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真正了解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又想侥幸地掠过拉克劳与莫菲（以下二者并提时简称为“拉莫”），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他们的代表作《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是一个给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题与最终结论”的“完美的全景勾画”；[1] 读《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却无所谓地绕开“霸权概念的谱系学”，这同样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正是在对霸权（hegemony）的谱系学探察中，拉莫展现了“拉莫版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独特面向——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不象法国的后马克思主义那样歇斯底里地抵毁马克思主义并断然采取一种完全决裂的姿态，而是小心翼翼地把那些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生成的“敏锐洞察与话语形式”发掘出来，[2] 然后将其嫁接到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枝条上使之获得一种转换性的重生。就此而言，指摘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彻底清除乃是有违本文根据的信口之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大多数“老左派”攻击拉莫离经叛道截然不同，兰德利（Donna Landry）和麦克莱恩（Gerald MacLean）从相反的方向发出了尖锐的叫喊，她们认为，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架构中不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而是有太多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用于详述来自第二国际的争论在篇幅上远远多于对于‘新社会运动’的政治要求所作的理论阐明……这使得整个著作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作为一个主要关切保留了下来”。[3] 在《重读拉克劳与莫菲》一文中，兰德利和麦克莱恩多次表达了他们对拉莫引入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不满，她们甚至担心《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开篇“对第二国际问题域的恢复”与该书后半部分的解构风格“不相协调”。[4]如果说，她们关于拉莫后马克思主义中残存着浓重的马克思主义成分的指证已失偏颇，那么所谓拉莫对第二国际话语的植入与解构精神相忤则纯属误读。因为，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导论”中，拉莫在说明他们处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时已清楚地指出，他们是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内“以解构的方式运作（operating deconstructively）”——这种解构运作的直接目的是探讨霸权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内滋生时的原相，而其深层的意蕴则是为了揭示“普遍话语时代的终结”。[5]这充分表明，拉莫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援用本身就是一种解构实践，照此说来，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对《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的评价——“它以一种‘解构’的风格对霸权概念进行了新颖的发挥”[6]——是十分精当的。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拉莫对霸权概念的新颖的发挥乃源于他们解构风格的新颖。其一，如果从通常意义的谱系学追溯来讲，似乎应该从俄国社会党对霸权概念的最初启用开始，然后到列宁的霸权概念再到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最后进到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但是，拉莫恰恰舍弃了此一线性的历史考察方式，他们有意抵制“回到源头的诱惑”，多少有点任意性地“刺入（pierce）”了第二国际这一时段。[7]其二，由此带出一个更深的疑问：在拉莫所述列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中，竟没有一个人使用过霸权概念！所谓的“霸权概念的谱系”却是一个没有霸权的谱系！没有霸权，何以会有霸权的谱系？这分明是一个困局、一个悖论，而这恰恰是拉莫所需要的事态：解构必须面对困局并走进困局，因为没有困局就没有霸权，霸权始于困局。

　　从某种意义上说，拉莫引入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话语即是为了描述霸权出场的形态：霸权的出场是一种匿名的出场，“隐身”是它“在”的方式，它“在”，然而却没有获得命名！正是在此意义上，拉莫名之曰福柯式的“隐匿的考古学（archaeology of a silence）”，[8] 这里，silence具有双重意味：隐匿与压制——它隐而不显、处于失声状态，因而被人遗忘，而其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一种外在性的压制阻止了它的正常显现。一种本该出现的东西却隐于无形，一种将要出场的东西却被延迟，何种力量如此强大甚至如此恐怖，以致于使霸权如幽灵般隐身遁迹？霸权的运作又具有何种怪异逻辑，以致于在它如昙花般一现之际即遭受到无情地扼窒？解答这些谜团，恰恰是解构的任务。

　　正如索尔·纽曼正确指出的那样，“尽管‘解构’这个术语被极大地误解了，不过，它还是可以用来描述对分歧、断裂和对抗的揭示——这一揭示必然支持对社会领域的合理说明，但是这种说明还是被遮蔽着、被压抑着。拉克劳与莫菲以类似的方式把各种妥协、替代、沉默、逻辑断裂、偏离以及隐藏的声音统统展示出来，以使我们领悟到它们可能通达的地点并进而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这一原创性的综合旨在显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要素中有一种超越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本质主义的狭隘限制的潜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原创性的综合明确承认政治有它自身的逻辑和动力。这就是霸权要素。”[9]  依拉莫之见，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内部，马克思主义已经出现了断裂，但这些理论家一个个施展历史编纂学的本领竭力将这些断裂掩盖起来，饰之以连续的、统一的外观。“霸权概念出现的环境将是关于一种断层的那些环境（就形态学的意义来说），将是关于必须填补的裂缝的那些环境，也将是关于必须克服的一种偶然性的环境。霸权不会是对同一性的崇高揭示，而是对危机的一种反应”。[10] 霸权概念的介入，即是偶然性的介入，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却试图用必然性遮掩这一偶然性，因此才需要一种独特“谱系学”分析。就象尼采以谱系分析还原出理性主义道德史的非道德性一样，拉莫想借助此一方法披露出传统马克思主义内的“抑制史”，就如福柯以知识考古学来使人们联想到各种不连续性一样，拉莫欲以此种途径达到解构虚假统一性的目标。因此，霸权的“谱系学”不仅仅是历史情景性的预设，也不仅仅是思想背景的追溯，它本身就是解构的过程。

