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末, 中国的哲学界走向活跃, 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如发展哲学、交往理论、文化哲学、经济哲学、人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公共哲学、科技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伦理哲学, 等等。人学研究是其中十分有影响的领域之一。从80 年代关于异化与人道主义、人的本质、实践、价值等问题的讨论开始, 90 年代形成了自觉的人学研究领域。短短几年, 出现一大批研究成果。

　　如果要对迄今为止中国的人学研究做一总体性评价, 首先我们应当充分肯定所取得的比较丰富的成果。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面对人学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这其中既包括人学兴起的背景、哲学与人学的关系、人学的对象和主题、人学理论体系、人学研究方法、中西人学比较等总体性问题, 也包括人性、人的自我、人格、人文精神、人的创造性素质、市场经济与人的价值观念等具体问题。这些研究在理论上把人的问题突出到前所未有的地位, 同时, 人在理论上的突现也是中国理论研究者对现代社会中人的文化困境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问题的一种自觉的回应。

　　在肯定我国人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时, 必须看到, 我们的人学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似乎缺少深度。我们如果把1998 年召开的全国第二届人学研讨会的成果(参见《人学与现代化——全国第二届人学研讨会论文集》,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同此前的一些人学研究成果比较一下, 就会印证上述结论。实际上, 我们的社会发展、交往理论、经济哲学等领域的研究, 似乎也都面临着难以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我们认为, 妨碍人学研究走向深化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 目前学术界似乎存在着人学“泛化”的问题, 几乎所有同“人”有一点关联的问题都被冠以“人学”的名义, 以至于许多价值取向各异、哲学立场不同的见解共同打起人学的旗帜。这是近年中国学术界常常出现的情形, 人们经常在没有充分理论准备的情况下蜂拥至某一“新的”研究领域。例如, 从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坚持者, 到比较激进的实践本体论主张者, 可以同时把相去甚远的理论体系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对于人学的空前热情无疑有助于加大人学问题的影响。但是, 也的确导致了人学研究域界不明, 使人茫然的后果。其二, 与人学研究领域划界不清直接相关的问题是, 一些研究者在进行人学研究时, 并没有完成相应的研究方式或研究范式的转换, 往往是把原有的理论观点换以人学的称谓。一般说来, 哲学范式是指哲学理性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路数。哲学的深刻变革不只是体现在研究对象的转变上, 而往往表现为哲学范式的转换。人学研究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把传统理论关注不够的人的问题突现出来, 而且代表着哲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代表着一种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形成。

　　从这样的判断出发, 可以断言, 要使人学研究取得更深刻的成果, 首先应当克服目前人学研究“泛化”的问题, 真正厘清人学研究的域界。从表面上看, 这一工作并不十分困难, 因为, 虽然对人的认识可以从不同层面, 不同方面, 不同学科, 不同领域展开多方位的研究, 但是, 冠以“人学”名称的理论研究基本上属于哲学层面的活动, 它代表着人对自我及其自己的世界的一种自觉的总体性的把握。然而, 深入分析就会发现, 要为人学研究作出恰当的划界, 并非易事, 因为, 这不只是牵涉“空间”范围的划定, 更为重要的是哲学范式的转换。换言之, 只有从基本的研究范式入手, 才有可能准确地为人学研究划界。我们认为, 真正意义上的人学应当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研究方式或范式的转换。

　　1、在学理层面, 即理论理性层面上, 并非任何关于人的研究和认识均属于人学, 相反,真正的人学代表着一种新的哲学范式, 体现着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深刻转折和变革。

　　回顾一下人类自我认识的历史, 就会发现, 从古代追问宇宙本原和事物本质的传统本体论哲学, 经过近代探寻知识本性的认识论哲学, 到现代从人的本质入手把握世界的人本学哲学, 不仅体现了哲学研究对象的改变, 更为重要的是经历了哲学范式的深刻转换, 使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 形成了主客体相统一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尽管在这一哲学演进历程中, 也常常出现类似非理性主义的极端的哲学立场, 但是, 从总体上看, 现代哲学克服了传统哲学单纯从外在事物和给定自然的本质去界定和理解人与世界的思维方式, 确立了从人的存在和实践活动, 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的角度去理解人与世界的新哲学范式。这是哲学和人类

