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的全球气候谈判在一片争议中刚刚落幕，就开始谈论这次谈判与中国的公共管理改革，似乎有哗众取宠，借机出位之嫌。

　　但是气候变化和气候谈判肯定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公共管理改革。

　　这样说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在改革时间表上，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 年将碳排放量减少40- 45%的目标，遵守的是中国改革时间表2020年这个时间上限。按照这个时间表，中国到2020年要建成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并且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因此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是政府改革的组成部分。

　　二是从中国的改革历程来看，每一次加入全球化的实质一步，都会给中国政府管理体制带来深刻的变革。中国经过努力重回世界贸易组织，直接推动了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大大提高了政府运行的效率，为中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大的国家提供了有力的制度基础。本次全球气候谈判前，中国政府率先在国际社会面前做出承诺。要履行这些承诺，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

　　对于中国未来几年的公共管理改革，哥本哈根谈判至少会在三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为了实现减排目标，必然会围绕碳排放目标的实现，进行治理创新。按照中国的治理惯例，40-45%的减排目标将分解到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后者来说，这是无法推卸的硬性约束。

　　在这个约束下，地方政府必须解决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就业三者间的矛盾。这不仅需要重新构建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给它们行为重点的调整和行为方式的转变提供有效的激励，还需要建立区域内的环境治理新机制，比如区域内的环境补偿制度，碳排放交易制度等，实现区域发展的协调和平衡。

　　第二，与环境相关的治理改革，需要更大的透明性和参与度。就我国国内环境治理来说，提高透明度和参与度是必然选择。这也符合中国政治发展的要求。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和复杂性，往往涉及众多主体，甚至会成为跨区域，乃至跨国事件。更重要的是，与环境有关的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后，保持透明，鼓励参与是各级政府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原则。因此，对于各级政府，尤其是个别地方政府来说，不仅要提高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更要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能，避免环境问题演化为社会政治问题。

　　第三，与对外援助有关的治理问题。中国之所以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与美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将会逐步承担起更多的国际义务，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长期以来，由于强调尊重受援国的自主性，难以使援助项目成为充分展现中国治理经验的窗口和桥梁。随着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关注，如何通过对外援助展示中国的治理能力和经验，将会成为新的课题，这不仅会推动中国自身的公共治理改革，也为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提供新的要素。

　　在哥本哈根谈判期间，我正在地方调研。地方政府的接待既热情又高档，饭菜丰富，应接不暇，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但没有一个人议论发生在遥远的北欧小国首都的这次全球事件，都在谈论地方如何招商引资，如何引入大项目。我能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逻辑，但也深切感受到我们还远远没有为“低碳社会”的到来做好准备。

　　看看我们饕餮的公务用餐，看看我们奢华的政府接待，再看看许多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所做的破坏性招商引资，这也许是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我们最应该做的基础性公共管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