　　一、卢森堡：自发性与双重空场

　　必然性逻辑的断裂以及一种作为补充性逻辑的偶然性的倏忽闪现与旋即退隐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既然霸权被构想为一个掩饰裂隙的支援性概念，那么先从卢森堡这里展现霸权的“异化状态”是再合适不过了。难怪拉莫对首先以卢森堡的解构对象作出了十分积极的解释：“很少有文本能象罗莎·卢森堡的文本这样，确认偶然性的特殊机制并认识到它的实际作用”。[11]卢森堡在思考工人阶级的联合与欧洲革命道路的时候，引入了一个为多数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诋毁的概念——自发性。自发性描述的是这样的一种政治斗争场景：俄国沙皇极端的专制激起了多种多样的反抗，而这些反抗并不符合预定的革命规划，没有一项仅有部分要求的运动能够严格限制在本身的领域之内，它完全有可能被改造为反抗的典型或象征，从而激起、引发其他的运动，它超出了任何政治或工联主义领导人的控制和组织能力的范围。

　　这种自发性概念深深吸引了拉莫，对他们来说，这种自发性概念蕴含的是偶然性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是必然分裂的，只有通过革命过程才能把它的统一体重新建构出来，可是，革命重新组织的这种形式，是由特殊的机制构成的，它与机械主义的说明没有丝毫关系。[12]在此，拉莫关注的不仅是斗争形式的多元化，更重要的是多样化形式的统一机制如何达成的。他们的解释是：每一孤立的斗争的真正意义是漂浮不定的能指，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它常常超出它表面的意义，不同主体的各种斗争，作为一个个意义不完全固定的能指，滑动着、飘摆着、游弋着、绵延着，在一个偶然的遇合之际，它们受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而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象征性统一体。实际上，它就是拉莫在该书的后半部分用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接合（hegemonic articilation）”这一措辞所表达的东西！他们不仅调用了“多元决定”，还运用了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成果——“所指溢出能指（the overflowing of the signifier by the signified）”。他们分明在远远超出了葛兰西的霸权意义上以新的理论姿态解读一位英勇不屈的女革命家。

　　卢森堡达到了拉克劳与莫菲所阐发的这种状态了吗？当然没有！因为卢森堡既然不是二十世纪初的修正主义者（她曾激烈地批判伯恩斯坦），她就更不是一位二十世纪初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卢森堡敏锐地感受到了自发性所可能具有的建构统一的独特意义，但是，她只把这种统一理解为阶级统一，因为在她的视野中，每一主体都是阶级主体，既然一切笼罩于阶级性之下，而阶级又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所以真正的阶级统一性是由“历史必然性”担保的。卢森堡不仅求助于必然性将俄国工人与德国工人的差别最小化，而且也用这种必然性将自发性所暗含的偶然性给限制住，“自发性逻辑的这一革新作用看起来一开始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13]

　　按拉莫的看法，在卢森堡这里，必然性逻辑与偶然性逻辑彼此是完全外在的、僵硬对峙的，偶然性不能融进必然性，必然性也走入不了偶性然，它们分别站在对方的外面起作纯粹的限制作用。“自发性逻辑是象征性逻辑，它恰恰是以瓦解字面的意义的方式起作用；必然性逻辑是字面上的逻辑，它通过固定的意义产生作用，这些固定的意义由于其必然性而建立起一种消除了任何偶然性变化的意义。”[14]基于这种分析，拉莫提出了一个有名的论断：在卢森堡这里，存在着“双重空场（a double void）”，偶然性逻辑本来是要填补因必然性退场而形成的空场，然而，必然性逻辑的退场是不退场的退场，它以“不起作用”的方式起作用——政治斗争的统一性根本不是由它造就的，但却武断地、丝毫没有商量余地的将一切归在它的名下，即便它没有象期待的那样起作用，但它的那一作用仍不受到质疑；如此一来，偶然性逻辑的作用受到不正当的挤压，又形成了一个空场，这就是说，该退场的东西还顽固地占据着形式的专断；本应该堂堂正正出场的东西却没有真正的合法的地位，这双重空场的效果是：每一种都晦暗不明，好象根本没有空场。使空场不可明见，并不等于没有空场，更不意味着消除了空场，这是一种危险的状态！

