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阿特金森 （Tony Atkinson）著　　 丁开杰 译

　　文章主要分析了社会排斥、贫困和失业三者的关系，提出了社会排斥概念的三个要素：（1）“相对性”；（2）“能动性”；（3）“动态性”。在着重讨论了社会保障收入对社会排斥的影响以及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之后，文章认为社会保障收入是重要的，不能取消社会保障收入项目。此外，文章还举例分析了消费排斥现象。文章认为，社会排斥不仅与失业有关，而且政府政策也可能影响社会排斥，我们有必要检验所有政策建议对提高社会融合的作用。

　　1、贫困和社会排斥

　　本文的首要主题是讨论贫困、失业和社会排斥三者间的关系。贫困、社会排斥和贫困概念是相关的，但是它们并不等同。在讨论社会欧洲（Social Europe）时，我们有时也交替使用贫困和社会排斥这两个术语。犬儒主义者(Cynics)曾建议布鲁塞尔（欧盟总部）采用“社会排斥”概念，以取悦前英国保守主义政府。他们既不相信英国有贫困，也不相信贫困是欧洲委员会的恰当关怀。然而，贫困和社会排斥是不一样的。我所指的“贫困”定义来自词典，即“缺乏金钱或者物质财产（material possessions）”。这可能最终使人们被“排除在社会之外”（shut out from society） (Tony Blair, 23 November 1997)，但是社会并不必然这样。英国首相布莱尔认为，人们可能在没有被社会排斥时处在贫困状态，而在不贫困的情况下却被社会排斥。贫困和社会排斥概念是令人混淆的，这正是人们对社会保障收入（benefits）的作用存有异议的原因之一。在下文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贫困、失业和社会排斥三者间的关系（图1提供了一个讨论路线图(A route map)）。失业可能导致贫困，但这并不是必然的。失业能导致社会排斥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定义我们所使用的“社会排斥”一词。本文的第二个主题是讨论欧盟内部对劳动力市场的不同态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美洲和欧洲大陆，人们对未来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国家的概念存在激烈的冲突。我们可以把英国看作它们中的一个代表。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断加强，这是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萨克逊思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组织(OECD)就对这种思维推崇至上。而另一方面，欧洲大陆有自己的思维，它更重视劳动力市场保障和社会合作（social partnership），强调适当的社会保护体制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这种看法过分简化了两种不同的立场（position），但是上述两种立场之间的确存在紧张关系。基于对这两种不同思维的反思，英国对社会排斥的讨论强调工人和家庭的作用。许多政治家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加强解释为工人及其代表对劳动力市场供给调整的表现。然而，还有其他一些我们不应该忽视的行动者，他们在欧洲的讨论中已经引起了更多关注。当社会保障收入仅仅成为某些工人群体的特权时，政府本身就可能引发社会排斥。一些人为了更多的起融合作用的社会保障收入计划（比如公民收入）而斗争；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国家也有融合性，应该使福利供给和生活模式更加多元化。另一个更加重要的行动阶层来自公司。劳动力市场上有两方行动者，我们需要考虑雇主的作用，因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决策可能导致工人受排斥。为了追求高回报率，或者出于短期利益（horizon），雇主都可能不会增加雇工。公司可能并不愿在就业创造（job creation）上进行投资。在考察公司行为后，我们了解到了社会排斥的另一层面：消费中的社会排斥。如果人们不能参与日常的社会消费活动，他们就可能遭到排斥。人们对消费商品和服务的获得，部分取决于公司定价（pricing decisions）。在电力或电话等公用事业上，消费者的联系（connection）可能受到规制和公共部门政策的影响。消费排斥也是收入的一个作用，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社会保障收入及其水平的决定。贫困与排斥是不一样的，而通过社会保障提高人们的收入是任何减少排斥的计划都必不可少的内容。简单地将社会保障收入和零售价格联系在一起，并不足以保证社会保障收入的受益者能继续参与正常的消费活动。他们在消费中受排斥，而这反过来则会限制他们参与现代劳动力市场的能力。

