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为标志，政治哲学研究在西方全面复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话语政治理论、后现代政治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等都成为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许多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同传统政治哲学相比，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在于从宏观政治哲学向微观政治哲学的范式转变。
　　一、传统宏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一般说来，政治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或政治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基础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对政治体制的建构和政治活动的开展进行价值判断，并提供理念基础的哲学反思活动。政治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它的主要功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不同形式的制度安排调控社会秩序，因此，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所谓宏观政治是指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的运作等宏观的、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而所谓微观政治是指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宏观政治主要表现为理性化的权力运作和制度安排，而微观政治既包括不同形式的知识权力，也包含自发的文化权力。
　　按上述区分，可以断言，传统政治哲学，以及传统史学、社会学等，都以宏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为主导。它们主要以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制度的安排，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威、权利、义务等基本政治概念为对象，而忽略社会生活其他层面的边缘化的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微观控制机制，或者将这些微观权力视作被宏观权力决定的、微不足道的附属物。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虽然关于宏观权力的思考依旧是研究的主题，但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强有力的发展趋势。首先，福柯、德勒兹等人的后现代微观政治学开始了对微观政治现象和微观权力结构的自觉关注。福柯关于军队、监狱、医院、学校等边缘化领域中的规诫性的、规范化的、分散化的微观权力的分析，以及德勒兹等人关于欲望政治的分析和博德里亚关于边缘与差异政治的分析，都属于典型的微观政治哲学批判。其次，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强调的建立在各种政治因素连接基础上的领导权和多元的新社会运动，以及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策略显而易见属于围绕着领导权而展开的微观政治斗争。再次，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学理论和长时段理论，以及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等，还有20世纪西方哲学界的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等，都在方法论上自觉不自觉地揭示出微观政治的重要性。因此，凯尔纳和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中断言，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许多左派的新社会运动开始“拥抱微观政治学，把它视为真正的政治斗争领域”。他们指出，“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1]。
　　在对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哲学和微观政治哲学做了基本的区分之后，必须明确指出，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实际上并不存在截然不同、彼此分离的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即使德勒兹和加塔利等力主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思想家，也强调政治既是宏观政治，也是微观政治。同时，我们提出微观政治哲学，并非要彻底否定或完全取代宏观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而是要明确指出传统宏观政治哲学由于忽略了微观政治权力结构而存在的重大局限性。集中到一点，可以说，宏观政治哲学致力于对中心化的宏观权力的宏观的、普遍化的思考和理性建构，它由于否认或忽略了多元差异的、分散化的微观权力同宏观权力之间的多元互动机制而把理性权力和宏观政治建构为历史的普遍的、决定性的力量。这种意义上的宏观政治哲学成为现代性危机的集中的理论表征。
　　首先，宏观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宏观政治或宏观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现代理性文化的宏大叙事的内核。换言之，宏观权力和宏大叙事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一致的本质关联。当代各种文化批判流派常常把对现代性的批判集中于“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批判。从深层次看，各种奠基于启蒙理性和契约精神的关于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理性设计、以绝对理性的普遍运动为核心的关于绝对真理的阐发等宏大叙事，之所以能够成立并成为现代社会历史运动的强有力的理性设计，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宏大叙事在深层次上建立在一种关于宏观权力的信念上。换言之，正是关于宏观政治和宏观权力之必然性、普遍化、决定论的力量的信念支撑了现代性的各种宏大叙事。正因为如此，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自己的微观政治学中一方面批判组织化和层级化的主体及主权的权力，把它描绘成“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反对国家式思维方式(state-thought)，反对普遍化秩序、总体性、等级制的“哲学帝国主义”。他们明确指出，“我们不喜欢抽象。不喜欢一、整体、理智、主体”[2]。因为，“这种思想已经与它从国家机器借来的模式相一致，因此，其目标和道路，导体，渠道，机构等整个研究方法都是由国家机器界定的”[3]。抛开这些论述中的一些极端说法，可以发现，其中关于国家权力同普遍化哲学之间的关联的认识具有深刻的启迪。
　　其次，宏观政治哲学在现代性背景中已经成为纯粹意识哲学和思辨理论哲学范式的典型体现。文德尔班在他的《哲学史教程》中断言，从古希腊起，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前者的理论意义主要指向严密的理性逻辑、普遍的真理和知识体系，表现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后者是由苏格拉底和智者派开辟的实践哲学范式，其理论意义主要指向人的天职和使命、正当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表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4]政治哲学显而易见属于实践哲学范式，它本应该反对理性思辨的过分普遍化特征，展示人类社会和生活世界的丰富内涵，但是，在传统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