　　虽然卢森堡那里依然存在着“僵化的教条”，但是，她毕竟发出了关于偶然性逻辑的第一声惊呼，无意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处的一个断裂显示出来，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比大多数与她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严峻地对待这个问题。自发性概念暗含的丰富意义被必然规律遮蔽了、限制了，但是拉莫还是在这里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对此，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评价道：“这一概念形成了他们的‘激进民主政治’的某种模型；区别在于：拉莫看到没有必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来加工它，或者一种设想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为这种自发性所必需。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倾向性在如下意义上是明显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连接被割断，而使霸权以一种自由无羁的方式运作为目标，在此一方式下，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原理加之其上的那种强制。然而，漂浮不定的能指不是古典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想要的，因为他们再一次使那丧失控制力的幽灵复活。”[15]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拉莫打破时间顺序把卢森堡单挑出来放在最前面，并非象他们说的是一个随意的开端。他们这样安排有三种考虑：其一、她通过自发性概念天才地触碰到了霸权逻辑，尽管这一逻辑没有得到应有的展开，但它毕竟是卢森堡思想天空中闪电般骤亮的一瞬；其二，自发性的确认及其人为限制，形成了卢森堡的两难困境，它把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对立以鲜明的方式展现出来，其三，在卢森堡那里，必然性的限制作用还在另一个方向在发挥作用：即理论功能的“异化”，它不是合理解释破碎与分散的显著倾向，而是极力确证这一现象的暂时性。在第一、第二个方面，她与第二国际的正统理家有明显的区别；而第三个方面，则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共同的趋向。

　　二、考茨基：三重简单性与零度

　　偶然性的介入，意味着必然性链条的脱裂。可是，历史必然性并没有象预期的那样起作用，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沿着同质化方向变成二元对抗的格局，偶然性逻辑在“客观”地起作用，它正在啃蚀着基础观念的推理外表，但是偶然性在理论却没有正当的位置，这是一个矛盾。拉克劳在一次访谈中说，“自马克思主义的前史，也就是从黑格尔思想以来，这一矛盾一直存在着。一方面，黑格尔主义将否定性作为所有同一性的构成因素——任何同一性都不可能仅仅依赖于其自身，另一方面，这一否定性的运动并不包括任何偶然性，因为它在理性体系中找到了最终的同一性。这一双重的特征传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并伴随着自身所有的矛盾及其内在可能性。” [16] 拉莫所以不厌其烦地深入到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就是为了揭示偶然性的“在”的历史，偶然性的“在”的方式，“在”一直在着，然而它被遮蔽了，甚至被遗忘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娜·史密斯（Anna-Marie Smith）把拉莫的谱系学称之为后现代的“在”的谱系学。

　　必须强调的是，拉莫的谱系学分析并不仅仅在于为葛兰西霸权概念的出场提供历史的情景性，它本身是一个后现性的解构策略，它在寻找断点、裂缝，它在捕捉一个个症候、一种种掩饰的“最体面的方式”。他们从卢森堡那里发现了双重空场，但这还不够，他们试图把偶然性起作用各种“怪相”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公示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便摧毁以普通理性主义重构主体的统一性的虚假观念。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历史必然性’这一破碎的镜子的多种多样复杂的折射”的含义。[17]

　　必然性之镜已经破碎，可是，考茨基却一本正经、郑重其事地向人们抛撒着完整镜子的宣传画！为了达到一种修辞学效果，拉莫耍了一个欲擒故纵的手法，他们让人们先看看考茨基的典型文本《阶级斗争》（1892年）提供了一个怎样的统一的完好的外观。但是，拉莫的手法并不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和认可的，就象兰德利和麦克莱恩对拉莫深入到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内部不满一样，米歇尔·巴丽特作为一名激进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对拉莫选取考茨基感到大惑不解：“有人会问，如果你希望以一种五彩组合理论作为终结，为什么挑选考茨基作为起点呢” ？[18] 不过，对于拉莫的解构策略，乔纳森·迪斯金（Janathan Diskin）和布莱尔·桑德勒（Blair Sandler）倒是体悟到个中三味：“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解构描绘了一系列愈来愈复杂的话语策略，这些话语策略把内在空间（在其中经济运动规律按必然性逻辑运作）与外在的偶然性领域连接起来，以构造出社会空间和社会总体的统一性。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它制造出对出乎意料的、复杂的、偶然的政治与经济事态的种种解释，它们之中很多与“经典的”历史阶段有一种不稳定的关系，并且在经济规律、政治和身份之间有假定的对应关系。而如此策略的第一种便是考茨基的简单性，它假定理论与历史之间直接的对应关系，由此也就根除了任何外在因素的空间。”[19]

　　按拉莫的剖析，考茨基的这一“幼稚的”文本有三重的简单性：第一，考茨基提出了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对抗的日益简单化的理论，即它把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关结构性差异最大程度地简单化了；第二，它通过归之于一个单一意义——将它理解为总体内部一个确定的位置——而把各种不同的结构固定化，这使得考茨基陷入完全的经济主义和还原论，从而把每一社会对抗和构成因素的意义按照固定的结构程式加以浓缩简化；其三，这一理论不是把自身表现为一种介入，以澄清历史的基本意义，而是把自身表现为摆在那里所有人都能看见的透明经验的系统化和普遍化。三重简单性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必然性逻辑没有被任何东西所限制，工人阶级已构成了自身的统一性，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不曾动摇、也不可动摇，好象根本就不存什么危机！因此，《阶级斗争》是一部前-危机（pre-crisis）作品，即是说，在其中危机处于零度（degree zero）。

