及它在达成这些共识所发挥的作用赋予它存在的合法性，使它免于曾经作为服务于外国侵略的卖国机构的责难。但是荒谬的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必须实施的程序，尤其是与传统的社会民主关切不相符合的，随时间而削弱了民主工党，为民粹主义政治左派的出现开启了空间。结果是，独立后多数主义者政党体系的初期时代让位给了2000年议会选举的多党政治的时代，从此没能回归多数主义党时代。但是其后，民主工党向社会民主的政党进行转型如此彻底，因而使得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从而形成新的社会民主党成为可能。两党合并的结果是，从2001年中右政府垮台后，新的社会民主党在每一个执政联盟中都依然是一个多元政党。

　　1989——1996年转型时期，除了对政策的基本的一致外，前共产党和反对集团之间最重要的共识就是他们对民主游戏规则的认同。独立之前虽然没有正式的协议，但是对社会基本框架的认同就已经心照不宣地形成了。这些游戏规则随着苏联的衰落被进一步制定出来，并且落实到位。由此，立陶宛争取国家独立的路径完全支持了亨廷顿的移转说。而芒克和莱夫将这一路径定性为通过合作与对抗两种因素的交织而获得解救的改革。多数学者也认为，这是一种与民主能够得以巩固的美好前景最紧密相关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