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接合（articulation）”这个词被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炒得沸沸扬扬，好象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化阐释的范式危机和理论参照体系的崩溃必须要由接合这一概念来挽救似的。在文化研究的一系列文本中，他们把接合概念抬到很高的地位上，接合在他们那里成了文化转向的理论标志，被理解为文化解释中的一种新方法，他们甚至从认识论层面、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策略层面对接合的理论功用进行一般性定位和估价。尽管接合概念在文化研究领域不仅十分抢眼时髦，而且被装点得神奇玄奥，但是，接合概念最先并不是由文化研究的理论家引入学术语境中的，它的独特的理论效果最初也不是在文化诠释学中发生的。真正将接合这一语词概念化、理论化并进行方法论提升的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厄尼斯托·拉克劳。

　　那么，什么是接合呢？既然文化研究学派对接合一直津津乐道，我们不妨借他们之口来捕捉一下接合的词义、内涵及其被赋予的意蕴。伯明翰文化学派的领袖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在一次访谈中对接合（articulation）一词的意义作了清晰而详细的描述：“在英国，这个词具有微妙的双重意义，因为articulate的意思是发声（to utter）、说出来（to speak forth）、发音清晰（to be arculate）的意思；它带有用语言表达（languaging）、表述（expressing）等方面的含义。但是，我们也说‘铰链式’卡车：一种车前体和车后体可以连接，但并不是一定连接的卡车。两个构件相互连接，但是要通过一个特殊的联动装置，也可以将这个联动装置将构件拆开。因此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它是一个关联，但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本质的。想必你要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产生或锻造出一种关联？一种话语的所谓同一实际上就是不同要素的接合，这些要素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再次接合，因为它们并没有必然的归属。”[1]

　　我们看到，接合一词的两个义项其实有着内在的联系，把彼此外在的东西接合起来固然是一种连系、联结，而发音说话又何尝不是音素、音节、词句间的组合与搭配呢？因此，接合的最基本含义是通过一种中介或活动将不同的要素或构件连接成一个整体的实践活动。但是，不论是在拉克劳的原创性使用中抑或是文化研究学派的拓展中，接合的意涵已有些微妙的寄寓，拉克劳所以取用articulation一词对其进行概念化的处理，正是看中了这个词微妙的双重内涵，它既和言语有关，又表示一种连接的实践，如果将两方面的意义融在一起，就是通过话语方式所达成的关联或统一性，而这正契合了拉克劳和莫菲寻求话语政治的偶然性联结的理论建构意向和企图，所以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接合是连接和表述的统一，它在表述中连接，在连接中表述，也就是说接合并不是一般的联系、结合，它是一个遇合式的建构过程，在动态的连接活动中一种话语得以呈现和溢出，但是话语意义本身既不是先验既定的，也不是一旦浮现就完全固着下来。所以接合概念既包含“接”的偶然性、随机性、中介性又包含“合”的暂时性、非完成性和非稳定性。即是说，接合是非闭合的话语实践场所，话语的所谓同一性是一种磨合的动态效应和建构活动的展现。

　　一、接合的哲学阐释：接合与洞穴隐喻

　　接合概念是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977）一书中首次加以理论提升和充分阐述的。拉克劳为了给他的接合概念奠立一个厚实的认识论基础，也为了赋予接合概念以哲学色彩，他把接合概念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联系起来。他认为“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在历史上第一次包含了接合理论”[2]：洞穴中的囚禁者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他们不能看到洞外的世界，只能向前看着洞穴的后壁，一束阳光照进来，洞外人的影子映在洞穴的后壁上，洞外人的声音传进洞内，于是囚禁者断定，这声音是洞壁上移动的阴影发出的，而如此的断定也就是声音和阴影之间的一种“接合”。拉克劳指出，在这个著名的哲学隐喻中，接合是在常识话语（即意见）体系的误导下完成的，在这种接合中概念并不是由内在的逻辑关系所连接，而是由意涵性的（connotative）或激发性（evocative）关联维系在一起，这些关联是由习俗和意见建立起来的。柏拉图正是要竭力打破这种接合总体的规则性，切断误导性的接合，重新建立真正的接合，所以摆脱意见走向知识的过程也就是拆除原有的接合重建真正接合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的辩证法可以看成是建立真实的接合的推动力量，通过辩证的批判的进程，概念间的想象性、习惯性的关联被拆掉，而本质的范型性的内在关联呈现出来，所以柏拉图对理念的追求无非是建构一种理性主义范式的接合形态。

　　在拉克劳看来，柏拉图所确立的“拆解（disarticulation）”到“接合”的双重运动构成了欧洲思想的风格和经久不变的特征。从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康德的先验分析到黑格尔的纯粹概念推演，“这些打破意识形态的话语接合的连续不断的尝试毫无疑问导致了日益增生的概念的纯粹化。就象建基于契约观念的政治理论产生的一样，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从这一抽象进程中产生出来”。[3] 但是，这种在概念的抽象性与意识形态意涵领域之间循序累进的分离造成了一种极端：即试图超越常识话语，把概念与意涵性或转义性关系断裂化，通过揭示概念之间的固有的逻辑性来重构作为整体的实在。拉克劳认为这种通过概念的纯化而构造所谓必然的、本质的、真正的接合的理性主义抱负支配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柏拉图的有重要的不同：在柏拉图那里，意见与纯知识间是不可归化的，也就是说“拆解（disarticulation）”与“接合”是绝对排斥性的、非相容的；而在黑格尔那里，现象是本质的一个环节。