　　2、失业和贫困

　　美国和欧洲在失业上的差异是惊人的。1960年代早期，在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代，美国当时的失业率高达5%，而欧洲的失业率较低，英国的失业率在1%左右。到了1997年，美国的失业率仍然大致还在5%左右，但是欧盟的失业率却超过了10%。欧洲已经从一个低失业率的大陆变成了高失业率的大陆。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人们不太清楚的是，许多欧洲国家失业率大幅增长，却一直没有伴随贫困增长。图2是根据国家收入贫困估计绘制的，它比较了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图2中的棱形点分别表示8个国家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的贫困率增长百分点，而横轴为1974年到1979年，以及1990年代到1993年之间的失业率增长百分点。基于45度平分线，我们可以比较贫困率增长百分点是大于还是小于失业率增长百分点。这种1比1的关系是有用的尺度。比如，来自美国的证据就表明，在1959年到1983年这段时间里，青壮年男性的失业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贫困率就会上升大约1个百分点（Blank and Blinder，1986）[2]。如图2所示，西德的失业率和贫困率已经接近1比1的关系；瑞典的贫困率增长大于失业率增长。但是，英国的情况是显著的：与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时相比，目前生活在低收入家庭中的人口比例已经增长了两倍多（在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时，这个比例有所下降）[3]。然而，在主要的欧洲国家，贫困仅仅增长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增长。在197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丹麦、芬兰和法国或者意大利的贫困率并没有呈现增长趋势。使用来自“卢森堡收入研究”的数据，可以得出同样的研究结论。斯米丁（Smeeding，1997）将低于1个百分点的变化计量为0。将增加（减少）1到2个百分点的变化计量为+ (或者-)；将增加（减少）2到4个百分点的变化计量为++ (--)；增加（减少）4以及4个以上百分点的变化计量为+++ (---)。 在1979年到1981年之间确定一个基准年，那么，英国直到1990年代早期的变化就可以计量为+++，而瑞典和挪威则计量为+，法国和西班牙的变化计量为-。在更短的时期内，西德和荷兰计量为+，但是比利时、丹麦和芬兰的变化计量为0。斯米丁总结说：在1980年代，除了美国和英国，其他国家的贫困趋势往往无涨落（smeeding，1997: 25）。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不必担心欧洲的失业。然而，正如阿马蒂亚.森所强调的，欧洲开始自满于该区域的失业率水平，这是一个严重的危险。对美国和欧洲对待失业的态度进行比较后，阿马蒂亚.森发现，美国的社会伦理可能非常不支持穷人，而福利国家中成长起来的典型西欧人同样也很难接受穷人。不过，虽然两位数的失业率水平在欧洲是正常的，但是按照同样的美国社会伦理，这种失业率水平在美国却是相当不能容忍的(Sen，1997: 11)。因此，森和其他学者，比如克拉克和奥斯瓦尔德（Clark and Oswald ，1994）强调失业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远不止现金收入损失。即便损失的收入得到100%的替代，个人也会受到失业的伤害。个人福利是重要的，社会整合则是更重要的。此外，就业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融合。即便有工作，人们也仍然可能遭遇排斥。这就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所指的社会排斥是什么意思？

