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一个古老的历史难题，也是当今世界一个全球性问题。对于处于全面而深刻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更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其持续的高速度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与经济快速发展相伴生的是居高不下的腐败案件不断发生，腐败已成为中国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中国反腐败的巨大成就

　　（一）　依法查处了大量的违法违纪案件，捍卫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1993年10月—2001年底，中国经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50万件，处分党员干部144多万人，其中县（处）级干部47104人，地（厅）级干部3926人，省（部）级干部557人。

　　2001年4月—2003年2月，共查办了充当恶势力保护伞557人。

　　2001年1月—11月，全国共清理出领导干部违规收受的现金、有价证券2.5亿元。1998年1月—2000年10月，全国共查处违规财政资金987亿元，涉及党纪政纪处理3800人，刑事惩处1010人。

　　从2000年1月到2003年3月，中国共逮捕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5115人。

　　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民警违法违纪案件5526起，涉及民警7716人。1996—1999年全国政法系统共处理违纪违法人员35153人。

　　2003年13名省（部）级高官被查处。2003年1月—11月，全国检查机关共立案侦察贪污案渎职侵权等案件38025件，41797人涉案，其中贪污、挪用公款大案16472件，处理县处级以上干部2603人。

　　1993年以来，金融系统处理违纪违法人员达4万多人，有70多个行长被撤职。

　　（二）在战略上反腐败的斗争实现了三个转向：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由事后监督转向事前监督，由群众运动反腐、权力反腐逐步转向制度反腐，依靠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我们第一次在中共的重要文献中看到了把制度建设作为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的论述，原来只强调思想、作风、组织这三大建设。

　　至今，中国已有预防腐败的地方性法规13部。1997年9月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2000多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3年底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是建党82年、执政54年的中共历史上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

　　（三）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反腐倡廉的路子，并形成了共识：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而，基本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三）纪检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是地方纪委虽然仍由同级党委领导，但不再强调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二是组建了专门的巡视机构和巡视队伍，5个中央巡视组进行巡视；三是对各部委派驻机构实行了统一管理，直接领导。这使纪检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大大增强，纪检查机构在反腐败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四）反腐败的十大具体措施得到贯彻和落实。

　　这十大措施具体是：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与所办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县以上行政执法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地级以上城市建立的有形建筑市场规范行政审批；财政管理和干部人事制度深化改革；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扩大基层民主，全面实行村务、厂务和政务公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党内监督；实行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任前公示和竞争上岗制；加强新闻舆论监督。

　　2003年中纪委第一次明确提出纠风“以解决综合治理，从改革入手深化纠风工作”。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减轻农民负担、治理“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纠正医疗和教育腐败初见成效。如为治理党政报刊散滥、利用职权乱摊派，2003年治理、整顿了1452种报刊，其中停办677种，划转302种，官办分离289种，改为免费赠阅87种。

　　2001年以来，中国共取消行政审批项目1795项。北京市已砍掉174项地方行政审批，绝大多数地方取消行政审批项目的比例在40%以上。

　　2003年，中国各地通过清理、累计取消教育违规资金收费项目2824项，降低收费标准1316项，涉及金额18.87亿，清退给学生家长6.39亿元教育乱收费。

　　1997年以来，取消涉及企业的不合理收费、集资和基金共计3.7万项，金额1400多亿。

　　从1998年至2003年10月底，因反腐倡廉工作失职或不力而被追究责任的干部5.8万多人，其中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4.4万人，受到组织处理的1.4万人。

　　1996—1999年全国共查处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9998件。

　　2003年，全国共有1128名科级干部因公款大吃大喝受到查处。同时，清理出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的汽车8871辆，控制压缩出国（境）团组4015个。

　　这些治本措施的实施，铲除了一些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促进了党政机关的廉洁高效。

　　（五）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跨国腐败行为取得很大成效

　　2003年，中国已加入由8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已与40多个国家签定了56个司法协助、引渡和移管被判人条约，20003年中国人大批准了由140多个国家缔结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从而奠定了与各国联手打击外逃贪官的国际法基础。1998年以来，中国公安机关先后从30多个国家、地区将230多名在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2003年，中国检查机关共抓捕外逃嫌疑人596人。