　　拉克劳认为，理性主义的接合范式虽然极力贬抑或远离常识性话语的接合形态，但是，意涵性的话语接合是不可根除的，它甚至形成了本质主义范型性接合成为可能的条件。一个基本的认定是：在“意见”层面上，也就是意识形态话语场所内，接合能够构造出一个具有可能意义的延伸性结构，而“哲学”不过是对已有接合形式的继发性审理和拷问，它要通过理性的联结并诉诸本真的秩序来重建意义结构的总体性，在最低限度上，意涵性的话语接合毕竟构成了内在本质性接合的对抗性的参照体系。另一方面，在“意见”层面上概念可以由外在于它们的逻辑本性的形式原则所连系，这充分表明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灵活性和宽泛性。而“哲学”层面上概念的本质性关联试图将概念的逻辑性确立为唯一的接合原则，也就是说，这种理性主义的接合范式发生了谮妄和超越，它把只具部分意义的适用原则不适当地扩大为整体的体系性秩序。拉克劳指出，这种基于概念的逻辑内聚性和一致性的概念接合过程在哲学史上从来没有令人信服地获得普遍性的阐释权，尾随它出现的往往是相对主义和对以此种方式建立的“知识体系”本身更深的怀疑。

　　拉克劳的结论是，消除任何意涵性的话语接合既是武断的又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从概念的纯粹化幻觉中摆脱出来，如果我们给意识形态层面的概念接合以恰当的地位，我们就会从观念的转变中惊喜获得三方面重要的识见：“其一，并不是每一个概念都与其它概念有必然性关联，仅仅从一种关系出发构建一个体系的总体性是不可能的。换言之，系统化的整体依赖于在逻辑上并没有相互关联的概念的接合。其二，在不同的概念结构间不可能建立必然的关系，而只能构造出接合的可能性条件。其三，因此，任何对具体的接近都以更复杂的概念接合为其前提条件，而不仅仅是对简单的概念全体逻辑特性的揭示。因此，分析越具体，卷入的理论规定就越多，由于理论规定在本质的自我展现中并非是其必然环节，而是分立的概念形态，因而对具体所进行的理论接近的先决条件包含了累进的抽象过程，这一抽象过程就是把概念从意涵性接合中解放出来”。[4]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中拉克劳力图将接合概念置于整个西方哲学及欧洲文化发展中来加以考察。从哲学方面，他为接合概念追溯到一个古老的渊源，并把传统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诠释为一种成问题的接合形态，从一定意义他为接合设置了一个哲学背景、为接合提供了一个认识论基础，他使人产生这样一种认识：接合理论由来已久，它就深嵌在西方哲学传统之中。但是，拉克劳在这方面的阐述毕竟是有限的，因为他并不是要对接合进行纯哲学的探究，他所以要提出接合这一概念并对之进行理论化，是与讨论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紧密相关的，因此，对拉克劳接合概念的完整把握不能仅仅局限于简单的语义澄清和其意义的大致勾描。

　　二、接合与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导论中，拉克劳为说明接合概念在欧洲政治、文化思想中的存在与作用，他举了三个例子，一个是作为欧洲霸权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的没落，一个是组织化的经济社会的兴起，最后是民主概念的变化。第一个表明了“拆解（:disarticulation）”过程，“对现存社会秩序、私人财产以及被资产阶级认同为社会存在的其他原则的辩护越来越少地显现出与君主制度有什么关联：这两者间的同一性（它一度构成专制主义政治话语的核心）开始消解了，就象柏拉图洞穴之喻中的阴影与声音间的关系一样”[5]。第二个表明了“新接合”的过程，“组织化的经济社会的观念在主导性意识形态范围内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接合在一起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6] 最后一个是“再接合”的例子，民主这一概念在古代社会具有一种否定性的意味（它表示“暴民统治”），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它成了一个肯定性的概念，它与自由政治话语接合在一起，这一接合进程贯穿了十九世纪。，拉克劳通过这些例子要表达的核心意思无非是：政治与意识形态是一个接合实践的场所，在其中接合的组成成份之间的关系不是必然性的、本质的和内在的，接合的条件是复杂的、差异性的，其表现形态多种多样的，其完成的方式和进程也没有必然的规定性，也就是说，意识形态话语接合是一个政治的建构过程，这一建构是意涵性的、激发性。

　　如果离开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来谈论接合，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我们完全可以用联系、关联、结合等表述方式来替代它。但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接合概念的独特意义就立即凸现出来：接合排除了线性的决定关系和单一的对应，它与话语实践密不可分，它排除任何先验性规定和还原论倾向，接合没有既定的普通主体，它本身是一种暂时的固定状态。这样一来，通过接合这一概念，我们能够对意识形态的构成及运行机制有一个更清楚的哲学透视，就如斯图亚特·霍尔所刻划的那样，“一种接合理论既是一种理解方式，即理解意识形态的组成成份何以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一种话语聚合在一起；同时也是询问方式，即询问意识形态的组成成份何以在特定的事态下变成或不变成某些政治主体。换言之，接合理论询问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何以发现其主体，而非询问主体何以思考属于主体的、必然的想法；接合理论使我们能够去思索：一种意识形态何以赋予人民以权力，使人民开始去理解或领悟他们自身的历史境遇，而不是把这些理解形式还原为他们的社会经济或阶级地位或他们的社会位置。”[7]

