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改革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1]“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2]“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3]因此，正确理解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十分重要。纵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曾经出现过形形色色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也有过各种社会主义的试验，但一切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为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判官。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作为正在蓬勃发展和探索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对它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国内外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如何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认为它是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具有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以前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讲，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下面从四个方面说明。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现在时常有个别人攻击我们，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搞资本主义。其根本的理由主要有二点：一是我们搞的这一套东西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笔下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抛弃了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生产资料公有制等；二是有些社会政策中有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如存在剥削、非公有经济占很大比重等。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应该持什么态度呢?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既不是罪罚分明的法律，违反任何一条就是犯法，就要受到惩罚；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充满神秘性的宗教，我们要顶礼膜拜，否则就是大逆不道。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科学就要研究、试验、证伪，不意味着一切都是准确无误、至善尽美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和解决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研究的重点是西方发达国家，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用列宁的话就是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 [4]。“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5] 。中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前提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设想即使是正确的，也不是目前所要采取的措施，仍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采取的目标，即使有的结论正确，也不能生搬硬套，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和具体的时代实践相结合，决不能用“本本”束缚我们的手脚，一切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6]。列宁也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7]

　　通读有关论述，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粗线条的、大致轮廓和发展方向，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今天的社会设计详尽的具体方案。所以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预测在本质上只是一种科学预测和天才的设想。他们十分谨慎地描绘未来社会的最一般的原则和特征。

　　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对空想社会主义者醉心于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的做法持否定态度，并宣称：“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也就具备了” [8]。 1843年9月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9] “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10]” 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11]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身经历过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他们的结论主要借助于严密的逻辑论证，而主要不是从具体实践经验中概括的，关于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总结并不完全具有普遍性意义。以欧美经济发达国家为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就“先进国家”社会的变革设想了一些措施，如剥夺地产、征收高额累进税、普遍劳动义务制、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教育和物质生产想结合、国家垄断资本和银行等.1886年英国出版了一本《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小册子，恩格斯应邀谈了社会主义的特征。恩格斯指出：“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12]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指出：谁“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13] 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在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出的“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时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14] 1894年1月，有人请恩格斯写一段题词来表达社会主义新纪元的想法，恩格斯回答说：“要用不多几个字来表达未来新时代的思想，同时既不堕入空想社会主义，又不流于空泛辞藻，这个任务几乎是难以完成的。”[15] 他抄录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作为题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16]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17]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

　　有人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其堂而皇之的理由主要是：近些年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界特别是欧洲兴盛，而与之相比较的是，苏东剧变后以苏联为代表的所谓“暴力社会主义”遭到了失败；恩格斯晚年发生了思想变化，放弃了暴力革命思想转而走议会和平改良，恩格斯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改革开放后，中国采取的政策吸收了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即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

　　有专家指出，作为一种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对立的，两者间有原则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指导思想、追求的目标、依靠的社会力量、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作为其载体的党的性质和作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指导思想不同。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相反，民主社会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主张世界观的多元性和社会主义论证的多元性。其二，追求的目标不同。科学社会主义坚持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并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民主社会主义反对为社会主义设定任何终极目标，而只抽象地设定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自由、公正、互助。其三，依靠的社会力量不同。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指出了实现这一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力量——现代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虽然也起源于工人运动，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却与工人运动日渐疏远，转而向全社会，特别是向力量日益壮大的新中产阶级寻求支持。其四，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不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用革命方式，即彻底变革社会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民主社会主义主张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改良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因而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甚至反对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其五，作为其载体的党的性质和作用不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载体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具有统一的意志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

　　从历史演变看，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已经由初始的资本主义的反叛者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改良者，再变为资本主义的共生者。

　　至于说恩格斯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人，他是歪曲历史，或者望文生义，不知道修正主义者的来龙去脉。恩格斯晚年提到了和平道路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放弃暴力革命思想。

　　恩格斯晚年讲过：“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行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因为“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到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18] 同时，恩格斯也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否定暴力革命、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潮。1889年12月18日，恩格斯在致格特利尔的信中说，“暴力革命”是“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恩格斯强调：“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恩格斯在《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强调社会主义要从旧社会制度的“壳”中“长”出来，就必须“用暴力来摧毁这个旧壳”。但是，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提出千篇一律的要求，没有把暴力革命绝对化，而是像马克思一样辩证地说：在英、美甚至法国这些“人民代议机关能够把一切权力集中于自己手里”，“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无产阶级采用和平过渡手段，使旧社会“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是“可以设想”的。当然，这仅仅是“可以设想”而已！所以，在1895年3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序言中，又谆谆告诫：无产阶级政党决不可能因合法斗争力量的增强而否定暴力革命。“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19]

