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the Ecological Marxism)一词来源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本·阿格尔，他在1979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中国学术界以往对这个概念主要有两种译法，分别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王谨教授第一次将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学术界时的译法，标志即为他在1986年《教学与研究》第6期发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一文。在该文中，王谨教授将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两种并列的社会思潮，并预言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在未来的融合。1989年，慎之教授在翻译本·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时，也正式将“the Ecological Marxism”译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出现以及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论的重视，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被中国学术界广为接受和认可。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的翻译也随之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译法：许觉哉教授在1999年编著的《社会主义流派史》中采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译法，并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俞吾金教授和陈学明教授在2002年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中则将之译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并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左翼部分。本文作者在2003年之前发表的文章中都采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译法，而在2003年之后的文章以及2004年的博士论文中，都将之译作“生态马克思主义”，以与“生态社会主义(the Ecological Socialism)”相对应。段忠桥教授在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中将“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加以介绍，该文在2006年被《新华文摘》第5期转载，“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译法也逐渐被中国学界所采纳。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方面，阿格尔本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有过初步的描述：首先，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阿格尔将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地域和代表人物方面，阿格尔主要介绍了莱易斯的思想，并论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北美的实现问题。第三，在代表人物方面，阿格尔认为：属于生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物包括“傅立叶、马克思、拉斯金、莫里斯、克鲁泡特金、布克钦、弗洛姆、伊利奇、歌德曼、麦克弗森和马尔库塞”，而“主张表达得最清楚、最系统的生态左翼人士之一”是莱易斯。本文综合了20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将“生态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北美学者将现代生态学与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以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一种理论尝试。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理想中的生态社会主义却不同于欧洲大陆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前者建立在北美学院派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而后者则建立在欧洲大陆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后者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目标，而前者则把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目标。20世纪90年代之前它认为马克思主义缺少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理论方案，因此着重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补充，其主要理论是用生态危机理论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代表人物是莱易斯和阿格尔。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北美特别是以美国左翼学者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掘了马克思主义对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危机的理论意义，最终产生了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克沃尔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福斯特和伯克特关于马克思的生态学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下面我着重介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这四种理论内容。 　　 　　

　　一、莱易斯和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 　　 　　

　　莱易斯分别于1972年和1976年出版的《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以及阿格尔于1975年和1979出版的《论幸福的生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详细地介绍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第一，以生态危机否定经济危机。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最终决定了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力发展与劳动者支付能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发展，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爆发经济危机，造成产品的相对过剩、劳动者的赤贫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停滞，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造成极大破坏，并最终引发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既纠正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缓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的迹象，相反却呈现出进一步在全球发展的态势。莱易斯和阿格尔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也不能够为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提供理论指导，因此，必须根据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新危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这种新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第二，消费异化直接导致生态危机。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固然是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消费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但是，无产阶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今无产阶级的消费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消费，是一种消费异化。正是无产阶级对奢侈品的异化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代替。因此，阿格尔希望通过消费希望的破灭和稳态经济理论消除生态危机。阿格尔根据马克思消灭经济危机和异化劳动的实现方式，构想出消灭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 社会变革模式，这就是通过“期望破灭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或者期望破灭理论，实现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期望破灭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和异化消费理论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异化消费是无产阶级摆脱痛苦寻求所谓自由的惟一方式，也是资产阶级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惟一动力，异化消费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惟一理由，但是，在异化消费的过程中，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性发生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就转化为商品供应危机，引起无产阶级消费期望的破碎，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和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在重新审视消费预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能够自发地调整自己的需求观念和价值观念，抵制对奢侈晶的消费，建立革命性的需求理论，消除消费异化，并逐渐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管理模式进行改革，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 　　 　　