　　拉克劳对接合概念进行理论阐发，其最初用意在于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批判，但是，我们要看到，拉克劳并非先确立了一套完全定型的、成熟的接合理论，然后照此理论对意识形态进行审究。实际的情形是，接合理论本身也有一个渐次的演进过程，把接合用于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只是第一步而非最后举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接合概念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可以说有一种互馈性的双赢效应：通过引入接合的观念，可以对意识形态性质及构成的理解产生了新的透视；而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接合概念的特性和理论功能更清晰地展示出来。对意识形态而言，接合是清洗剂和解毒素，而对接合概念而言，意识形态是其获取具体化的空间和确证的方式。

　　这意味着，接合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本身也是一个“接合实践”，那么，这一“接合”的冲动又是何以产生的呢？诱发灵感的源泉又在哪里呢？此一“接合”欲达致何种效果呢？只要通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我们就不难发现答案。而在该书的导论中，拉克劳在谈及写作目时对这些问题已经有所概括，他认为，有两大障碍极大地防害了理论实践，这便是概念在常识话语层面上的意涵性接合以及成为本质范式的理性主义接合，它们“结合在一起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令人不满意的状态”。[8] 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历史性地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相关联的范围之内，政治话语的意涵性接合趋于自动地变成理论规定。就象拉克劳指出的，对具体事物或现象的分析诚然离不开概念式的理论规定，但是，不能将意涵性接合看作是理论规定的必然性总体，否则就会导致具体政治实践中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是一个范型性关系的公设：所有的矛盾都被还原成阶级矛盾，即是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任何因素和矛盾都必然有一个阶级归属。拉克劳认为，单就第一方面的障碍来说，只要将理论规定的整体不当成是概念规定性的逻辑性固有展现，这一障碍还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一旦第二方面介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本质主义就成了致命性的痼疾。“悖论性的结果是：理论实践无需去矫正政治话语的意涵性接合，因为如果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规定都有必然的阶级归属，它们因此也就是对主体的阶级本质的表达”。[9] 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方面主要针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二方面主要针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重心显然落在第二方面，因为阶级还原论这个“毒瘤”不除，政治话语层面的意涵性接合的本质主义就无法彻底清理。

　　1、接合与意识形态要素

　　从文本学和具体语境来看，拉克劳的接合概念导源于对普兰查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在《法西斯主义与专政》一书中，普兰查斯在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根源时破了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惯常的单一矛盾决定模式，将意识形态危机视为法西斯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在普兰查斯看来，法西斯主义的浮出既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同时也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的产物，在意识形态霸权出现空场的情景下，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成功地将种种意识形态碎片“缩合”在一起，其中最为关键是它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收编并“熔合”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正如拉克劳所正确立指出的，普兰查斯这一分析的有效性依赖于他的意识形态概念和小资产阶级概念。但由于普兰查斯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一性而不是其在生产关系中的所处的同一地位，所以，意识形态概念就成为这一分析中最为基础性的理论支撑因素。

　　普兰查斯对意识形态的阐发就如同他对阶级的新定义一样，竭力把结构主义的范畴和解释框架投射进来。他将意识形态描述为包括多方面表达向度的、与信仰相对协调的结构性总体，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并不是处于由经济单一决定的象“水泥”一般地封闭而固定的状态。拉克劳认为，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概念有三个特征：其一是普兰查斯对意识形态的要素分析，比如，他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分解为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等要素构成因素，他说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共谋关系，因为它们共享一些要素：诸如，中央集权主义，民族主义，排犹太人的种族主义，精英主义，反教权主义，等等；其二是，普兰查斯坚持，具体的历史性的意识形态是由异质因素构成的复合体，他甚至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不同的社会层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政治话语；其三，普兰查斯认为意识形态有一个改变过程，譬如，他反复提及“变形的”封建意识形态，他也谈到在意大利，自由的民族主义如何向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意识形态“持续地变形”。尽管普兰查斯意识形态概念的三方面特征仍旧包含许多问题没有阐释清楚，他的意识形态概念有很大的歧义性和模糊性，但是，我们看到，他对意识形态的这种结构化阐述给拉克劳带来重大的启迪和激发，从这一分析势必会诱导出这样的洞识：意识形态完全可以理解为一个脱出了经济决定论的建构过程。而实际上，拉克劳在这一识见的基础上将普兰查斯的理论逻辑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他要进一步给意识形态“松绑”，他要把意识形态领域变成了一个自治程度更大的区间，就如西方一位评论家所说的，“拉克劳批判普兰查斯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作品，是其意识形态独立化的首要一步”，[11] 拉克劳在这首要一步中，有一个附带的收获——从普兰查斯在论述意识形态的特性时所不时地使用的“缩合”、“收编”、“复合”、“整合”等折射出流动性、构成性和联结性意味的语词中，拉克劳捕捉到“接合”所可能具有理论解释潜势。