　　自我意识的一大进步, 正如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所强调的那样, 要根本转变研究世界的视角, 把事物、现实和感性都“当作人的感性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 “从主体去理解”, 而不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1]。应当说, 严格意义上的人学正代表着这样一种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人和世界的哲学范式。这是一种超越了传统自然主义视角的、以人的实践活动为现实基础的、以主客体统一为宗旨的主体性思维范式。

　　当我们如此确定人学的基本研究范式时, 我们应当适当加以说明, 以消除来自两个方面的担心, 回应两个方面的批评。一方面, 人学从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本质, 并不会导致所谓的唯心主义。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在人类发生学的意义上谈论是物质决定精神, 还是精神决定物质, 而是在确立一种理解和把握世界的视角和方式。的确, 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 人是自然的存在物, 人产生于或来自于自在的自然, 但是, 人现实地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通过人的理性活动和现实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生活世界, 人的实践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 这种生产, 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2]因此, 我们应当把外在“物种的尺度”同人“内在固有的尺度”结合起来, 从人的实践活动的角度才能深刻地理解人和世界, 这正是人学理论的深刻的学理基础。另一方面, 强调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人和世界, 并不会像一些人所担心的那样, 导致实践上的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后果,即现代工业文明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实际上, 人并不是完全被给定性和自然性所决定的被动的、消极的存在, 而异化或物化也不是某种铁的必然性的简单后果, 而是与人的活动方式有直接关系的现象。只有当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才能自觉地调整我们的活动方式, 注意我们活动对自然和人类所带来的可能的后果, 从而保持人和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在这种意义上, 某种方法论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对于人的生存是必要的, 这正是人学理论的深刻的实践基础。

　　2、在现实层面, 即在实践理性层面, 真正的人学并不满足于对人及其人的世界的一般性的描述或理论重构, 而是立足于人的自我超越, 它必须把对人及其世界的形而上的理性反思同现实的文化批判结合起来, 推动现实的文化转型, 即人的现代化。

　　这是人学所代表的新的哲学范式的另一本质特色。不可否认, 人学研究必须注重人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如有的学者对人学的本质论、存在论、发展论内涵的揭示, 或对综合人学、具体的人学等问题的探讨, 无疑对于人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 必须指出, 对于中国的人学研究而言, 更为根本的是应当突出它的实践理性维度。因为, 人学研究兴起的最深刻的动因不是理论性的, 而是实践性的, 是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的现实要求。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价值取向也体现了哲学的本性, 从根本上说, 哲学并不是一种给定的、静止的、抽象的、僵死的理论体系, 而是内在于人类历史和人的生存之中的一种生生不息地涌动着的理性的反思和批判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完善、信息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等社会变化, 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 它要求传统文化的转型和人自身的现代化, 要求确立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 以支撑新社会机制的运行。这应当成为中国人学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但是, 目前中国的文化景观呈现出一种矛盾冲突的情形, 这主要同中国属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这一事实密切相关。在目前的社会转型中, 对以理性和主体性所代表的工业文明文化精神的呼唤和新儒学及后现代主义从不同角度对工业文明精神的批判同时出现。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人学研究承载着双重使命: 一方面它应成为工业文明所要求的理性的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的催生剂, 另一方面又要努力成为现代理性文化的局限性和弊端的解毒剂。要完成这一使命, 中国的人学研究必须坚持形而上的理性反思和现实的文化批判相结合的方式, 立足于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 引导人的自我启蒙和自我教化, 促使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公民文化) 的交汇与整合, 从而使理性的、契约的、创造性的文化精神在生活世界的根基上生成, 以作为现代中国公民的基本生存模式, 并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各个活动层面的内在的运行机理。在这种意义上, 人学同时也是深刻的文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