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及“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却长期以来没有承认这一点。从19世纪末第二国际思想家将马克思理论实证化，到今天我们理直气壮地提出“以人为本”，已经过去了100多年。简要地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发现，以“回到马克思”为进路、以开掘马克思丰厚思想资源为旨归的马克思学研究，在“以人为本”的提出和学术论证过程中功不可没。

　　众所周知，第二国际领导人曾经片面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他们把唯物史观等同于“历史决定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会基于历史必然性而自动到来。也正是基于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解，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思想中缺少伦理学，他要用康德的伦理学来加以补充。列宁虽然反对第二国际思想家所信奉的机械决定论，强调辩证法的灵活运用以及革命家组织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导作用（这甚至被一些批判家看做是“唯意志论”），但在哲学上，列宁却较多地追随普列汉诺夫，更多地强调马克思思想的唯物主义方面，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对“人”重视不够。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之所以忽视马克思思想中“人”的方面，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早期手稿当时尚未出版有关，当然也与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首先是革命家而非纯粹的学问家有关。与之相比，卢卡奇就很幸运地在学术之路上获得了更多材料。卢卡奇不仅早在《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中就天才地体悟出了马克思的“物化”思想，而且他1930年到莫斯科在梁赞诺夫主持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期间，就读到了当时尚未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确证了他对马克思的“物化理论”解读。但马克思异化理论真正在西方掀起研究高潮，则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年在MEGA/I/3正式出版之后，而其推动力则来自于德国社会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朗兹胡特和迈耶尔曾试图抢先在其编辑的《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第1卷中发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朗兹胡特和迈耶尔的版本缺笔记本I，按笔记本Ⅲ、Ⅱ、Ⅳ编排，所用标题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发表之前，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就宣传说他们发现了一部“马克思迄今未为人知的著作”，发表时又宣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此后，把马克思人道主义化就成为西方学者的主流看法。

　　20世纪60年代初，阿尔都塞针对欧洲共产党（特别是法共）中日益流行的人道主义思潮所进行的“理论干预”，客观上起到了理论反拨之功效。但是，阿尔都塞重新将马克思思想科学化，特别是他提出的马克思思想发展“断裂说”，不但没有克服把马克思人道主义化所导致的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对立，而且还加剧了这种对立。不过，阿尔都塞的极端立场也产生了一个正面效应，即促使真正严肃的学者进行深入的文本研究，这种研究最终导致在西方马克思学家中形成了一个共识，即马克思在其成熟时期（特别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仍在使用“异化”概念。在此基础之上，一些西方学者试图对马克思思想进行整体把握，于是一种更为平衡的观点日益成为主导，即马克思既是一个道德家，也是一个科学家；或者说，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既是一个价值目标，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吕贝尔是较早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试图给予回答的西方学者。1970年，吕贝尔在其《社会主义和道德》（中译文参见《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对历史经验进行因果分析的方法，也是对人的首创精神的诉求。作为客观研究的方法，唯物史观允许我们对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作高度科学的分析；作为对人的行动的伦理评价，唯物史观寻求建立无产阶级的行动原则，以指导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以及构建和谐的人类共同体。尽管过去的历史现象受“因果决定论”支配，但在伦理领域，为达致未来目标而运用的直接手段则受“选择”的支配：目的和手段必须在“革命实践”中相一致。十年之后，在古尔德纳（参见其《两种马克思主义》，1980年版）和穆尔（参见其《马克思论在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做选择》，1980年版）那里，规范/批判的维度与实证/科学的维度在马克思思想中并存，已经不是问题，要么规范/批判、要么实证/科学的二元对立论已经丧失其解读的合法性，但是古尔德纳和穆尔却认为，两者在马克思那里无法达到内在的统一。换句话说，他们认为马克思思想自身就是矛盾的。在古尔德约看来，马克思有时表现为科学的马克思，有时表现为批判的马克思；在穆尔看来，马克思一直试图为早年即已经确立的共产主义理想进行科学论证，但这种尝试却没有成功。而到1988年，P.卡因就在其《马克思与伦理学》一书中总结说，关于“马克思青年与晚年关系问题”有三个有代表性学派：第一个学派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具有内在统一性，认为马克思早年的哲学和人道主义著述揭示了后期马克思思想的秘密，其要点是认为马克思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是人道主义的，甚至在马克思的后期科学著作中也是如此；第二个学派持相反的立场，认为马克思思想中有一个断裂，其代表人物是阿尔都塞；第三个学派通常是先假定马克思思想具有内在统一性，然后提出马克思思想具有根本的内在矛盾。而他所秉持的观点是马克思的思想有变化或改变，但不存在“两个马克思”。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新译本1979年的问世（此前已有1956年何思敬译本），国外学者（包括苏联东欧学者以及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争论也波及到中国，并在中国学界形成研究热潮。其中，一些学者在坚持正确理论方向的前提下，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展开科学的学理性研究（这种研究也是在吸收、借鉴和批判国外马克思学研究成果基础之上进行的），并得出了马克思的思想是价值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的结论。在这一正确认识的推动下，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以及“以人为本”等观念，逐渐顺理成章地被学界和大众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