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改革开放30 年的重要时间点上, 解放思想再一次成为理论界、政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一方面, 改革开放30 年所取得的卓越的历史成就不可辩驳地证明了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 假如没有一次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冲破“两个凡是”等种种羁绊, 中国社会仍可能在曲折中低水平地徘徊; 另一方面, 新时期的新任务和新问题正在呼唤着新的思想解放,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觉地认同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并结合各地各行业的实践努力推动新的思想解放。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更是把“继续解放思想”提高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 明确断言“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号召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勇于变革、勇于创新, 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不为任何风险所惧, 不被任何干扰所惑”。①解放思想的春潮又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涌动, 无疑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它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文化活力。然而, 解放思想是复杂的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 每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都经历着异常复杂、十分艰难的历程,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样不可能是一声令下、一蹴而就的简单的理论学习活动。认真审思改革开放30 年的思想解放历程和目前新的解放思想热潮, 可以看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仍然制约着解放思想的深度和实效。例如, 既然“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那么它就应当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须臾不可离的, 而实际情况则是人们常常只是在某些历史时刻才重新提起解放思想, 而且要把它变成某种“运动”。再如, 解放思想常常会变成一种口号和呼吁, 变成一种形式化的理论学习活动, 表面上轰轰烈烈, 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触动深层的思想观念, 甚至在实践上依旧举步维艰,以至于在经历了30 年改革开放之后, 今天还要以“杀开一条血路”的气概, 才能“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显而易见, 为了使解放思想真正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我们不应停留于对解放思想的一般呼吁, 也不应满足于对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具体内涵的分析, 而应当从学理的层次进一步思考解放思想的体制机制设计, 应当通过对制约和影响解放思想的关键因素, 特别是思想解放的内在机制和张力的分析, 探索适宜于思想解放和思想创新的体制和机制, 从而使解放思想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我认为, 在思想解放的各种内在机制因素和外在体制因素中, 文化创新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从深层次制约着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

　　一、解放思想的发展趋势探讨思想解放的内在机制, 需要从思想解放本身的规定性和解放思想的主要表现类型入手。

　　目前, 在各类文献中, “解放思想”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术语, 仅今年上半年已经有数以万计的关于解放思想的专题论文。[1] 这些论文从理论到实践, 从宏观社会发展到微观社会实践, 从不同方面探讨新时期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具体内涵, 对于新一轮解放思想的浪潮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 我们也发现, 这些论文大多是关于解放思想的具体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的分析, 很少有关于解放思想本身的深层次的学理分析, 即是说, 人们很少提出诸如解放思想的规定性、解放思想得以顺利推进的内在机制等基础性问题, 而是把这些内容视为无需反思的、理所当然的、给定的前提, 视为已经解决并达成共识的问题。我认为,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 关于解放思想的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如果我们不对这些问题进行自觉的和深入的分析探讨, 不从深层机制入手为思想解放构建保证机制, 解放思想就会停留在那种潮起潮落、时有时无的运动状态, 很难真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