　　苏联剧变后，一些人错误地宣称社会主义遭到了“大失败”，十月革命开创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通常活不长的历史“早产儿”，因此中国搞社会主义行不通。苏联的解体不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和时代要求的苏联模式的僵化和教条体制的失败。人类社会只要存在着剥削、压迫和不公正的现象，社会主义理想和运动就不会消失。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难道是像列宁早就批判的考茨基等人鼓吹的那样 ——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活不成的早产儿吗？不是，如果一切都按“规律”和人们的所谓科学设计所规定，那岂不是“命定论”？一切都没有偶然性和主观能动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花大力气强调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显然，历史之树毕竟不依自然而春华秋实，它还要靠人们的热情和奋斗，否则对正义社会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岂不是可以不请自来?历史既是决定的，也是选择的。退一步讲，即使是早产儿，只要肌体基本正常，也可以用后天补先天不足。列宁曾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论我国革命》等文中十分精彩而系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被列宁称为“革命之鹰”的罗莎?卢森堡也曾说过：一个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宁等同志们完全做到了。西方社会民主党缺乏的全部革命荣誉和革命行动能力都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苏联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建立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曾经创造过惊人的历史奇迹，但是遗憾的是，多少年过去了，这种结构和体制未能随着国内外的环境的变化而作相应的富有成效的改革和创新，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日益加深。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他在改革受挫后，把旧体制的缺陷、改革受挫的原因统统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提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的口号，改革成了抛弃社会主义制度。

　　任何东西都不能照搬，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取得了一些成就。主要归因于欧洲特殊的历史、政治以及社会发展阶段，并不具备普适性。中国的国情和欧洲的不同。同时，民主和民生问题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社会民主主义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所采取的政策并不具有专利性、垄断性，它的一些好的政策也是吸收其他政党、政府好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的，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可以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

　　同时，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各个阶层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办法。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尝试，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尝试，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努力，都失败了，沦为军阀混战，内忧外患始终煎熬着中国人民。蒋介石一度统治着中国，但他搞独裁专制，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要打内战，丧失了民心所向，失败是必然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人阶级、联合农民阶级、经过28年的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邓小平在对文化大革命才识进行全面认真深入反思和总结基础上，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胸怀，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各种尝试、探索和比较，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来之不易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扬弃和创新

　　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曾一度是我们的选择。苏联、苏共曾是我们学习借鉴的榜样，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曾深受苏联的影响。列宁晚年找到了符合国情的“新经济政策”，初步探索到了苏俄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可惜，“新经济政策”并没有成为全党共识性的长期坚持的政策。斯大林上台后，新经济政策被中止，以超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剥夺农民的僵硬的集体农庄制度、政治大清洗为主要支柱，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之后，几十年的修修补补，问题和矛盾越积越多，与戈尔巴乔夫一些不成熟的改革产生的问题“交叉感染”，产生了新的疑难病症，积重难返。

　　中国的改革是从告别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的。早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就写了《论十大关系》，对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可惜好景不长。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弊端认识十分深刻。1988年邓小平讲：“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了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对苏联模式的扬弃。邓小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全面突破。（1）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对斯大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模式论的突破。（2）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吸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创造，而对苏联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3）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对封闭禁锢、因循教条，不事改革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4）实事求是，从提高人民生活和民生需要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对苏联国民经济片面重工业化和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片面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6）和谐世界和和平发展理论是对苏联大搞霸权主义的否定。（7）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理论是对苏联极左路线的否定。（8）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是对人治和高度集权政治的否定。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全面突破。

　　目前，有人试图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观念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的“四项基本原则”，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来偷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而否定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性质。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开放的需要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体系

　　有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参照物，说尽管中国发展迅速，但是社会主义还是不如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涉及到要正确认识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差距。从根本上讲，这种差距是由历史条件和具体国情决定的，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近百年里，西方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压迫造成的。邓小平同志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20] 何况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至今，已经过了五百多年，每一个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都已超过百年的历史。而且，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实行资本主义，比较成功发达的也是少数。比如，东亚一些所谓民主国家，腐败、军事政变和政治纷争不断，一会儿是显赫政要，一会儿又成了“阶下囚”，甚至政坛频频出现“孤儿寡母”现象。例如，菲律宾当年被美国树立为“民主的橱窗”，但今天却是腐败肆虐，几乎每届总统都有腐败丑闻，现任总统阿罗约已经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几百次军事政变。中国1949年才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条件，在满目疮疾、一片废墟的基础上，在帝国主义孤立封锁的条件下起步，仅用很短的时间，就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程。我们党经过几十年艰辛探索，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稳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国际上一些学者提出“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发展模式，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提出了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这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和平发展的中国国际影响和辐射力不断增强。以中国和印度为例进行比较，60年前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差不多，现在中国的发展要比印度好。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至善至美，需要不断探索并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从十七大报告中可以看到：民主问题、生态文明、人权、和谐思想等都是不断解放思想推动理论创新的结果。同时，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还面临不少困难、问题和挑战。例如，腐败问题、社会分配不公、三农问题、教育、医疗、住房困难，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要有勇气面对，要下大力气解决。

　　总之，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有为才能有位，不发展意味着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因此，我们“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