　　拉莫指出，考茨基1892年的文本局限于一个短暂时期德国工人的局部经验，1873年至1896年大萧条过后，即便在德国，这一典型也失去了典范意义，比考茨基的描述更加普遍的情形倒是：工人阶级的离心倾向，工会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紧张关系，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复杂性，社会不透明性的增强，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各种主体立场的分裂，等等。这样，考茨基对社会结构所作了过于简单的系统化与日益复杂的分裂的经验形成了巨大反差，这使得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特别突出呈现出来，也使政治危机伴随理论危机而加倍扩大。分析到这个地方，拉莫说：“1896年，托马斯·马萨利科（Thomas Masaryk）制造了一个很快就流传开来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危机’”。[20]

　　从危机的“零度”突然跌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这就是拉莫想要的反讽式修辞效果！也是他们最想表达的意思——在第二国际时代，马克思主义其实已陷入严重的危机：表面的零度正是深度危机的最危险的征候！饶有兴味的是，拉莫在论述卢森堡的两难困境时霸权概念出现了两次，而在论述考茨基的零度危机时，霸权概念一次也没出现，这分明是暗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不存在任何裂隙的情形之下，不会有霸权存在的空间。在《阶级斗争》之中霸权是零度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拉莫早期作品中，他们致力于批判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自己限定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而如今，他们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危机”问题，这清楚地反映出他们思想的变化和立场的转移。拉克劳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一篇论文《霸权与政治》中甚至说，“保罗·赫斯特曾说，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开始于1848年，这个观点，我大体上是赞成的”，[21]即是说，他们由解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最后发展到直接批判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其实，这也正是《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上半部分的解构路线。

　　三、对“危机”的三种不同反应

　　拉莫认为，十九世纪末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不是一个暂时的危机，“在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最终失去了它的清白”。[22]对于这一危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派别都作出自己的回应。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莫论述了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的三种不同反应，这些反应都是对偶然性介入所作出的理论姿态。

　　第一种反应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正统派理论家看到了工人的分裂倾向和工人阶级不同主体立场的现实存在，也看到了工人阶级不追随社会主义方向的例子,但是他们把这些现象当作是暂时的、表面的、甚至是虚幻的，它们最终会被经济基础运动的铁的规律所克服。虽然理论与实践出现了分离，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体系最终担保了无产阶级未来革命的重建和社会主义的到来。面对大量分裂的经验控制，面对当前政治实践的阻滞，正统派固守经典理论的纯洁性，他们基于这样的认识策略：“由于马克思主义宣称自己知道根本上被决定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对实际事件的理解只能意味着把它当成已经先验地被决定了的现实演化过程的一个因素”。 [23]既然一切都由必然规律决定，那么工人阶级的消极无为也就不足为忧；既然有科学的理论作担保，工人阶级的孤立也构成不了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因为历史的发展将证明，资产阶级的一切伎俩和诡计最终都是无能为力的。

　　拉莫断言，在正统派的话语中，存在着如此的吊诡：一方面，由于阶级的“当前意识”与“历史任务”之间的裂缝的加深只能通过政治介入来外在地弥补，它的作用增大；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支撑政治介入的理论被视为是一种必然的、机械决定的意识，它的分析就变得越发是经济主义和决定论的，历史力量的构成就依赖于理论媒介，而这一媒介反过来却抹去了偶然性的作用，这样政治介入的作用又被最小化了。拉莫的这一分析具有很强的讽刺意义：一种声称表达了历史必然性的科学理论，它在最大程度抬高自己表达社会意义的准确度的同时又把自己降到了最低点，因为，既然一切都由必然性规定了，那么，作为这一必然性的传声筒的理论对现实的政治实践也就是外在性的了。但是，如果“理论”根本没有表达必然性，或者说就没有那样的必然性，那么，声称表达了必然性的“科学理论”反而起一种偶然性的作用，这恰恰是危险所在！我们人类需要真理，需要信仰，但是，我们在倾听“真理”的时候，在接受“信仰”的时候，又面临着高度的危险！

　　正统派处于一种悖论状态，它把必然性作为支配一切的原则，从而把偶然性几乎降到了零度，但他们本身作为知识分子，又最急迫地希望介入和干预，正如拉莫指出的，正统派的陷入了难堪的境地：“一方面是‘必然性逻辑’，在政治实践中根本没有作用；一方面是‘偶然性逻辑’，由于不能确定其特性而不能使之理论化”。[24]

　　第二种反应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中，正统派以维护理论的纯洁性牺牲了政治实践的主动性，修正主义则采取了相反的线路：它把偶然性的政治介入放在比坚持必然规律的机械决定更优先的地位上。在伯恩斯坦那里，偶然的政治行动不再被认为是附属的因素，而被看作是构成了克服碎片化的力量。“从经济基础那里脱离出来政治自主性，是伯恩斯坦论证的新颖之处，实事上，在伯恩斯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批判的背后，都存在着想要在特定领域恢复政治主动精神的企图，修正主义在它处于最好状态的时候，代表了要同工人阶级在组织上的孤立这一点决裂的真正努力”。[25] 在正统派的方案中，由于经济基础只担保证分裂倾向的最终统一，而放任其现实的零散与破碎，而在修正主义这里，却让与经济基础的决定相对立的政治自主性扮演重新组织与统一的角色。