　　从字面解释, 解放思想或思想解放的含义及规定性并不复杂, 主要指对于已经不适宜或阻碍发展要求的旧有的、保守的思维方式及保守的或错误的思想观念的改革和破除; 对于符合发展要求的新思想观点及思维方式的积极扶持、倡导、弘扬和确立。在这种意义上, 解放思想实际上就是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从其具体内涵及具体表现形态来看, 解放思想则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并呈现出无限开放的视域。从宏观层面看, 首先, 最为典型的解放思想是发生在重大历史变革时期或革命年代, 深刻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思想革命, 例如, 西方历史上发生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折点上的文艺复兴、现代工业文明兴起时期的启蒙运动、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关键时期的五四运动等等。其次, 在社会常规发展的一些关键时期和重大改革时期, 也会发生其意义不亚于五四运动的思想大解放, 例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围绕着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 冲破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束缚等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革, 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大解放。从微观层面看, 首先, 在各地各行各业的具体发展实践中, 也存在着解放思想和思想创新的课题, 政治实践、经济实践、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思路、改革体制机制设计、更新管理方式、改革管理模式、革新技术手段、改变发展方式、调整发展目标、完善发展的价值评价体系等等, 都不同程度地包含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更与创新。其次, 在个体生存实践中, 同样存在着解放思想的问题。个体知识结构的更新、创造性的发挥、生存态度和状态的改变, 都是社会各层面解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微观层面上的具体实践中的解放思想似乎不像宏观层面上重大变革时期的思想大解放那样轰轰烈烈, 但是, 从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 它们越来越凸显出自己特有的价值。尤其在当今时代, 一方面, 中国社会在30 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经历了关于基本发展道路、所有制度、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多次思想大解放运动, 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的重点越来越转向具体发展实践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另一方面, 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使普通民众的知识水平、主体意识、创新能力普遍得到提高, 由此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 是各领域的具体发展实践层面以及个体生存实践层面上的解放思想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和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这就使得今天的解放思想已经远远突破了重大历史变革时期和重要社会转型时期典型的思想大解放的范围, 呈现出越来越宽广的视域, 包含着越来越丰富的内涵: 既包括少数杰出人物重大理论创新意义上的解放思想, 也包括普通民众实践理性创新意义上的具体的解放思想; 既包括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运动, 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实践创新活动; 既包括作为社会运动的轰轰烈烈的思想大解放, 也包括个体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从实际出发的思路上和方法上的创新。概而言之, 解放思想已经从人类社会特殊历史时刻才出现的重大的思想和理论变革运动转变为社会发展的经常性、普遍化、常规化、常态化的内在要求和有机组成部分。[2]我认为, 解放思想的普遍化和常态化是一个具有重要社会进步特征的发展趋势。从实践论的角度来看, 这种微观的具体实践层面上和实践理性意义上的解放思想的凸显, 非但不会降低思想解放的意义, 反而是重大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补充。这不仅是说, 人类社会不会总是不断地经历重大的历史转折和突破性的理论创新与思想变革; 而且是要强调, 围绕着基本发展道路、所有制度、经济体制等方面的重大解放思想的成果, 如果不在微观层面上通过普遍的改革和创新而具体化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实践之中, 就会停留为一种理论的蓝图。从生存论的角度来看,解放思想的普遍化和常态化符合人自身发展的趋势。人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实践存在,人的实践活动不会局限于狭隘的本能, 而是超越本能和自然的创新性活动, 用马克思的话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 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 [3] 这其中最根本之处在于人的实践活动是以自觉的设计和不断更新的观念来引导的。马克思曾形象地说明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自觉的特征:

