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着中央编译局百余名编译专家无数心血的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以下简称“两套文集”)是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战略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百年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最具权威性的成果之一。两套文集的出版得到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各级党 政干部的高度重视,人们自觉地把两套文集作为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活动的重要文献。不仅如此,两套文集的面世也很快引起了全社会广大群众的关注,刚刚上市,就呈现出热销的态势。
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昭示出伟大的理论所具有的特殊的力量:一方面,它反映出新时期全社会全民族对理论思维的需求;另一方面,它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理论的力量。恩格斯有一句为人们所熟知的名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言,不仅科学的发展,而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理论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的发展环境和形势。我们既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又要节省资源保护环境;既要调动一切因素改善民生,又要保证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既要立足于中国的发展壮大,又要充分考虑国际格局全球战略,等等。在这种背景下,健康的、科学的发展无论如何不能仅仅建立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而必须求助于清醒的理论思维和理论智慧。
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理解方面,在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其他各种理论所不可比拟的特殊的理论力量。正因为如此,尽管过去100多年,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但是,无论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近两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把人们对理性思维的渴求的目光聚焦到马克思的理论上。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理论创新,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群众。我们必须善于用科学的理论思维把握现实的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解释中国的发展经验、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发现我们在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把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都凝聚到加快发展促进和谐上。这正是党中央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的在新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战略任务。
在这种意义上,两套文集的应运而生具有特殊的意义。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两套文集不仅努力使选材更精当、译文更准确、编排更合理、资料更翔实,确保编译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而且更好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和理论的力量。例如,在篇幅体量上,考虑到已经出版的经典著作的各种全集、选集和单行本的特点和局限性,两套文集既防止篇幅过大,又防止失之过简,定位于一个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篇幅适中的基础性和权威性读本,从而较好地兼顾了理论探讨学术研究和干部群众学习等各个方面的需求;在体例编排上,采用按年代编排与重要专著单独设卷相结合、以及按专题性论述编排的编辑方法,既反映经典作家的思想发展历程,又突出经典作家重要著作和重要理论问题的地位;特别是在著作的选取上,既考虑兼顾经典作家各个时期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重要思想的论述,又突出了他们著述中与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例如,突出了《资本论》及其与之相关的各种经济学手稿的篇幅等),从而,既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又突出了它的现实针对性。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简要地揭示两套文集中所包含的重要的思想逻辑、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原则等等,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的力量,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研读这两套文集所选取的经典著作,即“重读经典”对于在新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所具有的特殊的意义。
重读两套文集所收录的经典著作,我们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固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实践品格和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力量和当代价值之所在,也是我们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据之所在
通读两套文集,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也没有脱离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而封闭地构造任何理论体系,他们无论是对传统哲学理论的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宗教批判、政治批判、资本逻辑批判,还是对科学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总结、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追求、对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构想,都不是单纯的理论描述的问题,不是简单地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的问题,而是深刻的现实批判和历史分析,是推动“改变世界”的实践问题。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建构中,思想逻辑和历史逻辑从来不是彼此分离、各自独立的两个逻辑,而是一个内在统一的逻辑,即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宗旨,批判和改变现存世界的逻辑。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价值关怀、理论视野、科学方法、批判精神,它的强大生命力和历史意义,不仅不会局限于19世纪,也绝不会为20世纪人类的理论与实践所穷尽。甚至萨特、德里达这些思想家在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时,也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人类、对于历史发展,是不可超越和不可或缺的。重读经典,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实践品格,对于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防止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我们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时存在着“弘扬马克思学说当代价值”与“开展历史文本解读”之间的脱节,即存在着思想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分离。一方面,强调开展马克思经典文本解读的研究者,有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为解读而解读”的现象,甚至把文本解读复杂化、晦涩化、神秘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实意义的研究者那里,有时则存在着许多没有文本依据的似是而非的、外在附着式的、贴标签式的、表层类比式的“理论联系实际”。如果我们真正回到经典作家的思想精髓,就会发现,上述两个方面,即思想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不可分离的,缺少以马克思经典精神的文本解读为基础的当代价值和意义的阐发往往缺少对于重大问题的理论穿透力和说服力,而脱离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批判指向的单纯文本解读则容易变成没有现实力量的,纯学术的逻辑推演。
重读两套文集所收录的经典著作,我们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世界思想”所包含的宏大的全球化视野和深刻的理论穿透力。这是我们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引领
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业文明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发展充分展开的时代,已经通过工业文明的力量和资本的逻辑深刻地预见到了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结束了各个孤立的、彼此分离的民族历史,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工业化与现代性的不断扩展、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强有力推进,使世界任何地方的本土问题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同全球问题和世界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今天我们生存在一个多元差异,又彼此生存攸关的全球化时代,面临着众多前所未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就中国人生存最切近的语境而言,我们必须面对两大现实:一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状况及其通过全球化进程对后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二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选择和社会发展路径。这两个方面的现实都既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经典作家历来强调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地分析各国各地区的问题,但是,他们的“世界历史思想”又清晰地告诉我们,对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问题,都必须放到全球化的视野中,放到共同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去审视。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必须防止“本土问题”和“全球问题”、“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脱节。我们所追求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一定是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毫无疑问必须把“中国问题”作为我们的落脚点和聚焦点,但是,决不能孤立地就中国问题而研究中国问题,必须学会从中国的视野去透视世界问题,进而从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中国问题。我们发现,在现实的理论研究中,这一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有时我们会看到两批不同的理论研究者在各自相对独立地、分别地讨论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例如,西方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的分野和彼此的成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脱节,等等。其结果,封闭地探讨中国问题、孤立地描述世界问题、绝对地用世界问题来剪裁中国问题、绝对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等片面现象在我们的研究中都不少见。在这种意义上,重读经典,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球化视野,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重读两套文集所收录的经典著作,我们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所特有的植根于生活世界的人文关怀和民生情结。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打动群众、掌握群众的理论力量之所在,是我们在新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之所在
我们发现,普通群众,甚至大多数党员干部通常很少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人们常常担心经典作家思想深涩难懂、理论体系庞大、理论阐述复杂。实际上,我们如果阅读一下经典作家的文本,就会为他们对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的关心、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分析所打动,为他们的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民生情结所打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理性和理论异常发达的德国,但是,他们对抽象的理论思辨和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推演深恶痛绝,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哲学时曾指出,“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把“现实的生活生产”当作历史的基础,反对脱离日常生活的历史观,他们即使在研究宏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现象时,也明确反对那种从几条普遍的原理和观点出发,停留于思辨的逻辑推演的抽象化研究方法。例如,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实践时,总是把它作为具体的、感性的活动,并揭示它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具体内涵;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其用意并非为人下一个定义,而是表明,对人的认识必须涉及到人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世界的所有方面;马克思在揭示现代社会运动时,并非抽象地推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而是深入到劳动、价值、生产、交换、流通、工资、资本、地租、利润、价格、供给、需求、市场等社会经济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同经典作家对于现实的生活世界、对人的具体存在、对人的生存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相比,倒是今天我们的许多理论研究具有抽象病的征兆,不少理论研究把经典作家关于现实问题的有血有肉的理论分析变成了远离生活世界的抽象的理论概念、理论原理和理论体系。因此,无论是我们的理论研究者,还是党员干部群众,如果能够静下心来阅读一些经典著作,一定会被深深地吸引住,一定会感受到伟大理论所特有的力量。
总之,这些经典著作带给我们的不是抽象的理性思辨的王国,而是饱含人文关怀和人文价值,来自于实践、来自于生活的理性逻辑和理论力量,是真正以人为本、关心人、说服人的活的理论和文化精神。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