　　（六）群众对反腐倡廉的满意度逐步提高。

　　据中央纪委连续8年进行的随机抽样、直接入户的党风廉政建设问卷调查结果统计，2003年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第一次超过半数，达到了51.9%，而1996年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为32.8%，几年间提高了不少。

　　回顾2003年中国的反腐败成就，称得上“雷声大，雨点也大”。

　　二、依然严峻的反腐败形势

　　谈论中国目前的反腐形势，我想先引用两段比较权威的话和2个真实的素材：

　　2003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度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用三个“仍然”来概括反腐败形势。他讲：“现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这三个“仍然”正确评价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反腐工作的实际。

　　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在一次答记者问时曾说过一句众所周知的话：“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再慷慨一点，说我还干了一些实事”。言为心声，意味犹长。

　　中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亿万群众喜爱的名牌栏目《焦点访谈》，最高时收视率高达50%，一般在20%—30%水平。这个栏目没有查办腐败案件的职权，但因它能很好地实行新闻舆论监督功能，老百姓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焦青天”。在《焦点访谈》拥挤的办公室里，随处可见盛信的大麻袋，里面是成捆成捆的信件，这还不包括电子邮件、传真和电话。每天《焦点访谈》新闻材料收递窗口刚刚打开，人们便一拥而上，满怀期望地递上厚厚一摞材料。仅2004年4月28日一上午就收到了150多份材料。《焦点访谈》的记者申宇红女士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到《焦点访谈》以后我经常哭，我没办法不哭。因为面对痛苦中微弱的呼喊，面对那些层出不究的社会不公和矛盾，你常常会感到自己内心一次又一次地被撕扯着，疼痛、纠缠、分裂”。《焦点访谈》的员工都很清楚，他们是“公众的守望者，而不是救世主”，作为媒体和从业人员的职责任务和功能所在，很多时候不堪承受之重，“承载不了太多殷切期望”，然而一些投诉部门、反映问题渠道不畅的老百姓们依旧执着地将其看作“焦青天”。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难题。2003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中国农民调查》。作者写道：“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和冷静，走近中国农民时，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震动和隐痛，我们看到你想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我们在惊讶于贪赃枉法者已是无处不在的同时，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话题的沉重。”

　　下面再进行具体地论证。

　　（一）　腐败“出生率”大于“死亡率”。

　　中国每年实际发生的腐败案件，大大高于最后得以处理的案件，而且这个“呆账”仍在以一定的速度积累。许多腐败分子被查处都是“撞在枪口上“。

　　全国纪检监察举报中心每年都收到人民来信160万件左右。同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到北京信访的人群。笔者所在单位离某部的人民来访接待处相邻，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有络绎不绝的上访人群，他们在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失去的土地而抗争。

　　从1979年—1997年查处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平均以22%的速度增长，难怪有学者惊呼：“腐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二） 窝案、串案、集体腐败越来越多。

　　河北李真案，共涉及47人，其中厅级干部8人，处级干部14人。

　　2002年广州市立案侦察的案件中“窝案”、“串案”达到71%。

　　宁波许运鸿案涉及违纪违法干部127人，赖昌星走私案涉及28个单位270人。东方锅炉集团原4名主要负责人集体作案，涉及50多个单位2064人，其中地厅级干部76人，县处级干部236人。

　　“一批坚持原则的干部不适应环境被淘汰，一批习惯太平的干部对环境无能为力而随波逐流，一批作风不正的干部投机取巧却得到提升”，这就是呈现在吉林白山市系列腐败案件中的“官场逆淘汰”现象。白山市靖宇县李铁成“卖官”案，涉案人员从党政机关到基层乡镇、企事业单位，几乎覆盖全县各级单位。从这些被揭开盖子的“系统腐败”案中，人们发现，洁身自好、廉正为民的“清官”们早已被淘汰出局，而以权敛财、贪赃枉法的贪官们却能够破城略地、占据了一个又一个领导岗位。

　　（三） 贪官外逃和资本外逃十分猖獗。

　　2003年9月底，《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生效。在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晚的24小时中，有51名贪官企图外逃时被捕。