　　“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 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 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 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4] 从历史演进过程来看, 人类自身发展的特点正是个体从自在自发不断走向自由自觉的过程, 而且,现代社会, 特别是信息社会与传统社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这种自由自觉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开始从少数杰出人物的特质变成普通民众的普遍规定性。而解放思想的普遍化和常态化, 正是人的自由和创造性普遍增强的一种表征。同时, 也正是这种意义上的解放思想, 才能保证创新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和“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二、思想解放的内在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基于上述分析, 应当强调指出, 在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呼唤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 不仅要探讨解放思想的具体主题和具体内容, 更要探讨如何从内在机制上使这种经常性、普遍化、常规化和常态化的解放思想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不竭的动力源泉。必须看到,在任何时代, 任何形式的解放思想都不是轻而易举的, 不仅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伟大思想解放需要超强的毅力和“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和决心, 社会发展常规时期具体实践理性层面的解放思想也需要持续不断的、持之以恒的、坚忍不拔的自觉努力。虽然生活在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民众的创新意识和思想解放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 但是, 实际上离全社会普遍的思想解放的状态还相差甚远。已经经历了30 年的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 至今依旧有人提出, 解放思想时最好由上级领导指明“具体解放什么思想”,或者由有关专家能够为其开列“解放思想的清单”。因此, 我们应当格外关注解放思想的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具体说来, 从机制上看, 解放思想是人之生存结构中给定性与创造性、自然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张力和冲突的集中体现, 具体表现为新旧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化模式的张力和冲突。可以说, 新旧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化模式的张力和冲突是思想解放的内在机制的三个层面, 一方面, 它们构成了解放思想的内在动力机制, 因为思想解放正是在这种张力和冲突机制中所实现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化模式的新突破; 另一方面, 它们也构成了解放思想的内在制约机制, 思想解放的阻碍和困难往往不只是来自外在的制约因素, 常常也来自传统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化模式的阻滞。因此,在这三个层面上探讨思想解放的内在机制,对于深刻理解和积极推进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一, 创新的与保守的思想观念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任何一种解放思想都首先表现为新旧思想观念之间的冲突, 表现为新的思想观念突破保守的思想观念的束缚, 成为人们创造性活动的思想动力。然而, 在创新的与保守的思想观念之间的张力结构中, 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原有思想观念的巨大惰性及其对新的思想观念的抑制和阻滞作用。任何一种思想观念, 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稳定性特征, 特别是那些被具体实践活动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思想观念, 更具有稳定性、惰性和保守性的特征。即使那些来自科学和哲学等精神生产领域的自觉的知识和思想观念,在大多数人那里, 也往往不是作为自觉的“理论态度”而存在, 而是变成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理所当然的和非反思的常识。卢卡奇曾经分析过, 在现代社会, “科学和艺术的成果不断流入并丰富了日常生活和日常思维。从而使这些成果包含在日常生活中, 并成为日常实践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但是, 这些成果往往会失去科学和哲学的反思性和批判性, 开始“具有一种不可辩驳的特性”, 并“变成行动的直接准绳”。[5]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往往容易对这些思想观念形成某种特殊的信任感和依赖感, 甚至是非反思的信仰, 即使是面对无法解释和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甚至新的实践已经清楚无误地证明了这些思想观念是错误的时候, 人们也并不情愿否定原有的思想观念。这种情形不仅普遍存在于普通民众之中, 也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于高知识阶层和领导干部阶层。例如,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当我们民族已经以十分惨痛的教训证明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思想观念和路线的错误时, 还有不少理论家和领导干部, 甚至自身饱受错误观念和思想路线迫害的人, 依旧固守这些错误观点, 拒绝“以人为本”等创新的思想观念。

　　其二, 开放的与封闭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新旧思想观念的冲突在更深层次上是不同思维方式的冲突, 保守思想观念的惰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保守的思维方式的惰性。因此,解放思想在表层体现为新的思想观念对传统思想观念的破除和突破, 而在深层则往往表现为新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对保守封闭的思维方式的破除和超越。换言之, 思维方式上的思想解放常常比具体思想观念上的思想解放要更为深刻。同理, 传统的封闭的思维方式对于理论创新和思想解放的阻滞力要比具体的传统思想观念的阻滞作用大得多。面对新实践新情况新问题, 保守封闭的传统思维方式一方面会阻碍人们破除常规探索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另一方面会阻碍人们借鉴和吸纳已有的新的思想观念。我们可以借用阿尔都塞的“理论的总问题” ( Problematic) [6]来说明思维方式对于思想创新的制约作用。他认为, 任何理论或思想体系都有自己的总问题,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理论家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范围, 是使一种理论能够以特定方式提出某些问题, 而拒斥其他问题产生的整体结构。“科学只能在一定的理论结构即科学的总问题的场所和视野内提出问题。”[7] 具体说, 在特定的理论总问题或思想总问题中, 必然会提出某些问题, 形成某些思想观念, 而排斥其他问题和其他思想观念。换言之, 在这种情形下, 如果不突破特定的“理论总问题”或思维方式, 新的思想观念既不会产生, 也不具有生命力。在解放思想的进程中, 最大的阻力来自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封闭保守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表面上看有很大差异, 但其实质是一致的: 前者把现成的理论和思想观念视作“放之四海而皆准”