　　伯恩斯坦认为党（社会民主党）是政治统一的主要根源，但是，党不仅仅是工人的党，而必须是所有被压迫者的党，党通过阶级斗争的组织而将工人统一在一起，显然，在这里，政治联合成为必要，政治空间也大大地拓展了。但是，伯恩斯坦论证的模糊之处也存在着：如果工人阶级在经济领域越发分化，而其统一却在政治层面达成，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政治统一是阶级统一呢？拉莫指出，“在伯恩斯坦那里，逻辑的结论似乎应该是：政治的统一只有通过克服不同派系工人的阶级限制方能建立起来，因此这应该是经济的主体性与政治的主体性之间永远的结构性裂痕，然而，这是伯恩斯坦从来没有在他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26] 他们认为，伯恩斯坦之所以没有达到这一结论，是由于他把这种政治统一构想为各个组成部分的总体，在这个总体中，各个组成部分接受工人的观点并把工人阶级认作领导阶级，即这种统一仍带有严格的阶级性。

　　在此，拉莫又一次引入了他们自己的霸权观念作为分析的比照。在他们看来，虽然伯恩斯坦注重政治介入的力量，主张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社会主义斗争，但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受到怀疑，它的阶级性也严格地保持着。由于伯恩斯坦反对正统派的经济决定论，这使他不可能遵循考茨基的论证线路，但是，工人阶级的优点又是“不可取消的成就”，这一成就来自何处？论证的线索好象迷失了，因为，“政治和经济之间统一的阶级性质既不是在政治领域也不是在经济领域中产生的，因此，论证仍悬浮在空中”，[27]按照拉莫的看法，如果伯恩斯坦因为找不到这个东西，而干脆把它放弃、把它取消，并因此把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化解掉，那么伯恩斯坦就可以达到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的理论视点上了，但是，这个伯恩斯坦偏偏没有这样做！

　　恰恰是在这个关捩点上，伯恩斯坦采取了一个特别的论证形式：他诉诸康德的伦理学，将普遍的善的观念作为历史前进的潜在动力。工人阶级的优越性因它的伦理理想而获得解释，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因构成两者共同基础的进化规律而获得保证。拉莫指出，尽管进化规律与正统派的经济决定规律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在两者的情况中，它们都被当成是把每一事件的意义先验地固定下来的总体化环境，因而，虽然事实上是把它们从正统派的观念的本质主义关联中解放出来了，不过后来，它们还是在与任何机机械论的决定没有任何联系的一般进步理论中被重新统一起来”。[28] 伯恩斯坦与那种把阶级看作是先验主体的机械的客观主义告别了，但这一告别是以先验伦理主体的替换作用完成的，他以一种先验主体代替另一种先验主体，伯恩斯坦并没有走出决定论的怪圈，正是这个意义上，拉莫才说，“从这里不可能走向接合与霸权理论”。[29]

　　记住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澄清了拉莫俩人的后马克思主义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界线。我们知道，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他的许多著述中，反复表达这样的看法：爱德华·伯恩斯坦是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者。他甚至说，“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中所相信的东西正好也是当代后马克思主义所相信的东西”，[30]如果从他们都拒绝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原则来看，詹姆逊的结论无疑是有根据的。但是，詹姆逊的论断既笼统又缺乏严密性，因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所相信的东西中，也有拉莫不相信的；而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所相信的东西中，也有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根本没有涉及到的东西。我们不能把所有拒绝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结论与原则的人都认定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在后现代语境下产生的一种当代思潮，它有特定的理论逻辑和独具的思想风格，绝不把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巨大的招牌，不管什么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不作区分地挂靠在它的名下，这不是一种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

　　拉莫对于伯恩斯坦有两个基本认定：一是，在伯恩斯坦那里，偶然性逻辑得到较大的活动空间，这使他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某种变化的条件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前提及其策略问题，这一点构成了他与正统派的显著区别；二是，伯恩斯坦并没有走出决定论的逻辑阴影，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经济主义的机械决定，但是，康德式的伦理理想的历史目的论与渐进主义的观念重新把他带到先验决定论的沼泽地中，拉莫甚至说，伯恩斯坦“没有批评正统所提出的典型的历史因果关系，而只是企图去创造一个主体在历史中可能自由活动的空间。由于接受了正统的客观同一性和机械因果关系，他只是尝试限制它的作用”，[31] 这样一来，打破阶级限制的不稳定接合、穿越不同主体立场的偶然性霸权统一，在伯恩斯坦那里就是不可能达到的结论。这表明，伯恩斯坦离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还十分遥远。