　　3、社会排斥定义

　　社会排斥词汇逐渐被广泛使用，但是人们仍然不清楚它的准确含义。实际上，这个词汇之所以得到传播，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准确的定义，从而意味着它与所有人的所有事都是有关的。一项对社会学文献的评论认为，观察家们实际上只达成了一点共识，即我们不可能用单一和特别的标准来界定“被排斥”的状态。阅读大量关于排斥的调查和报告后，我们发现，专家们之间存在严重的混淆(Weinberg and Ruano-Borbalan，1993，translation by Silver, 1995:59)。然而，专家们的讨论似乎包含了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相对性（relativity）。人们遭遇特定的社会排斥：即社会排斥有特定空间和时间。就贫困而言，这种相对性已经受到了挑战。根据约瑟夫和森普逊（Joseph and Sumption，1979: 27）的研究，我们现在将一个拥有中世纪贵族同等生活标准的人描述为穷人，仅仅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像中世纪贵族一样生活的社会之中。然而，无论绝对贫困分析的价值何在，它都与社会排斥没有关系。仅仅孤立考察一个人的处境，我们无法判断他或她是否遭遇社会排斥。任何对排斥标准的具体运用都不得不考虑其他人的行动。人们会因为其他地方的事件而遭遇社会排斥。实际上，排斥可能是个体群（groups of individuals）特征而不是个体特征。经济学家往往孤立地考虑个人及其家庭：比如，没有考虑样本调查中的被试是否来自同一条街道或者邻里。然而，社会排斥往往通过社区来体现，而不是通过个体来体现的，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根据居住地来确定信用等级的金融制度。第二个要素是能动性（agency）。排斥是能动者的一种行动。人们退出市场经济，从而可能自我排斥；或者因为银行的决策而不能获得贷款，或者保险公司没有为他们提供保险，人们也可能受到排斥。人们可能拒绝工作而喜欢靠社会保障收入（benefit）来生活；或者他们因为其他工人、工会、雇主或者政府的行动而被排斥在工作之外。在森的研究中，他曾经使用“能动性” （agency）概念来考察社会公正，强调以下两者间的差异：(1)个人目标的实现与自己的角色无关；(2)个人目标的实现是自己努力的结果(Sen, 1985 and 1992)。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融合状态没有出现的原因，我们不能只考虑个人状况，而且还要考虑他或者她的尽责程度。失业人口受到排斥，是因为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第三个关键要素是动态性（dynamics）。人们被排斥，并不单单因为他们目前没有工作或者收入，而且也因为他们的前景黯淡。从“前景”（prospects）一词，我们应该明白，人们被排斥不仅关系到自己，而且也关系到他们的孩子。社会排斥可能在代际之间发生作用。因此，如果要评估社会排斥程度，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考察当前状态。对贫困的讨论也应该如此。罗伯特.沃克尔（Robert Walker）曾经指出，这种思想是将贫困和社会排斥概念联在一起的一种方法：当贫困长期发生时……穷人实际上根本没机会摆脱贫困，因此，穷人对更广泛的社区的认同（allegiance）也就越小……在这样的场景中，贫困的经历与社会排斥的经历非常接近 (1995: 103)。虽然贫困和社会排斥接近的风险增加了很多，但是我们不应该将贫困和社会排斥概念二者等同：社会排斥并不单单是长期或经常发生的贫困。社会排斥不仅是事后追溯的问题，而且也是事前预期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些有前瞻性的指标（forward-looking indicators）。社会排斥测量指标的实际运用是主要的研究问题，但是相对性、能动性和动态性这三个要素，为大体上考虑排斥和融合机制提供了基础。