　　1997、1998、1999、2000年中国外逃资本额分别为364.37亿美元，386.37亿美元、238.3亿美元、480亿美元（当年外商对华实际投资407亿美元）。2001年被北京市检查机关立案的120余名在逃的嫌疑人中，70%为国有企业经理和财会人员。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国内腐败的团伙的洗钱中心。

　　据中国学者杨帆估计，1998年以后的几年，中国的资本外逃总额超过两万亿人民币。

　　至今，中国已有4000多名腐败分子外逃，其中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

　　2003年12月10日，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作用发挥如何，还要看多少国家参加，各缔约国的信守程度。

　　在抓捕外逃贪官方面，双边引渡条约是国际司法合作中最具强制力的法律，迄今中国已与19个国家签订了这一条约，但这19国都不是外逃贪官的主要逃亡地。在没有双边引度条约的情况下，遣返外逃贪官主要采用“双边协商，友好合作”的方式，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对方国的态度和条件。事实上，在中国抓回的外逃贪官中，经引渡回来的很少，大多数是通过双边司法协商、警务合作和国际刑警组织通辑落入法网的。

　　（四）　外企腐败严重。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华跨国企业逃税总额每年高达300亿元。目前中国已批准成立40多万家外资企业，相当数量的外企通过各种手段逃税和避税，造成账面上大面积亏损，亏损面达60%以上，年亏损金额达1200亿元。

　　（五）　腐败分子前仆后继，顶风作案突出。

　　尽管反腐力度在不断加大，但顶风腐败十分突出。

　　河南省连续三位交通局长因收受巨额贿赂而下台。

　　从1995年以来，湖南衡阳电力局三位腐败局长上演“腐败接力赛”，先后坐牢。

　　1993年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中属于当年作案的约占30%，属于1993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以来作案的约50%—70%。

　　（六）“一把手”腐败。

　　沈阳“慕马”案，涉案人员中有17人是党政部门一把手，且无一不来自“要害部门”：从法院到检查院，从建委、财政局、土地规划局到国资局、国税局、再到烟草专卖局、物价局，几乎一网打尽。

　　（七）　徇私渎职的腐败行为相当严重。

　　因循私渎职和官僚主义等原因，国有资产在20世纪80年代每年流失约500亿元，90年代每年流失达800—1000亿元（〈中国监察〉2000年第6期）。由行政腐败直接造成的重大安全事故每年导致10万人死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百亿元。

　　（八）　大案要案不断增加，高官违纪违法比例上升。

　　过去1万元以上即为大案，现在几十万、几百万的案件经常发生，上千万、上亿元的案件并不少见。2001年查办的36447件贪污贿赂案件中，犯罪数额100万元以上的达到1319件。

　　1993年—1995年受处分的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干部分别为11201人、943人、17人，1996—1998年分别为17810人、1463人、32人，从中共十五大到2002年9月分别为28996人，2422人、98人。2003年仅一年就有近20名省级干部被查处。

　　（九）　腐败向各个行业蔓延，发案部位网状延伸。

　　由传统的单位内部犯罪，演变为带行业、系统特点的犯罪；由过去主要是行政管理发案，演变为几乎所有公共权力行使过程发案，由原来的主要是生产、生活原料领域犯罪，发展到主要是生产要素领域犯罪；由以往主要是一般行政管理部门发案，蔓延到主要是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和掌管人财物的要害部门发案。甚至于连殡葬业也存在着大发不义之财的现象。据国家计委对重点建设项目稽查发现，相当一部分项目的招投标不符合规范，没有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甚至完全失灵。近年来,会计信息失真和假账范围涉及到各行各业。1998—2000年，证监会立案查处的违归案件多达100多起。2002年，审计署对１２９０家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审计，发现会计报表严重不真实的企业占６８％，有的虚赢实亏，有的虚亏实赢，有的把大量资金体外循环或私设小金库。2002年，审计署对１２９０家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审计，各类违纪违规问题金额高达１０００多亿元。大量的非上市公司由于内部治理机构不够健全，财务会计人员综合素质不够理想，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够健全，财务信息失真的问题可能更加严重。1999年国家审计机关对扶贫资金、水利建设资金、三峡移民款及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的资产损益情况，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资产运营情况进行审计，共查出11万多个单位，查处各类违规金额1250亿元。