　　拉克劳在《法西斯主义与意识形态》一文中引入“接合”概念的具体语境的设置是：先枚举了普兰查斯对法西主义的分析的七方面基本内容，然后在此基础上就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三个特征进行评论，最后，拉克劳小心翼翼地、几乎是试用性地引出了“接合(articulation)”这一语词：“意识形态因素的阶级决定，具体的意识形态作为诸因素的复合，通过意识形态的阶级因素的收编（incorporation）或接合（articulation）而导致的意识形态的变形——这一探讨方法有哪些值得批判之处呢” ？[12] 在这里，“接合”与“收编”并置出现，而在这个并列链中“接合”又尾随“收编”之后。在这以后的下文，“接合”这一概念开始独立出现。所以，从拉克劳的叙述过程来看，“接合”源于普兰查斯意识形态理论分析所涌现的理论激发力，“接合”诞生于拉克劳对普兰查斯意识形态概念所包含的困难的揭示与批判。

　　2、接合与非阶级意识形态

　　普兰查斯意识形态理论抓住了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在消除意识形态分析的经济基础决定方面无疑迈出了一大步，在探究意识形态形成与变化的机制上也作出了极富启发性的尝试与努力，这些积极成果都被拉克劳充分肯定并吸纳过来。拉克劳敏锐地洞察到，在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结构总体中，虽然突显了意识形态组成因素的各别性、差异性，但在意识形态统一性何以生成这一问题上，普兰查斯的理论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根本问题是，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理论虽极力脱出经济决定论，但仍然固持着阶级还原论，这使得他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描述性层面上。三个基本断定构成了普兰查斯无法超出的还原论局限：其一是，所有的主体都是阶级主体；其二是，所有的意识形态因素都具有必然的阶级归属；其三是，所有的阶级都有必然性的、纯粹的、范型性的阶级意识形态。普兰查斯虽然将意识形态分解成结构性构件，但每一构件本身却又被牢牢在焊接在其阶级属性上，既便某一具体意识形态有所谓的改变或变形，也只是总体结构上成分的增减或组合方式的调整，而每一构件本身的阶级归属保持恒定不变。用拉克劳的表述方式说，普兰查斯是在意识形态因素与它的阶级规定之间建立了一种本质主义的接合。

　　在拉克劳看来，普兰查斯在意识形态因素与它的阶级归属间所建立的固定对应关系使意识形态本身的能动性和建构力量大大地受到消弱和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塑造作用陷入瘫痪，所以他不仅要指出普兰查斯理论的不足，更重要在于，他要在批判的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引入创造性的新阐释。他的这一抱负在《法西斯主义与意识形态》一文的结尾中以庄严的言辞作了肃穆地承诺：“如今，适逢欧洲工人阶级之影响日增，并且在他们注定要将其斗争越来越构想为对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及政治霸权的争夺之际，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发展出一种消除了阶级还原论的最后残迹的意识形态实践的严格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性了”。[13] 着眼于打破意形态与其阶级归属间的一一对应关系，着眼于为意识形态的“转换生成”提供有力的观念支援，拉克劳开始淡化普兰查斯的经常用语（诸如，缩合、收编、复合等），有意地铸就自己的表述方式、打造具有一定理论容量的诠释性概念，所以，拉克劳对“接合”的启用从症候阅读的视角，既表征着对普兰查斯还原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道别或断裂，同时又展示出推陈出新的强劲建构意向。

　　拉克劳迈出的关键一步是将意识形态要素中性化，即是说将附着于其上的魔符摘除从而增加其亲和性。在他看来普兰查斯的分析根本就建立在武断的教条之上，所以只需简单的归谬法就足以戳穿它的虚假性。比如，普兰查斯将自由主义视为处于资本主义竞争阶段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素，拉克劳说，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却是封建地主的特色性意识形态；至于军国主义就更复杂了，“它并不必然是帝国主义或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在十九世纪的西班牙，黩武精神的宣告是早期资产者阶层典型的表达，而在二战后，遍及第三世界的军国主义通常是反帝和反封运动的意识形态组成成份”[14]。再如，反犹太主义，它在十九世纪的东欧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在中世纪却它间或是大众层面的意识形态要素。由此，拉克劳得出如下颠覆性的结论：“意识形态要素独立地看并没有必然的阶级内涵，这一内涵仅仅是这些要素在具体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接合的结果” 。[15] 这是拉克劳在该文中第二次使用“接合”——接合在这里开始被郑重地赋予了一种理论担负：不是先验的阶级属性决定了特定意识形态诸要素的统一性，而是接合活动本身构造了它。

　　拉克劳对意识形态先验阶级性进行了爆破，阶级归属的一统天下和绝对宰制崩塌了，意识形态的碎片由于脱出了阶级关系的缚系，它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层游移穿梭。当然，拉克劳此时并没有告别阶级，也没有彻底摈弃阶级意识形态，他还在阶级霸权的框架内思量意识形态要素，正在阶级意识形态对非阶级意识形态的争夺上，接合实践才显得异常重要，一如艾伦·伍德所描绘的，“这种非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与阶级意识形态一同出现；但是由于它们在原则上是独立的、中性的、没有阶级特性的，它们能够从一种阶级意识形态中分化出去并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所同化。比如，统治阶级的霸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通过把人民—民主意识形态适用于其自身，从而调和对立的能力”。[16] 既然意识形态要素的政治涵义并无必然的阶级归属，因此我们才迫切需要思考在特定意识形态内部的不同要素之间、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以及构成社会运动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接合”的建构意义，意识形态固定阶级纽带的断裂把接合实践推向了前台，推向了政治话语的中心场。