　　4、失业和社会排斥

　　1994年，欧盟发表题为《增长、竞争和就业》（Growth, Competitiveness, Employment）的白皮书。欧盟认为，就业创造对保护儿童的未来是必要的，儿童们必须能发现有机会而且有动力参与未来的经济和社会活动(European Commission, 1994: 3)。欧洲失业率的下降能保障社会融合吗？这取决于失业的原因，也取决于就业增长的形式。如果失业是因为总需求无效或者技术变迁不足而产生的，那么，单个工人就有理由认为，他或者她无法抗衡宏观经济力量。1930年代的失业问题研究，比如巴基在美国（Bakke，1933），杰霍达等人（Jahoda et al，1933）在德国，都强调个人控制的丧失，而1980年代的各项失业问题研究虽然有一些较小的差异，但是有更多相似之处（Lewis et al, 1995: 159）。“非自愿性”（involuntary）失业的减少对排斥的能动性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事先假定重新就业实际上会恢复个人控制。正如巴基曾经总结到的，失业人口有明显的懒惰和消极心态，这很大程度上并不只是由于失业而造成的结果。它也是由过去的工作经历造成的，因为过去的工作经历会使人们感到对生活缺乏控制 (O’Brien, 1986: 195-6)。另一方面，如果失业是由于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较高而造成的，比如失业的社会保障收入水平较高，那么，就会引发由于减少失业（比如减少社会保障收入）的政策压力的就业本质问题。有些研究批评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政策，认为美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政策就是创造那些报酬或保障均较低的工作。新创造的工作被看作“边缘的”而不是“正规”就业，正规就业是对持续就业的预期，它提供培训和内部晋升的前景，而且受到就业保护。但是“边缘”就业或多或少缺乏这些特性；他们可能报酬很低。在这方面，排斥概念的相对性是很重要的。如果就业扩张是以扩大收入水平最低的人与总平均收入水平的人之间的差距为代价，那么，社会排斥就不会结束。新工作可能是边缘的，但是它提供了未来的前景。这与排斥的动态性有关。关键在于这些工作是否是正规就业的基础，或者它们是否使人们陷入低收入和重复失业而且无保障的工作中。热衷于从事兼职影印工作的年轻女性是否需要接受管理培训呢？表1a和表1b提供了两种不同的主要情形。在两种情形下，圆点大小是评价运动的相对可能性的指标之一。在表1b中，边缘部门（marginal sector）的就业实际上是向正规就业转变的一个阶段。工人取得了进步。如果工人们证明了自己的受雇就业能力，那么，他们就有很好的机会获得正规就业。按照约翰.希尔斯（John Hills）的类型学，人们正在摆脱贫困。另一方面，在表1a中，正规部门和边缘就业/失业之间有着微弱的联系。人们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波动。按照希尔的术语，他们的行为轨迹是重复贫困或者摆脱（陷入）贫困。这种现象的发生与总失业率是相互独立的。

　　表1a和表1b中的两种情形，哪个更贴切呢？这有待于论证。最近的研究有效使用时间数据去研究了劳动力市场的转型，比如英国通过家庭面板调查(这是一个有远见的社会科学投资，正在不断受益) 收集数据。我们看到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研究。这里仅介绍由阿曼达. 戈斯林等人（Amanda Gosling et al，1997）所作的研究。该研究主要讨论从低薪工作中脱离的情形，其中，低薪是用最低收入25%（quartile）的人的小时工资来界定的。戈斯林等人的研究发现，在调查的第一年获得低薪的男性中，有36%的人在第二年就脱离了低薪处境，但这里面包括11%的人失去了工作(Gosling et al, 1997)。在收入再分配得到改善的占25%的人中，大约有30%的人在调查的第二年或第三年重新成为了低薪族。这意味着，许多人实际上陷入了低薪困境，即使关于这方面的证据和答案不断受到质疑：比如，小时工资是否是一个充足的工具，这是不清楚的。在最高25%的人中，总报酬是相对的，包括与工作的边缘性（marginality）相关的质量特征也是相对的。就业和社会融合之间有着综合的联系。就业创造有助于结束社会排斥，但社会会排斥是否结束则取决于这些新工作的性质。这些就业人口恢复了控制意识吗？他们获得了可接受的地位吗？他们拥有未来前景吗？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

　　5、社会保障

　　在描述法国使用“排斥”一词的历史时，希拉里.西尔弗（Hilary Silver）指出，人们普遍认为是勒内（René Lenoir）最先提出了“排斥”一词。勒内估计1974年的法国“被排斥”人口占法国总人口的1/10。“被排斥”的人口均没有受到当时的社会保险规则的保护 (Hilary Siliver，1995: 63)。这使我们需要讨论排斥的另一个来源：人们被排斥在福利国家之外。因为特别缺乏团结性，法国采用了最低生活保障金。而英国的情况与法国不同，社会救助体系在英国已经存在很长时间（虽然这种体系已经受到危及）。然而，作为社会融合的来源，家计调查收入多大程度上值得依赖呢？这是让人疑惑的。众所周知，社会救助的覆盖率显然低于100% (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1996a)。覆盖率之所以没有达到100%，部分原因在于信息不全，或者申请救助需要耗费时间成本，但是对不申请救助的动机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也与受救助者感到被污辱的心理相关。人们不希望被他人认出自己是受救助者，在此意义上，救助机制是排斥性的。也有一些担心，政府提出的再就业新措施将责难那些仍然享受救助的人，使他们感到被国家所排斥。对福利收入的消极影响的强调存在严重的危险。诸如“逃避劳动的人享受X百万英镑福利收入的丑闻”一类的标题是没有帮助的。对国家作用的思考可以提出更多的基本问题。古德丁（Goodin）认为，正如当前所设想的，国家也是融合性的。国家本身并不必然是每个公民获得社会援助（social soccur）的来源。但是国家垄断了使其他社会援助资源合法化的力量 (1996: 363)。为此，古德丁提出了替代模型。在古德丁模型中，我们可能是许多不同俱乐部的成员，我们出于许多不同的目的而参加不同的俱乐部，从而获得不同类型的支持和援助 (1996: 364)。古德丁认为，欧盟就是这种组织的一个原型。如果认为国家层面的排斥能够在欧盟层面得到解决，那会让人迷惑的。政治事实表明，对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来说，欧盟一体化可能使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可是欧洲的贫困项目却明显一直热衷于推动无特权（under privileged）群体的经济与社会一体化（参见Duffy，1994）。这些思考提出了相当不同的讨论内容，它们与“福利国家反思”的口号下所作的讨论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障在抗击社会排斥上没有作用。 