　　（十）　腐败形式花样翻新。

　　一些犯罪集团和腐败分子打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旗号，用表面合法的形式掩盖其腐败行为。其腐败活动不仅限于追求金钱和物质，而且与权力、女色等结合在一起，致使“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复合型腐败案件大幅度上升。有的权力腐败与其他刑事犯罪行为相互交织，甚至与黑社会势力沆瀣一气。近几年公开报道的领导干部买凶杀人案就有数十起。一些腐败分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非作歹，吃喝嫖赌黑“五毒俱全”。近年来，腐败出现了智能化、低岭化的现象。以前腐败有“59岁现象”，现在则有“35岁现象”、“26岁现象”。

　　（十一）反腐败的难度和成本很大。

　　被查处的一些大案和要案大都是由中纪委直接查处的，否则很难查下去。在一些地方，腐败分子盘根错节，能量相当大。一些正直的党员干部受到打击、排挤、诬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在个别地方有这样一种说法：查处一个科级干部，要得罪半个县城。在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中，绝大多数是群众举报。而且。犯罪手段由单一向复杂、隐蔽、智能化发展，已经从过去简单的以权谋私和监守自盗，转向利用专业知识，利用技术性很强的业务程序和制度漏洞进行作案，一般人很难发觉和进行查处。

　　三、关于反腐败的几项建议

　　（一）　体制和制度创新，消除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土壤。

　　中国古语讲，扬汤止沸莫如釜底抽薪。这句话对于我们反腐败很有启迪，反腐败必须要立足于消除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土壤。通过编制严密的体制之网，减少一些人想钻的空子，使漏网之鱼越来越少。过去，我们比较重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曾规定了“88个不准”，但实践证明，纪律管不了规律，没有制度的监督，没有他律的自律，肯定靠不住。

　　美国学者阿密泰讲：“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过去，我们往往过分强调了“苹果”的自身因素，认为官员的腐败是自身抵挡不住诱惑。实际上，制定反腐方案的一个前提应该认为人与生俱来有许多恶的本能，从而一定要通过严格严密的制度加以约束。苹果腐烂不仅仅要检查苹果自身的原因，更多的还要检查放置苹果的那个筐子。他们把眼光更多地放到“筐子”而不仅仅是“苹果”上。譬如，中国现行的交通投资体制是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采用投资、建设、管理、运营“四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一切规费资金由交通部门自行征收使用，对外融资又实行统贷统还，独立设置项目法人，再加上不受制衡的招、投标市场，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交通厅既是投资者，又是管理者；既当发包商，又当承包商。如此巨大的权力，如果掌握在厅长一个人手里，又缺乏有效监督，确实容易出问题，出问题是正常的，不出问题应该是不正常的。

　　（二）　加大腐败成本，让想腐败者觉得腐败是一件赔本的买卖。

　　从经济学角度讲，人的活动有一个收益和成本的问题，如果腐败成本越小于腐败收益，越容易使人产生腐败的动机。如果对腐败的查处及时而且严厉，就会使一些潜在的腐败动机和腐败行为夭折，因为腐败是赔本的买卖。因此，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经济处罚和赃款赃物追缴力度，加大对携赃款外逃公职人员的追逃力度。像中央领导说得那样，就是要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在心理上后悔莫及。通过让贪官自己真正感受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险来遏制腐败。

　　（三）改进追讨外逃贪官腐败资产的方式。以前中国追缴贪官转移到境外的腐败资产，主要采取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这样做法不仅成本高，而且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麻烦。建议采取先民事再刑事诉讼的办法。先事诉讼追回腐败资产，断了腐败分子的“口粮”，难以在国外挥霍和逍遥自在，然后再辑捕回国。中国尚未参加具有全球性的反洗钱组织——反洗钱行动特别小组和艾格蒙特小组，这不利于打击洗钱和资本外逃行为。