　　第三种反应是索列尔的革命辛迪加主义。索列尔与伯恩斯坦一样，不相信必然的经济规律能建构阶级的统一性，但是，他没有象伯恩斯坦那样诉之于伦理进化，即试图以伦理主体性置换机械的客观主义。索列尔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的理论，而是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代理人的形成的理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它也是统一无产阶级并给它的斗争一个方向感的意识形态。在索列尔看来，一个阶级的形构塑造了社会形态，但阶级凝聚力并不发源于基础结构之中，它是阶级的本身活动的产物，是冲突与斗争的结果。索列尔深受尼采唯意志主义与伯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他把阶级的统一性建立在斗争意志上、建立在与对立集团的根本分裂与激烈冲突之中。“对索列尔来说，‘战斗’变成工人阶级一致性的条件，与资产阶级寻求共同的领域只能导致工人阶级的软弱。”[32] 勿庸置疑，索列尔将统一性的达成移向了政治层面，而且政治在它的直接实现中失去了静态与和谐，它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力场。在这样的视野下，必然性链条不仅是开裂了，而根本就是完全破碎的。在一个没有基础支撑的破裂的环境中，无产阶级的统一性必须由总罢工来激发并造就出来。索列尔认为，总罢工是否成功并不重要，它的历史作用在于作为一种神话给工人阶级的统一提供控制原则和凝聚点。索列尔对总罢工神话的迷恋，甚至使他达到这样的程度：无论以什么为代价，哪怕牺牲民主，只要能通过总罢工锻造工人阶级的统一，都是值得付诸一行的。

　　在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中，再没有哪一个能象索列尔有如此深沉的破碎感，他把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沿着建构主义的方向进一步发挥了，“索列尔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趋势非但没有朝向马克思所预见的方向行进，而是相反地产生了一个不断增加的社会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会容纳任何‘普遍阶级’在市民社会中的出现。按索列尔之见，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必须通过人为手段来维持的原因：总罢工的神话，作为它的主要功能，保护了工人阶级的独立身份。”[33] 拉克劳的这一评论，既揭示了索列尔思想中偶然性逻辑张显的动因，同时也道出了索列尔的局限性——通过罢工神话而建构的主体仍然是阶级主体。但这并不是说，主体的阶级性是决定论的和还原主义的——这一点索列尔已通过一种激进主义的建构活动将其消除了，而是说，在索列尔这里，当意志的干预倾向于巩固无产阶级身份的孤立性时，偶然的接合作为一个原则被排除了。在索列尔那里，无产阶级作为行动者与反资产阶级颓废的这一任务之间的联系是非确定性的，并没有什么“基础”来先天决定无产阶级必然要履行这一任务，正因如此，才需总罢工神话的建构作用，问题是，这一非确定的关联却只有工人阶级作为候选对象被考虑进去，也许别的行动者、其他阶级、另外的规划，也能够抵制资产阶级的颓废、社会的衰退与文明的堕落。工人阶级并不必然反对资产阶级，但必然是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反对资产阶级，这就是索列尔的思想逻辑，他只在一个限定的主体上、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铸造该主体的统一性，他达到了片面的深刻，而在这一“片面”外部，偶然性接合的维度丧失了。

　　尽管索列尔宣扬暴力，轻视民主，但是，我们看到，拉莫对他评价相当之高，说他是第二国际最丰富的和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为什么呢？重要的原因在于，索列尔的“神话理论”以一种张扬总体性的表面形式潜伏着对基础主义的极端削弱，一如拉克劳所言：“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索列尔是确信不疑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并没有沿马克思所预示的方向行进；工人阶级参予到民主政治秩序中会导致它在这一秩序内的整合。第一个过程削弱了作为大写历史之基础的资本逻辑；通过显示工人阶级的社会身份对于新关系体系（它由于这一阶级的政治参与所引发）的脆弱性，第二个过程也导致了相同的弱化作用。索列尔对这种弱化作用的回应是众所周知的：一方面，他提出一种暗含着彻底关系主义的神话理论，因为，只有暴力以及无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秩序之间关系的完全断裂才使这一阶级获得无产阶级的身份；另一方面，就社会关系只有通过神话式的构造才呈现出结构一致性而言，索列尔完全拒绝大写历史的潜在合理性。” [34]如果就与霸权逻辑的关系而论，应该看到，索列尔的总罢工神话内含了两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社会现实本身是不确定的，它的任何统一性均以“集团”重组实践为转移；二是，每一社会代理人的认同是非决定的，每一主体的认同的固定依赖于具体的斗争。这两方面的“不确定性”恰恰是拉莫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

　　四、在遮蔽与解蔽之间：“迂回表达”

　　从对危机的三种不同反应中，拉莫刻意向我们展示偶然性逻辑如何在有意无意的抑制和挤压之下，露出它的弯弯曲曲的苗芽。三种不同的反应，表现了偶然性的逐渐扩张，但是偶然性逻辑仍然受到程度不同的外在限制，因些，它仅仅以必然性逻辑之增补的形式出现。三种反应的共同困境是：“经济基础现在不能保证阶级的统一，而政治可以作为构成统一的唯一领域，但这一领域却不能令人满意地保证统一主体的阶级性质”。[35] 不管阶级的统一是由理论的科学性来担保，还是诉之于伦理决定，抑或是求助于意志的干预，基础结构的软弱无力总是尴尬表现出来。