　　6、雇主的作用1

　　1958年，阿瑟.布朗教授（Arthur Brown）解释了战后时期超越贝弗里奇公爵当初对失业的设想的情况。他提出了一个很难预测的因素，但是这个因素对实现我们已经达到的低水平失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因素就是雇主态度的变化，雇主态度已经从把劳动力当作始终有供给弹性的商品，转变到把劳动力当作一种一旦让与（release）不易被取代的东西 (1958: 450)。我个人认为，今天的经济分析并不重视雇主的作用。为解释失业的增加，我们需要考虑雇主的用人决策。人们现在正被公司的就业实践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吗？为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将重新解释失业问题。具体的方法是在考虑职位空缺与失业人口的匹配，以及双方对薪水进行谈判的前提下，建立一个简单的就业均衡模型（见公式1）。

　　[边际劳动回报=保留工资+就业创造的成本*(解聘率+贴现率)/雇主的相对谈判能力]　　　　　　　　　　　　　　　　　　　　　  公式（1）

　　当公式1成立时，就业扩张到边际劳动回报等于公式右边的水平上，就业均衡实现。如果就业增加，则等式左边下降，而如果等式右边越大，就业也就越低。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先前讨论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基础。当社会保障收入削减，保留工资就减少，从而扩大就业。而当雇佣成本减少，就业则会扩大。贸易工会力量下降，雇主的力量增加，从而增加就业。然而，这种分析主要考察了劳动力供给一方。我们不仅需要直接考察工人和失业人口，而且也需要考察雇主行为。公司如何影响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呢？比如，如果雇主现在期望缩短工作，期望大量解聘工人，公式（1）的右边就增加，从而使就业创造的吸引力更低。或许，最重要的是，如果雇主现在对未来收益的贴现率更高，那么，他们就更不情愿对就业创造进行投资。对“短期”（short-termism）的讨论，不应该局限在资本市场，同样，它也与劳动力市场有关。这样，我们就把社会排斥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使它更接近经济分析的核心。