　　三、接合与阶级霸权

　　意识形态现在被拉克劳支解成了一个个碎片，这些碎片又被割断了阶级支配的牵线，似乎是：意识形态的这些碎片象断线的风筝在空中飘曳，或者它们象凌乱的花絮四处飞舞。但这绝不是拉克劳希望达到的状态，在后来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克劳也一直在竭力抵御这一倾向，因为在政治实践中，具体的意识形态总是以整体的姿态产生效力。拉克劳并不象欧克肖特那样对政治意识形态持有深深的偏见，他基本上还是把政治理解为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这样一来拉克劳就面临一个难题：意识形态的差异性要素在脱离了阶级性的完全决定之后是如何达到统一的？

　　1、召询与意识形态的统一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拉克劳借助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召询（interpellation）学说。阿尔都塞认为，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就是将个人召唤为主体。“主体范畴是所有意识形态的构成因素，但同时我立即要补充的是，只是在一切意识形态具有把具体个人构成为主体的这一功能的限度内，主体范畴才是所有意识形态的构成因素，一切意识形态的作用都存在于这种双重构成的相互作用中，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着它的功能而已”。[17] 人天生就是意识形态动物，就象黑格尔所说人不能脱出自己的皮肤一样，阿尔都塞说人无法走出意识形态。人总是生活在对他真实生存状态的想象关系中，正是这种想象关系将个人塑造为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主体，阿尔都塞将这种塑造机制称作召询。为了使召询更容易理解，阿尔都塞解释道：“意识形态以这样的方式起作用或产生功能：它在个人中征召主体（它征召所有的主体），或者说，它把个人改造为主体（它改造所有个人），我恰恰是把这种征召的方式称之为召询或招呼（hailing），这种情形就好象在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警察（或其他人）在打招呼：‘喂！喂！叫你呢！’”[18]

　　拉克劳从阿尔都塞的召询理论中到底借助鉴了什么东西呢？其实，拉克劳自己说得相当明白：“意识形态体系不同方面的统一被特定的召询所赋予，这一特定的召询形成了所有意识形态的轴心和组织原则”。[19] 拉克劳侧重的既不是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也不是意识形态对单个主体的作用，而是意识形态的召询功能对意识形态本身的作用，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与主体之间的双重构成作用被拉克劳集中到、投射到意识形态本身之上了。尽管拉克劳煞有介事地说，谁是被召询的主体乃是意识形态分析的关键问题，但是，他所说的这个“主体”已不是阿尔都塞所意谓的具体的个人，他把作为主体的具体的人悄悄置换成了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既然每一个意识形态要素都表示召询，那么意识形态也就是由不同的召询构成，意识形态不同要素的统一于是转化成不同召询的统一，换言之，也就是不同召询之间的召询问题。实际上，拉克劳仍然在普兰查斯的问题框架之内运思，他只不过把意识形态要素作了动态化的处理，他使这些一度沉滞、呆板、僵死的因子化作活动性的“单子”。

　　赋予意识形态以统一性的究竟是什么？在引入阿尔都塞的召询学说并对之进行一定“改造”后，拉克劳写道：“构成意识形态话语之一致性原则的是通过话语被召询因而被构成的‘主体（subject）’”。[20] 一个带引号的Subject，我们不要以为这是阿尔都塞双重构成说的无聊重复——意识形态构成主体，主体又构成意识形态，我们也不要以欧克肖特的意识形态观念来理解这句话，认为意识形态总是跟在政治活动的后面。话语的统一性通过话语的活动而实现，这是要害所在！主体被召唤，被质询，被构成，但同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达成了！意识形态既不是政治活动之前的预先策划，即欧克肖特所说的“半神圣的父亲”，也不是尾随而至的活动效果，即欧克肖特所说的“尘世的继生子”[21] ，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存在于构建主体的活动中，不能离开了活动本身而在它之外寻求意识形态的组织原则，如果只限于对意识形态进行抽象的理论反思，尚无可厚非，但如果将其确立了意识形态本身的原则则无异于扭曲了、扼杀了意识形态的活动机制。

　　无论如何，拉克劳重构了召询结构，就如米歇尔·巴丽特所说，“拉克劳拉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完全独创的方法”。[22] 何种意识形态主题在某一具体历史情境下能获得暂时的优先地位，即确立自己的霸权，这是意识形态斗争至关重要的问题。按拉克劳的观点，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召询，政治的，宗教的，家庭的，美学的，性征的，生态的，等等。各种不同的召询何以趋于统一？此时，接合概念再度出现——不是要素的接合，而是召询的接合。这种“接合”的转换，表明拉克劳把普兰查斯的要素分析与阿尔都塞的召询融会在一起了。召询的接合构成了具体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但接合何以能完成如此严峻的任务？也许是拉克劳感受到了这个沉重的压力，抑或是他自己也觉得这个统一性还不甚明了，所以他要作进一步的说明，“我们一定不要必然地将此种统一性理解为逻辑的内在一致性——相反，话语的意识形态统一性完全相容于大幅度的逻辑非贯通性——而是理解为每一召询要素实施缩合（这一缩合考虑了其他要素）作用的能力”。[23]首先，意识形态要素的接合是非内聚性的、松散的、激起性的，它无需严格的逻辑关联性，更没有先验性的内在决定；其次，一种召询引发了其他召询，它们好象串联在一起，每一个都成为其余的象征，这个激发性的召询构成了支配性话语，在它取得这样的效果后，相对的统一性常常以显明的方式被理性化，但是，意识形态话语的相对统一性的基础总是后天的尝试和发动。这种统一性的维系、保持取决于这一支配性话语吸收其它矛盾及要素的能力，在社会形态比较稳定的时期，这种统一性甚至可以表现出逻辑的内在一致性，但是，在社会形态面临支离的关头，统一性的外在性突显出来，它的理性伪装会暴露，它的合法性受到挑战。

