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把“革命”的社会经济内容规定为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把“革命”的政治内容规定为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并且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看作“社会革命”的两项内容。对于革命的形式，“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1]

　　任何革命都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物，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当然，“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2]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历史经验，十分强调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暴力革命的同时，并没有否定能够达到革命目的的其他手段。暴力革命和和平改良都是达到革命目的的重要手段。“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够更快更可靠地达到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 “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 “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

　　有人认为，恩格斯晚年 “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放弃了暴力革命的思想，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19世纪90年代后，欧洲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恩格斯更多地提到了和平道路，但未完全放弃暴力革命思想。恩格斯认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行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因为“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到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3]恩格斯“反对那种不顾条件，奢谈或发动起义、暴动的蠢行”。他认为，普选权已成为“最锐利的武器”。同时，恩格斯也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否定暴力革命、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潮。1889年12月18日，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暴力革命”是“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恩格斯强调：“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恩格斯在《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强调社会主义要从旧社会制度的“壳”中“长”出来，就必须“用暴力来摧毁这个旧壳”。但是，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提出千篇一律的要求，没有把暴力革命绝对化，而是像马克思一样辩证地说：在英、美甚至法国这些“人民代议机关能够把一切权力集中于自己手里”，“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无产阶级采用和平过渡手段，使旧社会“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是“可以设想”的。当然，这仅仅是“可以设想”而已！所以，在1895年3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序言中，又谆谆告诫：无产阶级政党决不可能因合法斗争力量的增强而否定暴力革命。“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4]1892年恩格斯在写给阿德勒的信中说：“许多人为了图省事，为了不费脑筋，想永久地采用一种只宜于某一个时期的策略。其实，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5]“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6]

　　有一种观点认为，“同时胜利论”（“同时发生论”）的发明者不是马克思，斯大林不惜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把“同时胜利论”强加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完全一致，谈不上什么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到底有没有“共同胜利”的思想？如果有，怎样理解它的具体含义？

　　否认“共同胜利论”者的主要依据是：第一，虽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于“共同胜利”的相关的文字论述，但这两个历史文献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公开发表，前者公开发表于1914年，后者公开发表于1932年。因此，“共同胜利”的论断在19世纪下半叶并不为人所知，更没有因此而成为当时公认的观点。第二，《共产主义原理》中的有些原则、论断后被写进《共产党宣言》，然而“同时发生”的提法并没有出现在《宣言》中。在《宣言》中强调的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 “联合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不是“同时胜利论”，而是同《宣言》最后提出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一致的。

　　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共同胜利”的思想。

　　第一， 从文本上看，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的文字论述。

　　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都有明确的文字论述。 “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时说：“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终快最容易。共产主义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7]“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正是基于这一论点，马克思、恩格斯断定：“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8]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总结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重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9]

　　1985年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写道：“任何革命要取得胜利，都必须是欧洲规模的”，“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可能争得自身的解放。”

　　1993年6月27日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性的事业。”

　　1922年春，列宁指出：“我们历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792页有一个关于恩格斯相关论述的注释说明：“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预见到美国将发展成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并认为欧洲要不陷入对美国的依附地位，惟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在这以后，他们再没有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这也间接说明，抛开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以后到底有没有“同时发生”的设想不谈，至少1850年以前是有“同时胜利”的思想。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生前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公开发表，这并不能因此否定他们有“共同胜利”的设想。就像马克思晚年博大精深的人类学笔记没有公开发表一样，不能否定马克思晚年的一系列思想。至于用“共同胜利论”来概括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是否恰当，这种说法是否流行，甚至有关论述是否正确，那是怎样理解同时胜利论的内涵的问题？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并不是像一些人机械理解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中同一个时间发生，而是在大概的同一个时期内发生。因为各国革命形势不一样，有难易快慢之分。而且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几个发达国家中，要看每个国家经济发展和革命形势而定。开始时他们认为在法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容易，后来是德国和英国，显然他们并不否定某一个发达国家首先爆发革命，而是强调一个国家首先爆发革命，然后在一段时间引起其他国家革命，特别是西方几个发达国家的革命，甚至引起连锁性的世界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并不仅仅是单纯的通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更重要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讲的社会形态更替的革命，即以共产主义社会取代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创造了世界性的交往，也产生了世界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对立也成为世界性的，资本具有国际性的，因此，单独一个国家或民族不可能完成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的更替的，交往的任何扩大都将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所以直到1893年6月27日马克思仍强调：“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可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无产阶级只能是国际的事业。”[10]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是一贯的（强调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共产主义是国际性的，单独一个国家或民族不可能完成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当时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认同的。如果认为用“同时胜利论”这个词来概括不准确表达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思想，那可以用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世界革命理论，或者是无产者的联合行动，如果用“同时胜利论”这个词不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那也是名称问题。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