　　7、消费中的社会排斥

　　迄今为止，社会排斥都被等同于劳动力市场排斥，但这仅仅是社会排斥的一个方面。在其他生活中，人们也会遭遇社会排斥，尤其在消费领域更是如此。在所有的解释中，重要的解释之一是人们不能参与正常的社会消费活动。最明显而重要的例子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无法获得耐用品（durables）、食品（营养品），以及娱乐、文化和闲暇等相关消费品。其中，与娱乐、文化和闲暇相关的消费品尤其对有孩子的家庭产生影响。同辈群体压力（Peer group pressure）可能意味着，一件曼彻斯特联队(Manchester united)体恤或者一双耐克全能鞋（Nike trainer）对孩子们参加邻里活动等都是必需的。排斥现象可能不仅仅局限在商品上，而且也发生在服务中。穷人可能无法投保，因为保险是以居住地为基础开展的；银行可能拒绝按照类似标准开放账户或者发行信用卡。这些服务在地方上都是不可得的：通过计算机对照技术（computerised mapping technology）发现哪里的利润是最高的，银行和建筑商正在从较穷的地区撤离（比如自从1986年以来，所有的建筑公司都停止了在伯明翰的阿斯敦区的开发(Rossiter and Kenway, 1997: 7)。这些信用评级标准（credit-rating criteria ）可能是金融机构的理性反映，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对单个家庭带来的后果。根据麦考密克（McCormick ，1997）的研究，当1994年冬天发生洪水的时候，在苏格兰的低收入住宅不动产中，95%的房客并没有投保（insured）。电话是消费排斥的一个好例子。一个无法支付电话费的人可能发现很难参与社会，因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有电话。孩子们也不再受邀出去玩，因为周围邻居不再上门邀约，而是打电话召唤大家去玩。信件同样不能保持与那些已经迁到别处的亲戚进行联系。找工作的人可能不被通知去面谈，因为用人单位无法直接联系上他或她。这听起来好像是在替电话公司做广告，但我只是想直接考察电话公司和其他关键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贫困分析方法忽视了产品的供给条件。供给者的定价决定着穷人是否被排斥消费之外。如果考察一下追求利润最大好的公司选择 (Atkinson, 1995)，我们会发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价格相当可能将一些消费者排斥在市场之外。同样，我们不能确保公司会继续为穷人提供他们想买的商品的质量。比如，现在不容易购买微量的粮食，或者少量的肉。在产品或服务供给已经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人部门的领域，消费排斥现象尤其严重。这引出了规制的必要性问题。鉴于政府可能要求公共企业选择他们的交通，依靠收入支持来生活的家庭就能购买电力或燃气，或者到远处工作，而私有化也要求存在一些避免低收入消费者被新的利润最大化管理所排斥的机制。在有产业规制的地方，规制者可以提供产业进入条件。英国的私有化法就规定了提供“所有合理需求”（all reasonable demands）的义务，但研究者对此有许多解释，其中，一些人否认社会排斥是合适的想法。约翰.维克斯（John Vickers）认为，与捕获（capture）、影响活动（influence activities）、不确定性和不负责任等不利之处相比，规制者追求的再分配目标的好处是不足为道的(Vickers, 1997: 18)。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政治影响的风险并仅与规制有关，而且也与税收和转移支付相关。财政政策可能是“捕获”的，它妨碍了政府利用具有再分配作用的税收和社会保障收入项目。人们不得不平衡两者关系。英国燃气业的案例很好地表明了消费排斥潜在的严重性。汉考克和普赖斯（Ruth Hancock and Catherine Waddams Price，1995）检验了燃气关税减少对那些通过银行账户付费的收入群体的影响。在最高20%收入的家庭中，较多的人已经直接通过银行转账（direct debit）来付费，而剩下的人几乎都有银行账户，所以他们能充分享用关税优惠。在最低20%收入的家庭中，相当多的人没有银行账户。当人们不能开设银行账户时，他们就不能避免通过更昂贵的燃气表（slot meters）来付费，从而面临受到多种排斥的风险[4]。公用事业的供给政策也与社会保障收入的决定因素相关。下面讨论这个问题。