　　2、意识形态的变化机制

　　拉克劳一直在为意识形态的自决定、独立化而努力，按照他对意识形态要素阶级归属的尖锐批判以及对意识形态非阶级召询的积极认定，他给我们造成的印象似乎是他正渐渐远离阶级的概念，他的接合概念的酸性腐蚀力也越来越强。拉克劳对接合的非逻辑性的强调也暗示接合的理论化可以有更大的期望值。但是要看到，欧洲共主义正处于方兴未艾的上升阶段，拉克劳基本承认可它的斗争策略，他此时根本没有离开阶级立场，也没有告别阶级政治，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构形的动力，工人阶级在拉克劳对社会主义策略的构思中依然保持着显要的地位。只有在这个基本判定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中的接合概念的恰当性质和地位——此时的接合是在阶级霸权的框架内产生效力，而不象后来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接合完全在非阶级的霸权层面上运作。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拉克劳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中努力不在根本上背离被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智慧”[24] 从而影响了他的接合概念解构维度的激进化，也可以说，拉克劳的接合概念的话语化程度受了他阶级立场的阻滞。这种带有事后判断性质的描述不应过份遮蔽拉克劳接合概念所已达至的成效，虽然拉克劳没有以召询接合的非逻辑性关联吞没掉阶级，但阶级概念在接合的理论威势的涤荡之下毕竟有所“收敛”，因为拉克劳有一个基本看法：并不是所有对抗都是阶级对抗，并不是所有矛盾都是阶级矛盾，并不是所有意识形态都是阶级意识形态。拉克劳甚至说，在一些对抗中，阶级性并非总是内在于冲突本身；他只将基于生产方式层面的冲突看成是内在于其阶级性的对抗。一如艾伦伍德指出的，“在他的分析中，阶级保留了其理论的纯洁性，但却失去了其历史性意义”。[25]

　　正是基于对阶级概念的限制，拉克劳提出有两种召询：阶级召询与人民民主召询。这两种召询具有何种关系呢？“人民民主召询没有明确的阶级内容，但它是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绝好场所。每一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同时作为阶级与人民而进行斗争，更确切地说，每一阶级通过把它的阶级目标描述为民众的目标而试图赋予本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以一致性” 。[26] 我们知道，普兰查斯用双重标准划出一个庞大的新小资产队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争夺新小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拉克劳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划出一个“人民民主召询”的宽阔地域，留出一个非阶级的、中立的空间，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就是在这个区域进行意识形态召询的激烈竟赛，就象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人民中为拉选票而进行的你争我夺一样。普兰查斯断言，阶级存在于阶级斗争之中，而拉克劳则宣称，在非阶级的人民身份的栖居地，阶级之战正紧张地展开。回到意识形态何以变化或改造这一问题上，拉克劳十二分肯定地断言：意识形态的变化是“通过阶级斗争，这一斗争通过主体的生产以及话语的接合或拆解而实现”。[27] 所谓主体的生产，也就是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将“人民”召询为其阶级队伍中一个份子，所谓阶级斗争也就是意识形态的殖民与征服，意识形态变化的动力是斗争，但这一斗争的格局与意义已不是一方消灭一方的暴力取代和政权摧毁，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熏染与陶铸，是阶级霸权的营造与建构。

　　在漫长的非阶级意识形态的战线上，在广阔的人民民主召询的竞技场上，阶级召询为了扩大自己的魅力与亲和性，不得不运用种种策略和手段，不得不采取更加灵活的姿态。这使我们真切领悟到，拉克劳如何秉承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高度重视的传统，又在何种意义将这一宝贵的遗产以富有独创性的阐发推向新的境界。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第一次获得了清晰的本体论维度，人无可逃避地生活在意识形态中，主体与意识形态的双向建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状态，阿尔都塞描绘了一张疏而不漏的意识形态之网，他的侧重点是突显人存在的意识形态性。而拉克劳则把一张大网改造成许多结实而精致的小网，它们在一个共同的浩淼的水面上纷纷然各自张开网眼，各自在水下悄悄搜索、捕捉、挟裹、潜行。我的意思是说，拉克劳将意识形态的召询活动进一步特殊化了，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顿时变得既紧张又充满高度的伸缩性，意识形态召询的内在张力被拉克劳通过一种竞争性氛围戏剧性地展现出来。相对于普兰查斯而言，拉克劳更注重的不是分解而是综合，不是意识形态在阶级划分中作为一个因素的作用，而意识形态冲突在阶级斗争中的枢纽地位。