　　和永远不会过时的, 后者把现成的经验视作普遍有效的和一成不变的, 其结果都是严重阻碍思想的解放和创新。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 “一个党,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就要亡党亡国。”[8]其三, 现代文化模式与传统文化模式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新旧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之间的张力和冲突, 在更深层次上受文化模式的制约, 表现为现代文化模式与传统文化模式之间的冲突。同样, 在这种意义上, 最深刻的和最普遍的思想解放应当体现为文化创新, 体现为现代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对传统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的突破和更新。任何具体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精神都是一个矛盾统一体, 一方面, 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 对个体的行为具有制约作用, 并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习得、接受、认同和传承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保持内在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 文化又由于内在的自由和创造性的特征而具有超越性, 在传承、传播和交流过程中会出现创新现象, 如对原有文化局限性的突破、对新的文化模式的探索、对新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精神的建树等。解放思想正是文化的稳定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张力结构的外在的自觉表现; 同时,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也取决于文化的稳定性与超越性之间此消彼长的矛盾冲突。一般说来,不同的文化模式对于解放思想的制约作用具有不同的性质。从共时态来看, 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模式由于其内在的稳定性与超越性的张力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开放度, 有的文化模式有助于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创新, 有的文化模式则往往抑制甚至阻碍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创新。从历时态来看, 人类的文化, 特别是精神文化经历着逐步走向开放的历程, 远古时代和传统农业文明时代, 人类的历史意识和文化精神除了在少数杰出人物身上体现出来, 主要地表现为一种自在的文化习惯和文化模式; 以工业文明为表现形态的现代化进程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开启大多数人的智力和精神创造力, 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条件下, 人类知识迅速增长,并通过教育和启蒙内化为现代人的基本素质, 现代人类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觉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理念, 即依赖于经常性的、普遍化的、常规化的解放思想和观念更新。

　　在这种意义上, 就不同文化模式内在的稳定性与超越性的张力结构进行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 对于深刻理解、积极推进解放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而言,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财富, 形成了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等中国文化优秀的民族精神和特有的凝聚力。但是, 几千年发达的、成熟的、连续持久的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又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性、自在性、非历史性和封闭性的特征。与西方文化和民族精神相比, 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强调经验和人情, 而不是理性; 更注重群体的利益, 而不是个体的价值, 在某些历史条件下, 具有用群体利益来压抑个性的特点。一些学者认为, 东方文化缺少历史感, 是以过去为定向的文化, “中国和印度总是在延续它们自己的过去时存活”。[9] 梁漱溟先生对西方、中国和印度三种主要文化模式进行了比较,他认为, 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 “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而“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10] 虽然人们对上述看法评价不一, 但从总体上看, 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具有某种比较明显的自然性、经验性、自在性和超稳定性的特征, 解放思想的推进在这种文化根基上往往会遇到更多的内在深层文化阻滞力。

　　三、思想解放的文化创新机制通过对解放思想的内在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的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 在目前全社会关注的解放思想进程中, 我们不仅要从舆论上和思想上积极呼吁普遍的解放思想, 不仅要积极推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具体解放思想, 从各个方面着力转变那些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旧思想观念, 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而且要高度关注解放思想的机制体制建设,特别是解放思想的文化创新机制的形成, 从机制和体制上保证作为社会运动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解放思想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经常性、常规化、普遍化的动力机制, 成为创新的不竭的思想源泉。解放思想的机制体制创新涉及许多方面, 从文化创新的角度看, 我们至少要特别关注制度文化、思维模式和整体的文化模式的创新。

　　第一, 营造尊重不同思想观念的制度文化。解放思想首先是不同思想观念的碰撞, 是新旧思想观念的冲突, 因此, 只有在体制和机制上保证不同的思想观念, 特别是涉及各领域各部门具体实践的思路和方法等方面的不同观点不同见解能够平等地、自由地加以表达并相互沟通碰撞, 才有解放思想的最起码的前提条件。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 不仅社会思想意识空前活跃, 而且在各个领域操作层面的实践理性方面的思路和观点更是丰富多样。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的多样化, 引起了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矛盾的冲突, 导致了人们对许多社会实践价值评价的多样化;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管理技术和手段的日新月异、制度安排和组织方式的日趋复杂, 都在加剧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性; 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数字化、网络化的现代信息技术带来了人类传播方式的革命性飞跃, 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界限, 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人们既是思想和信息的接受者, 也是传播者, 从而使思想观念越来越多样化。