　　（四）着力惩除腐败的温床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是中国反腐的难点。现在一些腐败案件之所以发生，之所以查不下去，一些地方之所以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和黑社会强狂，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密不可分，甚至发生了“猫鼠同穴”、“警匪一家”、“官匪一家”的状况。例如，北方某地非法圈地建高尔夫球场，电视也曝光过，也有人上访过，国土资源部也发文查处，但几年过去了问题依旧。为什么，地方保护主义在作怪。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为搞一个设计能力840万吨、总投资105.9亿元的大型钢铁项目，连闯法律法规的“红灯”。在其违规上马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抛开规划的审批机制，“越位”审批，私开“绿灯”放行，并且帮公司造虚假材料。土地职能部门违背国家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失职违规，纵容公司违法圈地和强行占地，使占地事实化和合法化。6家金融机构违犯国家贷款规定，争相贷款，“集体沦陷”。环保职能部门集体“缺位”，使环保法成为一纸空文。

　　（五）转变政府职能，寻求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干预。

　　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投资体制四项改革已取得很大成就，但问题多多，改革尚未完全到位。特别是要实行干部辞职制度，逐步推行领导职务任期制，加大调整不称职、不胜任现职干部的力度。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曾说过这样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从政府部门的职能来说，政府应当把精力更多地放在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上面，搞好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维护社会正义、公平和自由。实际上，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的职能不是错位，就是越位、缺位。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教练员，也是裁判员，破坏了市场经济应有的正常的游戏规则。甚至有的政府部门和官员代替企业去投资，傍大款，滥用行政权力和法律直接出面为开发商强制拆迁居民房屋，大规模圈地，漠视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和正当呼声。这样，政府该干的事情不干或干不好，不该干的事情胡乱干、蛮干。例如，最近湖南省查处了嘉禾县县委县政务集体滥用行政权力强制性大规模的搞房屋拆迁、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违规违纪事件。县政府有关部门和领导一意孤行，过分地站在开发商一边，违背程序，直接滥用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房屋拆迁，并且实行“株连”政策。

　　（六）警惕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中国反腐败和深化改革的强大绊脚石。

　　中国领导多次强调，要警惕既得利益集团问题。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在展望中国改革前景时说过：“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一条是政治文明下的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面对前者咄咄逼人的来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潮流对于我们的前途和未来的威胁。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直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符合大多数利益的改革经济遇到重重障碍，难于很快地推进，可是另一方面，只对少数有权有势的人有利的改革，倒可能进行得很快，也许几天几个月就把成千上万的公共财产通通扫进少数人的口袋。”现在，一些立意很好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被扭曲或夭折，一些并不见得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部门和地方规章政策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得利益者在兴风作浪。

　　（七）抓住腐败的重点，一点带面。根据中纪委员2003年的调查，五大领域成为群众心目中的腐败“重灾区”：建设工程、公检法、医疗、教育、组织人事。显然，这五大领域应是反腐败的重点。例如，2003年有14位交通厅长落马。2004年江苏铁本公司违法占用土地6541亩。2000年—2002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案件40多万件。关于司法腐败，已发生过“处女卖淫案”、流氓、法盲加文盲的人当法院院长的情况。江苏某地法官用虚假的原告、虚假的诉讼标的物、虚假的证据来炮制19件惊天假案。全国中小学“择校费”达270亿元。教育商业化，使家庭不堪重负。学术造假和成果抄袭之风屡演屡烈。

　　（八）完善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动作。

　　早在希腊时代，欧塔涅斯就说过：即使最优秀的人士，如果达到了拥有（可以不负责任）这样一种地位，也会注定变成罪恶的人。当前，为推动中国新闻监督，应尽快出台《新闻法》。因此要加大下对上的监督，同级的监督和社会监督。

　　总之，反腐败不是朝夕之间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也不是在浪漫的情调中进行蜜月旅行，需要毅力、勇气、智慧、策略等方方面面东西。有腐败，并不可怕，关键是不使腐败失控和泛滥成灾，建立一个能及时发现和有效拣出坏“苹果”的“筐子”。

（来源：《红旗文稿》2007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