　　8、不能取消社会保障收入项目

　　我们可以用最近关于产业组织的经济学研究来解释规制问题。研究表明，穷人的生活标准和社会中的其他人的生活标准是相互依赖的。在公司定价模型（Pricing Decision）和公司供给质量模型中，我们能看到，商品价格在长期内随着社区收入的普遍上升而上升。当大多数人变得更加富裕时，穷人需要更多收入才能赶上他们。比如，当穷人以外的其他人已经提高市场需求（up market），在位公司[5]就不再认为生产低质量的商品是有利可图的。这对社会保障收入水平（beneifts）有显著意义。将社会保障收入与一般价格指数联系起来，可能并不足以使人们避免在关键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中受到排斥。当没有受到排斥的人变得更富裕时，就需要提高最低收入水平（minimum income）。比如，今天，为了竞争一份工作，最低收入是不足以“避免不公平”（avoid being shabby），这是朗特里在1899年曾经使用过的一个标准（Seebohm Rowntree in 1899）。为了继续上学，孩子们需要大量即便在50年前也无法想象的商品。这可能意味着，社会保障收入使人们能够购买比1949年更好的商品篮子，同时也表明为避免排斥而必需什么。人们不可能购买到1949年的商品篮子，因为不是所有商品在今天更富裕的社会中都能获得的。当前的政府政策仅仅关注劳动力市场，但是我们也应该强调社会保障收入的作用。工作收入是重要的，但是它不可能是惟一的出路。正如已经讨论的，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社会保障形式，但集体供给——无论社会保险或者市民收入（citizen income）或者参与收入——似乎是确保社会整合的关键。 结论本文讨论了很多内容。实际上，社会排斥不仅与失业相关，这只是本文的第一个主要结论。在当今社会，人们可能在参与国家运行中受到排斥：比如，家计调查收入被认为是侮辱性的，人们可能因为关键商品和服务供给者的价格决策以及其他决策而受到排斥。基于同样的原因（By the same token），政府制定政策时的视野应该更宽一些。英国专门设立了社会排斥部门（Social Exclusion Unit），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Mandelson, 1997) 。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应该关注社会排斥问题。我们需要检验所有政策建议对提高社会融合的作用。第二个结论是，政府政策可能影响社会排斥。社会排斥不单单是政府软弱无能时由世界经济力量引发的产物。政府可以干预劳动力市场，这是我们在“从福利到工作”的转向中已经提出的主张，但是政府应该扩大干预的范围。就业本身并不必然是融合性的；新工作的质量也是重要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政策可能仅仅使人们摆脱在没有前途的边缘工作上的失业状态。我们也需要考虑雇主在就业破坏（job destruction）和就业创造（job creation）中的作用。我们不应该把劳动力市场手段当作社会转移支付的替代方法；劳动力市场政策起着互补作用。我们需要从社会排斥的立场来考虑社会保障形式，但即便对改善了的劳动力市场机会而言，社会保障仍然是重要的。我们也需要重新考察其他政策。政府可以对私有化了的公用事业进行税收干预政策，因为燃气税等等可能阻碍人们获得必要的服务。第三个结论是，经济分析在解释社会排斥的各要素上有一定作用。大量使用时间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涌现，正好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决定人们如何摆脱社会排斥或者无法摆脱社会排斥的过程(“动态性”)。对就业决定因素的分析清楚表明了人们受排斥的“能动性”。公司价格决策模型表明了人们的消费排斥路径，同时也证明了社会排斥概念的“相对性”。 

　　[1] 文章选自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和约翰.希尔斯(John Hills)主编的《排斥、就业和机会》（Exclusion,Employment and Opportunity）一稿。《排斥、就业和机会》是阿特金森和希尔斯提供给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社会排斥分析中心的报告（A.B Tony Atkinson and John Hills，January 1998）。作者阿特金森是英国牛津大学纽费尔德（Nuffield）学院院长。译者丁开杰任职于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

　　[2] 应该指出，这个关系与1983年之前的时期相关。因此，它似乎并不成立（Blank，1993）。

　　[3] 英国金融贫困的统计数据是高质量的，这很大程度归功于社会保障部。低于平均收入的家庭的发展（参见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1997年）是官方统计中近来最重要的发展。在学术上，同样有一个由来已久的贫困调查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贫困的重新关注，如Abel-Smith和 Townsend的《贫困和最贫困》(1965)，以及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1997年10月建立社会排斥分析中心等，都是很好的证明。

　　[4]通常用洛伦茨曲线（Lorentz curve）和基尼系数来测度收入不均程度。这两种测量方法将家庭分成5个等分组，每个等分组分别占总人口的20%，并给出每一组在给定年份占该年总个人收入（税前）的百分比，从而评估收入不均程度——译者注。

　　[5] 在位公司（又称在位厂商）指先进入市场的厂商，而后进入市场的厂商被称为新进入厂商——译者注。

　　译文出处：托尼.阿特金森，《社会排斥、贫困和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