　　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价值和思想观念的多样化既是对我们思想文化工作的极大挑战, 也是进一步深化思想解放的难得契机。只要我们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动摇,在此前提下和基础上尽可能地形成尊重和包容多样性的思想观念的氛围, 我们就有可能迎来普遍的思想解放的发展态势。这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氛围是要依靠制度和机制来加以保证的,而不能停留于一般的呼吁和号召。在这里, 最重要的制度和机制就是民主。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的著名论断, 他非常清晰地分析道: “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 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 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11]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民主不仅是宏观意义上的政治运行体制, 而且也是微观意义上的社会运行机制; 民主不仅是涉及重大选举和表决时才使用的制度安排, 更应当是渗透到社会管理、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制度文化。

　　在这里, 民主不仅是人们外在地参与的政治制度机制, 而且应当是全社会尊重不同观念不同看法的普遍的内在的文化信念。只有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在民主制度和民主的制度文化氛围中得到尊重并彼此交流、相互碰撞, 普遍的解放思想和创新才有可能, 社会发展才能处处充满活力。

　　第二, 确立开放包容和求异创新的思维方式。如果说民主的制度文化是解放思想的外在机制保障, 那么思维方式从封闭走向开放则是解放思想的重要的内在机制保障。换言之, 如果人们习以为常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不从根本上改变, 新的思想观念就无法生成, 民主的制度文化还是会流于形式。我们曾用阿尔都塞的“总问题”概念来说明固有思维方式特有的惰性和封闭性。他认为, 无论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还是任何一个思想家对另一个思想家的根本变革, 都不是某些具体观点的改变, 而是体现为深层问题结构的改变, 即以一种新的总问题来取代原有的总问题。因此, 能否有思想变革和理论创新, “一切都取决于总问题的性质”, 这种总问题的转换是思想的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改变, 属于一种深刻的“认识论断裂”。[12]这一观点对于我们推进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无论是思想革命意义上的重大的解放思想, 还是具体实践创新意义上的具体的解放思想, 都需要突破深层的固有的思维方式的阻滞, 就中国的解放思想的语境来说, 主要是突破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束缚。

　　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致命问题在于其固有的保守性和封闭性, 在于固守已有的经验或理论教条, 而拒绝向新问题新情况新观念开放。这种封闭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是一种“求同”的思维方式, 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容许或不习惯于不同的观念和见解的表达, 以至于人们习惯于在各种决策和实践中的“高度一致”、“一致通过”、“高票当选”、“没有杂音”等等。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解放思想和思想创新的敌人。因此必须倡导开放的和包容的思维方式, 容许和鼓励“求异”的思维方式和“图新”的思维方式。具体说来, 对于克服经验主义思维方式而言, 重要的是鼓励人们向现代知识和文化精神开放。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决策的科学化和理性化进程会逐步使人们摆脱经验决策的狭隘的和封闭的思维方式, 主动地自觉地吸纳和包容各种富有创新的科学知识、创新理念, 使人们的思想和实践富有活力并不断超越。对于克服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而言, 一方面必须要求人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向新的实践新的问题开放, 防止固守不变的教条, 防止“旧瓶装新酒”的僵化保守,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和相辅相成的; 另一方面必须要求人们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树立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 以包容对话的姿态向人类所有优秀文化成果和先进的实践经验开放, 必须学会从中国的视野去透视世界问题, 进而以世界的眼光、从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中国问题。应当说, 在当今世界, 这种在全球视野中开放包容和积极对话的思维方式显得越来越重要, 无论是对于我们各个层次的实践创新和观念创新, 还是对于通过对话和交流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显而易见, 只有在这种开放包容、尊重差异的开放的视野中, 普遍的思想解放和创新才有可能。