　　探察这三种反应，就是拉莫所说的“谱系学”分析，整个过程让人感到沉闷、压抑，因为拉莫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断层、褶皱、裂缝、脱落，而阶级统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本来就是对破碎化经验控制与分散的立场的消极回应。必然性的链条脱裂了，偶然性的作用得到不得理论化，即使阶级统一达成了，阶级性又得不到合理说明，这一切使人感到“危机”已经陷得很深。这确实象拉莫所说的，概念的谱系学 “不会一开始就具有积极的”意义，它“暗示一个不在场的总体，并暗示重新组合及重新接合的种种不同尝试，这些重新组合与重新接合在克服原本的不在场当中，有可能赋予斗争一种意义，并使历史力量有可能具有充分的肯定性”。[36] 一个不在场的总体，人们或者以为它还在场，或者以别的总体代替它出场，因此，“不在”的是这一总体，“在”的是这一总体的逻辑，只要这一逻辑的幽灵不散，界定新型关系的霸权概念就不会出现，所以，偶然性逻辑在这种情景下，只能以受损害的面目出现，它去填补空场，然而它得不到合理的命名，或者它辛苦取得成绩却不能记在自己的名下。

　　但是，这一“沉默的考古”，并不是真正没有“言说”，它在无声地讲述，无声地诉说。正如拉莫指出的：“正是在历史必然性这一破碎的镜子的多种多样的复杂折射中，社会的新逻辑开始迂回地表达自己（insinuate itself），这一新逻辑将设法通过质疑与其相连接的那一术语的真实性思考它自身”。[37] 新的逻辑，即偶然性逻辑，它在种种抑制下面迂回曲折地表现自己！其实，只要我们明白，拉莫此时是站在超出葛兰西霸权概念的立场上，反过来测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偶然性的“渐进史”，从而为自己的新霸权概念的出场确定根本的逻辑原则，那么，我们就可以体悟到，是拉莫自己在“迂回表达”他们对新霸权概念的理解。

　　在“考古”勘探中，拉莫一次次“迂回（insinuate）”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卢森堡不用历史的必然规律去限制自发性，让自发性的意义充分展示，从而多元主体在斗争中建构起一种超出了阶级限制的统一体，那么，“新型的、彻底穿透社会与经济结构范畴的政治主体性就会出现”[38]；在伯恩斯坦那里，“假如工人不再只是无产者，而且也是公民、消费者、国家文化和制度机构内部多元立场的分享者，再假如，所有这些立场不再被‘进步规律’统一起来，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成为一种开放的接合，这种接合不提供既定形式的先验担保。也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矛盾的和相互中立的主体立场将会形成。”[39] 而在索列尔的理论设计中，如果不是用总罢工的神话来巩固无产阶级的孤立身份，如果他不拒绝民主，而是引入政治中介，使超阶级的“混合体”在各种政治活动之中动态地达成统一性，那么，索列尔就最有条件达到霸权接合的境地。

　　这些“如果”、“假如”所描绘的东西，实质上，就是拉莫新霸权概念的理论蕴含所在。通过谱系学的分析，拉莫进一步确证：新霸权概念不能建立在任何形式的“在场形而上学”之上，它不仅要同一切形式的经济主义、一切形式的还原论告别，而且它必须同本质主义彻底划清界线。这充分表明，拉莫开篇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并不是单单为了下文引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提供一种思想背景，它更多地是一种独特的“解构运作”——此一运作的效果就是为了展示霸权逻辑的“潜在”方式。理解这一点的最好途径莫过于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关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与莫菲早期论文《葛兰西的意识形态与霸权概念》对第二国际论述作一比较阅读。在《葛兰西的意识形态与霸权概念》（写于1977年）一文中，[40] 莫菲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用墨不多（仅仅作为一小节，且整个篇幅尚不及《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对其中一个人物的论述），因此，单从数量的角度，把《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第一章看作是对该文这一节的扩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仔细比较两者的内容，就很容易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葛兰西的意识形态与霸权概念》一文对第二国际的论述纯粹是作为论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思想背景而设置的——即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和还原论构成了葛兰西霸权概念的问题性，仅此而已！在此，我们既看不到第二国际话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看不到许多言说的“异质性和矛盾性”，[41]更遑论所谓偶然性逻辑与必然性逻辑的纠葛。当然，这并不是说《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完全没有背景预设的意义，毕竟，《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在文理脉络上是按霸权的“潜伏”——霸权的“浮出”——霸权的新“超越”——霸权的“政治”这样一个路数布展开来的。但是，不容疏忽是，之所以第二国际被作为霸权的“潜伏期”，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事实的举证，而其本身是解构运作的结果。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导论的末尾，拉莫严厉指责斯大林时代以及后斯大林时期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同质化理解和贫乏的大一统印象属于“斯大林主义的幻觉（Stalinist imaginary）”，这种表面的“马列主义”形象无非是“反马克思主义（anti-Marxism）”形式的当代重现。[42] 在拉莫看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教条式“维护”已经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最大亵渎，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从蒙难状态解脱出来，必须诉诸于解构实践。就此看来，拉莫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话语多样性的重新发现根本关涉到他们所秉持的基本立场：如果捍卫“光荣的、同质的、无懈可击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无异于“反马克思主义”，而如果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加以解构式处理（有些要保留，有些要改变，有些则要废弃），[43] 并把它们融入当代种种新式解放话语之中使之与适合于新的激进政治诉求与文化氛围，它才能够成为新左派政治分析的参照点。所以，《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开篇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处置”方式具有一种方法论意义：在长期以来被斯大林主义版本的“马列主义”和现代反马克思主义专家极尽贬损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话语序列中，那些通常被宣判为偏离马克思主义、甚至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且通常也被它的发现者有意无意加以掩饰、修补或涂抹的东西，竟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原初冲动与萌芽！于是，解构就担当起让不可见的“霸权”从隐形而现身的重任，但是，这俨然是一种沉重担负和奇异的现身，毕竟，那原初的萌动早已被历史的厚土所深埋，并且在它当初将要萌生之际就由于不幸变故而被抑制，因此，解构不仅是“考古”发掘，也是一种复元、拯救和激活。质言之，拉莫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同时蕴含着建构维度，或者说它一开始就由建构所统率的有限解构策略。一如斯图亚特·西姆所言，“拉克劳与莫菲深入分析了霸权概念的谱系，使它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飘忽不定，然后为了他们自己激进的目的对之进行再阐发，从霸权已被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调动并利用的方式上，这两方面颇具共谋意味。”[44]