　　二、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要点

　　通过上述关于宏观政治哲学范式内在局限性的分析可见，如果我们依旧停留在宏观政治哲学的视野内，如果我们依旧受那种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统治，所谓回归生活世界只能是一种比较空泛的理论呼吁。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微观政治哲学范式的意义，充分认识微观政治现象或微观权力结构在人类社会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微观视域与宏观视域相结合的政治哲学形态。
　　在这里，首先应当对微观政治或微观权力在人类社会运行中的作用方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应当说，在不同文明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微观权力的形态和作用都有很大的差异。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微观权力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控制机制，例如，氏族、家庭、家族、宗族、血缘网络、乡里制度、民间组织，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家规家法、习俗习惯、礼俗乡约、道德纲常等自发的规范体系。这些控制机制既表现为政治权力，也表现为文化权力。随着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在现代社会中，除了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日常生活权力之外，又产生了其他各种类型的微观权力结构，其中最为重要的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
　　一是宏观的、中心化的理性权力机制向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所有层面的渗透所形成的微观控制机制：二是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大、非政府组织的增加、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各种边缘化的微观权力结构。显而易见，随着现代社会的开放程度的提升，随着政治权力多元化的进程，微观权力结构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可以简要描述微观权力的几种基本的作用机制。
　　其一，与宏观权力同构的微观权力。在很多历史情形中，宏观政治体制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同深层次的微观政治权力或文化权力的支撑密切相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本位、“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情形中，整个社会从体制到具体运行都表现为围绕着家庭而形成的血缘关系、亲属关系、宗法体系等日常控制机制的扩大，由此形成一个超稳定的国家政权和行政管理体系。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福柯、德勒兹等人所批判的现代理性社会的微观权力机制。在这种情形中，中心化的、理性的宏观政治权力机构凭借着渗透到学校、医院、军队等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个角落的微观权力而编织成一个全方位的“宰制社会”。
　　其二，阻碍宏观权力机制更新的微观权力。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建立民主、法治、理性的政治体制过程中经常受到来自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式、人情化的微观权力机制的严重阻滞。这充分说明，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或社会控制模式，例如民主体制、法治模式的建立，都不可能凭借一般的理论号召就得以确立，如果不考虑社会各个层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各种微观的、多元差异的权力结构的特点和价值取向，是无法真正扎根的。
　　其三，反抗宏观政治霸权的微观权力。后现代政治理论、话语政治理论、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等从不同视角不约而同地强调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新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等微观政治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要保护自由、公正、平等、民主的社会秩序和自主的生活世界体系不受某种总体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的“殖民化”，其有效途径并非简单地用一种新的中心化的宏观权力来取代另一种宏观权力，而是激活社会各个层面和生活世界的各种微观权力的话语和力量，形成多元差异和互动的社会调控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简要概括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几个主要特征和理论要点。
　　首先，微观政治哲学通过拆除宏观政治和宏观权力的核心地位来解构各种普遍化的宏大叙事，把政治放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多元形态中加以考察和把握，形成多视角多维度的社会历史理论。在这种意义上，微观政治哲学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理论，它一方面反对把宏观政治权力或宏观经济要素从社会历史的关联之中抽出来，放大为无条件的历史决定因素，而把其他因素边缘化为被决定的、次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反对运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排除历史因素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的多元性，把历史描述为类似自然进程的因果必然规律和线性决定论的进程。微观政治哲学充分重视在长时段历史进程中，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各种可能的，包括偶然的连接，重视历史进程中各种选择、模仿，包括各种权力模式和机制的生成，以及权力的抵抗等因素的作用，从而把人类历史真正理解为不同于自然进程的人的生成的历史。
　　其次，微观政治哲学在政治现象和政治事物的视野中，充分重视各种边缘的、微观的、多形态的、多元差异的政治权力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政治理解模式。应当说，这一点是微观政治哲学最主要的贡献，它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体制和权力机制的多元差异的特征，反对把政治的运作简单化为中心化的宏观权力的确立和更替。对于微观政治现象和微观权力结构的把握必须坚持具体的和历史的原则，既要揭示特定文明时代和特定社会形态中微观权力机制的生成、进化、发育的状况，又要分析这些微观权力结构同宏观权力结构的相互关联和交互作用，还要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对哲学微观权力结构作出价值判断，例如，自觉地消解阻碍宏观权力机制更新的微观权力机制，积极培育微观权力机制，促进政治权力同文化权力，同生活世界的协调发展。