　　二、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 　　 　　

　　20世纪9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获得了冷战的胜利，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生态环境灾难也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而向全球蔓延，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反观10世纪的各种主流绿色生态理论和运动，不仅没有阻止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相反，生态危机却越加严重，并已经威胁到整个星球的生态系统。在此种背景中，詹姆斯，奥康纳博士开始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坚持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理论价值。因此，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中，奥康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重点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和双重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和双重危机。奥康纳继承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和异化消费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方面属于一流的理论家，但他们两人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置于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理论的中心位置。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赖资源枯竭和自然退化的程度。他们不仅没有准确预见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构自身的能力，也没有预见资本所具有的保护资源和防止或消除污染的能力。”奥康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概括为第一类矛盾，而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归纳为第二类矛盾，亦即，第一类矛盾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第二类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第一类矛盾和第二类矛盾相互作用，共同存在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即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第二，双重危机存在的原因。奥康纳认为资本积累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全球发展不平衡是造成双重危机存在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既是经济活动的手段，又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奥康纳强调，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之上，进而找出资本主义积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奥康纳通过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积累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解释了在不平衡发展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和能源剥削，揭示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内在原因。因为，为了获取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和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承受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交易，向发达国家出售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而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则降低了资本积累的成本，使资本积累加快，资本积累的加快反过来又加快了对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生态环境灾难。最终，资本主义消费市场“引导着单个资本尽力越来越快地销售消费品，降低资本的周转时间，以此来维持利润。如此一来，消费主义社会和生态破坏与浪费的普遍化就与资本主义消费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 　　 　　

　　克沃尔在2002年出版的《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一书中，重新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实践方案进行了革命性的设计和规划，，与欧洲改良型的生态社会主义不同，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中不仅批判了资本的求利本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达了真正的顶峰阶段，任何改良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方案都是在加速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社会制度，坚持人类对包括自然在内的世界万物的至上权利”，他因此提出厂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设想。 　　

　　第一，实现使用价值替代交换价值。克沃尔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从使用价值的角度论述了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原则：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使用价值，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要使使用价值从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必须使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正是资本的求利性积累造成了与生态原则相冲突的生态危机，而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上劳动力的商品化。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的交换价值得以实现，因此，要使人类所居住的地球生态系统实现其使用价值或者内在价值，就必须推翻资本、消灭交换价值从而使劳动得到解放，最终通过联合劳动实现使用价值，在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之间建立全新的财产关系。只有克服了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用价值才能够从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也只有克服了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才能够从资本的锁链中解脱出来，劳动力才能够从虚假的需求中得到解放从而发挥其真正的潜能。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则效仿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对劳动进行压制，最后演变成斯大林主义的巨人症和官僚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完全转变成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的反面，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而，克沃尔认为，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与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的联系；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推翻资本的统治，克服劳动与劳动者的分离。 　　

　　第二，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克沃尔认为，以往的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因为它们都没有实现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真正拥有，没有建立一个符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克沃尔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定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二是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体。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只实现了前者，而没有实现后者。 克沃尔接着论述道，生态社会主义建设要符合以下三项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生产与分配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他同时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没有统一的实现道路，也没有法定的代理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惟一共同的特征就是民主。但是，克沃尔初步设想：第一，生态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发展和挖掘打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各种形式，从劳动组织形式(劳动力使用价值的重新构建)，建立合作社(劳动的自由联合体)，建立地方性流通货币(切断货币的交换价值)，一直到创建积极的媒体(打破资本主义对商品的崇拜)，每一种形式都可以发展成为较大的系统(试点，整体)。第二，克沃尔引用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反对蒲鲁东关于通过法律解决竞争问题的论述，他认为，要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一切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资本主义整个的生活方式。克沃尔预言，当整个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都出现根本性变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必然会竭尽全力进行镇压，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就要作好牺牲和使用“暴力”反抗“暴力”的准备：因此，与欧洲改良的生态社会主义绝对地采用“非暴力”手段不同，克沃尔并不完全排斥“暴力”，“如果一个社会制度到了人们无法忍受的程度，并且制度力量和人民力量之间的平衡发生了逆转，革命暴力就可能成为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选择方式”。最后，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的结尾处呼吁，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生态系统没有崩溃之前采取行动，“建立新世界，时不我待”。 　　 　　