　　虽然拉克劳把所有意识形态要素都动态化了，每一意识形态要素都履行召询的功能，但是，拉克劳些时还很少论及非阶级的意识形态对阶级意识形态的召询作用，也没有提到边缘化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互相渗透，他着重分析的是占支配地位的阶级获取霸权、维持霸权的过程。在拉克劳的心目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生产方式层面上形成的两极对抗仍然是言说霸权的基本预设，因此消解阶级还原主义的本质性接合，并不意味着全部废黜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正如他自己表白的，“我们希望表明的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不仅仅是支配性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也是它的条件的再生产，而意识形态是其条件之一；那些并不直接参与支配性生产关系的部分在社会构形中的作用越重要，对于作为整体的社会再生产而言，意识形态过程的相对自治与价值便越大”。[28] 这就是说，拉克劳致力的还不是意识形态的完全独立，而只是相对独立，在这个限度内，他还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最底线，这也是米歇尔·巴丽特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论点远远要比后来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更能让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接受”的原因之所在。[29]

　　3、意识形态的阶级性

　　拉克劳并不否认作为生产方式结构关系承担者的阶级的存在，但是，它仅仅作为固定的背景放在那里，拉克劳从未质疑这一阶级的“阶级本性”；对于非阶级的意识形态部分，他断言它确实存在。这两“存在”象两个X构成了拉克劳论述的两个终极端子，但问题并不在每一端子本身上而是集中于这两个端子之间相互作用，两个X间的区域构成了拉克劳的理论地平线。这两个X间的区域就是拉克劳所说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层面上的阶级”。拉克劳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之所以在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上陷入误区，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将意识形态的阶级决定与这一层面上的阶级存在形式区分开来，即是说，断定上层建筑的阶级决定并不意味着确立这一决定在其中运作的形式。如果每一意识形态要素都具有必然的阶级归属，阶级也就必然通过如此的要素而获得表达，阶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存在形式作为必然的环节被还原为阶级本质的展开，在这种情形下，意识形态的阶级决定与意识形态层面上阶级存形式就完全重叠了，也就谈不上阶级“决定”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了，因为意识形态已成为阶级的本质环节，和阶级本身浑然一体了。

　　如果我们不再以还原论的方式思考意识形态层面的阶级存在，那么意识形态的内容与该层面上阶级存在的形式区分就不会混淆。拉克劳区分了意识形态的内容与意识形态的形式，认为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是由意识形态的形式所赋予的，而意识形态的形式取决于它的召询接合的原则：“意识形态话语的阶级性在我们称之为具体的接合原则中被揭示并展现出来”。[30] 拉克劳拿出一个他经常使用的例子——民族主义，他说，如果孤立地看，民族主义的话语具有何种阶级性？它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抑或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取决于它的具体接合原则：它可以与一种旨在维护传统的极权主义等级秩序的封建主义纲领相连接，或者与为发展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与封建的特权主义宣战并将缓和阶级冲突作为呼吁民族统一的方式的资产阶级纲领相连接，它也可以与谴责资本家背叛了民族主义事业的共产主义话语相连接。这三种具体的民族主义具有某些共同的意义内核，但不同的接合使它们表现出存在形式上的差异。就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来说，这一具体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阶级就是这种具体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的阶级，这一层面的阶级和生产方式层面的阶级是不同的，后者是阶级“本身”，而前者是这一阶级本身的“现象”。

　　显然，拉克劳在这里玩弄起康德哲学来了，在康德那里物自身与现象有严格的区分，物自身与现象不是一回事；而在拉克劳这里，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阶级是纯粹阶级本身，而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阶级则是阶级本身之“现象”，既然现象不是由物自身决定，那么阶级本身也就决定不了阶级的“现象”，现象是通过直观和范畴进行建构的产物，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阶级也是召询接合的结果。拉克劳对康德哲学的这种挪用，手法一点也不高超，客观效果也好不到那里去，但我们要明白的是，拉克劳的主观意愿何在？我认为，拉克劳将阶级本身与其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存在区分开来，核心意向是为了突出意识形态的建构性。可以说，这是拉克劳在不否认意识形态的阶级决定的前提下，对意识形态的自主性进行最大程度的提升所作出的最大努力，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他所达到的最远点。

　　通过这一区分，拉克劳多多少少达到了这样的效果：阶级与阶级存在形式不完全重叠；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其形式不完全重叠。拉克劳这一区分为无产阶级霸权的有效运作，为左派的政治规划提供了一个策略转换的理论辩护。这一理论图景清楚地昭显了拉克劳的政治立场：一边要在理论上维护阶级的纯洁性和正统性，一边要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实践上尽可能将阶级目标隐蔽起来，以便使阶级意识“润物细无声”似地悄悄潜入民众之中。正象拉克劳自己宣称的，他的这一论证以非阶级的意识形态召询为前提，“接合要求非阶级内容的存在，因为它构成了阶级意识形态实践赖以操作的原材料”。[31] 在拉克劳看来，意识形态实践不仅由内在于既定阶级的生产过程的世界观所决定，也被这一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以及阶级斗争的实际水平所决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所以占统治地位，不仅在于它能够召询本阶级的成员，而且也能召询被统治阶级的成员，长治久安的关键就在于统治阶级能够部分地吸收或中立化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内容。由此，拉克劳在接合概念与阶级霸权之间引进了新阐述，“一个阶级行使霸权，与其说在于它能够将一种统一的世界观念强加于社会中的其他阶级，不如说它能够将各种不同的世界展望如此地接合起来，以至于它们之间潜在的对抗被中立化”。[32]