　　这一认识对于我们深刻把握20世纪人类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所环绕的核心问题，即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在微观政治哲学的视野中，无论现代性的确立，还是现代性的危机，都不可能是一个中心化的、宏观的机制。具体说来，现代性本身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重微观的维度，例如，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同时，现代性的危机，即理性的危机，也不是一种宏观权力中心化、一体化的专制统治，而是弥散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各个层面的微观权力的理性规训和规范。凯尔纳和贝斯特在评价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政治理论时指出，“像福柯那样，他们的中心关怀是：现代性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统治阶段，这种统治以弥散于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的规范化话语和制度的增殖为基础”[5]。因此，现代性不是一个摆在那里可以由我们讨论决定是加以捍卫，还是彻底抛弃的总体性存在。在中国的语境中，关于现代性和启蒙的争论同样不是一种笼统地坚持还是拒斥的普遍化问题，不是一种理论哲学的宏大叙事，相反，首要的任务是在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微观层面上具体分析现代性的多元维度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确立，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控制机制，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危机，进而，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调动世界的和本土的各种文化资源对之加以修正和完善。
　　再次，微观政治哲学通过各种微观权力机制的分析而深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由此凸显出政治和文化的关联，因此，微观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与非日常世界中政治、经济等不同领域的相对分离状态不同，日常生活世界呈现为一个未分化的文化意义结构，因此，日常生活之中的各种微观权力机制实际上也是一些文化活动机制和文化领导权。正因为如此，后马克思主义虽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实现了政治哲学的转折，但是，由于对领导权等微观政治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并进一步丰富了文化批判的立场。同样，我们看到，罗尔斯等人实现的政治哲学复兴，虽然依旧以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利等宏观政治理念为主题，但是他们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已经凸显了其中的文化内涵，因此，他们的政治哲学也可以同时被看做价值哲学和道德哲学。
　　微观政治哲学同文化哲学视域的融合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它使回归生活世界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微观层面上，我们既可以揭示不发达国家的日常生活的文化机理是如何阻滞宏观的现代政治、法治、经济体制的确立的，也可以在发达国家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找到抵御宏观政治权力和经济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以及对社会自由空间的理性控制的反抗力量。同时，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利等宏观政治理念只有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上转化为内在的文化机理，才不会变成一种抽象的口号和普遍化的宏大叙事。
　　三、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方法与两种视域的结合

　　建立微观视域同宏观视域相结合的社会历史理论对于我们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对于坚持用马克思的方法论指导我们的理论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承认，每一时代的社会历史状况对于理论研究提出的任务都是不同的，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宏观尺度上人类社会变革和革命的问题，在他那里，尚不存在微观政治哲学的思考。但是，马克思毕生强调的具体化的方法论是我们的微观政治哲学得以确立的重要的理论依据。众所周知，马克思对思辨哲学范式的体系化特征深恶痛绝，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把“现实的生活生产”当做历史的基础，反对脱离日常生活的历史观。他们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6]。因此，即使在研究宏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现象时，马克思也明确反对那种从几条普遍的原理和观点出发，满足于思辨的逻辑推演的抽象化研究方法。例如，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实践时，总是把它作为具体的、感性的活动，并揭示它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具体内涵：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时，其用意并非为人下一个定义，而是要表明，对人的认识必须涉及人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世界的所有方面：马克思在揭示现代社会运动时，并非抽象地推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而是深入到劳动、价值、生产、交换、流通、工资、资本、地租、利润、价格、供给、需求、市场等社会经济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论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时强调，“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8]。
　　因此，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地平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范式。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把吃喝住穿等日常生活视作“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把人自身的生产、繁衍、家庭关系等视作“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9]。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凸显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
　　进而，坚持以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方法论指导我们的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还具有另一方面的意义。
　　迄今为止，西方许多思想理论流派在微观政治学、微观政治哲学方面做了理论的和具体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但是，这些流派往往由于强调微观政治的意义而忽略甚至否认宏观政治的价值，具有片面性和极端性的特征。显然，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方法论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建立微观视域同宏观视域相结合的社会历史理论。

　　[1]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0、150页。
　　[2]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0页。
　　[3]《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陈永国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6页。
　　[4]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1、32页。
　　[5]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100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