　　第三, 培育尊重个性和创新的文化模式。营造尊重不同思想观念的制度文化, 确立开放包容和求异创新的思维方式, 从整体上看是要推动文化模式的转型和创新。实际上, 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之所以根深蒂固是由传统经验型和情感型的文化模式所决定的和支撑的。如果说30 年前以破除“左”的理论教条为基本内涵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动需要大无畏的急风暴雨式改革精神和魄力, 那么, 今天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和所有社会主体的普遍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则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致的文化启蒙工作, 需要培育适宜于解放思想的文化模式, 即尊重个性、鼓励创新的文化模式。应当说, 经过30 年的改革开放,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中国民众的文化现代化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科学的、理性的、法治的、民主的、自由的、个性的文化精神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 我们必须承认, 这种以尊重个性和创新为特征的文化转型或文化启蒙还处于起步阶段, 还任重而道远。对于中国广大普通民众, 包括许多领导干部来说, 支配他们行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还不完全是由科学、哲学等自觉的理性精神成果塑造的, 自在的、自发的经验型和情感型的传统文化模式还强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例如, 在行政管理、经济决策、文化创造等各个层面的社会活动中,以经验对抗理性的情形还很严重; 从幼儿入托、儿童择校、学生高考、工作调转等个人生活,到企业经营、行政管理、法律诉讼、职务提拔、职称评定、干部录用等社会活动,还常常出现以人情和情感对抗法制和规则的现象。这种传统文化模式显然是全社会普遍解放思想的深层文化阻滞力。

　　很多思想家都十分重视文化创新对于社会发展和思想解放的重大意义。葛兰西在论证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观时, 特别强调, “国家具有教育和塑造的作用, 其目的在于创造更高级的新文明, 使‘文明’和广大群众的道德风范适应经济生产设备的继续发展, 从而发展出实实在在的新人类。”[13] 因此, 葛兰西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教育的功能, 强调教育的文化启蒙功能和民众的知识分子化, 他明确主张通过文化启蒙意义上的教育, 不断把民众提升到新的文化高度上, 并提出要“建立新的知识界阶层”的目标, 以此作为无产阶级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标志。就中国的文化景观来看, 我们的确应当把更深刻的文化创新和文化转型提到重要的地位。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思考现代性的问题, 不能因为20 世纪西方理性文化的危机而笼统地拒斥现代性, 必须看到, 强调个性和创新的理性文化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带来负面效果, 但是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 是人类社会得以继续发展和优化的深层创新动力。我们只有通过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化、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长等, 积极促进文化模式的转型和创新, 使民众从经验的和自发的层面提升到理性的和自觉的层面, 这种尊重个性和创新的文化模式才会在文化根基上确保解放思想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成为人们经常性的、常态化的、常规化的和普遍化的存在方式。

注释：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2] 在互联网上用GOOGL E 检索“解放思想”, 可以得到8360000 条相关信息, 用BAIDU 检索“解放思想”, 也可以得到7190000 条相关信息。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 仅2008 年年初以来就有6668 篇以“解放思想”或“思想解放”为标题的论文, 如果从论文的内容来看,讨论解放思想主题的数量则更多———检索时间为200828210 。

　　[3]目前大多数论文都是从解放思想的具体内涵和对象的转变来概括新时期思想解放的特点。无疑, 这样的分析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从解放思想的规定性的角度来分析新时期思想解放的特点,则更为根本。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46 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178 页。

　　[6] 乔治·卢卡契:《审美特性》第1 卷, 徐恒醇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 第41 页。

　　[7]对于Problematic , 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有的学者将之译为“问题框架”, 有的学者将之译为“问题式”, 而目前关于阿尔都塞的几部主要著作的译者大多将之译为“总问题”。

　　[8]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 《读〈资本论〉》, 李其庆、冯文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 第17 页。

　　[9]《邓小平文选》第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第143 页。

　　[10]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 魏楚雄、俞新天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年, 第71 页。

　　[11]徐洪兴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中国哲学卷》,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第458 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 卷, 第144 页。

　　[13]参见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顾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 第48 、226 页。　

　　[14]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 曹雷雨、姜丽、张跣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第19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