　　四、福斯特和伯克特关于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以上三种理论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具有理论借鉴和指导意义，但是，都没有直接承认甚至否认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本人具有生态学思想。而伯克特和福斯特则共同开始了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构建，使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生态环境危机具有了更大的理论价值。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保罗·伯克特博士在1998年出版的《马克思与自然》一书中，重点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共产主义思想中蕴含的生态学原则，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生态学在本质内容上的一致性。而美国俄勒冈州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概念，并在马克思与生态学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首先将马克思与李比希、达尔文、马尔萨斯等历史上的生态学家联系在一起，进而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和新陈代谢思想的生态学本质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仅符合生态学的定义和原则，而且超越了生态学的狭义性，在更加广泛的人类与自然之中以及人类社会内部实践了生态学的基本原则。 　　

　　第一，伯克特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发掘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伯克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将自然条件融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自然、劳动和生产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三个主要的自然和社会概念，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反映了马克思的财富概念中不仅包含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也包含着自然的属性。财富或者使用价值的生产同时包含自然和劳动两个方面的要素，虽然人类的生产劳动产生了使用价值，但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必须作用于自然并从自然获取物质资料。生产劳动只能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中产生财富，人类的劳动脱离了自然和感性世界将不能产生任何东西。因此，马克思把劳动作为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劳动不是人类物质财富和使用价值的惟一来源，劳动和自然共同构成了人类财富和使用价值的基础。因而，伯克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正是对现代生态学关于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具体阐述。不仅如此，伯克特最后总结道：不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着生态学思想，而且，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生态意义远远超出以往公认的评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完全建立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之上，但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强调使用价值和自然的内在价值、生产和消费方式、民主和平等的社会结构等内容，都是与生态价值观念相一致的。 　　

　　第二，福斯特在马克思的“新陈代谢”观念中发现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马克思关于城乡之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断裂的概念……使他发展了对环境恶化的批判，而这一批判预见了很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如何解决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是现代生态学所关注的重点：福斯特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研究对象和理论根据，在其《马克思的生态学》中专门用“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一章来阐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出现恶化的生态学分析。他认为，马克思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土地、工业三者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考察，这本身就是现代生态学的系统观点。也正是在对这种系统的考察过程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才得以统一。他认为，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人口相对于谷物的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的肥力受到人口的剥夺而无法恢复；同时，资本主义大工业迫使人口向工业城市流动，把农村土地上的肥力以谷物的方式带走，而以排泄物的形式留在城市的排泄系统中，造成人口与土地物质代谢的中断。马克思接着分析了工业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两个来源：一是自然界，特别是土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源于对土地的剥夺；二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说明了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工要源自于工人阶级的劳动。对劳动的剥削、形成劳动的异化以及资奉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对立，造成了社会再生产的中断，破坏了社会内部的物质循环或者代谢。因此，由于资本主义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造成了自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断裂，破坏了自然与社会组成的生态系统。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最终从李比希对农业的分析中获得启发，将新陈代谢概念创造性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同时使用，通过新陈代谢这个自然科学概念将人和人类社会加入了生态系统。福斯特考察了马克思运用新陈代谢的四个方面：其一，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需要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自然是人体的器官的延伸；其二，劳动是人类与自然新陈代谢的中介；其三，社会性的劳动使新陈代谢与整个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其四，马克思提出了要对整个新陈代谢加以控制的观点。最后，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的代谢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这个现代生态学概念。 　　

　　20世纪90年代之后，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着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销声匿迹，反而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一个理论支撑点。其主要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当今社会的各种生态理论都无法阻止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这两大主题，并指出人类社会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前提条件。第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揭示了资本主义从经济危机走向生态危机的必然性，指出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够避免整个人类的毁灭。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这四种理论形式对目前我国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