　　霸权并没有真正“出场”，但其运作逻辑业已若隐若显；霸权尚处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平线之外，然而它已把自己的光束折射成微微晨曦。也许是出于太过急切的期望，也许是由于“恨铁不成钢”的哀惋，在一开篇沉郁消极的解构之中，拉莫几乎动用了他们所有的理论资源，将他们新发现的各种招术倾而用之，似乎只有这样，解构才有望招回迷失已久的批判良心，才有可能重新释放激进解放的潜能，才能在麻木甚至僵硬的左翼政治肌体上找到重生的希望！因此，霸权的隐形出场竟演变成了解构主义操作的前置性的展示和密集爆发。就此而言，对于《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最好阅读策略是一种颠倒式阅读：从后往前读。因为，拉莫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内部霸权逻辑的虚拟式刻划，是带着后马克思主义眼光的“事后”的回望；是他们超越葛兰西之后，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的角度评定霸权概念“浮出”的历史际遇和语境条件；他们是借用第二国际的理论话语空间来迂回表达自己对超出葛兰西意义上的新霸权概念的设计的初步构想；是他们在该书后半部分对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全面建构的强劲势量的回流倒旋。对于拉莫“迂回表达”，我们最好的对策就是“颠倒阅读”，也许这种“逆读”能够使人们不至于象兰德利和麦克莱恩那样一开始就产生严重的误解，或者不至于使人一经进入就满腹孤疑，或者一头雾水，或者竟然因此打消了读下去的念头！但是，对于一个真正想读懂拉莫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真谛的人来说，拉莫本人馈赠“入场券”又不能不收，这个难入之“门”又不能不进。在这个入口处，暗藏了一些机巧，拉莫将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精要预先“撒播”在了这里。

注释：

　　[1]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47

　　[2][5][7][8][10][11][12][13][14][17][20][22][23][24][25][26][27][28][29][31][32][35][36][37][38][39][41][42][43]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4,p3,p8,p7, p7,p11,p10,p12,p12,p8,p18,p18,p21,p25,p30,p32,p33,p34,p34,p33,p39,p36,p7,p8,p13,p36,p4,p4,p5

　　[3][4]Do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Rereading Laclau and Mouffe,in Rethinking Marxism,Vol.4,No.4(Winter1991),p41-42,p45

　　[6]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London: Routledge, 1994), p.180, note 31.

　　[9]Saul Newman: On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in http://www.infoshop.org/forum,

　　P2

　　[15][44]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Routledge 2000,p14-15,

　　[16] 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0,London,New York,p205,p13

　　[18] Slavoj Zizek(ed.):Mapping Ideology,Versl,1994,p246

　　[19]Essentialism and the Economy in the Post-Marxist Imaginary:Reopening the Sutures,in Rethinking Marxism,vol.6,No.3(Fall 1993),p31

　　[21] Ernesto Laclau:Hegemony and Politics,in Post-Marxism and the Middle East,Verso,p200

　　[30]《后资本主义是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课题》载《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3 期，第12页

　　[33] Judith Butler,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Zizek: Contingency,Hegemony,Universality,Verso,

　　2000,p52

　　[34]Ernesto Laclau:Political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in 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edited by Andrew Ros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89,p75

　　[40]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Chantal Mouffe(ed.) Routledge & Kegan Paul,London, Boston and Henley,p168-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