　　我们明显看到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s）学说对拉克劳的影响。在阿尔都塞看来，ISAs的本质就在于将控制与支配不着痕迹地掩饰起来，使正遭受统治的被统治者感到他根本没有受到外在强加的宰制，ISAs是抚慰的灵剂，是自愿臣服的良好诱导。阿尔都塞不仅揭示出意识形态作用的隐密机制和“乔装”手法，而且已经把ISAs的功能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联系起来，他断言，“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同时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并对之行使其霸权，它就不能长时期地掌握国家权力”。[33] 这些思想均被拉克劳摄取过来蕴积在自己的接合概念中。其唯一的改动在于，ISAs始终在阶级的阶级层面运作，而拉克劳的接合可以在非阶级层面上一展雄风，正缘乎此，拉克劳说，统治阶级行使霸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加以吸收或同化；一种是将非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接合进来。相比之下，接合远远比ISAs更平易、更灵活，也更淡出阶级意味。在拉克劳那里，霸权接合并不表现在阶级决定论的扩张或谮妄上，而是取决于它对本身游离于阶级之外的中立性的意识形态的争夺和同化，在非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阶级的意识形态一同出现的历史际遇之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关键点乃在于将非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资产阶级的霸权整合中剥离出来并令人信服地重新界定这些因素以适合于自身的特定要求。阶级霸权的建构不可或缺的统一的外在表征不可能由阶级决定的意识形态单独完成和取得，在此处，霸权性的效应归属于阶级，但霸权的建构过程似乎越发淡出阶级意味，霸权的悖论状态反映了拉莫理论的困难也折射出了他们当时社会主义策略的摇摆不定。

　　拉克劳论断的最核心之处是确立了非阶级意形态的存在，并将其设定为阶级意识形态处心积虑要蚕食的目标。象拉克劳自己总结的那样，在这一视域之下，“尽管阶级决定的范围缩小了，但阶级斗争的场域却大大地被拓宽了，因为它开辟了把多种多样的要素与召询（它直到现在还显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构成成份）整合成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可能性”。[34] 尽管拉克劳一点也不否认生产方式层面的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之存在，他也申言他丝毫不去怀疑生产关系在历史过程中最终决定的优先地位，然而，他所谈到的阶级斗争已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指称的阶级斗争意味殊然，艾伦·伍德在评论这种多少有点走味的阶级斗争时，说过很精彩的话，“通过把阶级斗争的担负这么多在置于自主的意识形态‘召询’的‘接合’和‘拆解’之上，他使阶级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显得象一种‘自主的’智识训练，在这种训练中，每一阶级‘自主的’学术精英为争夺非阶级的意识形态要素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如果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能够最令人信服地重新界定这些意识形态要素，使之适合于自身特定利益，那么这一阶级就会赢得胜利”。[35]

　　这是霸权的游戏，其中确定的阶级身份与可变性身份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人好象是坚定的老牌阶级分子，他们在行使召询的职责，一些人在倾听，在等待召唤，在选择哪些召询他们可以置之不理，哪些召询他们乐于接受。拉克劳没有解释清楚，老牌阶级分子与新召募来的分子在阶级身份的生成机制上有何不同，更深一层的考虑是，阶级中立性的“人民”在接受某一召询的斟酌与选择过程中，主观的因素、随机的成分会有多大？拉克劳同样没有说明，一种非阶级的意识形态召询在何种程度上对阶级召询产生反冲效应，一种中性的意识形态是否能取得霸权地位？如果非阶级的意识形态获得了霸权地位，它是否在霸权接合取得成功的同时会朝着阶级意识形态的方向演化？这些都是拉克劳关于阶级霸权接合理论的内在困难所必然衍生出来的问题，拉克劳只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霸权接合在阶级与非阶级之间无止境地纠缠；要么干脆抛开阶级性的幽灵，让偶然性逻辑完全成为接合的原则，使阶级霸权接合变形为非阶级霸权的接合。而后一条道路正是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轨迹。

注释：

　　[1][7]Stuart Hall: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ed.Grossberg)

　　in David More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p141、p141

　　[2][3][4][5][6][8][9][12][13][14][15][19][20][23][26][27][28][30][31][32][34]Ernesto Laclau:

　　Polit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BL，1977 , p7、p9、p10、p8、p8、p10、p11、p97、p142、p98、p97、p101、p101、p102、p109、p108、p135、p160、p161、p161、p110

　　[10][11][16][25][35]Ellen Meiksins 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25、p47-48、p51 、p50、p51

　　[17][18]Louis Althusser:Lenin and Philosophy,NLB,1971,p160 、p163

　　[21]迈克尔·欧克肖特著，张汝伦译：《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22] [24] [29] Slavoj Zizek(ed.):Mapping Ideology,Versl,1994,p241，p242 ，p241

　　[33] Louis Althusser:Lenin and Philosophy,NLB,1971,p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